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二二、少年英才顧維鈞的出道史

海外華人史家何炳棣先生在其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說，他於1945年底在美國留學期間入住哥倫比亞大學那座知名的研究生大樓時，心情十分激動，倒不是因為這個樓的十四層高度（作為宿舍樓，這在當時是比較罕見的），而是一進門就看見樓底櫥窗內陳列著校友顧維鈞博士的一個紀念銀盾，上面說明是哥倫比亞大學與耶魯大學在1910年的辯論比賽中，哥大獲勝，其辯論組的領隊即為顧維鈞。何先生看到後，極為興奮，當即決定在這裡進午餐，並點了一份最貴的菜，以向多年前的師兄表示致敬。 顧維鈞是個大才子，張學良曾這樣評價他說：“顧維鈞這個人，我非常佩服，這個人實在是個能幹的人。”但是，張少帥又補充了一句：“他就是不賣力氣。他要真賣力氣他真行！可是他不賣力氣。”

張少帥哪裡明白，真才子大都是不需要賣力氣的，賣力氣的那就不是天才而是人才。顧維鈞這個人，當時應該算是罕有的才子，所以他不賣力氣。 顧維鈞，字少川，上海嘉定人，其父顧晴川曾入上海道尹袁觀瀾的幕府，因其精於商業與洋務，後來出任了交通銀行第一任總裁。顧維鈞出生在這樣一個中西結合、半傳統半現代的家庭，他先讀的舊私塾，十歲後入教會學校英華書院，不久又進入聖約翰大學（當時名“聖約翰書院”）；1904年，十五歲的顧維鈞在施肇基的陪同下與江蘇官費生一行七人前往美國留學（顧係自費留美），他先在庫克學院適應了一年，隨後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政治與國際外交。 1905年底，當清廷派出的憲政考察團訪問紐約時（施肇基也是成員之一），顧維鈞還曾作為中國學生代表前去歡迎。

學生時代的顧維鈞是個活躍分子，讀書對他來說似乎從不是問題，因為他從小就認為學習“既是學習，也是娛樂”，因而他有很多時間與精力去參與校內的活動，如演講、辯論甚至戲劇；後來，顧維鈞還擔任了校內刊物《旁觀者》、《哥倫比亞人》的編輯及《哥倫比亞月刊》的業務經理。更令人驚奇的是，在他大三的時候，他還參加了學生會的競選並當上了其中的一名委員，這對於一個外國學生而言，應該說是極不容易了。 不過，這時的顧維鈞卻在個人問題上遇到了一點麻煩，原因是他的父母在他十二歲的時候便給他定下了一門親事，在他十八歲後，父母便不斷寫信來催促他回國完婚，因為按當時的風俗，女孩子超過了十八歲仍未結婚顯然是不合適的。顧維鈞並不想接受這門婚姻，但他的大哥也寫信來勸他回國一次，因為父親與對方是多年的世交，想要廢除這個婚約顯然是不現實的，而且父母已經為此感到焦慮而難過，他勸顧維鈞還是遵從父母的意思，至少也應該親自回來一趟，好好商量一下。

當時的人尚未開化，傳統觀念很重，退婚之事非同小可，加上他們對海外求學又多有誤解，往往看不慣這些接受了現代教育的年輕人，一旦有人反對這種“盲婚”，鄉民往往謠傳彼等在國外已經被巫醫割去睾丸製藥，以至於喪失性機能而被迫退婚云云。由此可以推論，顧君也難免有“割丸之譏”。 顧維鈞接到大哥的信後也意識到事情重大，他只好答應回國商議此事，但他剛一到家，他的父母立刻暗示要給兩人完婚，顧維鈞為此還與父親爭吵了一次，結果父親一怒之下竟然宣布絕食，除非兒子肯答應這門婚事。在大哥的苦苦勸導之下，顧維鈞被迫讓步，只得答應完婚。父親聽到後，立刻不絕食了，並吩咐馬上舉行婚禮。 顧維鈞不情不願走進了婚姻的殿堂，但在洞房之夜，他竟然拒絕與新娘同房，而且持續了好幾個晚上，這讓大家都感到十分不安。在父母的壓力之下，顧維鈞最終回到自己的房間，但他卻寧可睡在躺椅上也不與新娘子同床。紙裡畢竟包不住火，當顧維鈞提出要返回美國繼續學業的時候，父親說可以，但前提是帶上自己的新娘子。

顧維鈞把新娘子帶回了美國，但他一直把她當成自己的姐妹或者朋友來看待，在他回到紐約後，新娘子被送到費城去接受教育。三年後，顧維鈞和這位女子簽訂了離婚協議，結束了這段莫名其妙而且在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婚姻。 1908年11月，就在顧維鈞回到美國不久，袁世凱集團的主要干將之一唐紹儀作為特使前來美國訪問，顧維鈞作為中國學生代表接待了唐使團，這給唐紹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唐紹儀這次訪美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因為他剛到美國不久，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便先後離世，在失去了庇護者之後，清末權勢最顯赫的袁世凱集團也陷入了危機。 1911年，就在顧維鈞與第一任“名義”妻子解除婚姻關係的時候，清廷也開始了覆亡的倒計時。這一年，也是顧維鈞最忙碌的一年，因為他要準備自己的博士考試答辯。顧維鈞的導師是穆爾教授，其精於國際法和外交，後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顧問的古德諾教授也是顧維鈞的老師之一。古德諾在袁世凱稱帝期間發表一篇《共和君主論》的文章並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其與中國發生關係，恐怕是顧維鈞在其中牽線搭橋所致。

就是顧維鈞準備博士答辯的時候，中國駐華盛頓公館突然給他轉來了一封電報，在電報中，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親自邀請他前去擔任他的英文秘書。顧維鈞在看完電報後又驚又喜，但他考慮幾分鐘後說，他現在正忙於自己的論文答辯，他希望能獲得博士學位後再回國效勞。大使對顧維鈞的拒絕感到十分驚訝，因為這對於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了，何況電報的口氣十分肯定，回國後是肯定錄用的。 顧維鈞找到自己的導師穆爾，穆爾得知自己的得意門生拒絕了這樣一個極好的機會後十分生氣，他把顧維鈞教訓了一頓，說你攻讀博士學位本就是準備回國擔任公職，為自己的國家服務，如今有這樣一個絕佳的機會進入政府並參加一個新國家的建設與發展，如何能輕易拒絕呢？他告誡顧維鈞說，如果再有這樣的機會，決不能輕易放棄了，而且必須要先跟他談談。

一周後，使館再次找到顧維鈞，並將總統府的來電轉給了他，電文中要求顧維鈞不要拒絕這個邀請，因為這是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親自舉薦的。顧維鈞拿著電文去見穆爾教授，穆爾十分高興，並答應以顧維鈞未完成的博士論文的前四章作為正式論文提交，並為他提前安排答辯。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們在得知自己的弟子即將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英文秘書後，都十分高興並為顧維鈞的答辯大開綠燈，一切從簡。在他們眼裡，自己的學生能夠進入民國的新政府，不僅僅是顧維鈞一個人的光榮，也是哥大的驕傲，並必將加強哥大與中國甚至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事實上，在顧維鈞稍後的一段時期中，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校友也是名人輩出，其中便有蔣廷黻、胡適之、馮友蘭、金岳霖、張伯苓、蔣夢麟、侯德榜、馬寅初、張奚若等極具知名度的人物，這顯然是哥大對中國影響力的一個體現。

兩個月後，顧維鈞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並返回國內。到達北京後，總理唐紹儀派人將他接到六國飯店，並告訴他次日由總理親自帶他去見總統袁世凱。第二天，唐紹儀帶著他進了袁世凱的辦公室，唐紹儀將顧維鈞介紹給袁世凱後，兩人開始談公事，顧維鈞則在旁邊傾聽。唐紹儀起身告辭的時候，說顧維鈞“除了在總統府任職外，還須兼做他的秘書”，唐紹儀的話惹得袁世凱老大不高興，他“聲調有些激動地說：'我請顧先生來是你保薦的啊！應該在我這裡做我的秘書，幫我的忙'”。唐紹儀說，“你這裡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兩邊跑。” 在總統與總理為他產生的“小小的並無惡意的爭執中”，顧維鈞保持著恭恭敬敬的沉默。不久，他便被任命為總理的秘書，這是唐紹儀八個秘書中最年輕的一位，其他的人大都在四五十歲。顧維鈞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處理總理與外國有關的一切函件，他的工作相對輕鬆，但他在八大秘書中的排名卻是第四位。

很糟糕的是，唐紹儀不久便因為各種問題而與老上司袁世凱關係鬧僵，一氣之下他辭去了總理職位，跑到了天津。按慣例，顧維鈞與其他七位秘書也隨同辭職，顧維鈞還親自追隨唐紹儀去了天津。不過，這一趟也頗有收穫，因為在這段時間裡，顧維鈞與唐紹儀的女兒唐梅彼此產生了好感（實際上是唐紹儀看上了這個佳婿而有意介紹的），並開始了一段婚姻（唐梅在1918年於顧維鈞的歐洲任所不幸感染西班牙流感而病亡，遺下一子一女）。 袁世凱並不想失去顧維鈞這個人才，他派人給顧維鈞傳話，讓其回總統府任職，而唐紹儀也認為內閣任職與總統府的任職並不衝突，建議他回去複職。顧維鈞說，外交次長顏惠慶也邀請他到外交部任職，唐紹儀說，兩個都應承下來，這就像做總理秘書與總統府秘書一樣，並無妨礙，而且唐紹儀鄭重地告訴顧維鈞，外交部是他發揮所長、學以致用的地方，由此也指明了顧維鈞的事業發展方向。

當時的外交總長陸徵祥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職業外交家，能說十分流利的法語，但不會說英語，國語也因為常年駐外而略顯蹩腳，不過，他和顧維鈞同為上海人，因而將這個小同鄉安排為自己的秘書，每次要會見英語國家的使節時，顧維鈞都要充當翻譯。 在此期間，最令顧維鈞感到不滿的是，外交總長在答复外國使節提出的問題時，不是召其來外交部，而是派秘書前往使館答复，而這種任務常常落在顧維鈞的身上。顧維鈞學外交出身，他十分清楚地知道，這是不符合通常的外交慣例的，但這種慣例卻通行於亞洲國家，特別是在庚子年後。 除了在外交部任職外，顧維鈞還擔任了總統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因而幾乎天天都要去總統府，不過，顧維鈞並不是天天都能見到袁世凱，而只是在袁世凱會見外國使節或者顯要人物時，才會安排他做翻譯，其他時間則一般是處理大總統的英文函件和公告。在與袁世凱多有接觸後，顧維鈞認為袁世凱是一個極善於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人，雖然他從來沒有留過洋，也不認識一個外國字。另外，顧維鈞還認為，袁世凱雖然是民國大總統，但他對共和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並無認識，這或許是他在種種亂像後求助於帝制的原因之一。

袁世凱當政期間，其碰到的最為棘手的外交難題便是日本藉口對德宣戰而強佔青島並提出“二十一條”，這個問題的後患長達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作為外交與國際法的專家，顧維鈞、伍朝樞（外交家伍廷芳之子）、金邦平三人應邀參加了袁世凱主持的內閣會議，由此了解了從提出“二十一條”到巴黎和會乃至華盛頓會議關於山東問題的全過程。 在國力大不如人的情況下做外交，是一件難度極高也極容易受人詬病的事情，陸徵祥、伍廷芳、施肇基、顧維鈞乃至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便不幸生活在這個時代。不過，顧維鈞卻是個特例，他的升遷也是極快的，甚至可以說在中國外交史上絕無僅有：他在進入外交部一年後便升為參事，1915年7月即被任命為駐墨西哥公使，三個月後便被提升為駐美國公使，這在當時是不亞於駐英國公使的外交重要職位了。 顧維鈞出任駐美國公使時還不到27歲，而且這齣自於袁世凱的親自安排。事實上，顧維鈞出任駐墨西哥公使不過是為他出任駐美國公使做個鋪墊，以免給人少不經事的感覺。但可惜的是，半年後，袁世凱死了。 此後，少年得志的顧維鈞便陷入了民國政治的大染缸中，任憑他有一身本領也無從施展，這或許是他在後來的各屆內閣中雖擔任過各種部長甚至是親自代理或組閣而又“不肯出力”的原因吧。就民國這樣的政治大泥潭，即便是顧維鈞想出力，恐怕也找不到著力點呢！ 以顧維鈞的才能和地位，其在歷史上所留下的成就是那般的不成比例，唯獨的一個亮點是巴黎和會。雖然中國外交失敗了，但顧維鈞在和會上的抗爭，可圈可點，雖敗猶榮。 巴黎和會曾帶給中國人很大的憧憬和幻想，以至於它給中國人的傷害也同樣的深。在和會開幕前，中國外交代表團派出規模堪稱豪華的陣容（幾乎囊括了所有的駐歐洲使節），但大會只給中國安排了兩個正式席位，這給代表團團長陸徵祥出了一個極大的難題，因為他手下至少擁有五名出色的外交家：施肇基、王正廷、顧維鈞、魏宸組、胡惟德，好在席位可以不限代表，這幾名外交家才得以輪換出場。 和會上繞不過去的是“山東問題”，中國代表團受邀前去陳述意見，這個重任便落在了顧維鈞的身上。 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在和會主席團“十人會”上發表中國政府對“山東問題”的聲明，這次發言長達半個多小時，顧維鈞從國際法、歷史、現狀等方面闡述了中國的立場，並贏得了各國首腦們的一致稱讚。美國的威爾遜總統、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等人都走過來向他表示祝賀，並盛讚這次發言是一次“卓越的論述”，這與前一天日本代表發言後的冷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外交與國家利益畢竟不是靠精彩的演說所能爭取來的，儘管顧維鈞表現出色，但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仍舊遭遇慘敗，非但“山東問題”未能解決，就連保留意見的權利都未能實現。在和會即將結束之際，中國代表團面臨著“簽還是不簽”的困境：簽，則使得日本侵占青島及繼承原德國權益“合法化”；不簽，則可能失去加入國聯並獲得相應權利的可能性…… 在這種情況下，“五四運動”爆發了，拒籤的聲音佔據了主流。在爭取“保留附於約後”失敗後，代表團於簽約（6月28日）的前一天電示北京政府，說明拒籤的理由，但弔詭的是，北京復電稱對此事已有指示，為何代表團沒能收到？北京發來的這份電報事實上是在和會規定的時間（即6月28日下午三點）後才到達的，其訓令明確指示“拒簽”，但何以會在簽字時間之後才到達，其中是否有外人搞鬼，頗費思量。 代表團在不明確北京政府指示的情況下，斷然決定拒簽。顧維鈞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敘了和會的最後一天：“我自己驅車駛離醫院，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這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的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顧維鈞的話是對的，中國可以缺席這次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但中國能永遠缺席於世界的大舞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