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四二、蔣經國對蘇談判大碰壁

1945年夏，蔣經國隨同行政院長宋子文赴蘇談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與斯大林見過面後，斯大林的秘書送他出來，順口問道：“你有幾年沒有來莫斯科了，你有什麼新的發現沒有？”蔣經國說：“我今天下午才到莫斯科，晚上就來看你們，所以我還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請教你：1931年，我也在這個地方見過斯大林，現在辦公室的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只有一點不同，從前斯大林的書桌背後，是掛一張列寧站在坦克車上面，號召人民暴動的油畫，這次卻不見了，換了另外一副彼得大帝的畫像。這就是我今天所發現的新事物。”那位秘書聽了笑了笑：“當然是新的，此一時彼一時。” 蔣經國發現的這個細節頗為離奇：跟隨列寧推翻沙皇統治的斯大林，怎麼會把列寧的油畫取下，反而將沙皇的祖宗彼得大帝掛在背後呢？歷史的真相往往在於細節的推敲，而這個細微的變化或許預示了這次談判的艱鉅性。

16世紀以來，沙俄便不斷滲透進入西伯利亞，從而不可避免地與外蒙古地區產生往來，而早在明朝中期的時候，蒙古便已經分裂為三個部分，其一是漠南蒙古，即如今的內蒙古；其二是漠北蒙古，即現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也稱喀爾喀蒙古；其三為漠西蒙古，又稱厄魯特蒙古。在清軍入關的時候，塞北的蒙族被編成“蒙古八旗”，為清廷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由此也與滿人一樣享有特權（譬如漢人的功臣曾國藩、李鴻章等，最高也只能封侯；而蒙古人則可以封王、封公，如僧格林沁就受封親王）。 在康熙年間，漠西蒙古的準噶爾部在首領噶爾丹率領下，一舉控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三部（和碩特、杜爾伯特及土爾扈特）並試圖吞併喀爾喀蒙古三部（即札薩克圖、車臣和土謝圖），頗有稱霸蒙古、問鼎中原的企圖，一時成為清廷的心腹大患。所幸當時康熙年富力強，在數次親率清軍西征後，噶爾丹部被徹底擊敗，而喀爾喀蒙古也由此內附，行內蒙古制度（早已歸附清廷）。由於當時的外蒙分為土謝圖、車臣及札薩克圖三部，清廷便也在行政上分為三個中心，即庫倫（今烏蘭巴托）、科布多及烏里雅蘇台，分別設置了兩位辦事大臣及烏里雅蘇台將軍進行管轄。

就在康熙大軍與噶爾丹部惡戰之時，沙俄也在旁邊虎視眈眈，但因為噶爾丹失敗過速而計不得逞。 1727年，也就是彼得大帝死後的第三年，中俄簽定《布連斯奇條約》約定兩國在西北地區的邊界（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東北邊界），即以沙畢納依嶺（沙賓達巴哈，今屬俄羅斯）至額爾古納河一線為界，以北歸俄國，以南歸中國，由此確定外蒙古歸屬中國，而沙俄則取得了在恰克圖和外蒙古地區通商貿易的權利。 但是，隨著沙俄勢力的不斷膨脹而清廷的不斷式微，沙皇對外蒙古的野心也就越來越明顯。由於蒙古部與清皇室世代通婚，因此蒙族上層大多居住在京城，在嘉慶道光年後，沙俄便開始勾結蒙古部的活佛，試圖將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 庚子年後，清廷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政，當時的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此人乃蒙古正白旗人，漢姓張，字六橋）也在蒙古大力推行教育普及、移民實邊、開放屯墾、編練新軍等新政，由於行事過於操切，結果引起了以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等僧俗封建領主的反感並促使他們產生了投靠沙俄的念頭。

辛亥革命爆發後，俄國立刻插手外蒙事務，策動喇嘛王公們“獨立”。 1911年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沙俄駐庫倫領事的策動下建立“大蒙古國”，隨後又在沙俄哥薩克騎兵的幫助下，將清廷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及其他文武官員驅逐出庫倫。當時三多只有200名士兵，而俄國在邊境上駐有重兵並已派兵千餘名進入外蒙，在這種情況下，三多及隨從被解除武裝並押送出境。 由於辛亥戰事正在進行當中，清廷當時既無心也無力去對付哲布尊丹巴的“獨立”，只能派遣蒙古郡王和科布多辦事大臣前去庫倫宣撫，但哲布尊丹巴對此絲毫沒有理會而是隨後自立為皇帝，年號“共戴”。在俄國的支持下，哲布尊丹巴的勢力又將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的清廷官員及士兵驅逐。

俄國人對哲布尊丹巴的“獨立”表示大力支持，當時的“蒙軍”便是由俄國提供武器並由俄國教官訓練，俄國人還給哲布尊丹巴貸款200萬盧布，與之簽訂《俄蒙協定》、《俄蒙商務條約》，可謂不遺餘力。但是，俄國人的支持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將外蒙古變成他們的勢力範圍，譬如在以上協定中就規定，中中國軍隊隊不准進入蒙古，漢人不准移民蒙境，俄國人在蒙古享有特權，不經俄國同意，蒙古不得與他國簽訂協約等等。用一句話歸納，中國在外蒙古被掃地出門，原有的統治權全由沙俄取代，狼子野心，一目了然。當然，對於哲布尊丹巴的獨立和俄蒙之間的這些協定，清廷及後來的歷屆政府都宣布概不承認。 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聲明文件》，俄國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並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中國則承認外蒙古享有自治權，同意只派出辦事大臣、屬員及衛隊進駐庫倫，軍隊不進入外蒙。作為條件，俄國在《俄蒙商務專約》中攫取的特權得到承認。 1915年6月，經過近一年的談判，中、蒙、俄三方簽訂《中蒙俄協約》，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稱號和年號，俄國確認了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而俄國在蒙古的各項特權也再次被確認。

直到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庫倫當局見沙皇政權已經倒台，隨後自行宣布取消獨立，而民國政府則在隨後派兵進駐庫倫，收回全部主權。可惜的是，後來的民國政府一直陷於內戰當中，未能及時鞏固在蒙古的主權，以至於外蒙後來又在蘇聯的支持下再次宣布獨立並投入了蘇聯的懷抱，其混亂的狀態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為盡快結束對日戰爭，英美兩國在背著中國的情況下與蘇聯簽訂《雅爾塔協定》，其中約定維持外蒙古的現狀並恢復1904年日俄戰爭前沙俄在東北的權益，作為蘇聯出兵東北的條件。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消息傳到蘇聯後，斯大林立刻命令中蘇邊境的百萬紅軍於8日開進中國東北，並一舉擊潰盤踞多年的日本關東軍。蘇聯此舉，雖不能完全類比於庚子年藉口剿滅義和團而侵占東北，但其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屯兵中國東北的態勢。

而在這時，蔣經國正隨同宋子文在莫斯科與蘇聯展開談判，據蔣經國的回憶，他們第一次與斯大林見面時，斯大林的態度很客氣；但到了正式談判的時候，其態度就開始變得蠻橫起來。據蔣經國的描述，“當時斯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隨著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塔協定》，回答說：'我只知道大概的內容。'斯大林特別強調道：'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 斯大林當時的態度是，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可以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這是決不退讓的，這也是當時談判中繞不過去的障礙（後來毛澤東訪蘇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在談判無法取得進展的情況下，蔣介石電報指示蔣經國以私人資格去拜訪斯大林，以圖轉圜。

蔣經國去見斯大林後，斯大林劈頭便問：“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它'獨立'？”蔣經國說：“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斯大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斯大林的這段話雖然極為露骨，但不得不承認，這確實是國際關係的精髓所在。國與國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麼永恆的朋友或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裡，誰的拳頭更粗更硬，誰就在國際事務上更有發言權，所謂“弱國無外交”，大抵意思即為如此。一個弱國，就算你喊破了喉嚨，又能怎麼樣呢？ 談到後來，斯大林也不兜圈子了，他直截了當地指出，蘇聯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考慮，因為他們需要這樣一個緩沖地帶，以保障西伯利亞的安全。蔣經國辯駁說，我們來這裡是和蘇聯簽訂“友好條約”的，中國不會進攻蘇聯；即使中國想攻擊，也是沒有這個力量的。斯大林很不屑地說：“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斯大林的口吻，完全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他不希望自己的邊境上出現另一個強國，而且還擔心中國會與美國走得太近，以至於影響到蘇聯的國家利益和安全。在反复爭論毫無結果的情況下，蔣介石決定讓步，正如其日記中記載的：“接子文冬亥報告電，乃知史大林對外蒙堅持其獨立之要求，否則有協定無從成立之表示。餘再三考慮，俄對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決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駐兵之方式所能饜其慾望。若不允其所求，則東北與新疆各種行政之完整無從交涉，……而且外蒙事實上已為彼俄佔有。如為虛名而受災禍，即是誤國之道；若忍痛犧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換得東北與新疆以及全國之統一，而且統一方略非此不可也。” 最終，國民黨政府同意讓步，允許外蒙“在三民主義的原則指導下”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解決其國際地位問題。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達成協議之後，宋子文請辭，後由外交部長王世傑簽署了協議。 1945年10月20日，外蒙舉行公民投票，在蒙古人民黨的操作下，97.8％的公民贊成獨立，但聯合國所派觀察員不承認此次投票。 1946年1月5日，國民黨政府承認外蒙獨立，連名義上的宗主權也就此失去（後又對蘇方操縱投票提出抗議，不予承認）。

與蒙古問題一樣棘手的還有東北問題。在甲午戰爭到抗戰結束的這半個多世紀以來，東北一向是日、俄所激烈爭奪的勢力範圍，期間發生過日俄戰爭、諾門坎戰役等多起軍事衝突。俄、日固然是互視為死敵，但其衝突的演出地點卻在中國境內，可嘆的是，土地的主人卻只能高高掛起免戰牌，用“局外中立”的幌子來為自己遮羞。 實際上，自北伐勝利、張學良易幟後，蔣介石的國民黨勢力從來就沒有達到過東北。對於他們來說，東北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地區，由此可知接受東北是何等的複雜與困難。當時被委任為東北行轅主任的熊式輝行前對蔣介石說：“不經過艱苦的交涉，蘇聯決不會按時撤兵；不撤兵，東北主權不能收回，行轅設在長春也是虛設，不起作用。”當時的問題是，即便是艱苦交涉，撤兵事宜也未必會順利。斯大林說得好，條約這些東西是不管用的！從歷史上來看，可不就是如此。 按約定，蘇聯紅軍本應該在三個月內撤出東北，但因為國內外的各種複雜因素，撤軍和接收過程進展極為困難。 1946年12月底，蔣經國再次受命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秘密談判，但在強勢的斯大林面前，蔣經國“完全成了一個傾聽者”。據會談的當事人、蘇聯副外長洛佐夫斯基回憶，在兩次會談中，蔣經國在斯大林面前就像學生面對老師一樣，不自信、拘謹，有時還有些卑躬屈膝。與會者的印像是，蔣經國有一種不正常的心態，這可能是因為他當年在蘇聯生活時親身經歷了斯大林發起的“大清洗”運動。在場的談判官員認為，年輕的蔣經國不如宋子文在先前與蘇聯談判時那樣善於討價還價；他們同時認為，蔣介石派他的兒子去見斯大林未必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事實上，蘇聯當時對東北的態度是非常複雜的，因為它要攫取《雅爾塔協定》和中蘇條約所給予的特權，就應該遵守與國民政府的承諾，讓國民黨在行政上接管東北；但它又擔心美國的勢力由此伸入東北，因而在各種準備工作完成前，不能讓國民黨勢力掌握東北。而當時美國的對華政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想維持並擴大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的統治，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想公開捲入中國的內戰特別是與蘇聯的衝突中去。 在撤兵和接收問題得到解決之前，蘇聯便將東北的重工業包括撫順煤礦等作為“戰利品”拆卸一空並全部運回國內，作為“協助國民黨政府接受東北”的補償；但是，這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因為當時國民黨政府對蘇談判的最後演變結果，必然由與蘇聯的外交折衝而演變成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這也是無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