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三二、蔣介石炒股記

在蔣介石第三任夫人陳潔如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經由張靜江老先生的介紹，介石以'蔣緯'的名字買了'盛泰號'的4個股，他細讀有關金融的書籍，學習如何買賣股票和投資，這對他來說十分新鮮，不久各種股票漲跌的興奮，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潤，就佔住了他整個的心思。他整日研究哪個股票好、哪個股票壞，逐漸忘記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樓中佔一個席位相當難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積極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環，數以千計賴以為生的投機者，每天都把大樓擠得水洩不通，介石像一頭老鷹似的盯住市場的走勢，買高賣低，如同老手。” 讀者讀到這段的最後一句時，恐怕都會捧腹大笑，噴飯滿案，因為稍有炒股經驗的朋友都知道，炒股得“賣高買低”才能賺錢，哪裡會有“買高賣低”的老手呢？

多年前，《陳潔如回憶錄》出版的時候頗引起過轟動，這不僅是因為這本書透露了當年蔣介石的一些私密往事，同時也由於台灣蔣家為了阻止這部書出版而費盡心機，但最後的結果，卻是反使得這部書更加神秘。不過，這本所謂的回憶錄出版後，獵奇者或許得到了滿足，然史學家則對此評價大抵不高，因為這本書雖說是在陳潔如的日記、回憶和口述基礎上完成的，但實際作者並非陳潔如而是她的合作者李蔭生兄弟。可惜的是，寫作者對這段歷史並無深入的研究卻喜歡添油加醋、肆意發揮，因而其中出現了大量的紕漏，除了陳潔如與蔣介石之間的交往頗為可信外，其他方面的史料價值頗低，譬如關於蔣介石炒股這段。 真正的事實是，直到1920年8月下旬，也就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開張一個半月後，蔣介石才親自到交易所去參觀了一次。回去的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交易所內污濁的空氣和嘈雜的人聲，令他感到頭暈腦漲，不禁產生了經紀人難當的感嘆。從各種記載上來看，蔣介石從來沒有親自操作過股票交易這等小事，不過他是股東倒是不假。

股票是西方的舶來品，早在清末就已出現，但股票交易所則是民國後的事。大概在1916年底，從日本回國的孫中山決定在上海辦理交易所，同時也為革命籌集經費。孫中山最初選擇的合作對象為日本神戶航運業鉅子也是他的老朋友三上豐夷，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磋商和籌備後，中方由戴季陶出面與日方簽訂了一個草約，其中規定交易所的總資本為500萬銀元，日方提供250萬元作為無息貸款，其所得的紅利，日方得八成，中方創立人得兩成。作為附加條件，交易所須聘用日方精通業務的人員作為顧問，以協商處理交易所事務。草案議定後，當時在上面簽字的有孫文、虞洽卿、張靜江、戴季陶等人。 1917年1月，由孫中山領銜，虞洽卿、張靜江、戴季陶等8人附議，上海交易所的申請正式提交北京政府（黎元洪任總統、段祺瑞任總理時期），一個月後，北京政府先批准了證券交易業務，但花紗、金銀、布匹等其他六項物品交易則因實業家張謇反對而要等江蘇省長查復後再行核准。正當交易所籌辦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之時，北京突發“張勛復辟”，引發市面混亂，而孫中山隨後南下“護法”，交易所籌辦工作只得暫時停頓了下來。

政局變幻，日方見合作無望，隨後於次年3月在上海租界的三馬路（今漢口路）自行設立了取引所（即交易所），並企圖壟斷上海的證券、棉紗等市場。因日本人的經濟逼迫，上海工商業界在虞洽卿的積極活動下，再次向北洋政府提出開辦交易所的申請。這一次，不少上海工商業鉅子如溫宗堯、聞漢章、李雲書等人也紛紛加入，而張靜江、戴季陶、蔣介石等人則秘密組織了協進社，從中推動。 在經過一番爭吵與磨難之後，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最終於1920年2月1日在上海總商會舉行創立大會。交易所本身就是股份公司的形式，其中共有股東572戶、股票10萬股。在創立大會上，股東代表選舉了理事17人、監察3人，其中虞洽卿被選舉為理事長，張靜江則被選為候補理事，蔣介石的同鄉兼同志周駿彥被選為監察人。

同年7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前來祝賀的名流不下百人，而在當天的上海《申報》上則出現了一個小廣告，內容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五四號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託，竭誠歡迎”，後面留的是事務所地址及電話。 這個事務所就是蔣介石參股的茂新號，當時的經紀人兼經理為陳果夫，蔣介石的老鄉朱守梅為協理。茂新號開業並不順利，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譬如交易所本所的股票開盤為30元，到7月4日即漲到42元，蔣介石委託朱守梅買股票時，他在低價的時候沒有買進，等漲到42元才匆忙買進，結果數日後股價回落，一下虧了幾千塊錢。蔣介石在日記中抱怨道：“生意涯不易做，而為果夫、守梅所害。”兩天后，他又在日記中說：“接果信，知其膽小多慮，不能做生意也。”

在當時的這些人中，陳果夫其實還是挺會做生意的。陳果夫是蔣介石的把兄陳其美的侄子，只比蔣介石小五歲，陳、蔣等人在辛亥年鬧革命之時，陳果夫剛從陸軍中學畢業，隨後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並結識了蔣介石。陳其美因為加入了上海黑幫，其周圍的人大都行為不檢，如吸鴉片的、賭錢的、嫖妓的，大有人在。唯獨蔣介石，他除了好色之外，其他惡習一概不沾，所以陳果夫對他印象頗佳並盛讚蔣介石“威毅穩重、生活嚴肅、生活有規律”。 陳其美被人暗殺後，上海革命黨大多星散，陳果夫也失去了依靠，以至於無所事事了好長一段時間。直到1917年冬，已婚後的陳果夫在岳父的幫助下進入上海錢莊，開始學做生意。在此期間，陳果夫曾藉了蔣介石一千兩銀子做本錢，“做了一筆洋鈾生意”，三個禮拜不到便賺了六百多兩銀子，說明他還是頗有商業頭腦的。

茂新號在經營一段時間後開始走上正軌，股本也由一萬元增至1.5萬元，後來又擴增到3萬元。據陳果夫自述，每天的生意開支不到30元，而生意最差的一天也可以賺到佣金30元以上，最高的時候甚至可以賺到2000元。 由於生意好做，蔣介石在年底又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朱守梅等17人成立了恆泰號，新公司資本總額3.5萬元，每股1000元，共分35股。在成立的協議上，分別有17位股東的簽名，其中的“蔣偉記”便是蔣介石的代號，蔣介石還在下面簽了“中正”的名字。不過，蔣介石貌似沒有繳納自己的股本，而是由張靜江替他代認的，有信為證：“日來閒居無事，常以弄墨自娛，愧無進步，不能當大雅一睞。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恆泰股份，甚感，請為簽字。”後來，恆泰號擴大經營範圍，增加了代客買賣金銀業務，資本額也擴增至4.6萬元，每股則降為100元，其中蔣介石名下為44股，張靜江為55股，這一次是誰出的錢，不詳。

1921年5月底，蔣介石又與張靜江、戴季陶等人成立了利源號，資本總額3萬元，每股1000元，其中蔣介石3股，張靜江和戴季陶各1股。兩個月後，利源號又擴大經營範圍並決定每股追加股本200元，而這時上海的證券市場正是最火爆的時候，每個事務所的賬上財富都不斷飆升，其中茂新號從開業到此時已經淨賺了1.84萬元，陳果夫還向蔣介石請示，是否加股若干？ 從記錄上來看，蔣介石在此期間參與的並不僅僅是茂新、恆泰和利源三號，另外還有新豐與鼎新兩號，其資本額都至少在一萬元以上。在這段時間裡，蔣介石非但要忙於上海這邊的投資業務，還因為廣東局勢的變化而在廣東待了不短的時間。 1920年後，因為許崇智、陳炯明等人的粵軍經常有戰事發生，孫中山屢次急電召蔣前去軍中服務；另外，在1921年的6月，蔣介石的生母王采玉去世，他還回老家浙江奉化處理喪事並守靈一段時間，就算他蔣介石有三頭六臂，當時恐怕也是忙不過來的。

蔣介石在這些商號中的所謂“投資”，頗多弔詭之處。首先，蔣介石投資的錢從何而來？從歷史上看，蔣介石從讀書到投身革命後，期間沒有從事過任何正經行業，家裡也並不富裕，其與兄長分家時不過得老宅三間樓房，在溪口鎮上有一間商舖，加上微薄的田租，其在各商號中動輒投入上萬銀元入股，似乎天方夜譚，難度太大。 其次，在這些商號中，大都是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朱守梅等人一起合作，其中張靜江的作用尤為突出，特別是在資本投入方面，譬如在恆泰號，蔣介石的股本便是由張靜江代入的；陳果夫大體上是一個操盤手的角色，蔣介石是一個監管的角色；至於戴季陶，更是一介書生，他不應該有這麼多錢、也似乎未參與這些投資的具體業務。

從已知的這幾個商號的運作上來看，張靜江似乎起到了核心作用，而他本人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重要理財人，當孫先生在廣州需要錢款的時候，都是通過張靜江來周旋，甚至直接從陳果夫、蔣介石的賬上劃撥調劑。據國民黨內部人士稱，當時黨內基金完全由張靜江掌握，很多散在各地未跟隨孫中山去廣東任職的人，經孫中山批准後就可以在張靜江處領取津貼和活動費。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張靜江、蔣介石、陳果夫這些人在交易所的經營所得，很大一部分是用於公款，而其資本來源，也極有可能是公款。 孫中山先生革命了一輩子，也籌了一輩子的款，但在民國前，一直收效甚微。據說，在袁世凱死後，孫先生倒是得了一筆巨款，有人說他收了德國政府的200萬馬克，以利用他的影響力去阻止北京政府對德宣戰，這大概就是外交中所謂“秘密獻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留學德國的台灣歷史學家李國祁博士在研究後認為，德國原贈孫先生的數目為200馬克，但孫先生實際上只收了100萬；另外的100萬，據猜疑是經手人中飽私囊或德國另送他人（李國祁：《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項記載》，載《中國國民黨建黨80週年紀念》）。

關於此事，又有人說，當時的上海猶太富商哈同捐給了孫中山五麻袋鈔票，遂得以率海軍艦隊南下。這種演義式的說法，似不可信。另有史料披露，當時美國駐廣州總領事亨茲曼在呈國務院的報告中稱：“據廣東督軍陳炳焜報告，孫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國現款150萬銀元。孫以50萬元給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使率海軍第一艦隊南下，另30萬給南下非常國會之議員，餘款由荷蘭銀行與日商台灣銀行匯廣州備用。”（美國國家檔案局所藏駐外領館呈國務院之報告USDS893.00/2707號，載韋慕庭著《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楊慎之譯，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看來，這事並非空穴來風、捕風捉影。 如果這筆錢屬實的話，1917年程璧光的海軍艦隊南下宣布起義及參眾兩院的部分議員南下廣州可能與之相關，因為民國后海軍的地位頗為尷尬，爺爺不親、奶奶不愛，靠著地方軍閥的救濟才得以維持，經濟上十分困窘；而段祺瑞拒絕恢復國會，更是砸了北京那些議員們的飯碗；如果沒有大筆的經費，很難想像這些人會因為道義而南下，因為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這批人大都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勢利眼貨色。 張靜江等人在上海交易所投機的資本是否來自於這筆錢，目前尚不得知，但從時間上來說確實是重合的。在1920年到1922年間，上海證券市場的泡沫大得驚人，就拿交易所本所的股票來說，最初是30元。後來漲到80元，1920年底的時候到了120元；1921年初又被抬到160元，年底竟然到了200元，兩年不到的時間竟然翻了近7倍，其中的投機與泡沫可謂是十分嚇人的。 梁啟超認為中國的股份公司不能發達的原因，一是法規很少，即使有也不遵守，“有法而不行等於無法，中國是無法之國”；二是股份公司的股東們，法律狀態不定，不能行確實之監督權；三是股份公司外缺少相配套的機關；四是股份公司內缺乏規範化管理人才。 正因為如此，早期的上海證券交易便成為投機者的樂園，各行業的商業鉅子看到搞交易所來錢既快又多，於是都來搞交易所，到1921年10月，上海竟然已有交易所140多家。所謂盛極而衰、物極必反，交易所數量越來越多，質量參差不齊，風險也就逐步累積，到1921年11月，便有38家交易所歇業；12月後，每天都至少有一家交易所歇業，那些投機失敗的人比比皆是，正可謂是“昨日陶朱，今日乞丐”，紙上財富，最後不過是一場空。 在市場信用坍台後，證券交易空氣日壞，最早、最大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也不能倖免，而這恰恰是張靜江、蔣介石等人押寶坐莊的對象。據陳果夫的說法，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營情況本來是不錯的，從開業到後來倒閉，營業額有數億元，光佣金收入也有20餘萬元，但因為某些人過度的投機甚至違規炒作本所股票，最終使得交易所停止交割並導致長時間停業，股票也就幾乎成為廢紙。 這次的事件，和張靜江、蔣介石、戴季陶等人組織的協進社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協進社擁有本所股票3萬股，當股價被炒至120元後，一部分交易所創辦者開始撤資，而張靜江、蔣介石等人卻以為他們有實力，繼續在大做本所股票買賣。 1921年底，本所股票漲到每股200多元，現貨與期貨的差價越來越大，蔣介石等人非但未足額繳納交易保證金，反而強迫常務理事郭外峰、聞蘭亭等收受空頭支票，這時發生買方資金不足違約而停止交割，最終釀成大禍。 在這場風潮中，蔣介石的同鄉，也就是交易所監察人周駿彥，當時就因為套利失敗而欠債20萬元，因為到處被人逼債而兩度跳入黃浦江；張靜江這時也不要什麼名譽了，唯獨陳果夫還算冷靜，留下來清理爛攤子。在交易所風潮後，最後由虞洽卿等上海巨商出面，將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全球貨幣物券交易所合併，引進外國資本和洋員管理，最終渡過難關。 至於蔣介石，因為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兵變，孫中山被困中山艦，所以他急於要前往廣東。在離開上海前，蔣介石找原交易所理事長虞洽卿要求給予資助（或者是給他們原持有本所股票的最後解決辦法），虞洽卿很惱怒，說蔣介石等人搞垮了交易所，現在還要搗亂，開始不肯給錢。直到後來，在青幫大頭子黃金榮介入後，雙方經過談判，虞洽卿答應給蔣介石6萬元，但必須是離開上海那天才給（怕他們拿了錢再搗亂）。由此，張靜江、蔣介石這些人鼓搗交易所的這筆爛賬就此一筆勾銷，裡面究竟是怎麼回事，目前也難以釐清。 好在這時的革命形勢已經有了轉折性的變化，蘇俄向孫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蔣介石也於次年9月前往蘇聯訪問，回國後又出任黃埔軍校校長、訓練軍隊，忙得不可開交；而原先那些在上海搞股票投機生意的革命黨人，也都紛紛南下廣東開創新事業，至於之前的一切，早已是明日黃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