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四五、你所不知道的司徒雷登
中學教科書裡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讓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家喻戶曉，這就是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可惜的是，司徒雷登獲得的並不是好名聲，因為毛澤東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用嬉笑怒罵的筆法對他進行了極為辛辣的諷刺和嘲弄，並讓這位知名的“外國壞人”深深地留在了中國人的腦海之中。一篇文章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名聲，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司徒雷登有點冤，因為他之前做過什麼、又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卻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了解的。
司徒雷登的祖先來自愛爾蘭的斯圖爾特家族，後因為宗教迫害而來到美洲大陸，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父親約翰·林頓則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來到中國傳教，不久便長住在杭州。 1876年後，這位美國傳教士在杭州生下了四個兒子，長子即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全名叫約翰·雷登·斯圖爾特，中國人以“司徒”代替了他的姓“斯圖爾特”，而直接將他的名合起來稱之為“司徒雷登”，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
司徒雷登的母親1874年來華，她是一個熱心於教育的女性，曾在杭州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並自任校長多年。小時候，司徒雷登兄弟的啟蒙教育全由母親承擔，直到1887年，十一歲的司徒雷登才和弟弟們隨父母返回美國，並在那裡接受了中學和大學教育。
小時候的司徒雷登極喜歡中國的飯菜、糖果和水果，美麗的杭州及過年、社戲、觀燈等中國民俗也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於他們父母是外國傳教士，儘管有幾個經過精心挑選的中國小朋友和他們玩耍，但司徒雷登兄弟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自己家的庭院或者他們居住的“耶穌弄”（當地人對外國傳教士居住地的稱呼）。
從司徒雷登回憶錄中的描述來看，他在中國的童年生活是快樂的，但當他被寄送到姨母家並在當地上學後，司徒雷登發現自己是本地學童裡對現代知識最無知的一個，許多在美國司空見慣的東西，他卻從來沒有見過。由於長期習慣於與父母及他們的同事說話，初回美國的司徒雷登說起話來和大人一樣古板，對當時美國孩子的語言、習慣、愛好與興趣等無知到幾乎難以置信的地步。由此，司徒雷登經常被同學們嘲弄為“不會說英語的土八怪”，他姨母家的一些朋友來拜訪時也常打趣他們兄弟：“看哪，他們看上去多像中國人啊，是吧？”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段經歷給了年少的司徒雷登帶來了很大的困惑，以至於他開始懷疑自己父母所從事的職業。但是，他的姨母卻認為他父母遠在異國他鄉傳播福音是一樁極為神聖的事業，因而對司徒雷登的要求遠比自己的孩子要嚴格得多。因為他的父母是傳教士，司徒雷登甚至被禁止參加舞會和上劇院看戲，而他們的表兄妹卻可以盡情享受這種慣常的社交活動。
直到十六歲後，司徒雷登被送到弗吉尼亞大學的附屬中學，才算擺脫了這段不愉快的經歷。在這裡，司徒雷登才算是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美國孩子”，並在後來接受了文學及神學的教育，但之前的經歷仍舊給了他很大的困擾：是從事祖傳的牧師職業，還是去做自己喜歡的教書或研究工作？司徒雷登依稀記得，他小時候隨同父親上街佈道，但中國人似乎對此毫無興趣甚至反被那些人嘲弄。司徒雷登的弟弟沃倫倒沒有他這種煩惱，因為他一直跟隨在父母身邊並在中國的學堂上學，因而他掌握了相當多的中國口頭語和書面語言，幾乎就是一個天生的傳教士。
直到1904年，二十八歲的司徒雷登才與新婚的妻子艾琳一同回到闊別了整整十七年的中國，他的第一站仍舊是他的出生地杭州。最初，司徒雷登在父親的教區中佈道，不久又應邀前往南京的金陵神學院任教達十年之久。正當司徒雷登一心沉湎於自己所喜歡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之中時，一份突如其來的邀請信改變了他的命運。
民國後，美國的在華佈道團認為在北方應該有一所“與教會事業相稱的大學”，於是決定將分屬於兩個教派的神學院（即匯文大學及協和大學）加以合併，但由於教派間的矛盾與分歧過大，合併工作一直不順利。直到1918年，雙方決定邀請一個局外之人來擔任新學院的校長，這事才算有了點眉目。
司徒雷登是當時選定的最合適人選，因為他年富力強，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難以比擬的中國經歷；最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屬於任何一派，因而能夠被各方接受。但是，之後的合併事宜仍舊困難重重，首先在新的校名上，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們都宣稱必須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則將不予承認。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說：“匯文大學的畢業生代表團對我說，不管聯合大學取個什麼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繼續叫匯文，他們就不承認是他們的母校。另一方的代表團恐怕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們會同意除'匯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但萬一決定採用'匯文'這個名字的話，他們會戲劇性地將他們的畢業文憑堆放在通州的校園中付之一炬，以像徵其母校的毀滅。”
在激烈地爭論了三天之後，這些人又接著從午飯後爭執到了午夜，最後雙方都陷入到進退維谷的困境。作為中間人的司徒雷登最後只好提出：要么放棄聯合，要么雙方放棄各自的要求。這時，75歲的傳教士劉海瀾（也是匯文大學的創始人之一）顫巍巍地站了起來，他淚流滿面地說，他已經受夠了，放棄聯合的主張是不可想像的。在劉海瀾的堅持之下，雙方才放棄了繼續使用自己原校名的主張，而委託司徒雷登去考慮一個新的名稱。後來，在誠靜怡博士（後出任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會長）的提議下，新的大學被命名為“燕京大學”，這個充滿詩意和魅力的新名稱出人意料地讓合併事宜變得極為順利。
學校雖然合併了，但原來的兩所學校基礎非常差，時為燕大教師的包貴思女士（冰心的老師）在《司徒雷登傳略》中回憶說：“那時的燕大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地住在城內，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
規模小還不是大問題，更要命的是辦學經費經常沒有著落。儘管佈道團給新學校提供了20萬美元的經費，但這對於一個急需遷址擴建的新學校來說，顯然是杯水車薪。司徒雷登在上任之前曾與管理委員會約定他不負責經費的問題，但這並不現實。好在他的老朋友魯斯義來幫他的忙並由他出任燕京大學的副校長兼募款大使。魯斯義比司徒雷登大八歲，從1897年開始便在山東傳教，齊魯大學便是在他的努力下得以成立的。
向別人要錢，總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魯斯義並不喜歡這份工作，司徒雷登更不喜歡，他曾經對人說：“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一類。”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只能硬著頭皮去做，並以基督的精神去克服種種困難、尷尬和白眼。
最後，他們終於募集了一筆資金，並打算在城外買一塊地皮以建造一個新的校園。司徒雷登在回憶錄裡詳細記載了他尋找新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里，由於那裡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裡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在得知這塊地的主人是陝西督軍陳樹藩後，決定親自前往西安一趟。最終，督軍陳樹藩被他的誠意打動，他慷慨地將此地皮以6萬大洋的價格轉讓，並捐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為燕京大學的辦學經費。
在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的設計下，新的燕京大學經過五年的建造後最終落成了。這座獨特的校園，建築群的外貌基本採用了中國古典建築古香古色的式樣，但內部卻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設備如暖氣、熱水、抽水馬桶等等。整個校園完全是按照中國園林的設計來建造的，其間亭台樓閣，小橋流水，有山有塔，有湖有軒，毫不誇張地說，燕京大學是當時中國最美麗的大學之一。
而在美國這邊，魯斯義爭取到大資本家霍爾遺產執行人的支持，霍爾是美國鋁業公司的創始人，他死後將遺產的三分之一捐獻給美國人在亞洲或巴爾乾地區舉辦的學校，當時想爭取這筆經費支持的人多如牛毛，但在魯斯義的努力下，霍爾遺產執行人阿瑟·戴維斯同意與司徒雷登見一面，共進午餐。據司徒雷登的回憶，“這是一次可怕的經歷，我十分緊張，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都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最後，戴維斯先生說：'今天下午我就動身去巴黎。但我會同意我同事的意見（另一個遺囑執行人約翰遜已經答應魯斯義給50萬美元，如果司徒雷登能夠讓戴維斯信服的話）。'不過，不要讓你的代理人來打擾我們。你回去，辦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到時候我們會盡我們的責任。再見。”
一年後，司徒雷登見到約翰遜，他說：“我們決定給你們100萬……是的，我們一直在觀察你，我們打算把數目增加一倍。”而到後來，司徒雷登又說服他們增加到150萬。到1937年，燕京大學獲得的捐助金額已經達到250萬美元，這在當時，可不是一筆小數目。
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可能是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里程碑。當時哈佛大學也在爭取霍爾遺產的資助，後來他們決定與燕京大學聯合申請並獲得了成功，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道：“承蒙哈佛當局欣然允諾，將他們那所美好大學的名字與中國一所小小的教會學校聯在一起，實在令人感激，這就是哈佛燕京學社的來歷。”哈佛燕京學社（本部設於哈佛大學，燕京大學設北平辦公處）成立後，很快成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由此走出的知名學者不勝枚舉，如趙元任、楊聯昇、費正清、李約瑟、杜維明、余英時等。
不可否認，燕京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但司徒雷登同時也希望把它建設成為“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授真理，但信仰或者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的事”，他試圖向人們證明三點：“第一，正規的大學標準同公開的宗教目的並不是不相容的；第二，一個主要由信奉基督教生活觀的人組成的團體會產生一種行善的共同生活氣氛；第三，那樣一所大學還可以證明，信奉基督教對人類各種各樣有組織的生活是有好處的。”
儘管燕京大學有著濃厚的基督教氣氛，但當時燕大的學術氣氛卻是極為自由開明的。燕大畢業生、後來成為共和國外交部長的黃華在他的回憶錄《親歷與見聞》中說：“在圖書館裡可以看到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譯本。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但他主張宗教與大學教育分離，學校世俗化，不要求學生信教做禮拜。”知名的左傾教授黃卓，就在燕大經濟系開“社會主義”課，有一次他問學生：“誰讀過《資本論》？”結果沒有一個人。黃卓搖頭嘆道：“《資本論》都沒有看過，還主修什麼經濟系！”結果學生們都搶著去找《資本論》了。
司徒雷登曾說：“我的任務，就是讓老師盡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學的一些院系很快脫穎而出，神學院自不必說，哈佛燕京學社對國學的提升也不必說，燕大的法學院（含政治系、經濟系和社會學系），資助者主要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會，兩校形成了極為密切的聯繫；燕大的理學院，幾乎成為“協和醫學院的分校”；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後來成為燕京大學的女生部。美國加州大學在1928年對亞洲大學的學術水平進行調查後，認為燕大畢業生完全具備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資格。
“中國化”是司徒雷登辦學的方向之一，他曾說過：“我們不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在1925年中國政府教育部公佈教會學校立案規章之後，燕京大學是最早響應並在教育部登記的。按這個規章，校長一職必須聘用中國人，司徒雷登便由校長退居校務長，校長由吳雷川擔任。在第一個十年間，燕京大學便開始走向“中國化”，當時56位教授中，有36位是中國人。
比鄰的清華大學，其校長梅貽琦先生曾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一流的大學，必須有一流的教師，司徒雷登並沒有留下什麼名言警句，但他對梅先生說的話卻是身體力行的。在燕大初創之時，他便通過教會的關係延請到了劉廷芳和洪業兩位名師，並在他們的協助以及影響之下，吸引了國內外一大批的學術大師進入燕大。
司徒雷登聘請教師有三個原則，一是校方聘請教師的權力不容干涉；二是教師不必信教；三是中外教師按等級同等同酬。按規定，燕京大學的教授月薪360銀元，校長月薪500銀元。但為了尊師重教，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當時的國立大學常有欠薪，但燕京大學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是大師閃耀的光榮年代，任教於燕京大學的名師也是燦若繁星，如陸志韋、容庚、趙紫辰、鄧文如、顧頡剛、陳寅恪、錢穆、張東蓀、洪謙、馮友蘭、蕭公權、錢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朱自清、顧隨、謝冰心、吳文藻、雷潔瓊、費孝通、張友漁等，還有來自國外的心理學家夏仁德、記者斯諾等人，當時都曾在燕京大學任教過，而像冰心、費孝通等人，都是燕京畢業後在外國獲得學位再次回到母校任教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地的新聞特派員，十人中有九個是燕大新聞系的畢業生；1949年之後，燕大的教授與學生中先後有56人被評為科學院學部委員，要知道，在存在僅33年的歷史中（中間還要排除因日本侵略而受到干擾的8年），燕京大學的註冊學生總共不超過一萬名。
頗具戲劇性的是，司徒雷登在正式上任燕京大學校長的第一天便遭遇了尷尬。那是1919年的6月，正值五四運動的高潮時期，按照之前的計劃，司徒雷登本應於6月8日跟學生正式見面，但不巧的是，北洋政府正好在那天釋放被捕的學生，燕大的學生都跑去歡迎那些入獄的“英雄”了，結果司徒校長只能掃興而歸。
對於那些年輕的學生，司徒雷登表現出難得的理性與寬容，特別是日本發動侵略後，他更是立場鮮明地站在了愛國學生的一邊。 “九·一八”事變後，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百名燕大師生走上街頭遊行，並領頭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北平學生南下請願示威時，燕大學生也參與其中，當時司徒雷登正在美國籌款辦學，他返校之日對學生說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可來南京請願了嗎？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
在最初的幾年，司徒雷登幾乎認識燕大的每一個學生，但隨著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要認識他們中每一個顯然不太現實。冰心曾這樣充滿感情地回憶說：“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司徒雷登曾在自己的家中按基督教的禮儀主持過眾多的婚禮（如冰心與吳文藻，兩人當時都任教於燕京大學），他也曾得意地說：“至今我還不曾聽說哪一起是不幸的！”
在未名湖的不遠處，有一所名叫“臨湖軒”的庭院，這是司徒雷登最好的朋友柯里夫婦所捐贈的。當時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經去世了，他本想住進教學樓或者學生宿舍，但柯里夫婦堅持“要么建造一棟校長住所，要么什麼也不捐贈”，司徒雷登後來想了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把它拿出來做學校的辦公地點，而他只保留了一個小套間。不久，“臨湖軒”便成為了燕京大學的標誌，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學生都會來到這裡給司徒校長祝賀生日。
燕大教師傅晨光博士（其父為博雅塔的捐獻者）在文章《燕京慶賀司徒雷登甲子大壽》中寫道：“在中國，六十週年有著特殊的意義……6月24日，大多數人開始到校務長家裡去向他祝壽，他那美麗的中國式的三合院裝飾得很美觀，上面貼了個大大的'壽'字……那天下午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是學校裡的勤雜人員贈給司徒校務長一塊匾，匾由人們抬著，在校園中繞了一周，由樂隊開道烘托氣氛，使整個場面有聲有色，匾上寫著四個大字'有教無類'……壽慶日是以在貝公樓舉行盛大文藝演出作為結束的，節目豐富多彩……校務長親自登上舞台，學生團體向他贈送了一幅精美的象徵'壯心不已'的刺繡像，由兩個女學生舉著穿過甬道，之後，座無虛席的全場觀眾起立，恭敬地向校務長行了三鞠躬禮……”
當晚的演出從七點半開始，直到午夜之後才結束，司徒雷登雖然勞累了一天，但他仍以經久不減的興致看完了全部節目。十一點半後，傅晨光走出貝公樓，見到一位出來換換新鮮空氣的女生，她帶著敬佩的驚嘆語氣說：“司徒校務長仍然在前排坐著呢！”
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司徒雷登親自定的，“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是由聖經中的兩句話融合而成的，一句是“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另一句是“人本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這一校訓，植根深遠，對燕京好幾代的學子都產生了長久的影響。
司徒雷登是一個成功的教育家，他本應該一直生活在燕大這個美麗的校園裡，但或許是因為這個“Service”的觀念，讓他不幸成為一個失敗的政治家。在回憶錄開篇的第一段，司徒雷登痛心地說：“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被提升為美國駐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為大使，最終卻是很不愉快地離開了那個國家。”
在即將離開北平的時候，司徒雷登突然遇到多年的老友胡適，當時他頗為感嘆地說：“他（胡適）幸運地辭去了出使國外的使命，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而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而這正是胡博士所避開的。”
長於治校的司徒雷登，對於外交的運作顯然沒有對教育那樣得心應手，在中國的內戰全面爆發後，司徒雷登曾痛心地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做出讓步。”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國民黨軍隊便土崩瓦解，人民解放軍迅速攻占了南京。當蘇聯的使館都已經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廣州後，司徒雷登仍舊留在南京，以觀其變。但是，這種反常的態度卻遭到毛澤東辛辣的諷刺：“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
在非常時期，原燕京大學的畢業生黃華來見他了，這位後來成為新中國外交部長的高材生，奉命來到南京與曾經的老校長打交道。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說，“他對我本人是友好的，然而他卻完全'赤化'了，所有的外交官，都被按照外國平民來看待”。
中國的最終定局讓各方都拋棄了他，在司徒雷登即將回國的時候，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本近千頁的《對華白皮書》，以洗清自己的責任；毛澤東在那篇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中還有意點明了白皮書為何發表在司徒雷登離華赴美“將到未到”的尷尬時期與玄機，其中更是預示了他黯淡的政治前景。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曾滿臉笑容地對他說：“……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
同一時期，同一城市，司徒雷登見到了當時中國的駐美大使顧維鈞，兩人在慶賀抗戰勝利之餘，顧維鈞說：“我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美國是我的第二故鄉。”司徒雷登笑著說：“我出生在中國的天堂杭州，在中國生活了四十五年，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
回到美國後的司徒雷登，其晚年的處境是寂寞而悲傷的，不久他就中風臥床，腦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與失語症，最終使他完全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司徒雷登只有一個兒子（也出生在中國，後來回到美國接受教育並在當地做了牧師），但是他的兒子收入很低，並沒有能力照顧他。好在他的學生兼私人秘書傅涇波，始終不離不棄地跟隨在他的身邊，成為司徒雷登晚年唯一的寬慰和希望。在司徒雷登出院之後，傅涇波用自己不多的積蓄買了一棟小樓，讓他與自己及家人住在一起，並陪伴他走過最後的十二年。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司徒雷登曾在早年給予過傅涇波無私的關懷和培養，而傅涇波的報恩，更是在異國他鄉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傳統之可貴。
讓司徒雷登痛心的是，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仿照蘇聯模式進行院系大調整，燕京大學被撤銷，北大遷往燕園（即燕京大學原址）。由此，司徒雷登一生的心血與事業，曾經風光無限的燕京大學，就此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1962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在北平去世，她的墓地成為了燕大校園中的第一座墳墓。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髒病而去世，終年86歲。在去世之前，司徒雷登寫下遺囑，將他的全部文件贈送給傅涇波，並請傅涇波替他完成兩個心願：一是將周恩來於1946年在重慶時送給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在他死後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並安葬在燕大校園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明代彩繪花瓶如今早已物歸原主，而司徒雷登的第二個心願則遲遲未能實現。所幸的是，作為司徒雷登“第二故鄉”的杭州，倒是為他做了點事情。 1985年，坐落在天水橋耶酥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就被列為杭州市文物保護點；2002年起，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對外開放；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園，墓碑上只有簡簡單單的一行話：“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