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四四、兩袖清風於右任

民國元老於右任，光緒五年（1879年）生人，其自幼便有異相，長大後更是身材魁梧，目光銳利，加之長須飄飄，世人雅稱“於髯公”。最奇特的是，於右任的腳趾齊平如修行高僧（所謂“圓顱方趾”），其一生也充滿了傳奇色彩。 於右任三歲喪母，後由伯母代為撫養，小時候曾做過一段時間的放羊娃。七歲那年，所放羊群遭到野狼的襲擊，於右任因一時走開而倖免於難。此事發生後，其舅擔心外甥的安全而將之送入私塾學習，未曾料到的是，於右任天性聰穎，好學上進，居然成了科考場上的一棵好苗子。在一次全省年考中，年僅二十歲的於右任拔得頭籌並獲得了陝西學使葉爾愷的親自召見，葉爾愷還稱讚他為“西北奇才”。 1903年，於右任得中舉人，但正當他春風得意、準備參加全國會試時，他的一本詩集卻給他帶來了大麻煩，幾至於招來殺身之禍。

原來，於右任曾應興平知縣的邀請前往興平縣坐館授徒，在教讀閒暇，他遍訪各處名勝，了解黎民現狀，由此寫下了一些反映社會不平甚至“反動”的詩歌，在友人的支持下，這些詩歌便以《半哭半笑樓詩草》的題名出版。在詩集中，於右任自稱“半哭半笑樓主”，並在扉頁上刊出了一幅披髮握刀的照片，兩旁還自題一聯：“換太平以頸血，愛自由如髮妻”。詩集面世後，流傳頗廣，其中《詠楊貴妃墓》，裡面有這樣一句：“女權濫用千秋戒，香粉不應再誤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在罵當朝女主慈禧太后。 三原知縣德銳看到詩集後，大為震驚，隨即密報陝西巡撫升允，升允即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捉拿，好在於右任提前得到了消息，這才得以脫身並潛往上海。事後，清廷下令革去於右任的功名，於右任也最終走上了革命之路。

到上海後，於右任化名“劉學裕”，進入馬相伯主持的震旦學院讀書，後又跟隨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並任校長書記兼授國文。 1905年後，於右任在新聞界中嶄露頭角，“右任”一名便是在向《新民叢報》投稿時所常用，後來真名反而不為人知了。 1906年，於右任為籌辦《神州日報》而赴日本考察，在同鄉康寶忠的介紹下，於右任見到了孫中山並加入了同盟會。回國後，於右任在新創辦的《神州日報》中大膽廢棄了清帝年號而以乾支紀年，由於其言論激烈，報紙銷量幾度激增，勢頭直追創辦多年的《申報》。可惜的是，由於內部意見分歧，於右任後來退出《神州日報》並於1909年創辦了《民呼日報》。 《民呼日報》是一份鼓吹革命的報紙，其宗旨是“大聲疾呼，為民請命”，由此也招致清廷的忌恨。不久，租界當局便在清廷的壓力下迫使報紙停刊。當時官府有人放出話來說，如果於右任膽敢再犯事，就要將他的雙眼挖掉。兩個月後，於右任再度創辦《民籲日報》，“籲”與“呼”的意思接近，但少了兩個點，對此，於右任戲言道：“不是有人要挖我的眼嗎，我看還是我自己來挖吧！”

《民籲日報》也沒有維持多長時間，不過這次停刊卻是來自日本的壓力。原來，在朝鮮志士安重根刺殺日本前首相、駐朝總監伊藤博文後，《民籲日報》予以大力報導並在社論中指斥伊藤博文是“土匪流氓頭子”，由此引起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強烈抗議”。這一次，不但《民籲日報》被停止出版，於右任本人也被租界當局趕出了租界。 1911年9月，於右任再次創辦《民立報》，在山雨欲來中危身奮筆，一時間風動四方。武昌起義後，這份報紙更是成為革命黨人的主要言論場所，其影響力大大超過了之前的幾份報紙。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於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長，但在袁世凱主政後，於右任未曾謀得一官半職。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民立報》停刊，於右任流亡海外，其新聞生涯暫告一段落。袁世凱死後，於右任回陝西組織靖國軍響應“護法戰爭”，堅持經年，極為不易。在孫中山提出“聯俄”政策後，於右任曾前往蘇俄參觀學習。在1926年的五原誓師中，於右任代表國民黨向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授旗並出任副總司令。北伐勝利後，於右任歷任國府委員、審計院院長等職。 1931年2月2日，於右任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這一職務是其後半生最主要的官職，一直到他去世。

按孫中山“五權憲法”的設計，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同級並列，監察院主要負有監察、彈劾、糾舉等職責，作為革命元老的於右任也確有“打老虎”的宏願，但在蔣介石的強勢統治下，於右任的監察院連像樣點的辦公場所都沒有，想打真老虎，又談何容易。當時某報便刊有這樣一幅漫畫：“於公手持蠅拍打蒼蠅”，這當然是意在諷刺（“只拍蒼蠅，不打老虎”）。 抗戰期間，中央銀行的某秘書找到時任監察院院長的於右任，向他反映銀行內部的貪贓弊案，於右任隨即下令追查。在審核後發現，銀行內的數筆錢款被孔祥熙挪用私吞，經手人員也由此中飽私囊。但在彈劾案的消息發出後，蔣介石便下令收回所有新聞稿，唯有《益世報》仍在次日將消息刊出，結果受到扣發當天報紙並停刊一月的處分。於右任得知後，氣得大罵：“敵凌於外，自毀於內，豎子安可共事耶！”此話傳到權貴們的耳中後，這些人恨得牙直癢癢，但懾於於右任的威望而不敢對他公開下手，但在背地裡，這些人卻搞起了下流的手段。事後，有人突然稱奉命送汽油兩桶到監察院，並稱於院長將要遠行云云。於右任聞報後拍桌怒斥：“豎子欺我，豎子欺我！”為此，於右任還一度憤而辭去監察院長一職，在成都賦閒了一段時期。

於右任早年生活動盪，後來雖然做上了監察院院長，但其一生卻是兩袖清風，甚至可以用“清貧”二字來形容。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名中醫陳存仁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中說，於右任有一次患傷寒，無錢付診費，只好親書一帖懷素體的《千字文》相贈。他曾對陳存仁說：“（我）僅拿公務員的薪水，所有的辦公費、機密費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夠很清苦的家用，到東到西，袋裡從不帶錢，身上只帶一隻'褡褳袋'，別人是放銀子的，我的褡褳袋只放兩顆圖章，參加任何文酒之會，或者有人饋贈文物，我別無長物為報，只好當場揮毫，蓋上兩個印就算了。” “三間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在民國政要中，於右任的作風可謂是特行獨立、異於眾人，他一生布衣粗食，不愛錢，不貪財，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腳下踏的是一雙老布鞋，連襪子都是土製的。這些布衣布鞋，還都是他夫人親手縫製的。毫不誇張地說，於右任的官雖然做得大，書法堪稱一流，但幾乎是一輩子都在鬧窮。

於右任寫得一筆好書法，早在20世紀20年代便有“北於南鄭”之稱（“南鄭”指鄭孝胥）。早年的時候，於右任擅行楷並將篆、隸、草法融為一體，獨闢蹊徑；中年後，專攻草書，參以魏碑筆意，最終自成一家。 1932年，於右任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集字編成《標準草書千字文》，以推廣普及草體書法。在國民黨元老中，於右任與胡漢民、吳稚暉、譚延闓並稱為“書法四珍”：即於右任的草書、胡漢民的隸書、吳稚暉的篆書和譚延闓的楷書。後來的整編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據說也是於右任的親傳弟子。 於右任被書界譽為“曠代草聖”，但他寫書法不圖名利，而是作為一種運動、一種樂趣，其每日臨帖不輟，視為終身嗜好。 “二次革命”後的數年間，是於右任最困難的時期，他曾定過一張鬻字的潤例，但由於當時名氣還不夠大，所以來求書的人並不多，一個月不過賣個三五張，後來就乾脆取消潤格，只要有人喜歡，即索即寫，分文不取。於右任寫字一般在清晨，一天寫一個小時到三個小時，求字的人找到他，不論是政壇顯要還是後學僚屬，甚至販夫走卒，於右任當即展開白紙，一揮而就，不取一文，十年如一日。

於右任為人作書，態度認真，用語頗為講究貼切。如為張大千所題：“富可敵國，貧無立錐”；為蔣經國所題：“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他一生寫得最多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屏條，數量大概在一二千之數。儘管為人作書無數，但於右任偶爾也會拒絕他人索字，如宋子文有一次買了一把精貴的扇面託人請於右任題墨時，便遭到回絕。 成名後的於右任，又身居國民黨高官，書法也變得值錢，有一些落魄文人便開始假借他的大名賣字。於右任知道了並不追究，還特別關照下屬“不要為難他們”。去台後，台北和平東路街頭有一商店招牌假冒他的字，於右任見了，也不惱，只讓店家摘下並為他重題了一副。店家過意不去，特送上一大筆潤金，於右任卻飄然而去。

有意思的是，這位沒錢的監察院院長，在1948年的時候竟然也參加了“副總統”的競選。當時的選舉燒錢得厲害，其他的候選人如孫科、李宗仁、程潛等，又是請客又是送禮，有的還提供汽車或者賓館給代表們享用，於右任卻什麼也沒有。當時李宗仁、程潛在中央飯店、孫科在福昌飯店大宴賓客，開流水席招待各省代表；於右任沒有錢去請客，只好在國民大會堂前擺上一張八仙桌，有人來求字，就當場揮毫寫上一幅。有人開玩笑說：“於院長，人家幾十桌、上百桌的開席，你這一張桌子打算請幾個人？”於右任手撫長髯，微笑道：“誰投我一票，我給誰寫上一副對聯！” 競選期間，雖然有不少支持者前來排隊求字，數天便寫了上千張，但僅憑這個，選舉肯定是無望的。在投票前夕，形勢緊迫，於右任總算請了幾桌客，席間還無奈地道出真情：“我家中沒有一個錢，所以沒有辦法和各位歡敘一次。今天的東道，實際上是老友馮自由等二十位籌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

毫無疑問，紙彈終究是敵不過銀彈的，第一天投票，於右任只得了493票，第一輪即遭淘汰。事後，老友馮自由痛心地說：“右老身無分文，只憑個人聲望和筆墨來競選，怎麼會獲得成功呢？這一次右老的競選失敗，完全是我輩老友昧於世情所造成的。”競選不成，於右任只好再去做他那無職無權的監察院院長了。 做了大半輩子官的於右任，到晚年後仍舊在鬧窮。有一次生病住進醫院，他在聽說一天的住院費要自己月俸的五分之一後，就跟副官小方吵著要回家，實際上他是沒錢住院。好在這時蔣經國前來探望，這才被安排住進了榮民醫院。另有一次，於右任的牙疼發作，別人向他推薦了一個醫術高明的醫生，但在聽說拔一顆牙就要300台幣後，於右任只得苦笑著搖頭說，太貴了！

一生都在“鬧窮”的於右任對自己的部屬親友卻並不苛待，總是盡可能地加以濟助。在監察院期間，院長原本是有一筆“特支費”的，但於右任只拿月俸，其他一概不取。每到月底的時候，他常會問秘書長：“這個月我的特支費還有多少？”在聽說“特支費”還有剩餘時，他便要請同仁和公務上的朋友到館子裡去吃一頓，而從不往家裡拿一分錢。由此可見，於右任的“窮”並不是因為他沒有本事，而在於他那種“一介不取、視錢財如糞土”的卓然獨立之精神。 於右任晚年的時候，常一個人坐在客廳裡打盹，有時候手裡的書掉在地上，老人家也渾然不覺。某年冬日，蔣介石前來看望於右任，見於老家裡燒著炭盆，於是建議換兩隻大電爐。於右任說電爐用電太貴，不想換，蔣介石便特批於老家裡的電費今後由“總統府”特支。此事被某記者得知後，前來採訪並想將之披露報端，於老聽後慌忙制止：“這事不能報導，'政府'當中的元老不少，'總統'如果每個元老送一隻電爐，這要花太多公家錢，萬不可發表。” “逆風而走复盤旋，捲起長髯飛過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風雲會合待何年？”晚年的於右任身居孤島，常懷念故土和滯留內地的親人，可惜夙願未酬，便於1964年11月齎恨以歿。在1962年1月的日記中，於右任曾留下遺囑：“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山要最高者，樹要最大者。” 越日，又作一歌：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 於右任去世後，在台的親朋故舊即依此歌為之辦理喪事，其遺體暫厝於台北近郊最高的觀音山上。後來的半身銅座像，由登山協會會員親自馱至玉山頂上，主峰高3996米，加之4米的銅像高度，恰為4000米。 親友們在整理於右任的遺物時，發現有一加鎖的小鐵匣，大家都以為裡面是什麼值錢的東西，誰知當眾打開一看，裡面既沒有金銀首飾、珍貴古董，也沒有股票證券、鈔票存單，不過是幾張借錢收據：欠宋副官數千元、欠方副官數千元。民國元老，一代巨公，竟然寒酸至此，豈不令人唏噓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