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三六、閻錫山、馮玉祥與蔣介石鬥法

北伐戰爭結束後，原直系的吳佩孚、孫傳芳勢力被一掃而空，張作霖在退回關外時被日本人炸死，奉系元氣大傷，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及李宗仁的桂系則異軍突起，成為主宰大局的新軍閥。 “共患難易，享富貴難”，新崛起的這四家很快便在戰後的地盤分配上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原來，西北軍長期局促於西北瘠苦之地，他們迫切希望向外發展，正如馮玉祥說的：“我們連個海口也沒有，向國外購買一些軍事裝備，真是太不方便。”北伐後期，馮玉祥派鹿鍾麟指揮韓復榘等部在河北擊退奉軍並直取平津立下汗馬功勞，因而馮玉祥認為論功行賞，河北、平津理當劃到西北軍的名下。 對此，閻錫山與蔣介石不以為然，閻錫山也想向外發展，這塊地盤同樣志在必得；蔣介石則認為西北軍擴張太快，將影響到自己的領袖地位，所以要挑撥並利用馮玉祥與閻錫山之間的矛盾。搞笑的是，馮玉祥這個人一向擔心別人說他爭權奪利，儘管他是想拿下這塊地盤的，但他又不明說，因而蔣介石趁勢將河北、平津劃給了閻錫山，理由是馮玉祥已經有了魯、豫、陝、甘、寧、青六省的地盤，而閻錫山只有冀、晉、察、綏四省，應該平衡一下；再者，列強在平津兩地勢力深厚、關係複雜，馮玉祥性格剛直，對外交並不內行，因而交給閻錫山應付為宜。

馮玉祥吃了個啞巴虧，但他又不便當場反對，因為在之前的一段時期，馮玉祥與蔣介石的關係搞得一團火熱，蔣介石答應幫西北軍解決經濟上的困難，馮玉祥則公開表示了對蔣介石的擁戴。從名義上來說，蔣介石、馮玉祥兩人還是剛換譜的弟兄，特別在北伐戰爭結束後，馮玉祥為了表達對蔣介石的擁護，甚至要在鄭州為蔣介石鑄造銅像（經左右勸阻未果）。 話雖如此，兄弟之間翻臉不認人也實屬正常，何況是這種“萍水弟兄”。在失去河北和平津後，馮玉祥給自己的部隊講話，說“地盤要小，軍隊要少，工作要好”，說白了就是對此事大發牢騷。 緊接著，各派系又於1929年1月在南京召開全國編遣部隊的會議，馮玉祥對此倒是非常積極，他提出了一個編遣準則：“強壯者編，老弱者遣；有槍者編，無槍者遣；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有革命功績者編，無革命功績者遣。”按照這一準則，馮玉祥提出一個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團軍（即蔣介石、馮玉祥）各編十二個師，第三、第四集團軍（即閻錫山、李宗仁）各編八個師，其他不屬於各集團軍的軍隊共編八個師。

馮玉祥原本以為，西北軍“兵員最多、素質最好、訓練最精、戰功最大”，理當多編幾個師，但要超過蔣介石的話，也不太好，於是計劃將第一、二兩集團軍拉平，把閻錫山、李宗仁的第三、四兩集團軍和其他雜牌軍壓低，他自以為這樣就可以蔣介石、馮玉祥的團結為中心，控制其他方面……但馮玉祥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 作為北伐後名義上的領袖，蔣介石當然無法容忍其他派系的兵力超越或者與之平行，而閻錫山也不會被馮玉祥給輕易地打壓下去，於是他也提出一個方案，那就是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編十一個師，另設一個中央編遣區十一個師。這個方案實質上是要“抬蔣壓馮”，因為“中央編遣區”的十一個師是由蔣介石掌握的。蔣介石對這個方案很滿意，而勢力最小的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見自己與馮玉祥、閻錫山平起平坐，當然也就雙手贊成。

馮玉祥見自己的方案遭到眾人的反對，於是在正式開會時“稱病”不再出席。有一次，馮玉祥正與部屬談話，孔祥熙突然來訪，馮玉祥趕緊鑽進被子，捂得大汗淋漓並假裝呻吟不止。此事傳出去後，得知內情的人都暗笑馮玉祥患的其實是“心病”！到後來，馮玉祥乾脆離開南京，跑到豫北輝縣百泉村“養病”去了。 在蔣、馮矛盾尚未完全公開化時，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的桂係因爭奪湖南地盤而與蔣介石集團搶先翻臉，結果引發了1929年初的“蔣桂戰爭”。在進軍之前，蔣介石以行政院長和兩湖地盤為條件，拉攏馮玉祥南下夾擊桂系，馮玉祥則玩起了“卞莊刺虎”的把戲，他一方面暗中許諾李宗仁出兵相助，另一方面則答應蔣介石南下進攻，實際上是坐山觀虎鬥，兵發遲遲，既不攻桂，也不援蔣，而是等蔣桂兩敗俱傷後坐收漁翁之利。

但“蔣桂戰爭”的發展卻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由於桂係將領李明瑞的突然倒戈，李宗仁等的軍隊迅速潰敗，蔣軍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占了武漢。這下，馮玉祥投機不成反弄巧成拙，非但失去了奪取武漢的時機，就連被他催促南下的手下大將韓復榘也被蔣介石暗中收買了過去。 眼見自己的圖謀被蔣介石識破，馮玉祥乾脆撕下面紗，決定武裝反蔣並自任護黨護中國軍隊西北路總司令。開戰之際，馮玉祥認為西北軍的戰線拉得太長，為防止腹背受敵，馮玉祥決定收縮兵力，放棄山東、河南地盤並將軍隊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陝西待命。用馮玉祥的話來說，這叫“拳頭收回來之後，打起來更加有力”。 但是，馮玉祥的一些部將並不理解這個策略，因為陝西連年荒災，生活困苦不堪，他們之前是嚐過這個苦頭的，因而不願意回到貧瘠的西北去。在蔣介石的拉攏和分化下，韓復榘、石友三及西北軍的外圍部隊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紛紛叛馮附蔣，令馮玉祥軍力大損，未戰而敗。無奈之下，馮玉祥只好通電下野並聲稱入華山讀書，實則是以退為進，避戰自守，令蔣軍失去進攻的口實。 （注：韓復榘與石友三在1926年南口大戰時，曾因西北軍大敗而短暫投靠了閻錫山，頗為西北軍將領所不齒，這次投蔣也與此相關。）

馮玉祥的下野並沒有得到蔣介石的認可，其堅持馮玉祥必須離開軍隊、出國遊歷，戰爭方可結束，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跳出來表示願意做個和事佬，為雙方做個調停。蔣介石對此未置可否，馮玉祥則積極響應，於是閻錫山便親赴運城將馮玉祥接到太原，並隨後將之安置在自己的家鄉五台縣（離閻錫山的老家河邊村有數里之遙）。 在李宗仁、馮玉祥相繼失敗後，閻錫山的舉動頗引人關注。據閻錫山手下的砲兵司令周玳回憶，閻錫山這一時期經常對手下的高級將領和幕僚縱談國家大勢，說“蔣介石雖然佔據江南，但他的內部很不穩固。如汪精衛、胡漢民等恨蔣的人很多，李宗仁、白崇禧更是恨他”；又說“袁世凱是最厲害不過的，我都應付過去了，蔣介石不如袁世凱多了”；“蔣介石這個人器量狹小，排除異己，遇事操之過急，終不能成大事”；閻錫山還說“漢陽兵工廠只能製造輕武器，我們還能製造砲兵等用的重武器”（當時太原兵工廠能批量生產迫擊砲和手提機關槍即衝鋒槍）。閻錫山的話，隱約透露出逐鹿中原的打算。

以閻錫山的資格，當然比馮玉祥、蔣介石、李宗仁都要老得多，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他已經當上了山西都督，時年不過三十歲。在袁世凱時期，閻錫山韜光養晦、戰戰兢兢，未有大的作為，直到袁世凱死後，閻錫山才真正掌握了山西的軍政大權並成為地方軍閥中的不倒翁。相比馮玉祥，閻錫山要更圓滑也更有心計，譬如在開編遣會議時，閻錫山提前裝病，直到馮玉祥等人已經出好牌後，他才後發製人，佔了很大的便宜。事後，閻錫山還得意地對手下說“我們遲來的辦法做對了”，“等到他們鬧成分裂之局的時候我再去，那時雙方都需要我，那就好了”。 正因為如此，閻錫山邀請馮玉祥入晉既有討好馮玉祥的意思、也有“挾馮自重”的用意。馮玉祥到山西後，實際上是被閻錫山變相軟禁了起來，而閻錫山卻對外宣稱要與馮玉祥偕同出洋考察，消弭戰禍。蔣介石接電後大為驚異，急忙對閻錫山加以挽留而只要求馮玉祥一個人出國。由此，閻錫山又將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一大截，幾乎可以與蔣介石平起平坐了。

蔣介石雖然比馮玉祥、閻錫山年輕幾歲，但也不好對付。之前蔣介石雖然把平津分給了閻錫山，但蔣介石很快派宋子文到北平劃分國家稅和地方稅，閻錫山只好將平津稅收機關的晉方人員撤回，條件是財政部支付京津地區晉軍的餉項。但財政部實行一個月後便停止支付，閻錫山大呼上當，於是藉口北伐時期山西省銀行曾墊付3000萬元作為軍費，因而向財政部申請發行省公債作為彌補，不料蔣介石很快將之駁回。 閻錫山氣得要命，他怒氣沖沖地把桌子一拍說：“以前，我以為蔣介石還可以相處，不料他這樣排除異己，現在居然逼到我的頭上來了！”“我很後悔北伐時墊此巨款，這件事我們做錯了。現在蔣要用經濟手段把咱們困死，咱們沒有錯，他不敢用兵來打咱們，只有在經濟上來困死咱們。”像閻錫山這種凡事都要打算盤的人，蔣介石的做法對其刺激很大，於是堅定了他反蔣的決心。

而在馮玉祥被閻錫山軟禁期間，西北軍群龍無首，部分將領開始與蔣介石來往，甚至密謀攻打山西，這讓閻錫山感到十分不安並感到軟禁馮玉祥毫無用處，於是便親赴建安村將馮放出，並表示願與之合作，共同討蔣。馮玉祥對此當然是求之不得，隨後便於1930年3月初返回潼關，準備對蔣開戰。 馮玉祥屬下的鹿鍾麟等將領本已策劃好向山西進攻，但馮玉祥的歸來及轉變令他們措手不及。西北軍與晉軍在歷史上頗有仇怨，如1926年初的南口大戰，西北軍（當時叫國民軍）被張作霖的奉軍及吳佩孚的直軍打得大敗，而閻錫山又趁機腰擊其後路，差點令西北軍全軍覆沒；在北伐戰爭後期，正當晉軍與奉軍在保定方順橋苦戰之時，馮玉祥突然令前線的韓復榘部撤至石家莊，幾乎令晉軍陷入重圍。因此，雙方將領都存在互不信任的對立情緒。

在馮玉祥宣布聯合閻錫山共同討蔣後，其手下的大部分將領都默不做聲，因為他們認為西北軍屢次吃閻錫山的虧、受閻錫山的騙，倒不如把閻錫山打倒，就連馮玉祥最寵信的將領孫良誠會後也發牢騷說：“我看先生（指馮玉祥）一點覺悟也沒有，我們這些年來一直受閻老西的害，為什麼還要和他一起幹？” 西北軍將領對“聯閻打蔣”計劃普遍抵觸的原因還不僅僅是歷史仇怨，更重要的是，他們對馮玉祥與閻錫山的能力特點多有了解：馮玉祥只會打仗，對政治完全外行；閻則是一個錢鋪老闆，只會算小賬，不能成大事；聯閻反蔣，縱然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在政治上也毫無辦法。正如鹿鍾麟的一個幕僚說的：“如與閻合作，勝亦過不了長江，蔣退江南憑險固守，閻馮之間就會出問題，那時，西北軍仍然處於腹背受敵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敗仗，那就更不堪設想了，甚至求得退據關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

但是，馮玉祥對此卻很樂觀，他曾對幕僚說：“這次舉動，在軍事上，二、三、四三個集團軍聯合對付蔣介石一個集團軍，其它受蔣排斥的軍隊也都傾向於我們，我們的兵力佔有壓倒的優勢；再從政治上看，汪精衛先生已表示和我們合作，西山會議派的中委也和我們合作，張學良表示也很好，足見我們是得道多助，蔣介石是失道寡助，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除此之外，馮玉祥暗地裡還認為，只要消滅了蔣介石，那閻錫山就不難對付（馮玉祥私下里常罵閻錫山是個“窩囊廢”），屆時不但北方全歸西北軍所有，一統天下也不是沒有可能。 可笑的是，閻錫山打的也是這樣的算盤。當部下提醒他馮玉祥系屢屢倒戈之人並在保定方順橋所做之事時，閻錫山擺擺手說：“你們不能老是看過去。要知道蔣介石幾次要收拾馮玉祥，馮玉祥對蔣介石恨極了。現在我要他和我共同打蔣介石，這是他求之不得的，一定會竭盡全力，並且，他好貪眼前的小利，只要我們在物質上能滿足他的慾望，哪能再生半途搗亂之心呢。他固然很狡猾，打完蔣介石之後，可能會搗亂，但他是個老粗，沒有遠見，我自有辦法對付他。” 在馮玉祥與閻錫山正式聯起手來後，其他反蔣勢力也紛紛靠攏，如之前被蔣介石打敗的李宗仁之桂系及張發奎之粵軍，還有在政治上與蔣爭權失敗的汪精衛一干人，甚至張學良的東北軍也有信使來往。開戰之初，各方面反蔣聲浪很高，陣容也很強大，但桂系及粵軍在湖南發動的攻勢很快失敗，自顧不暇，而西北軍、晉軍在津浦線、隴海線、平漢線與蔣軍的交戰也是各有勝負，誰也沒有取得壓倒性優勢。 在幾個戰役之後，西北軍方面的兵員損失及械彈消耗明顯加大，而閻錫山答應的補充遲遲不到位，西北軍難免心存疑慮，由此產生了保存實力的想法。在此情況下，蔣軍越打越強，反在津浦線上將晉軍擊敗，收復濟南；而西北軍在隴海線上的8月攻勢也因為雨季而受阻，雙方態勢為之一變。就在這時，張學良於9月18日發出通電擁蔣，東北軍大舉入關，閻錫山、馮玉祥的失敗已無可挽回。 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閻錫山與馮玉祥只得於10月8日通電下野，整個中原大戰於11月初結束。中原大戰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規模僅次於解放戰爭的國內戰爭，其間歷時7個月，各方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 戰後，閻錫山宣佈出洋考察，但他只到大連躲了一段時期便於次年回到山西老巢；馮玉祥則始終沒有出國，但他慘淡經營二十餘年的西北軍則在這場大戰中土崩瓦解：孫連仲、吉鴻昌、梁冠英等部投蔣；張自忠、劉汝明、趙登禹等部及之前隨韓復榘變節的石友三部投張學良；韓復榘之前已經自立門戶…… 馮玉祥的失敗並非偶然。正如原國民三軍徐永昌說的，馮玉祥所部最初有“五虎將”之稱，即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石敬亭、宋哲元，皆前清第二十鎮同事或有關係者，後來在第十六混成旅當團營長。但後來又有小“五虎將”出現，即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孫連仲、張維璽，皆第十六混成旅士兵出身。馮玉祥的老朋友、西北軍的交際處長張樹聲也說：“馮先生是一定要親自孵出的雞娃，才會下蛋。”意思是馮玉祥只相信自己教育出來的將領，而且喜歡越級指揮，中間的高級將領往往被架空，造成指揮紊亂。 另外，馮玉祥統率的西北軍就像一個封建大堡壘，馮玉祥就是大家長，作風專斷，缺乏民主，一些由士兵提撥起來的帶兵官如韓復榘等，即使已經當了軍長乃至當了省主席，馮玉祥對他們仍然像對待子侄一樣，不肯給予應有的尊重和禮貌，甚至他們在他面前連吸支香煙的自由都沒有。因此，部分高級將領便覺得太受拘束，開始另謀出路了。 經此沉重打擊後，馮玉祥一蹶不振，不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蔣介石則利用這次戰爭擴展了自己的地盤並大大提高了在國內的威望；另一個獲利者張學良，也趁機殺回關內，並從閻錫山的手中重新取得了京津地區的控制權；閻錫山的晉軍也分出了商震和傅作義派系，力量有所削弱。一言而蔽之，中原大戰實則是北伐戰爭之後的又一次大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