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三五、“中山艦”的謎團，蔣介石的權柄

在盟兄陳其美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位不高，離核心領導層也距之甚遠。直到1922年，因陳炯明背叛革命，孫中山困守永豐艦，蔣介石得訊後立刻從上海飛奔到艦上與之共患難，事後還寫了一本名為《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的小冊子，以吹捧孫中山的形式來抬高自己的身價，由此也成為了孫中山所倚重的極少數成員。 蔣介石訪俄回國後，正值國民黨改組的“一大”會議在廣州舉行，但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24人、候補中央委員17人中都沒有蔣介石的名字，而共產黨人林伯渠、張國燾、瞿秋白等人卻赫然在列。當時已經被任命為黃埔軍校籌備人的蔣介石在一氣之下留書請辭，未及孫中山批准便“拂然而行”，直到兩個月後才回到廣州，正式接辦黃埔軍校的建校事宜。

訪問蘇俄與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是蔣介石提升自己地位的重要契機，特別是孫中山制定“聯俄”政策及蘇俄顧問在廣東革命政府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後，蔣介石更是其中最大的獲益者（譬如蘇俄援助的經費及武器的分配）。當時的蔣介石表現也很積極，他常在公開的演講中大喊擁護“聯俄”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等漂亮的口號，這也讓蘇方代表鮑羅廷及國民黨左派人士大為賞識，並將之視為可以信任的人。 1924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北上商談統一大計，汪精衛、鮑羅廷也隨同前往；次年3月，他們成為了孫中山去世後遺囑的見證人。孫中山死後，繼承其領袖地位呼聲最高的是胡漢民、汪精衛及廖仲愷，但胡漢民的右派立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影響；汪精衛作為孫中山遺囑的實際執行者，倒是很想繼承孫中山的地位，但汪精衛是個優柔寡斷的人，缺乏感召力，因而得不到太多的擁護；廖仲愷因為積極與蘇俄專家合作，當時也是個炙手可熱的候選人。除去以上三位，粵軍將領許崇智及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則是排名其後的備補人選。

但1925年後的事態發展卻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首先是第一次東征的大獲全勝，這使得原本並不十分出名的蔣介石一下子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大英雄；接著，蔣介石又回師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其掌握的“校軍”規模也由此大大擴充，成為一支不容小覷的武裝力量。 勝利之餘，廣東革命政府由大元帥制的軍政府改組成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原為軍政府“代帥”、被認為是孫中山第一號繼承人的胡漢民在這次改組中卻未能順理成章地成為國民政府主席，而僅僅擔任了外交部長；汪精衛則在鮑羅廷的暗中策劃下當上國民政府主席，成為黨內第一號人物。 被視為軍事專才的蔣介石在這次改組中也沒有太大的收穫，他未能進入國民政府委員會而僅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中的八個委員之一。不過，廣東革命政府隨後對各軍隊進行了改編，蔣介石所掌握的“校軍”及一部分粵軍被編為第一軍，名列各軍之首（依次為譚延闓的第二軍、朱培德的第三軍、李濟深的第四軍、李福林的第五軍、程潛的第六軍，兩廣統一後，李宗仁部被編為第七軍）。除了擔任第一軍軍長之職外，蔣介石還擔任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黃埔軍校校長、廣州衛戍司令、長洲要塞司令等職。不過，這些職務都是軍職，蔣介石當時尚未能在黨政方面立足。

1925年8月發生了一件大事，頓時令廣東政局風雲突變，這就是“廖仲愷遇刺案”。廖仲愷於1877年出生於美國的一個華僑家庭，1902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結識了孫中山，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廖仲愷曾擔任過同盟會外務部幹事並做過中國留日學生會會長，在“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流亡日本期間，廖仲愷成為孫中山的堅定追隨者。 廖仲愷祖籍廣東，與孫中山為同鄉，其身材不高、臉龐消瘦，外表因多年的奔波勞累而顯得比實際年紀要大一些。但是，廖仲愷是一個意志極堅定、有恆心、能吃苦的實干家，他在黨內一直負責最困難、最繁瑣的經濟事宜（譬如為黃埔軍校籌集經費而被稱為“黃埔的慈母”），其貢獻在黨內有口皆碑。 汪精衛做上主席之後，實權卻是控制在廖仲愷手中的，因為他是蘇方代表鮑羅廷的堅定盟友，而鮑羅廷在當時廣東革命政府中的地位是極特殊的。鮑羅廷在俄國“十月革命”前也曾在美國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他與孫中山、廖仲愷都不存在語言上的隔閡，因而在孫中山死後，廖仲愷幾乎事事都與鮑羅廷商量。

對於孫中山提出的“聯俄政策”，廖仲愷是自始至終的堅定支持者，也是最有力的擁護者；汪精衛最開始持反對態度，但蘇俄援助到後，嗅覺靈敏的他立刻變成了一個積極的左派；胡漢民一開始是中立的，最後卻變成了反對“聯俄政策”的右派代表。至於蔣介石，或許是因為他的訪蘇經歷，他才是“聯俄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為黃埔軍校及第一軍始終是蘇援的最優先者。 “廖仲愷遇刺”一案事態嚴重，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首的特別委員會進行調查。在查辦“廖案”的過程中，一些粵軍將領及右派分子被發現牽涉其中，而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有嫌疑（他還是廖仲愷結識孫中山的中間人）。從各種事實來看，胡漢民雖然沒有直接涉案，但他對暗殺一事卻是知情的，因此事後他沒有辯解而是主動要求保護，汪精衛則順水推舟，令蔣介石將之軟禁在長洲要塞。執行時，蔣介石假惺惺地對胡漢民說：“大家都認為您與此案有關。可是兄也該明白我們的苦衷，我們也拿不出您無牽連的依據，只好委屈您了。”一個月後，胡漢民以前往蘇俄“考察”的名義被送上“蒙古”號輪船，實則是被驅逐出廣東。

到底誰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兇手，至今仍舊是一個謎。現場的兩名直接兇手，一個被廖仲愷的衛士當場打死，另一名則身受重傷，不久後即死去，也沒有留下有價值的線索。至於一些可疑的人物，如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等人早已聞風逃竄到香港，被捕的只有林直勉一人，但事後也因查無實據而釋放（目前論者大多認為系朱卓文買兇殺人，朱卓文也曾旅居美國）。 同時捲入“廖案”的還有許崇智屬下的梁鴻楷等粵軍將領，許崇智由此落入了尷尬的處境。 9月20日，蔣介石突然令黃埔學生軍將許崇智軟禁，其所部粵軍遭到遣散或改編。許崇智、張靜江、蔣介石三人曾為八拜之交，蔣介石做過許崇智部多年的參謀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矛盾漸深。許崇智所部軍閥習氣濃厚，軍餉遠超過其他部隊，而許崇智本人在廣州“狂嫖闊賭”並有私吞公款、剋扣軍餉等惡名，因而蔣介石的行動在當時並未遭到非議。

後來，蔣介石給許崇智送了一封信，信中歷數了他多年的罪狀，並勸他自動“卸職”，以對“總理在天之靈”；信末，蔣介石又假惺惺地說，這樣做是為了許崇智“個人計”，並答應許崇智“暫離粵境，期以三月，師出長江，還歸坐鎮，恢復令名”，但許崇智被下屬旅長陳銘樞武裝押送到上海休養後，終身未問及政治。 廖仲愷遇刺後的幾個月中，汪精衛與蔣介石兩人心照不宣、密切合作，聯手將政敵胡漢民、許崇智一一逐出廣東。從結果上來看，汪精衛固然是如願以償地成為“四位一體”（國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但從長遠來看，最大受益者卻是蔣介石。因為“四位一體”要沒有軍隊支持的話，所謂的“領袖地位”不過是政治傀儡。

汪精衛是聰明人，他當然不會不懂這點。 1926年2月初，在國民黨“二大”閉幕後，鮑羅廷因為要回國述職而暫時離開廣州，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則在此之前因為舊傷復發而北上（一說是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去指導工作），當時充當蘇方臨時總顧問的季山嘉與蔣介石在多個問題上發生衝突，而作為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則緊緊跟在季山嘉的後面，由此，汪、蔣之間的矛盾急劇上升，兩人的政治蜜月宣告結束。 季山嘉與蔣介石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北伐問題，蔣介石希望能盡快北伐，而季山嘉認為各方麵條件都準備不足，北伐應該從緩；二是軍隊組織與經費問題，軍委會曾在2月6日決議撥給黃埔軍校30萬元經費，王懋功的第二師12萬經費，但在第二天，又突然改成黃埔軍校27萬元，第二師增至15萬元，這讓蔣介石感到十分不安，因為第二師雖然歸他節制，但師長王懋功是汪精衛的人，蔣介石認為這一變動一定是季山嘉在背後起了作用，而目的是要讓第二師從第一軍中獨立出去。

而在這時，廣西軍隊被改編成第八、第九軍，算上廣東原有的六軍，第七軍的編制就被空了下來，這讓蔣介石更加懷疑汪精衛、季山嘉是要讓第二師升級為第七軍。為此，蔣介石於2月26日突然將王懋功扣押，改派自己的親信劉峙為第二師師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其實已經是“中山艦事件”的預演了。當然，這尚屬於蔣介石的職權範圍，後來廣西軍隊也獲得了第七軍的編號）。 1926年初，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吳佩孚及張宗昌的軍隊在南口展開大戰，國民軍因馮玉祥此時正訪問蘇俄而遭到慘重失敗，不智的是，季山嘉此時又提出由海路運兵到天津援助國民軍及建議蔣介石到北方幫馮玉祥練兵的計劃，這更令蔣介石感到疑懼萬分，他認為這是汪精衛、季山嘉企圖將他趕出廣州的圖謀。

為了緩解壓力，蔣介石在此期間辭去第一軍軍長的職務（改由親信何應欽接任），隨後提出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廣州衛戍司令之職，軍委會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總監，他也避不就職。對於蔣介石的辭職，汪精衛有意留中不發，既不批准，也不挽留，這讓蔣介石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心情壞到極點，對汪精衛也恨到極點。 2月27日，蔣介石去見汪精衛，“明告其如不准我辭職，就令季山嘉回俄”。而在蔣介石提出“赴俄休養”的要求後，他與秘書陳立夫的護照卻很快辦理了下來。在蔣介石看來，這所有的一切，背後都可能潛藏著巨大的陰謀。 就在這個敏感時期，“中山艦事件”爆發了。 “中山艦事件”也被稱為“三二零事件”（1926年3月20日發生），在很長一段時期裡，該事件被認為是近代史上的一樁謎案，而最主要的當事人蔣介石在事後也是吞吞吐吐、欲遮還掩，說是要等他死了，屆時將日記公開出來，“那時一切公案，自然可疑大白於天下了”。

如今，事件中的所有當事人都已經作古，蔣介石的日記也已公佈，儘管一些歷史學家對這一問題做了極為深入的研究並已接近大部分的真相，但鑑於偶然性對歷史的決定作用，這樁歷史懸案的謎團，至今都不能說是完全解開。 目前關於“中山艦事件”研究的主要觀點以楊天石先生為代表，其在《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中詳細梳理了整個事件的過程：1926年3月18日午後6時半，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主任孔慶叡因為外洋定安火輪被匪徒搶劫，讓黃埔軍校管理科科長趙錦雯火速派巡艦一艘前往保護。該電話繫管理科交通股股員黎事雍所接，其因黃埔軍校無船可開，隨後便自作主張打電話請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派船以應急需。駐省辦事處接電話者係交通股股員王學臣，王學臣因電話聽不清，搞不清是何人的命令，因而“想情系教育長（鄧演達）之諭”，要求也升級成了“調巡洋艦一二艘以備巡查之用”。 黃埔軍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長兼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接到王學臣的報告後，隨即親赴海軍局交涉。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當時因公外出，其下屬作戰科科長鄒毅即當面應允派艦一二艘前往黃埔聽候調用。此後，歐陽鐘自稱他“即返辦事處”，但海軍局的《值日官日記》中記載稱帶其面見李代局長，而李之龍的夫人也稱歐陽鐘當晚到了她家並聲稱“奉蔣校長命令，有緊急之事，派戰鬥艦兩艘開赴黃埔，聽候蔣校長調遣”，並留下鄒毅的信函。李之龍歸來閱信後，當即下令派中山艦前往。 19日晨7點，中山艦出港；同日，作戰科科長鄒毅要求歐陽鐘補辦調艦公函，歐陽鐘照辦。 由此，楊天石先生認為，中山艦的調動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從這個過程可以澄清之前的以下幾個謎點：第一，中山艦駛往黃埔並非李之龍“矯令”，它與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汪精衛、蘇俄顧問季山嘉無關，也與共產黨無關。蔣介石和國民黨部分人士多年來，一直大肆宣傳的所謂“陰謀”說，不能成立。第二，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因此，所謂蔣介石下令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第三，中途加碼，“矯”蔣介石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而歐陽鐘是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的侄子。 孫文主義學會系國民黨的右派組織，其一直反對“聯俄”及“國共合作”政策，在該事件發生前，其中的一些人便到處散佈汪精衛反蔣及海軍局陰謀武裝政變的謠言，其中難保已入蔣介石之耳。中山艦在開出後，正好遇到以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蘇俄使團要求參觀中山艦，於是李之龍即用電話請示蔣介石，將中山艦調回廣州。 據蔣介石的日記記載，在3月19日下午一點鐘時，他接到李之龍請求將中山艦調回省城以備蘇俄考察團參觀的電話，他當即表示：“我沒有要你開去，你要開回來，就開回來好了，何必問我做什麼呢？”但事後，蔣介石感到事情十分蹊蹺，“為什麼既沒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去，而他要開回來為什麼又要來問我”。 “中山艦到了黃埔，因為我不在黃埔，在省裡，他就開回來省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19日上午，“有一同志”一連問了他三次：“你今天黃埔去不去？”“什麼時候去？”（這一同志即汪精衛。） 而在此之前，注精衛對蔣介石的辭呈既不批准也不挽留，這使得蔣介石認為這是汪精衛在“間接地暗示我離粵。此時我方知道如我不離粵，不測的事件就要發生。但我既辭職而未獲准，如果自動離粵，又陷入棄職潛逃的罪名，真使我進退維谷。到了十九日的晚間，中山艦開回廣州，艦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是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崴，送往俄國……” 蔣介石的日記清楚地表明，他當時懷疑汪精衛等人在搞陰謀，要“幹他”或“趕他”。而他此前曾以自請“赴俄休養”試探汪精衛，而汪精衛卻是同意的。由此，蔣介石一度心灰意冷，並打算準備離開廣州，退到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所在地汕頭（日記上雲：“上午，準備回汕休養。”）。但“下午五時，行至半途”，蔣介石突然決定返回，並對“中山艦”一事採取鎮壓措施（陳立夫也稱，蔣介石已坐了汽車到天字碼頭，在車上，他勸蔣介石說：“有兵在手上，為什麼不干？”）。 20日晨，蔣介石下令廣州全城戒嚴，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50餘人；佔領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與此同時，蘇俄顧問也受到監視，包括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在內，衛隊均被繳械。 事變後第二天，汪精衛即向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請病假，所有各項職務均請暫時派人署理。據楊天石先生在《中山艦事件之後》一文中的判斷，汪精衛之所以迅速退讓並一敗塗地，主要原因在於蘇俄顧問的妥協，其中尤以布勃諾夫的意見最起作用。布勃諾夫認為引發該事件的原因是蘇俄顧問在軍事工作和政治領導上出現了嚴重錯誤（過度干涉國民黨內部事務而引發中國將領的反彈）。 22日，蘇俄駐廣州領事館派人來問蔣介石：“這是對人問題，還是對俄問題？”蔣介石稱“對人不對俄”，並表示希望鮑羅廷速回廣州。 24日，布勃諾夫使團離開廣州，季山嘉也同船回俄。由此，汪精衛徹底垮台，其隨後稱病遷居就醫，並表示他不再負政治責任（5月11日汪精衛秘密離粵赴法）。在這場奇變中，蔣介石大獲全勝，其在3月26日的日記中稱：“政治生活全是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複問矣！” 楊天石先生認為，在當時的大背景下，“中山艦事件”有偶然性的一面，也有必然性的一面；就蔣介石誤信孫文主義學會等人的謠言來說，“中山艦事件”有其偶然性，但就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激烈鬥爭及蔣介石的思想來說，又有其必然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山艦事件”其實是一場不徹底的政變，也是蔣介石的一次政治投機與試探，但因為其他方（蘇方及汪精衛等方）的退讓，蔣介石未受到任何抵抗而以全勝告終，蔣介石所說的“所謂政治，全在權謀”，大意如此。類似的事件，在蔣介石之後的統治時期，還有很多要等著上演。不過，儘管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逼走汪精衛並奪取了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但其統治地位是不穩固的，這大概也是他當年要急於北伐的原因，因為北伐可以為當時的內亂尋找一條出路，所謂“問題外界化”是也。 補充：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說：“那時在上海的英國別發書莊出版了一本英文書，那是張作霖在北京圍抄俄國大使館，沒收了許多秘密文件，翻譯成英文發刊，作為反對國民革命軍的一種宣傳。裡頭對於3月20日之變以前的陰謀，一點也沒有記載，獨至在3月20日之後，俄國顧問團在東山開秘密會議時，那討論和決議倒清清楚楚的有記錄。當時黃埔軍校的俄國顧問斯板諾夫在會議上報告3月20日的經過，說事變之前，一點也不知，但他的意見以為為求國民革命完成起見，俄國仍應利用蔣介石。就是俄國使館給莫斯科的報告，也有同樣的獻議。為了這事，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蔣先生。第一，說明我在武漢當時已面質過汪先生，汪先生極力否認此事，而且證以當日汪蔣相依為命的情形，汪雖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說明別發書莊有這些俄國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國顧問有謀害他的事，何至於一些痕跡也沒有，至3月20日之後俄國顧問還主張要利用他。……末後我更請他買這一本英文小冊子一看，因為宋美齡夫人是懂英文的。”（別發印書館是近代以來在華的著名印刷機構之一，1870年由英商別發洋行創辦。那套文件即指《蘇俄陰謀文證彙編》，但該套文件並不完整，因為在張作霖派兵衝進蘇俄使館時，一些文件已經被燒毀，一些秘密可能已經化為灰燼，而且文件清查也非全部，因為“文件堆滿兩屋，清檢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譯，尤費手續，迭經警廳公佈，多只目錄清單”。《蘇俄陰謀文證彙編》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一書亦有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