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四一、磨難與成長：蔣經國旅蘇十二年

1925年10月下旬的一個夜晚，在黃浦江騷動不安的霓虹燈影下，一艘毫不起眼的小貨輪悄沒聲息地開出了上海港。在這艘狹小擁擠的船上，有100多名中國年輕人，他們忍受著船艙中齷齪難聞的豬屎尿躁味和初次出海所引發的暈船反應，一些人默默地席地而坐，另一些人卻興奮地傳看著幾本小冊子並熱烈交談著，藉著昏暗的燈光，照見了小冊子的封面：《共產黨宣言》、布哈林《共產主義ABC》…… 這是一艘開往海參崴的貨輪，但海參崴並不是這些年輕人的目的地，他們要去的地方是紅色聖地——蘇聯莫斯科。由於這艘貨輪之前載運過豬牛羊等牲口，船艙裡濃重的臭味令人聞之欲嘔，在等待起航的幾個小時裡，其中的一個少年便幾度起身，想逃離這裡回家去，他就是當時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這一年，他十五歲。

蔣經國於1910年4月出生於浙江奉化溪口，他既是蔣介石的長子，也是蔣介石的唯一親生子（蔣緯國系養子，其父傳為戴季陶）。對於這個兒子，蔣介石是十分嚴格甚至嚴厲的，陳潔如曾在回憶錄中說，她初次見到蔣經國的時候，這個十一歲的小男孩經常被父親高亢的吼叫聲嚇得全身顫栗；陳潔如問他話時，也只知道羞赧地搖頭。在父親走後，陳潔如讓這個小朋友坐在椅子上，發現他全身仍舊在抖個不停。 但是，蔣介石對次子緯國卻十分厚愛，他經常抱起緯國，一邊逗他玩，一邊要他喊陳潔如“姆媽”。厚此而薄彼，或許是因為蔣經國比蔣緯國大六歲，或許是因為蔣緯國從小長得乖巧又體弱，或許應了蔣介石對兩個兒子的評價……“經國可教，緯國可愛”……或許僅僅是蔣經國作為長子，蔣介石對他抱以了極高的期望。

在祖母王采玉去世後，十一歲的蔣經國離開溪口來到上海，在陳潔如的照顧下，他不久考入萬竹小學，後來又進入上海浦東中學學習。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由此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十五歲的蔣經國也憤而加入並被選為浦東中學示威隊伍的領隊，後來因被捕而遭到校方開除。數日後，蔣介石把他送到北平並讓他進入黨國元老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但在北平期間，蔣經國再次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而被捕，這一次，蔣介石乾脆把他送到蘇聯去了。 1925年秋，蘇共決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學院以幫助國共兩黨培養革命人才，這就是後來的孫逸仙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在蘇方代表鮑羅廷的指導下，中方考試委員會選拔了首批280名學員前往蘇聯學習。出於中國國情的考慮，鮑羅廷又從國民黨要人的適齡子弟中特別推薦了20名學生，其中除了蔣經國之外，還有邵力子的公子邵志剛、葉楚傖之子葉楠、於右任之女於秀芝、於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蘇聯貨船在上海等候出港時，足足等了五六個小時，年少的蔣經國差一點就動了逃回家的念頭，但他轉身看見這麼多同伴都留在船艙舖位上，又不禁自問：既然他們能忍受，為什麼我不能？我身為黃埔軍校校長的兒子，如果中途開小差，將來別人會怎麼說？ 在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蔣經國終於說服自己並繼續留在船上，由此也開始了他的蘇聯之旅。他當時沒有想到的是，他這一去就是十二年，成為當時所有去蘇學員中在蘇聯待的時間最長的一個！ 到海參崴後，學員們改乘普通火車前往莫斯科，在經過漫長的鐵軌旅途後，這批人終於在11月底到達了紅色聖地莫斯科併入讀中山大學。當時的中山大學是一座龐大宏偉的四層樓房，就在毗鄰莫斯科紅場的沃爾洪卡街十六號。這座建築原本是某俄國貴族的府邸，十月革命後改成了一所中學，後來又改為一所農業大學，如今則被改成了中山大學的校舍。

中山大學的學制一般為兩年，蔣經國在入學後與另外21名同學編為一班，其中蔣經國和馮玉祥的長女馮弗能（在1926年初馮玉祥訪問蘇聯後留下學習）是年齡最小的，兩人當時都只有15歲。據目前蘇聯解密檔案中的幾封書信來看，這兩人最初還出現過一段純真的初戀，只不過因為馮弗能不愛學習、不圖上進，後來兩人無果而終。 在中山大學開學後，從國內及在歐洲留學而轉到這裡學習的學員一度達到60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後來的一些著名人物，如鄧小平、左權、王明、烏蘭夫、趙一曼、張聞天、博古、王稼祥、楊尚昆、伍修權等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山大學又成立了一個特別班（又被戲稱為“老頭子班”，因為學員都是年紀較大、經驗豐富的領導人），其中就包括了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夏曦、施靜宜等人。

校方為了方便管理，他們給中國學生都取了俄文名字，其中蔣經國被稱為“尼古拉同志”，王明則是“古路比夫同志”，諸如此類。在最初的一年多時間裡，蔣經國的表現很上進，他在抵達蘇聯幾個星期之後便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在這段時間裡，蔣經國苦修俄文，還經常在學員自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並對大眾進行過演講。 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後，蔣經國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挑戰：蔣介石突然叛變革命並對共產黨人實行搜捕和屠殺，革命形勢瞬間逆轉，風雲為之變色。消息傳到莫斯科後，中山大學的學員們立刻召開會議展開大批判，年輕的“尼古拉同志”當時或許真的很進步，他在講台上公開譴責自己的父親是“叛徒”和“殺人兇手”，說他“已經不再是革命黨，而成了反革命分子”，甚至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叛賊！”的口號。

不久，蘇聯政府的機關報《消息報》發表了“尼古拉同志”給父親的公開信：“今天，我要重複你曾經在信裡告訴我的話，謹記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務，我願意為革命赴湯蹈火……'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 多年後，“尼古拉同志”再次回到自己的國家並變回“蔣經國”時，他宣稱自己當年說的話都是迫於環境的壓力，其實這種“事後翻供”的自我辯護大可不必。以其當時僅17歲的年齡，加上處於中山大學這樣的革命環境，蔣經國在“四一二”政變後與“反革命頭子”的父親劃清界限甚至大義滅親，這一點都不奇怪。至於後來，他心智已經成熟後再發表類似的言論，那就另當別論了。 就在這一年，蔣經國從中山大學畢業，當他要求與其他一些同學一起回國時，遭到了蘇方的拒絕。共產國際的人說：“我們已經決定讓馮宏國（馮玉祥的兒子）回去，假如蔣經國獲准返國，他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們要把他留在蘇聯。”

蔣經國被拒絕，除了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外，還有個原因是他被認為是“托洛茨基派”。當時蘇聯內部的鬥爭已日趨激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形同水火，而當時中山大學的校長拉迪克是“托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拉迪克是蔣經國的老師，因而他難免受到托派思想的影響。蔣經國當時也承認：“碰巧我的觀點與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謀而合，於是許多人認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實上，他們的臆測是正確的。”在斯大林大舉肅清“托派分子”的時候，中山大學也有36名“托派”中國學生被捕，其中有一些人便就此葬身異域。好在蔣經國身份特殊，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他。 回國申請被駁回後，蔣經國獲准以學員的身份加入駐莫斯科的紅軍第一師，雖說是普通一兵，卻也開始了他彌足珍貴的軍旅生涯。在受訓的一年中，蔣經國從操練、裝備、武器、戰術、軍紀、野戰、紮營等開始學起，最後被保送到列寧格勒的紅軍托瑪契夫中央軍政學校深造，後來的共和國大將肖勁光當時也在這裡學習（與蔣經國同在中山大學學習的左權則在畢業後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繼續深造）。當時與蔣經國同期來蘇聯學習的人成百上千，但能進入這樣的軍校學習的人屈指可數，這顯然是蘇方有意安排的。

托瑪契夫中央軍政學校的學制為三年，在這裡，蔣經國受到了系統的軍事學習和訓練，他甚至在軍事演習中擔任了連長、團長和師參謀長，他的畢業論文則是《游擊戰術》。這個學校的學員均為共產黨員，不過蔣經國是唯一的例外。直到1929年，他才成為蘇共候補黨員，那是在他發表公開聲明脫離“托派”之後的事情。 1930年5月，蔣經國畢業後提出了兩個申請，一是回國，二是加入紅軍，但這兩個要求都被駁回。在被冷落了一個多月後，蔣經國被任命為列寧大學（前身即為中山大學）中國學生訪問團的副指導員，並陪同這些即將返回國內的學員前往外高加索地區和烏克蘭參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 在陪同參觀的任務完成並回到莫斯科後，很不幸，蔣經國大病了一場，幾乎不省人事。在重病中，蔣經國的情緒十分低落，因為在住院期間，只有三個俄國朋友來看過他，而那些所謂的“中國朋友”，一個也沒有來過。蔣經國心裡很難過，他當時心想：“好幾個中國人，口頭上說得和我非常親熱，而今日病重如此，沒有一個來看我。大概他們以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在這裡死了，不知道有沒有人來送我出葬？”

可以想像，二十歲的蔣經國身處異國他鄉又病得氣息奄奄，他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此時的孤單和傷感沒有人可以訴說，而他與父親蔣介石之間的直接聯繫，早已因為政治原因而中斷好幾年了。 1930年10月，蔣經國終於病癒出院，隨後被分配到迪拿馬電器廠做一名學徒。從學校突然轉到工廠勞動，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蔣經國在做了兩天后便腰酸背痛，兩隻手也腫了起來。更糟糕的是，那時蘇聯的物質供應十分緊張，麵包要配給、魚肉等更是價高而罕見。蔣經國在《我在蘇聯的生活》一文中描述了當時的生活：“今天六點鐘就起身，要比平時早起一小時，因為肚餓得睡不著，同時想早起一點到麵包店，或可領到今天的麵包。六點鐘的時候，天還沒有明，當我到麵包店的時候，店門外已經有十多人等在那裡了。過了二十分鐘，店內的職員出來跟大家說，今天沒有麵包。大家聽了都很平靜地散開了。其中一個女子，大概是新到莫斯科來的，她對職員說，昨天我也沒有領到麵包，請問你昨天和今天的麵包票，明天還可以用嗎？職員說，麵包票只可當日用！”

蔣經國當時的月薪只有45盧布，不可能有更多錢去買配給外的食品，因而他經常空著肚子工作。為了謀生，他一方面進入夜校進修工程學，另一方面找到一個機會在工廠裡教軍事課，藉以改善地位，增加收入。由於在夜校學到不少知識，工作中的技術也得到提高，五個月後，蔣經國的月薪便提高到105盧布。 迪拿馬電器廠的日子大概是蔣經國第一次過吃苦的生活，他後來頗為感慨地說：“一個人假如沒有乾過苦活，就沒法看透社會的本質，更無從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工作本身的內在價值。在我看來，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那時我亦深信，我那種生活經驗將來會對我有好處。” 不過，蔣經國的苦日子還在後頭。一年後，他因為公開抨擊王明而被送到莫斯科區的石可夫村，這是當地最落後的地區。由於當時蘇聯剛剛實行了農業集體化政策，物質極其匱乏，當地農民對上面派來的干部非常反感。當蔣經國來到村里的第一天，村民們都不理他，有個老農還公開地嘲諷他：“你們是只知道吃麵包，而不會耕田的人！”當天晚上，蔣經國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只好睡在教堂的車房裡。 第二天一大清早，蔣經國走到田間，一個老農跟他說：“你應該跟我們一起耕田！”於是蔣經國開始跟著他們翻土，由於技術還不過關，每次轉彎處都會留下一小塊空地，而老農民總是要讓他重翻。這一天，蔣經國中午飯也沒有吃，一直幹到晚上，這才筋疲力盡地回到教堂的車房，在吃過一點東西後，便倒頭就睡。半夜，一個名叫沙弗雅的老農婦推醒他，說：“朋友，這不是過夜的地方！到我的草屋去睡吧！這裡會生病的！” 在最初的幾天，在勞累之餘的深夜，蔣經國想到故鄉、祖母和父母，不免潸然淚下，但第二天他仍舊照常上工。直到第六天，農民們終於接納了這個“外國干部”，他們開始請他去參加村里的會議，而蔣經國也盡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他們解決購買農具、借款、捐稅等問題，由此贏得了村民們的尊敬。在一年之後，蔣經國被調回莫斯科，村民們都帶著自己僅有的水果雞鴨來給他送行，那位名叫沙弗雅的老農婦更是哭著和他道別。 蔣經國這次回到莫斯科，迎接他的並不是什麼好事。原來，王明認為蔣經國留在莫斯科非常危險，他堅持要將他調到艾爾它金礦，一個冰天雪地的地方。在那裡，都是一些被流放的教授、學生、貴族、工程師、富農甚至強盜，蔣經國在之後的九個月必須與他們為伍，在飢寒交迫中度日如年。每天晚上就寢前，睡在蔣經國右側的難友，一個原本莫斯科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總會說“一天又過去了，我又朝人生旅程的終點走近了一步”；睡在蔣經國左側的難友，一個原礦場的工程師則說：“一天又過去了，我距離重獲自由歸家又走近了一步。” 不能肯定這段話是否是蔣經國在回憶錄中的一個抽象，但當他得知可以提前三個月離開這裡時，他情緒激動得差點不能和難友們說再見，因為他終於可以離開這地獄般的礦坑了。很顯然，蔣經國在這裡受到的磨難比之前的要嚴重得多，以至於他在離開的時候甚至安慰自己說：“情況難道還能更壞嗎？” 在此後的幾年中，蔣經國一直呆在烏拉爾山下的斯弗朵夫斯基市，這里遠離莫斯科、遠離共產國際，他在烏拉重型機械廠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時期，而且在1934年10月後擔任了廠長助理並兼任了當地《重工業日報》的主編。這時，蔣介石已經通過外交渠道要求蔣經國回國，但蘇方卻讓蔣經國寫一封回信，表示自己不願意回去。後來，這封信被公開發表，其中還斥責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但蔣經國在回國後一直堅持這是蘇方的捏造而非他本人的意思。從年齡的角度來說，這時的蔣經國和當年那個17歲的少年應該有所差別，他當時已經有快十年沒有和自己的父親通信過了。這封公開信，頗有令人懷疑的諷刺意味。 在烏拉重型機械廠，蔣經國收穫了自己的愛情和婚姻，他和蘇聯女子芬娜從相識到相戀，兩人於1935年3月結婚，同年12月，蔣經國的長子蔣孝文出世。芬娜是個孤女，她是在工人技校畢業後進入烏拉重型機械廠的。在同芬娜交往的這段時間裡，蔣經國完全適應了在蘇聯的生活，他看起來和一般的蘇聯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中文也早已忘得差不多了。 在蔣孝文滿一歲的時候，國內局勢風雲突變。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押。消息傳到蘇聯後，蔣經國親自去了一趟莫斯科，希望能發一封信回去；同時，蔣經國又向斯大林寫信，第三次要求回國。三個星期後，蔣經國被叫到莫斯科並告知可以很快回國了，但必須先寫一個聲明，保證回國後不跟共產黨作對，也不能站在“托派”的一方。在這段時間裡，蔣經國被剝奪了蘇共黨員的身份及他的職業。在賦閒的六個月裡，蔣經國一家三口完全依靠妻子芬娜的收入維持生活。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轉向了抗日的立場，國內局勢和中蘇關係也由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方的很多人都希望蔣經國能回國發揮作用，就連王明再次見到他的時候也變得十分客氣。蔣經國被告知，他可以帶上他的家人和細軟，離開他待了十二年的蘇聯。蘇聯的一些高級領導還親自接見了“尼古拉”，並在他面前刻意讚美了他的父親蔣介石，他們希望中國與蘇聯站在一邊，一起對付日本帝國主義。 在蔣經國回國之前，駐蘇聯大使蔣廷黻曾這樣記載說：“（1936年）當我赴莫斯科前，委員長（蔣介石）夫人曾告訴我說委員長期望他滯留在俄國的長公子經國能回國。他的長公子於1925年赴蘇，自那時開始，他便一直留在蘇聯。……1937年某夜，當我和部屬們閒談時，有人報告我有客來訪，但是在未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即告訴我他就是蔣經國。我很高興。在我還未來得及問他計劃和意圖時，他說：'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我告訴他，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接著他又說，他已與一位俄國小姐結婚，而且已經有了孩子。我肯定地告訴他，委員長不會介意此事。”後來，蔣介石給兒媳婦芬娜起了個中文名字叫“蔣方良”。 在蘇聯生活了十二年，終於要離開了，蔣經國的心情也頗為複雜而感慨。在出發當天，他寫下離蘇前的最後一篇日記：“今天我要離開莫斯科了。早晨5時起床，從我的房間望出去，可以看得見克里姆林宮，同我在12年以前所看見的克里姆林宮，差不多完全一樣，不過幾個教堂頂上的雙頭鷹，已經看不見了，現在所能看見的，是由寶石製成的五角星。……孫逸仙大學面前的大禮堂，在3年之前已被拆毀，現在那裡正在建築偉大的勞動宮。……莫斯科的地下鐵道已經通行，車站裝璜的美麗，實在可與皇宮相比。車輛非常舒服，街上的汽車要比10年前增加20倍。……莫斯科的商業非常興旺，新的大商店很多，但是無論什麼時候，商店中的人都非常擁擠。今日領護照、買車票，一直忙到開車。下午兩點鐘，在北火車站搭第二號西伯利亞快車離莫斯科。蘇聯……再會！” 1937年3月25日，蔣經國告別莫斯科，乘火車穿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到達海參崴，隨後搭上駛往上海的輪船，由此結束了他漫長的旅蘇生涯並最終回到中國。是年，蔣經國二十七歲。在十二年前，十五歲的他一個人來到這裡，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三個人了。 不知道是偶然還是有意，蔣經國在蘇聯的十二年，事實上得到了政治、軍事、農業、工業和文化五方面的系統學習和充分鍛煉，這幾乎就是為蔣介石培養了一個全才。或許，這就是蔣經國後來能夠接班並將中國台灣搞得有聲有色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