第49章 四九、白銀戰爭與國民政府的幣制改革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幣制是極為混亂的，這既阻礙了貨物的流通與貿易的擴張，也為軍閥割據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北伐勝利後，南京國民政府意識到，貨幣的混亂現狀不但與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也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發展，由此便有了30年代中期的幣制改革。 早在1903年的時候，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就建議中國實行“金本位制”，康奈爾大學教授精琦來華考察時也有類似的建議。 1907年，在駐英公使汪大燮的奏議下，清廷曾設立幣制局準備實行改革，但終因為辛亥革命而被打斷。民國後，梁啟超在做財政總長的時候曾大張旗鼓地宣稱要推行金匯兌本位制，可惜總長位置還沒坐熱便下了台。後來曹汝霖繼任財長，也曾頒布了一個《金券條例》，但由於時局不穩，最後都不了了之。

民國初年，也有商人自發地提出“廢除銀兩、改用銀元”的主張，但此舉遭到了銀錢業的一致反對，因為銀錢業可以通過兌換銀兩、銀元等賺取利潤，一旦“廢兩改銀”，必將使得他們失去這塊業務。而按當時的兌換率，每百枚銀元一般可兌白銀七十二兩左右（最低只有六十八兩），這中間的上下波動，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譬如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中，因為抗敵需要，銀元短缺，導致兌換率飆升為每百元可兌銀兩七十四兩，因為囤積銀元有利可圖，所以國內外大量的銀元在短時期內迅速流入上海。但後來因為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時局趨於平穩，加上銀元過多，導致兌換率暴跌為每百元兌換銀兩七十兩，那些銀元持有者始料未及，大為虧損。由此，“廢兩改銀”的呼聲也日益得到了輿論的支持。

在經過財政部的調研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於1933年宣布“廢兩改元”方案，其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廢除銀兩，採用銀元，今後的貿易、票據、契約等一律使用銀元結算；二是由中央統一鑄造新銀幣作為固定主幣，但在一定時期，舊鑄銀元仍可照舊使用。新銀元是按照舊銀元的成色來鑄造的，每塊含銀88％，含銅12％，每元兌換銀兩七錢十五分，原銀兩的持有者可要求代鑄或者直接去銀行換取新銀元。 由此，沿襲了近四百多年的銀兩制便逐步退出了歷史舞台，而規格重量及成色基本統一的銀元成為流通的主要貨幣，這使得之前通貨種類被大大簡化，混亂狀況為之改觀。不過，國民政府實行幣值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推行法幣並最終走向紙幣時代。 事實上，國民政府實行幣制改革的時機並不是最好，因為在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如英、德、日、美等國都先後放棄金本位，以通過實行貨幣貶值的政策來提高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達到傾銷國內剩餘產品、轉嫁危機的目的。從歷史上來看，19世紀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銀本位，但在20世紀初，各國又紛紛放棄了銀本位而改行金本位。在1930年的世界大國中，除了中國、墨西哥和西班牙仍舊在實行銀本位外，其他國家的白銀都成為了普通的商品。

這裡就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使用銀元作為主幣的中國貨幣體系必然會因為世界銀價的漲跌而不穩定。作為當時最大的用銀國，中國每年的銀產量並不高，一旦國家銀價浮動過於劇烈，勢必嚴重影響到本國的幣值穩定和整個經濟運行。比如1928年前的十年間，國際銀價較為平穩，但在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後，銀價連續四年下跌，各國在華銀行紛紛購入白銀進行投機，數額接近3億元之多。 美國在1933年放棄金本位後，隨後頒布了《銀購入法》和《白銀法案》，其目的便是通過白銀國有、在國內外大量收購白銀的方法來提高銀價，操縱世界白銀市場。美國此舉，表面上是為了取悅於國內的銀礦資本家，實質上是通過提高銀價的辦法來刺激白銀本位國家的購買力，以助於向這些國家傾銷美國的剩餘產品，緩解本國的經濟危機。正如美國總統胡佛說的，“中國和印度的購買力是取決於白銀價格的，它們現在已經蒙受影響了”。

美國這種自私自利的做法，即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一場“白銀風潮”，也給中國的經濟和幣制改革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由於美國大量收購白銀，世界銀價隨之迅速飆升，在各大金融中心，倫敦銀價從每盎司20便士急拉到33便士，而紐約的銀價也從45美分上升到74美分，一度還突破了80美分，幾近翻倍。 由於倫敦與紐約的銀價大大超過了中國國內的價格，這不但使得那些在華的外國銀行將它們存儲的白銀運到國外出售，也使得一些洋行不遺餘力地在中國蒐集銀兩甚至通過走私來賺取之間的暴利。在短短的幾個月間，在華的外國銀行存銀儲備已經由2億多元銳減到不足2000萬元，成為幾十年來的最低點。 白銀大量外流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清廷內部的一些官員便意識到鴉片貿易而導致白銀大量外流，最後引發國內通貨緊縮，到時候連軍餉都發不出來。而這次因美國“白銀法案”而引發的白銀外流更是來勢兇猛，儘管白銀提高了中國的購買力，但更嚴重的後果卻是因為白銀不斷外流而引發通貨緊縮（銀元不斷流出國外），各大銀行銀根收緊，嚴重影響了正常的放貸，其結果又引發了連鎖反應：工商企業因得不到貸款而資金周轉困難，無法擴大或者正常生產經營，由此又導致大量工人、職員失業，因為消費能力被削弱，市場上物價暴跌，結果又導致大批工商企業無利可圖，大量破產倒閉。據統計，僅1935年的中秋節前後，上海商號便有166家關門歇業。

在美國的《白銀法案》討論之時，中國的銀行公會就致函美方表示反對，但美國政府對此置於不顧。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後，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甚至顧不上正常的外交程序而直接向羅斯福總統呼籲，希望美國在購入大數額的白銀時事先告知中國，以便中國能夠做出反應。在《白銀法案》實行三個月後，中國駐美國大使施肇基曾憤慨地說：“中國為銀本位國家，美國白銀購買法案使中國遭受貨幣緊縮、經濟損失、白銀巨量流出，令人震驚……中國為避免損失計，不應單獨維持銀本位制度，故已考慮逐漸採用金本位制度。” 在種種交涉最後都歸於無效的情況下，國民政府只好自行採取措施進行補救，以設法阻止瘋狂的白銀外流。 1934年10月，中國宣布開徵10％的白銀出口稅以及根據世界銀價波動而確定的平衡稅，以攔阻或減少白銀的流出。但是，在徵收白銀重稅之後，儘管正常的出口減少了，但因為國際銀價仍舊在不斷上漲，通過走私甚至有些國家利用軍艦運送白銀出口的情況仍舊屢屢發生。據粗略估計，1935年從中國流出的白銀仍有1.5億元到2.3億元之巨。

話說回來，美國這個“提高銀價，以提高銀本位國家人民購買力”的《白銀法案》，其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遊戲。事實上，它使美國政府花費了15億美元的代價，但並沒有從中得到多少好處，而作為一個嚴重的副產品，則是引發了中國的一場金融危機。對中國來說，美國的《白銀法案》簡直就是一場飛來橫禍。 製造金融災難的還不僅僅是美國，日本更是在其中大行其事。當時有很多日本人，還有一些被收買的奸商，在全國各地大肆蒐集銀元，不管是鷹元還是龍元，或是新發行的銀元，甚至各省造的一些雜幣，通通在蒐集之列，然後統一運出。在華北，日本浪人更是肆無忌憚地大規模武裝走私白銀。當時的銀元對於金融好比是血液對於人體，而日本人就在一天復一天地做著抽血的工作，經濟戰之激烈，可見一斑。

白銀的大量外流，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銀本位制的基礎。事實很清楚，1934年那場白銀風潮的根源，在於白銀在國際市場是一般商品，在中國則是通貨，當國際銀價跌落時，白銀湧入中國；當國際銀價上漲時，白銀就會大量外流，這是世界經濟的規律，也是無法阻擋的。一旦國際銀價被他國惡意操縱，白銀無序地大量流入和流出，勢必給銀本位國家造成金融及經濟上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因此，只有加緊實施幣制改革，才能切斷國際市場上銀價漲落對中國經濟的嚴重影響。 在穩定銀價無望的情況下，中國加快了幣制改革的步伐。由於英國當時的在華貿易額是美國的6倍，中國的經濟混亂勢必影響到英國的利益，因而國民政府轉而向英國求援。 1935年8月，英國派出首席經濟顧問李茲·羅斯來華，其任務就是為國民政府策劃幣制改革。美國在聽說英國參予其事後也不甘落後，隨後便推薦總統經濟顧問楊格前來以備諮詢，而國民政府對英美兩國都表示歡迎。

南京國民政府採取親英美的外交政策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和30年代中國面臨的危局有很大的關係。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從東北到熱河、察哈爾，接著又覬覦上海和華北，可謂是步步進逼，其“亡我中華之心”不死，大舉侵華也只是遲早的事。因此，國民政府在幣制問題上不但要考慮接近英美，而且要為未來的反侵略戰爭做好充分的準備，因為戰場上較量的不僅僅是軍事力量，持久的戰爭更是對經濟的嚴峻考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幣制改革的成功與否，既是防備日本侵略的戰略需要，也是打贏未來戰爭的關鍵。 回顧晚清以來的近百年曆史，中國之所以被外敵屢屢侵犯而無還手之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中央政府缺乏現代財政與經濟的運作能力，無法在短時間內有效地調集全國的力量（包括資金與物資），以至於大國力量無法充分展示出來，這才使得中國雖為泱泱大國，但在戰爭中總是被動挨打（譬如甲午戰爭中，中國的各方面力量並不比日本差）。

在緊鑼密鼓地籌備數月後，國民政府於1935年11月發布《關於幣制改革緊急命令》，宣布實行法幣政策。法幣政策的主要內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後增加中國農民銀行，合稱“四大行”）發行的鈔票定為法幣，今後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現在流通的銀元、銀兩等，均可通過銀行按比例換取法幣。 在宣布實行法幣後，中國事實上是放棄了銀本位，幣值也不再受世界銀價的漲落而變化，但中國人有著幾百年使用銀製貨幣的歷史，一時間還難以適應（中國人對紙幣有著天然的不信任）。在開始的一段時間裡，很多人並不願意用手裡的銀元去兌換法幣，而是將它們窖藏起來。除了傳統觀念之外，民眾不願意兌換法幣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法幣發行之初，其規定是銀元兌換法幣一元，但由於國內的銀價是受控的，其只相當於當時國際銀價的60％，民眾覺得吃虧。

直到後來，當局強令各大中小銀行、錢莊、銀樓及其銀製品企業或者商舖將存儲的銀幣、銀錠、銀條、銀塊等集中兌換成法幣，在蒐集到一定的白銀後，拿到國際市場上集中拋售換取外匯，以促使國際銀價下跌，民眾兌換法幣的意願才有所增強。在銀元的收兌進展不順利的時候，國民政府出了一個妙招，那就是通過發行新輔大量收進了原有的舊輔幣銀角子，這下歪打正著，收兌了不少白銀。 原來，之前各省發行了大量的輔幣銀角子，數額雖少但量很大，因為日常生活中使用銀元的機會並不是太多，而國民政府當時鑄造的新輔幣是鎳幣和銅幣，其中雖然不含任何銀的成分，但樣子很好看也很精緻，加上輔幣要經常使用，因而民眾紛紛前去兌換，這樣就增加了意想不到的白銀儲備。當時日本人因為專門蒐集銀元而忽略了輔幣銀角子，很是失策。經過近兩年的努力後，國民政府總共收兌了5億盎司的白銀，這也成為法幣發行的主要準備金。 除了使用白銀作為準備金外，國民政府還通過法幣向英鎊掛鉤及其向美國出售白銀以換取美元外彙的方式穩固新幣制，而這也是英美所樂意看到的，因為如此一來，英國和美國同中國發展貿易就更加便利了。但強鄰日本就不一樣了，他們千方百計地想讓中國充當他們的附庸，因而對中國的幣制改革特別是英美參與其間深惡痛絕。日本心裡很明白，一旦中國的貨幣同英美掛上鉤，勢必影響到日本的在華利益，增加其控製或者侵華的阻力，這是日本所不願意看見的。日本多次公開表示，中國的幣制改革是“對日本的公開挑戰”，“不與新貨幣合作”，“斷然反對”，日本軍部也惡狠狠地說，“帝國對此不能漠視！” 事實上，日本非但在背地裡偷偷地將中國的白銀走私出口，還使用武力不准華北的白銀南運（當時日本已經在華北搞“特殊化”，作為侵略的前奏），以盡可能地破壞中國的法幣推行。但是，因為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牽制，日本終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國民政府幣制改革的進程。從陰謀論的角度來說，日本於1937年提前發動侵華戰爭，很可能是對中國因幣制改革成功而迅速崛起的前景深感不安。 不可否認，在國民政府推行法幣政策之後，國內因通貨緊縮而造成的經濟頑症很快得到改觀，國內物價也開始出現平穩回升，各行業生產趨向好轉。當時報刊報導說：“幣制改革後，因農村經濟之復甦，農民購買力之恢復，國內各種新興工業，俱能轉危為安，重趨光明，尤以紡織業為最。……其他如化學、造紙、製糖、樹膠等工業，亦莫不漸次恢復、發展。” 更重要的是，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一舉結束了數百年來的貨幣混亂狀況並實現了中國幣制的統一，這也符合當時的世界潮流及中國未來發展的需要。另外，大規模地收兌白銀等貴重金屬，對之後的抗戰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為這些硬通貨可以用來購買外國的軍火及物資。換句話說，國民政府通過法幣收兌了民眾及企業商團所持有的白銀和銀元，實際上是一種強有力的資金集中手段，也是歷代政府所不具有的優勢，這在某種程度上等於用全民族的經濟力量去抗擊日本侵略者。因此，法幣改革的成功對中國抗戰勝利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黨通過發行法幣改革，為之後濫發紙幣提供了方便條件並進而導致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國民財富迅速縮水，這也是所有不負責任的政府的共性。濫用紙幣的發行權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實際上是對民眾的一種搶劫，而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更是在世界金融史上留下了罕見的反面教材。由此，銀兩和銀幣在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時期再度活躍起來，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畢竟，黃金白銀始終是黃金白銀，它們的魅力比紙幣可要閃耀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