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中國歷史 民國原來是這樣:1912-1949

第33章 三三、神秘之旅:蔣介石訪問蘇聯

蔣介石於1887年出生在浙江奉化溪口鎮,乳名瑞元,學名蔣志清,“介石”一名是他1912年在日本辦雜誌《軍聲》的筆名,在1918年投奔孫中山後改名“蔣中正”,後來正式場合即用此名,“蔣介石”一名使用反而不多。 蔣介石出生於一個中落的商人家庭,其祖父及父親分別於1894年和1895年去世。在與異母長兄蔣錫侯分家後,其母王采玉僅依靠鎮上的一個小商舖及微薄田租維持生計,但蔣介石的早年教育還算正常。 14歲的時候,蔣介石奉母命與同縣毛福梅結婚,新娘比新郎要大5歲之多。清末新政後,蔣介石於1906年東渡日本學習軍事,但因為入讀日本士官學校須清廷保送,所以學習了半年日語後即回國。 回國後,蔣介石投考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浙江有40個名額,但多數為浙江武備學堂的保送生所佔去),當時社會報考者超過千人,蔣介石雖帶病投考,卻獲得了這份幸運。經過一年的學習訓練後,蔣介石因曾在日本學過半年日語而被選中為留日士官生。 1908年春,蔣介石與張群等同學抵達日本,隨後進入振武學校學習了兩年,專業是炮科。 1910年冬,他以士官候補生的資格進入日本野砲兵第十三聯隊實習,準備在一年後正式進入日本士官學校。

日本野砲兵第十三聯隊的駐地為新潟縣高田鎮,這裡是日本最多雪的地方,天氣寒冷,伙食又差,新兵們往往被軍官和上等兵呼來喝去,蔣介石也不能例外,他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起床,然後到馬厩去給拖炮的戰馬擦身,以保證戰馬渾身的血液流通。據十三聯隊的師團長長罔外史回憶說,當時實習的二等兵蔣志清“內蘊不露,說不出有什麼出人頭地的表現”。 還沒有等到蔣介石好好表現,武昌起義就爆發了。其實長罔外史不知道,蔣介石在振武學校的時候就已經加入同盟會,並與陳其美、黃郛等人歃血為盟,革命一爆發,陳其美就急召黃郛、蔣介石、張群等人回國鬧革命,蔣介石二話沒說,他先請了兩天的假到了東京,隨後脫下軍衣寄回聯隊,表示自己不再回聯隊,也不打算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了。在革命的召喚下,與蔣介石一起返回國內的士官生或者候補士官生有23人,後來日方將這些人全部開除。除張群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重返日本繼續學習外,其他人都沒有拿到日本士官學校的文憑。

回國後的蔣介石雖然被陳其美任命為滬軍第五團團長,但也沒有什麼好的表現機會,因為不久後南北雙方便開始議和,隨後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很快宣告結束。在這段時期裡,蔣介石倒是在盟兄陳其美的指使下乾了件大事,他親自帶人執行了刺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的任務。事後,蔣介石跑到日本避風頭,而陶成章被刺一事,在很長時間都是一樁謎案,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是“蔣委員長”幹的。 1916年,在陳其美被人刺死後,蔣介石轉而跟隨孫中山。最初,蔣介石並沒有引起孫中山的重視,直到後來那些革命元老如朱執信等人相繼被人刺死之後,曾學習過軍事的蔣介石才進入孫中山的視線,因為在當時的革命陣營中,除了許崇智是正宗的日本士官生外,蔣介石這種半拉子軍校生已經是稀缺人才了。

在屢遭失敗後,蘇俄向孫中山伸來了援助之手,在孫中山和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後,蘇方答應向國民黨援助200萬金盧布並幫助創辦軍校和提供軍事物資。 1923年5月,孫中山復電越飛,表示將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一切,而這個代表人選便是蔣介石。 在1917年到1922年這五年間,蔣介石混得併不如意,因為他手裡無一兵一卒,每次應召到許崇智或陳炯明的軍中任職,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經常被軍中的粵派或者福建派排來擠去,因而他在這段時間也極想出國考察一次,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 1917年“十月革命”後,蔣介石也極有興趣,他為此還學習過一段時間的俄文並多次向孫中山及黨內個別重要同志提起他想去蘇俄遊歷一次的想法。因而,孫中山在考慮代表人選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蔣介石。

1923年8月,在與蘇方代表馬林商議後,孫逸仙代表團赴俄一事最終確定,蔣介石出任團長,團員包括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及當時已在歐洲的邵元沖。沈定一早年參加過中國同盟會,後來又參與組織過中國共產黨,但不久即脫黨;張太雷是中共黨員,時任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邵元沖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當時在歐洲考察國民黨海外組織;王登雲是美國留學生,時任代表團的英文秘書。 在多年的夙願即將達成後,蔣介石極為興奮,他一會趕製軍服、一會回鄉探親;一會量衣照相,一會看病補牙,還要利用各種時間去拜訪同誌及朋友,交代各種事宜,一時間忙得不亦樂乎。在即將啟程之際,蔣介石自稱心情悲喜參半,喜的是可以擺脫國內的“污垢社會”,“前程發軔有望”;悲的是“國內缺乏人才,苦我黨魁”,另外就是兒女情長,不忍離開陳潔如和蔣經國及蔣緯國兩個兒子。

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一大早便起來了,他先給在廣東的許崇智、廖仲愷、胡漢民及妾侍姚冶誠寫信,隨後外出拜訪在滬的張靜江、邵力子、汪精衛等人;忙到正午時分,蔣介石返回大東旅社,陳潔如帶著蔣經國和蔣緯國,還有陳果夫都已經在那裡等著給他送行了。下午一點一刻,蔣介石在眾人的送行下,與沈定一、王登雲和張太雷三人登上日輪“木神丸”前往大連,然後換乘火車,直達莫斯科。 令蔣介石頗為感慨的是,從大連到長春再到哈爾濱,所謂的“滿鐵事業”,一路上都是日本的勢力,所見所聞,如入日本之境。到哈爾濱後,代表團換乘俄方經營的火車繼續前行,25日到滿洲里後,便是中甦的邊界。蔣介石在寫給陳潔如的信中說,滿洲里只有千戶人家,半數為華人,半數為俄人,而所謂“真正的邊界,不過是一條無人防守、狹長的小道,人們完全可以自由地出入”。

進入蘇聯境內後,蔣介石對窗外的風景頗為關注,在通過赤塔的途中,他稱這一路上山明水秀,森林濃郁;在路過貝加爾湖時,則稱其“一望無際,風濤如海,誠佳景也”;等到了29日之後,道路住宅便開始成了歐洲景色。 經過半個多月的長途旅行,蔣介石率領的代表團於9月2日抵達莫斯科。在稍事休息後,代表團得到了蘇聯方面的熱情接待,對此,蔣介石也很激動,他甚至提出國民黨就是蘇聯共產黨的“姐妹黨”,並希望聽取蘇俄革命的成功經驗。隨後,雙方談及具體的軍事合作計劃,首先是蘇方承諾為中國國民黨建立兩所軍事學校,一所為高級軍校,設在莫斯科或者列寧格勒;一所為中級軍校,設在靠近邊境的地方,如海參崴。 與蘇聯合作的軍事作戰計劃是蔣介石這次訪甦的主要任務,也屬於高度機密。但在蔣介石表述完他的初步計劃後,蘇方提議他將整個計劃用書面的形式加以闡述,以便進一步討論。在之後的幾天裡,蔣介石便帶著代表團集中精力撰寫這份計劃書,名字就叫《中國革命的新前景》。

在這份計劃書中,蔣介石大膽提出在蒙古庫倫和新疆的烏魯木齊建立兩個軍事根據地,他認為,庫倫在地理位置、作戰距離、戰略位置等方面要優於烏魯木齊,庫倫根據地可以從平漢鐵路招募工人、從災區招募農民為兵員,在蘇聯的幫助下進行訓練,兩年後開始進攻;同時,蔣介石又建議以烏魯木齊為永久根據地,並主張在兩地同時建立軍隊,庫倫方面為主力部隊,烏魯木齊方面為增援團隊。 文件擬好後,蔣介石並沒有立刻向蘇方提交,而且先在內部討論修改,因為在這段時間裡,蘇方為代表團安排了很多活動,其中最令蔣介石感興趣的是參觀蘇聯紅軍和軍校。在一次演說中,蔣介石盛讚紅軍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強大的軍隊”,他情緒激動地表示:“我們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國民黨黨員,我們是軍人,我們是戰士,我們也準備在同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犧牲。……我們來這裡學習並與你們聯合起來。當我們回到中國人民那裡時,要激發他們的戰鬥力,戰勝中國北方的軍事勢力!”

事後,蘇方陪同的官員在上報的絕密報告中也稱蔣介石當時“情緒很高,也很激動,講話時充滿著熱烈而真摯的感情。他在結束講話時幾乎是在吼,雙手在顫抖”。不錯,蔣介石的確很激動,他的講話不時被紅軍戰士經久不息的掌聲所打斷,在講話結束後,全場滿是“烏拉”聲;離開軍營的時候,蔣介石甚至是被紅軍戰士抬起來送到汽車邊的。 實事求是地說,蔣介石這次確是真情流露而非矯揉造作,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就著重寫道,紅軍的軍紀及內務整理雖然不如他當年接觸的日軍,但其隊伍“上下親愛、出於自然,毫無專制氣象”;即便是紅軍中實行的政治委員制,蔣介石也認為分工恰當,感覺很好。 但是,莫斯科的物價讓蔣介石感到十分驚詫。有一次他出去買皮鞋,發現定價居然要90金盧布,一向揮霍無度的蔣介石也忍不住叫了起來:“太貴了!”等到彼得格勒參觀後,蔣介石發現這里市況蕭條,海軍的士氣也很低落,與莫斯科看到的情況大不一樣。

而在這時,蔣介石及代表團成員與蘇方外交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發生過幾次小摩擦,讓他的心情頗受影響。更讓蔣介石不高興的是,代表團內部討論計劃書的時候發生爭論,一向剛愎自用的蔣介石心裡很不痛快,他在當晚的日記中感嘆道:“交友實難!”過了幾天,蔣介石又記道:“同伴參差,蕭然寡欣。交友之難,可嘆!” 說到交友,蔣介石對代表團中的四人褒貶不一,四個人後來的命運也大不一樣。最受蔣介石賞識的是從歐洲趕來的邵元沖,兩人還在莫斯科換了蘭譜、拜了把子(邵比蔣小三歲),在蔣介石得勢後,邵元沖也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先後擔任過國民黨中執委委員、考試院委員長、立法院副院長等要職,可惜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中,邵元沖被流彈擊中,兩天后便在醫院去世,時年四十六歲。

沈定一是20世紀20年代政壇的活躍分子,他比蔣介石大四歲,參加革命也更早,既參與過反清鬥爭,也在民國後從事過議會政治,又因為反對袁世凱而流亡海外,後來還成為創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在國共合作之後,沈定一附和戴季陶的新“三民主義”,後來又成為“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右派)的成員,最後於1928年被蹊蹺地暗殺,年45歲。 相對而言,張太雷和王登雲要年輕很多。張太雷出生於1898年,他既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在蘇方代表維經斯基、馬林、鮑羅廷來華的時候,都是由張太雷充當秘書和翻譯,他是與蘇方溝通的重要角色,即便是在這次的代表團中也不例外。在國共合作破裂後,張太雷於1927年12月12日的廣州起義中身亡,時年29歲。 王登雲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後來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及華盛頓喬治亞城大學留學,期間還擔任過華人報紙《醒獅報》的主筆。在1921年回國後,王登雲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擔任了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後來受國民黨元老謝持的推薦擔任訪蘇代表的英文秘書。不過,在代表團出發前,中共領導人瞿秋白曾說王登雲是個“無賴”並反對他出訪蘇聯,但未成功。在這次訪問中,王登雲似乎也沒有得到蔣介石的青睞,他後來雖然也繼續擔任蔣介石的英文秘書,但在仕途上表現平平,最後不過擔任一些虛職的委員、參議等職。王登雲後來隨蔣介石去了台灣,並於1977年在台北去世。 10月6日,蔣介石最終將計劃書定稿並以備忘錄的形式遞交給蘇方,由此主要任務完成,接下來就是等蘇方的答復了。而在這時,蘇方也安排了一些娛樂性的活動招待代表團,比如觀看晚會、芭蕾舞演出等,另外還參觀了工廠、克里姆林宮等。 在訪問蘇聯的這段時期裡,蔣介石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花了不少工夫。從他的日記中看,他先後閱讀了《馬克思學說》、《馬克思學說概要》、《經濟學》、《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而且對《馬克思學說》一書看了至少不下三遍,到了“樂而不能懸卷”的地步。另外,蔣介石還讀了《資本論》,並評價說“前半部枯燥乏味,後半部卻深刻動人”。作為馬克思最重要的一本經濟學巨著,真正讀過《資本論》的人其實極少,讀懂的人更是鳳毛麟角。蔣介石自稱讀過,但是否讀懂,恐怕還是個未知數,不過,這已經難能可貴了。 在備忘錄交上去後,蔣介石等待了半個多月仍舊不見蘇方答复,這時他就開始變得煩躁起來了,據蘇聯外交委員契切林在11月1日寫給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主席、聯共政治局委員,托派)的信中,就說蔣介石已經“神經過敏到極點,他認為我們完全不把他放在眼裡”。有意拖延似乎是蘇聯人在外交談判中的慣用手法,後來毛澤東去蘇聯談判的時候也遭到同樣的對待。 更令蔣介石極度失望的是,蘇方在對計劃書的最後答復中完全否決了蔣介石所提出的建立兩個根據地的計劃,他們果斷而堅決地告訴蔣介石,革命需要“很長的準備時期”,“純軍事計劃要推遲到歐洲局勢明朗和中共完成某些政治準備工作之後”。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在會見蔣介石時,非常尖銳地批評了蔣介石的軍事計劃,並認為是“事先註定是要失敗的風險”。 在計劃被拒絕後,蔣介石一下從迷夢中醒悟了過來,他在日記中極度憤懣、極為失望地寫道:“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不如求己。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 話雖如此,蔣介石仍不死心,他提出在11月22日回國前,仍舊希望再見一次斯大林和紅軍總司令加米涅夫,並寫了一封信給革命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由於當時列寧已經病重,蔣介石代表團不便拜訪,而此時蘇聯斯大林派與托洛斯基派也已經開始內鬥,這一點,就連來蘇不久的蔣介石都能感覺到。托洛斯基當時也在病中,但他最後還是會見了蔣介石代表團一次,不過,令蔣介石失望的是,托洛斯基也同樣堅決地反對其在蒙古的軍事計劃。 在幾次對計劃書的爭鋒之後,蔣介石也似乎意識到蘇方並不希望他們在蒙古搞什麼軍事行動,因為這會影響到蘇聯的國家利益。很顯然,蘇聯已經將蒙古視為中蘇間的緩沖地帶,他們擔心蔣介石的軍事計劃會使得蒙古重新被中國所控制,這是他們所不願意看到的。至於在烏魯木齊的軍事合作,一直到抗戰爆發後才付諸實施,蘇聯曾通過烏魯木齊經星星峽進入河西走廊這一條路線對中國的抗戰進行過物資援助。 1923年11月29日,蔣介石一行登車回國,這一次,邵元沖仍舊回德國,而張太雷留在莫斯科,回國的只有沈定一、王登雲及蔣介石三人。蔣介石之前因為與沈定一吵了一架,加上這次訪蘇成果甚微,因而在歸途中感到“抑鬱無聊至極”。 12月10日,代表團抵達大連,隨後登船返回上海。在船上,蔣介石開始撰寫《遊俄報告書》,準備向孫中山匯報。 15日上午,蔣介石返回上海家中,發現陳潔如還沒有起床。 儘管之前擬定的軍事計劃被蘇方否決,但這次蘇聯之行還是給蔣介石的發跡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因為在他回國後不久,孫中山即命他籌備黃埔軍校建校事宜,這顯然是與這次訪蘇有關的,因為蘇方對援助建立軍校的計劃做了調整,而蔣介石作為參與人,顯然是當時最合適的人選。對此,蔣介石在他後來的文章中也常提及此次訪問,並認為這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一環”。 不過,蔣介石通過這次蘇聯之行的了解,卻對蘇聯的政治制度極為反感,他同時提出,“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對此,孫中山不以為意,並批評他“未免顧慮過甚”。從這些細節或許可以看出,蔣介石在1927年發動政變並與蘇方分道揚鑣,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本文寫作過程中參考了楊天石先生的《1923年蔣介石的蘇聯之行》一文,特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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