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四七、民國“反中醫”的弔詭與抗爭

20世紀初期，儘管西醫已經進入中國數十年，但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服務的，仍舊是傳統的中醫。有意思的是，不到一百年，中醫與西醫的地位正好換了個，如今是西醫當道而中醫式微，這其中的種種緣由，頗多可探討之處。 幾千年來，中醫是中國人唯一的治療手段，國人對此有著極深厚的感情與信任感，而對於西醫，往往是到了非常時刻、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才加以嘗試。如同許多新事物一樣，國人對西醫的懷疑和不信任，也是西醫在中國數十年不能夠發展的重要原因。 在當時的大多數西醫眼中，傳統而落後的中醫必然會隨著不可阻礙的醫學發展而逐漸走向自然衰亡，但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在西醫初入中國的很長一段時期不是這樣。 1935年，上海的名西醫伍連德不得不沮喪地認為，每八個病人中，大概只有一個願意就診西醫。和中醫相比，西醫在費用上更高，但這並不是阻礙其發展的主要原因，關鍵問題還在於中國人的傳統習慣。正因為如此，西醫界人士在民國成立以後開始尋求政治資源的支持來擴展西醫的生存空間，由此也引發了中西醫之間的激烈衝突。

最早談到中醫藥廢除問題的，是1913年9月就任教育部長的汪大燮。他在接見京師醫學會代表要求將中醫列入醫學教育系統時，竟毫不掩飾地說：“餘決意今後廢去中醫，不用中藥。所請立案一節，難以照準。”汪大燮的話引發了中醫藥界人士的強烈抗議，1914年11月，來自全國十九個省的中醫代表團來到北平向國務院和教育部請願，要求政府拋棄廢除中醫藥的政策。後來，廢除中醫及中醫教育的動議也就不了了之。 1925年孫中山北上就醫之時，中西醫之爭再度興起。孫中山的肝癌病情此時已到晚期，在治療方案上也出現了兩種聲音，其中以張靜江為首的一些人見放療的效果不大，因而極力主張請中醫治療，宋慶齡等人也都讚成。但是，湯爾和等西醫堅決反對中醫療法，其所在的協和醫院（西醫院）也態度強硬地聲稱，如果要服用中藥，就必須搬出醫院，即便顯貴如孫中山者，也不能例外。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因病情加重而於2月18日搬出協和醫院移居鐵獅子胡同行轅，改由中醫治療。著名中醫陸仲安、唐堯欽、周樹芬三人曾共同診視一周，並開出方劑，孫中山在服藥兩劑後情況有所好轉，當時的外籍西醫也對此予以承認。但數日後，孫中山又停止服用中藥而繼續用西醫之法利尿、止瀉等對症處理，直至病逝。

民國成立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不斷深入，中國傳統及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作為傳統之一的中醫也在這場“全盤西化”的浪潮中遭受重創。胡適早年就批評中醫“毫無學理，不足為法”；魯迅則說，“中醫不過是有意無意的騙子”；傅斯年在1934年撰文：“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不如此，便對不住我受的教育。”新派知識分子們與傳統決絕的態度，無疑令社會輿論變得更加不理性，以至於後來還出現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等驚世駭俗之言論。 以孫中山的地位和威望，其病情的發展、採用的療法及療效，足以成為當時中西醫界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事件。有意思的是，孫中山與魯迅之前都曾學習西醫，但他們並沒有成為成功的醫生而是投入到“醫世救國”的更大事業中，由此，其對中醫的排斥也就並不奇怪了。

1929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成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上突然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案》（余云岫提出）、《統一醫士登錄辦法》、《限定中醫登記年限》、《擬請規定限制中醫生及中藥材之辦法案》共四個“廢止中醫”的提案，這四個提案最後合併為《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其主要內容是：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1940年）底為止；禁止舊醫學校；禁止新聞雜誌介紹舊醫。另外，上海西醫余云岫還另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請命令廢止中醫學校”的提案。由此，民國史上的“廢止中醫案”風波被驟然引爆，並進而導致中西醫界混戰近十年之久。 從《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來看，衛生部實質上是要通過限制中醫登記這種釜底抽薪的辦法來達到中醫快速消亡的目的。因為如此一來，年長的中醫老死後，中醫界自然後繼無人，那中醫的滅亡不過是時間問題。

西醫派在提案中玩弄了兩個小技巧，其一是將中醫說成“舊醫”，因為中醫之前自稱自己是“國醫”，而“西醫”的用詞本身就有外來的意思在內。為了提高西醫的認知度，西醫派將自己稱為“新醫”，而將中醫稱之為“舊醫”，以新去舊，正好符合了當時人的思維邏輯。其二是將中醫和中藥分開，其宣稱只反對中醫而不排斥中藥，以盡可能地減輕阻力。 西醫派以“中醫不科學”為名禁止中醫辦學，這一招也是辣手的。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曾以中西醫“致難兼採”為由，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將中醫藥排斥在醫學教育系統之外，這在當時就引起了中醫藥界人士的抗議而未能實行。這一次西醫派重提此案，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充當“反中醫”急先鋒的是曾留學日本的上海西醫余云岫，他也是當時上海醫師公會（西醫）的首任會長，廢止中醫的提案基本是出自於他的手筆。余云岫一向視中醫為巫術，甚至直指“中醫是殺人的禍首”，必欲去之而後快，提案中“廢醫存藥”的設想，便是他首創的。

西醫派後面有個大靠山，那就是國民黨中央委員褚民誼。褚民誼早年加入過同盟會，是黨內相對資深的“元老”，他曾經留學法國並獲得醫學博士的學位，但他本人從來沒有行過醫，因為其博士論文主要是關於兔陰具有陰陽兩性的發現和論述（兔子雌雄難辨的現象分析），與真正的醫術還相差很遠。 褚民誼在中央衛生委員會上演講說：“中國衛生行政的最大障礙，就是中醫中藥，要是行政上了軌道，如果不把中醫中藥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夠強大，全靠明治維新，明治維新能夠面目一新的民間運動，就是廢止漢醫漢藥。所以要有衛生會議負起責任，通過全國專家所擬定的提案，交由政府執行，才能算是完成了革命大業。” 褚民誼的話頗多不通之處。首先，革命並不是社會進步的目標，甚至不是唯一的手段，以革命的名義去推動醫學進步，這非但是一相情願，而且是一種不計後果的偽科學方式；其次，日本之所以能夠強大，主要原因是將國家最優質的資源優先發展軍事和軍工，以軍國主義的方式打造一個地區軍事強國，這與維新無關，與廢止漢醫漢藥更是毫無關係。

事實上，日本非但沒有廢止漢醫漢藥，還利用庚子賠款在上海設立了一個自然科學研究所，其中就有專門研究中醫中藥的部門，譬如最反對中醫的余云岫，就曾在民國及其日偽時期做過這個研究所的委員（該研究所比731部隊更早地使用中國人做人體實驗）。有意思的是，餘本人雖然留學日本，但其習醫是在30歲之後的事情，之間還因為回國參加辛亥革命而被打斷，直到38歲才完成學業，其求學過程難免有“半路出家”之譏。有意思的是，余云岫雖然一心一意反中醫，但其所出的著作卻都是在中國古代醫學史的基礎上所撰述的，其對西醫科學的發展並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進步的論述。 更弔詭的是，那些反中醫態度甚堅的知名人士，如汪精衛、褚民誼等，最後都投入了日本人的懷抱做了大漢奸。孫中山病危之時，汪精衛一度轉而支持中醫療法，這遭到了孫中山的主治西醫湯爾和的強烈反對並在北京《晨報》上發文指責，汪精衛隨即作《答湯爾和先生》一文，對湯爾和貶斥中醫的態度予以回擊：“凡是有科學思想的人，都是很虛心的，都知道現在的科學對於世界萬物所知道的還很少，所不知道的還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學今日尚未能發現特效藥。至於將來能否發現，是科學家發現還是非科學家偶然發現而為科學家所注意，現在無人敢說肯定的話。如果有人肯定說非科學家不能發現特效藥，科學家尚未發現，其它一切人類便無發現之可能。那麼，我要以湯先生的話贈他道：'這是名為科學家，實則頑固派。'”

民國初年，一些新生的流派或主義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自封為“科學、民主、革命”的代表，然後動輒給反對派及不同意見者扣上“迷信、保守、反動”的大帽子，以為這樣就代表了進步的潮流，實際上這種事前假定的正確和不容討論的專橫，往往起到適得其反甚至反動倒退的效果。汪精衛的最後一句話，指斥的就是這種不理性的現象，這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對具體科學的討論而上升到“什麼是真正的科學精神”的層面了。 但幾年以後，汪精衛對中醫的態度突然判若兩人，而其態度的轉變可能與褚民誼有關。褚民誼是汪精衛最得力的親信，其老婆也是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的人。據傳，此女相貌醜陋，儀態庸俗，當時只是陳璧君的一個丫頭，不知為何會跟褚民誼搞上。有人說，褚民誼因經常出入汪公館，自己行為不檢點而搞大人家的肚子，最後在陳璧君的逼迫之下才不得不結婚。褚民誼本人有才華而且很會玩，但他從來不帶老婆出席正式場合……實事求是地說，褚民誼在這個問題上的確有點吃虧，但其懾於汪、陳的勢力，也只好忍氣吞聲了。當然，這是題外話了。

在廢止中醫藥的消息傳開後，就像一顆火星濺到了油鍋中，頓時醫界鼎沸，社會震動，輿論一片嘩然。令西醫派沒有想到的是，中醫界的反應極為迅速有力。在上海著名中醫丁仲英、謝利恆的領導下，年輕的中醫張讚臣、陳存仁利用他們開辦的《醫界春秋》雜誌及《康健報》發行網絡，向中醫界發出召開全國聯合抗議大會的呼籲，並很快得到各地中醫組織的積極回應。半個月後，全國各地的中醫代表281人聚集上海，並於3月17日在上海總商會召開抗爭大會。當天，全上海的三千中醫停診，九百家藥店停業，中醫學校及藥業代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上，各地代表群情激奮，有的甚至是聲淚俱下，因為北洋時期的中西醫爭論還僅限於打嘴仗，但這次卻要來真格的，一旦提案通過，那中醫、中藥產業及其相關從業者就面臨著失業的危險。儘管余云岫試圖用“廢醫存藥”的策略來分化中醫和中藥，但中藥界很快識破了其伎倆，如當時上海中醫學會的成員陸士諤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醫國藥之關係，有若唇齒，國醫今日亡，國藥即今日亡”，如果禁止中醫的話，誰還會光顧全國數十萬家中藥店呢？西醫能夠開中藥處方嗎？

中醫抗爭大會非但得到了中藥業界的全力支持，其他的商會組織如上海總商會、全國商業聯合會、國貨維持會等也都表示支持。當時的輿論對此也極為關注，中西醫界各派出文筆甚佳的代表在報紙上大打筆仗，雙方劍拔弩張，直面對峙，使得爭論陷入了白熱化。 在爭論最高潮的時候，褚民誼甚至親自出馬，寫下長文為“廢止中醫”政策辯護，而《申報》編輯在接到這位中央委員的文章後（必須頭版刊登），考慮到中醫的弱勢地位，事前將文章透露給上海中醫界的筆桿子陳存仁，讓他也在當天寫下文章進行反駁，結果兩篇文章同時刊登，互打擂台。一個年輕的醫生髮表反駁中央委員的文章，這在當時是極為轟動的。 共同的威脅使得一向單打獨鬥的中醫界和中藥界團結起來，並創立了統一的組織“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 3月20日，在抗爭大會閉幕後，聯合會決議將“3月17日”定為“國醫節”，並推出5名代表前往南京請願，由此走出了抗爭的實質性一步。

請願團到達南京之時，正值國民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國政要正聚集一堂，這為請願團開展活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按之前製定的策略，請願團決定重點拜訪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和中央黨部，對於西醫派盤踞的衛生部反而暫時擱置不理。 請願團最先拜謁的是行政院院長譚延闓，據團員陳存仁回憶，還沒有等他們開口，譚延闓就說：“中醫決不能廢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長，非但不廢止，還要加以提倡。”說完，譚院長還當場伸出手腕，請團長謝利恆為他診脈並開處方。次日，各大報紙便將這張方子登了出來，對中醫派大造聲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訪問監察院院長於右任時，那就更簡單了，因為於右任一向是最贊成中醫的，因而他在接見中醫代表團時說：“我一生都看中醫吃中藥，在我們陝西，全省只有一間教會辦的西醫院，一共只有三個西醫生，絕大多數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醫治理。所以，中醫對國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貢獻，現在西醫褚民誼等當政，想把中醫消滅，這等於洋教徒想消滅全國的和尚、道士一樣，那怎麼可以呢？”不僅如此，於右任還提議：“中醫該另外設一個機關來管理，要是由西醫組織的衛生部來管，就等於由牧師神父來管和尚一樣。” 請願團到立法院請願時，院長胡漢民因為有病休息，由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焦易堂出面接待，焦易堂本人是傾心於中醫和國粹的，他表示請願團盡可放寬心，因為“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讀通過才能實行，衛生部是不能獨斷專行的”。 當請願團到林森家（後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拜訪時，林森當場表態：“這件事荒謬得很，都是衛生部幾個西醫和褚民誼攪出來的，相信全國人民都會反對，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第一件引起全國反對的大案件，就是你們這件事情。”說罷，林森又請陪同來訪的南京名醫陸仲安診脈。原來，林森患有氣喘病，一向是請陸仲安看病的。 另外，請願團又拜訪了黨國要人葉楚傖、李石曾、張靜江等人，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因為這些人都站在中醫一邊。西醫派本以為他們控制了衛生部便可以隻手遮天，但在中醫派的抗爭之下，才發現他們依靠的汪精衛、褚民誼等人在國民黨高層實際上處於孤立的狀態。就連地方上的巨頭，如馮玉祥與閻錫山也都致電中央力挺中醫，特別是一向傳統的閻錫山，更是態度堅決。 3月24日，蔣介石親自接見請願團，時間雖然只有五分鐘，卻具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蔣介石在與請願團成員一一握手後說：“你們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對中醫中藥絕對支持，你們放心好了。”會見最初，蔣介石說帶有寧波口音的國語，他見請願團成員都說上海話，於是改用純粹的寧波話與他們交談。接見結束時，蔣介石還透露，關於提案的批諭將從速發布。 在請願團節節勝利之時，衛生部部長薛篤弼被這件事弄得很被動，因為他原本是馮玉祥的部下，這次受馮玉祥的推薦就任部長一職，誰知道一上任就遇到這個麻煩事。更讓他著急的是，中醫請願團在遍訪黨國要人時，卻把他晾在一邊，而這時馮玉祥也來電責問，更是讓他左右為難。最後，薛篤弼也只好放下身架，親自接見了請願代表並當場承諾：該提案雖獲通過，但暫不執行；改稱中醫為國醫；同意成立“中醫學社”。 在接見請願團的過程中，還有這樣一個小插曲：薛篤弼還邀請了從西北考察回來的哈定博士來演講考察經過，衛生部的很多司長都是西醫出身，他們用英語與哈定博士談話，誰知哈定博士卻只說中國話，整個演講過程都是使用國語來講述的。 數日後，請願團回到上海，蔣介石的批諭也下來了，衛生部的幾項提案全部撤銷，只交立法院作參考。至此，請願團的抗爭大獲成功。這次中醫抗爭的勝利說明，中醫理論儘管不符合西醫理論，但中醫能治癒疾病並已延續上千年，這是不爭的事實。西醫派主張廢止中醫，從根本上剝奪中醫的發展權利與機會，這無論如何都不能算科學而只能稱之為專橫霸道，這也難怪中醫藥界人士對此極為憤恨。社會各界也大多對中醫藥界表示同情與支持，在他們看來，西醫派不過是企圖用犧牲中醫藥界的方式來換取他們的發展空間與職業利益罷了。 中醫能夠取勝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西醫還遠未普及，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仍舊依靠傳統的中醫藥來治病。正如時人所言：“全國中醫有八十三萬人，藥舖有二十餘萬家，而全國西醫不過六千人，多數集中在都市，無數縣份和鄉村，一個西醫都沒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醫是賴，怎樣能說廢止就廢止呢？” 這次“反中醫”抗爭的勝利，與中醫藥界的迅速反應和成功的組織有莫大的關係。本來西醫派自以為掌握了衛生部的大權，而中醫藥界一向是個體營業，漫無組織，應該不難對付；但在生死存亡、利益攸關面前，中醫界、中藥界實現了空前的大團結，隨後組成了的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形成了強大的影響力，並為請願團向衛生部抗爭提供了強大的後盾，這“民敢與官鬥”的結果，恐怕也是西醫派所未曾預料的。 儘管1929年的抗爭取得了勝利並於次年成立了中央國醫館，但中醫藥行業在之後的發展中仍被無端非難，如1933年《中醫條例》的出台就遭到時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的阻撓，他不但反對該提案，還提出要廢除中醫中藥，並主張“凡屬中醫應一律不許開業，全國中藥店也應限令歇業。以現在提倡國醫，等於用刀劍去擋坦克車”。對此謬論，中醫界嚴厲斥責汪氏“亡國未足，必滅種而後快”，汪精衛眼看不能阻止提案，隨後又寫信給立法院院長孫科，勸說其共同阻止通過《中醫條例》。 直到1935年11月，以馮玉祥為首的國內外82名代表在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提出，政府應對中西醫一視同仁，盡快公佈《中醫條例》；國家醫藥衛生機關增設中醫；允許設立中醫學校，這才使得歷經數年不得通過的《中醫條例》正式頒布，衛生署（原衛生部改衛生署）內也設立了專門中醫委員會管理中醫事務。 黃炎培曾在回憶錄《八十年來》中提到，當時已近90的馬相伯馬老先生在聽說廢中醫引發的風潮後，不以為然地說：“你們不要過譽西方文明，要知這一切都是近百年來事。我年輕時到外國去，親見他們還沒有好的醫藥，生了病，用螞蟥斜貼在太陽穴上，說百病都會消滅的。”馬相伯生於1840年，因為家庭信教的緣故，他從小便接受了基督教會的教育並在外國遊歷過，對西學有相當的了解，這話說得還是比較公允的。 余云岫提出“廢止中醫案”有四點理由，一是中醫理論皆屬荒唐怪誕；二是中醫脈法出於緯候之學；三是中醫不能預防疫癧；四是中醫病原學說阻遏科學化。這種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中醫在應付大型的公共衛生危機、防止疫病等方面確實不如西醫，但中醫有中醫的理論體系和治療效果，一棍子將其打死，完全封殺中醫向科學化發展的空間，這就難稱“科學”而不免“營私自利”之譏了。 理性客觀地對待中西醫之爭，最好的方式是以療效說話，使中西醫在同等條件下共同競爭、彼此共存、交流融合、取長補短，而不是通過霸占行政資源、鼓動不理性的輿論等不正當的手法進行排斥和打壓，這種試圖壟斷的專制主義不過是貪圖私利的表現而決不能代表真正的科學，其與真正的“科學精神”更是風牛馬不相及。 中醫有一句名言，叫“上工治未病”，也就是扁鵲闡述的“良醫治未病”的哲理：最高明的醫生治於未發之時，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剷除病根，因而他的名氣反而不大；次等高明的醫生治於初起之時，一般人以為他只能治些小病，所以他的名氣只傳於鄉里；而再次的醫生治於病情嚴重之時，由於效果顯著，因而大家反而認為其醫術高明。 醫昭也在《健康密碼：醫療全策略》一書中總結說，中醫注重整體化治療，起效慢但著重於從根本上祛除病根，而西醫分科明晰，強調個體化治療，起效較快，所謂“頭痛治頭、腳痛醫腳”；中醫“望聞問切”，診治手法簡單便利，費用低廉，對人體沒有傷害，但給人感覺不夠精確，西醫則依靠各種醫療設備，如X光、CT、核磁共振等等，精確但費用很高；中醫重視治療質量，不做無謂的治療增加病人的痛苦，而西醫往往使用興奮劑、呼吸機甚至化療等殘忍的方法等來維持無謂的治療。事實上，對於癌症晚期或艾滋病等不可挽回生命的疾病，很多只是增加了病人臨死前的痛苦。就這點而言，中醫以調理為主，注重人文關懷，不作無謂的治療，反而是值得提倡的，譬如巴金先生在死前就說他是為別人而活……身體上插滿管子的生存維持對一個有尊嚴的老人來說，的確是一種無奈的屈辱。 民國時期的反中醫，很大程度上是五四運動後的“反反文化”在“科學神聖化”幌子下的愚昧行動，如褚民誼“為了革命非掃除中醫不可”的主張。這種“為反而反”的“反反文化”，如反傳統、反儒家、反中醫、反父慈子孝、反賢妻良母，過去的一切都要反，等等，本身就是一種可笑的偏激與無知的愚昧，而將“科學神聖化”、“西醫神聖化”，不過是一種打著“科學”旗號的偽科學，其與真正的科學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作為中國的國粹和寶貴的歷史遺產，中醫要在將來得到繼承與發展，使用現代語言並引進現代科學的方式進行理論構築與實踐，也屬當務之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國時期的反中醫和今日之反中醫，雖然歷史背景不同，但事實的真相大多為“因無知而反”、“因私利而反”，今日之西醫西藥在資金、宣傳等方面遠佔優勢，其中有多少利益集團如西藥公司等在背後推動，目前還不得而知。但不管怎麼說，鼓動“為反而反”的非理性情緒和思維，對一個國家的古老傳統與行業進行精心而肆意的攻擊並欲去之而後快，恐怕滿足的只是部分利益集團的一己之私，而在巨大的歷史責任面前，就不是這些人所能承受的了。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中國的傳統及文化遭到了不公正、非正常的沉重打擊，當今絕大多數的國人都已經喪失了文言文閱讀的能力，對傳統及文化也已無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由此可以想像，以古文為載體的國學、國粹，包括中醫在內，如今的現代人已經極為陌生，形同天書。如今再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也許會發現，受損害的不僅僅是中醫，數千年來國人曾為之驕傲的歷史、傳統、道德、文化、價值，如今還剩下多少呢？這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自稱“中國人”的人們去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