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二三、“五四”狂飆的背後

1919年5月4日下午一點左右，來自北京十幾個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從四面八方匯集天安門，一幅碩大的對聯豎立在金水橋前的兩個華表下，格外醒目： 在對聯的另一頭，前一天晚上北大學生咬破手指所寫的血書也懸掛在那裡，“還我青島”四個大字隨著學生們的激憤而獵獵飄搖。 短暫的集會後，學生們隨即向東交民巷的使館區進發。在途中，教育次長袁希濤、步軍統領李長泰和警察總監吳炳湘聞訊趕來，但他們均未能阻止學生的前進。到東交民巷後，由於此日為節假日，公使不在使署，巡捕房未得命令，堅不放行，結果數千名青年學生在來來往往的例行公事中延宕了近兩個多小時，最終未能通過。 使館區請願受阻後，學生們激憤異常，隨後便決定改道前往賣國賊曹汝霖家示威。遊行的總負責人傅斯年擔心途中會出意外，但他已經無法阻止學生運動的洪流。

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應大總統徐世昌之邀前往總統府赴宴，學生遊行的消息傳來後，有人曾勸他們暫時不要回府，但曹、章兩人不以為然。三點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趙家樓胡同西口的曹宅。不久，陸軍部航空司長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醜吉的日本記者來訪，儘管他們已經得到學生要來趙家樓的消息，但此時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護，因此也就不以為意。他們覺得學生們不會搞出什麼名堂，即使出現暴烈舉動，也能被警察驅散。 四點左右，大批學生來到曹宅門口，形勢立刻為之改觀。儘管警察們嚴陣以待，但數千學生高呼“打倒賣國賊”的口號聲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內的人膽戰心驚。很快，一些學生一邊高呼：“賣國賊曹汝霖出來見我！”一邊猛烈地撞擊曹宅大門，局勢開始失控。警察們勸阻學生的時候，雙方發生衝突，在混亂當中，有學生繞屋而走，尋找其他入口，幾分鐘後，突然“嘩”的一聲，曹宅的大門被打開了，外面的學生們一下就衝破了警察的阻擋，他們蜂擁而入並四處尋找賣國賊曹汝霖。

學生們首先發現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們並沒有對兩人動手，而是放走兩人，繼續尋找曹汝霖。但學生們找了半天，也沒有發現曹汝霖的踪跡……那幾人哪裡去了呢？ 很多人以為曹汝霖在大門被打破時逃出去了，事實上並非如此。據曹汝霖的回憶，他在學生闖進大門後，倉促間躲進了其妻與女兒臥室中間的一個箱子間，但學生們卻並未細細搜查，而只是劈裡啪啦地砸門窗玻璃，然後扔擲屋內的瓷器，在亂嚷了一陣後，他們又出去了。 四點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鍋爐間的章宗祥幾個人慌忙竄出，由於章宗祥穿著禮服，一下就被人認出，結果被堵在後門被學生痛毆（學生以為他是曹汝霖），有個學生拿個了鐵桿敲了章宗祥的腦袋，章宗祥順勢倒地，學生們以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著“曹汝霖”被打死了，一邊逃跑了。另外一些人聽了這個消息後，紛紛趕來看，要證實這個消息。

趁著這個間隙，日本人中江醜吉衝了過來（他也與章宗祥素有交往），將章宗祥攙扶著，連抱帶拖地出了後門，並將章宗祥推進了對面的油鹽店。學生們見“曹汝霖”沒死，哪肯放過，他們隨即跟踪而至，並要將“曹汝霖”拖出毆打，但這個日本人拼死護住，結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頭破血流。所幸中江醜吉在挨打過程中不斷說著一口不熟練的中國話，學生明白他不是中國人，這才手下留情。 火起之後，大批的巡警趕來，最終將學生們和看客們驅散，並當場抓捕了32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許德珩）。隨後，消防隊趕到現場將大火撲滅，但此時的曹宅已經被燒得只剩下門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著火起的時候偷偷溜走，並無人員傷亡（被打的章宗祥和中江醜吉除外）。

“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是當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為火燒趙家樓只是學生們的義憤所致，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據參與的學生回憶，這次行動是早有準備，只不過是在極小的範圍之內而已。 放火的人是誰呢？據現場目擊的學生回憶，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的學生匡互生。當學生們正在到處尋找曹汝霖的時候，匡互生取出預先備好的火柴，準備放火。這時，另一名遊行的負責人段錫朋慌忙阻止，說：“我負不了這個責任！”匡互生說：“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 另有一位目擊者回憶說，他看見兩位穿長衫的學生，從身邊取出一隻洋鐵扁壺，內裝煤油，他們低聲說“放火”，然後進入四合院內北房，將地毯揭起，折疊在方桌上面，潑上煤油，便用火柴點燃，霎時濃煙冒起。這位目擊者名叫肖勞，他當時就跟在兩位長衫學生的後面親眼目睹，也認得這兩位就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

這兩位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除了匡互生外，還有一個名叫周予同。在“五四”遊行前，他們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槍幹掉曹汝霖，可惜沒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裡，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學會的十幾名會員，並決定帶鐵器、小罐子煤油和火柴前去，預備毀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幾個人還寫下遺書，準備犧牲。後來週予同回憶說，對於他們的秘密行動，遊行的總指揮傅斯年和段錫朋一點都不知情。事實上，打開大門的也是匡互生這些人，他們是打破曹宅圍牆上的窗洞後進去的。 或許有人要問，學生們為何如此痛恨曹汝霖、章宗祥及陸宗輿三人？他們又究竟乾了什麼？這事說來話長。 1897年，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曹州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打死，德國隨後派出遠東艦隊直奔山東半島，並強迫清廷簽訂了《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德國獲得了租借膠州灣99年、膠濟鐵路的鋪設權及其鐵道沿線30里內的礦產開發權等項權利，山東由此成為了德國的勢力範圍。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藉口對德宣戰，一舉奪下由德國人經營了近20年的青島和膠濟鐵路，儼然以新主人自居。在洪憲帝制前，日本突然拋出“二十一條”，並以決裂的姿態逼迫袁世凱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益，而當時參與對日談判的，正是曹汝霖、章宗祥等人。除袁世凱應負主要責任之外，這些外交人員亦可謂是“五七國恥”的製造者。 但直接引發這場狂飆的不是“二十一條”談判，而是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徹底失敗。當時日本代表拋出“西原借款”中“濟順高徐鐵路借款合同”的換文，上面清清楚楚地記著北京政府代表章宗祥的回复，其中便有“中國政府對於日本上列之建議，欣然同意”之語。 歷史的真相往往就在於細節的推敲，這個“濟順高徐鐵路借款合同”的換文到底是怎麼回事？日本又有什麼建議？章代表為什麼會“欣然同意”？

濟順高徐鐵路是膠濟鐵路的支路，當年德國人強租了膠州灣後，便在這裡建起了一個新興城市（青島）並修建了一條從青島到濟南的鐵路（膠濟鐵路）。膠濟鐵路是德國人投資修建不假，但整個鐵路的路權及其沿線的礦產開發權等也被德國人攫取，這種投資是帶有特權的。日本人把德國人打跑後，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說，之前簽訂的《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實際上是歸於無效，而日本想繼承德國權益的話須重新簽訂條約，否則無直接的法理依據（即便是日本在“二十一條”中脅迫中國承認日本繼承了德國的所有權益，但中日之間仍無條約可以證明）。 所以，日本人設下了一個小圈套，這便是“濟順高徐鐵路借款合同”。從表面上看，中國政府是向日本興業銀行、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借款2000萬日元，以建造濟南到順德及高密至徐州的兩條支線。在談判過程中，中方提出膠濟鐵路沿線的日軍撤至青島，日本同意撤走，但須留下一小部分在濟南，其他全部調集到青島；膠濟鐵路沿線的治安由中國負責，但巡警本部等處須聘用日本人；待膠濟鐵路確定歸屬後，改由中日合辦。

當時主持此事的段祺瑞內閣覺得日本人提供的借款還算優惠，而且又答應將膠濟鐵路沿線的日軍撤回青島（之前鐵路和青島均由德國人控制），其認為是一件一舉兩得的好事，而且青島雖被日本人控制，但他們聲明過，等戰爭結束就會歸還的，所以這才有了章宗祥“欣然同意”的回复。 但段祺瑞這些人沒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其實是以藉款撤軍為誘餌，以換取中國在正式文件上對日本佔領青島並進而繼承德國權益的默許……既然段內閣“欣然同意”了日軍從膠濟鐵路撤回到青島，那豈不是說明日本控制青島得到中方正式文件的認可？儘管日本在事實上已經控制了青島和膠濟鐵路，但之前並無文本證據，這下好，中招了。 4月22日，英、美、法三國巨頭將陸徵祥和顧維鈞請來，將他們與日方達成共識的方案公佈。美國總統威爾遜先是埋怨中方先有1915年的“二十一條”，後又有1918年“欣然同意”的換文，接著又勸說中方接受他們的“最佳方案”：“日本獲得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益，然後日本將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歸還之後仍舊享有全部經濟權利，包括膠濟鐵路在內。”

當顧維鈞反駁說，1915年的條約乃是脅迫所致，而1918年的換文是根據前約而來時，威爾遜不以為然地反問：“前約雖然是脅迫，但日本在後約中並未強迫，為何又'欣然同意'呢？”顧維鈞一時語塞……這就是貪圖2000萬的借款所引發的飲鴆止渴之後果。 4月30日，巴黎和會最高機構在未經中國代表認可的情況下對山東問題做出最後裁決，承認了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即《凡爾賽和約》的第156、157、158條）。至於日本須將山東權益交還中國的問題，日方只肯做口頭承諾而反對在和約中明文規定，因此這三個條款對中國是極其不利的。 中方代表在得知這一最後裁決後，在5月4日向和會提出了強烈抗議：“三國會議為了維持和會不致破裂，竟然以中國為殉葬品。中國的命運因為要加入國聯的緣故，反而要成為國聯的利益交換品。這種不信不義的處置，實在萬難承認！”

列強們對中方的抗議置若罔聞，他們在5月6日按照原計劃公佈了《凡爾賽和約》。由於當時加入新成立的國聯必須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在二難中做出選擇：要加入國聯的話，就必須簽字；不簽字就不能加入國聯。由此，中國在此次巴黎和約上的外交，已經宣告完全失敗。 “和會仍舊憑戰力，公理豈能敵強權？”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標榜“公理、正義”的和會上竟然被以戰敗國對待，真是在國人頭上狠狠地澆了一盆涼水。說一千道一萬，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的慘敗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弱國無外交”。一個國家在談判桌上聲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頭軟硬來決定的，你一個窮國弱國，就算你喊破了喉嚨，又有誰會理你呢？ 在得知中國外交失敗後，《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發表了一篇名叫《兩個和會都無用》的短文：“上海的和會（當時的南北軍閥談判），兩方都重在黨派的權利，什麼裁兵廢督，不過說說好聽、做做面子，實際上他們哪里辦得了。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 五四運動的風雲人物、北大學生許德珩曾回憶說，在“一戰”結束後的半年中，“學生們真是興奮得要瘋狂，而各種名流們也勤於講演”，“公理戰勝強權”的口號“激動了每一個青年的心弦，以為中國就這樣便宜地翻身了”。 但是，世間物往往是這樣，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會開幕後，隨著各種壞消息的不斷傳來，國人的熱情也就從爛漫的春天回到了蕭瑟的冬日，各種希望也像被風吹起的五顏六色的肥皂泡，最後還是落在堅硬的地面，殘忍地破碎了。 5月2日，總統府外交委員會事務長林長民在北京《晨報》上發表文章，正式對外公佈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 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組成的國民外交協會（其中有熊希齡、梁啟超、蔡元培等名流）召開會議，決定於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條”談判時下最後通牒的那一天）的國恥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以抗議這強權的和會。 和國民外交協會那些文質彬彬的紳士相比，北京的學生們已經沒有這個耐性了。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學生代表們決定晚上七點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大會，參會者除了北大學生之外，還包括法政專門學校、高等師範學校、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等13所學校的學生。 當晚，北大學生和其他校的學生代表集合於北大法科大禮堂，大會上，丁肇青、謝紹敏、張國燾、許德珩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慷慨激言，謝紹敏同學更是激憤異常，他當場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書了“還我青島”四個大字！ 在這一刻，整個禮堂都沸騰了，青年學生們的鼓掌聲、喝彩聲和激動的淚光交相輝映，有的學生相互擁抱而泣，有的人則緊緊攥著自己的拳頭仰天長嘆，會場上充滿了悲壯蒼涼的氣氛。這時，一個學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麼用！我們要行動！同學們，我們現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門遊行去！” 聽了他的話，會場內的學生紛紛將身上的銀元、銅幣、手錶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來。隨後，學生們分頭準備，有製定遊行路線的，有製作標語橫幅的，還有外出聯絡其他學校的。這一晚，多少年輕的朋友一夜無眠。 羅家倫擬了一個宣言，“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許德珩擬的就激進多了：“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姦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也！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話雖如此，當時運動的組織者並不希望發生什麼激烈行動，據4日那天記者的報導，步軍統領李長泰得知學生聚集天安門後，學生代表向他解釋：“今天我們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愛國的意思。一切行動定可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李統領亦無言，旋取下眼鏡，細讀傳單，半晌後對群眾說：“那麼，寧憑汝們走麼，可是，千萬必要謹慎，不要別鬧出什麼國際交涉來。”言畢，囑咐警吏數語，即乘汽車而去，學生全體亦向南進發。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後，那些學生回去休息了，而少數留下來維持秩序的、零星掉隊或者圍觀的，反被警察給抓了起來（火燒趙家樓後，警察總監和步軍統領親自前來督陣）。 據梁實秋的回憶，章宗祥的兒子當時與他同一寢室，五四運動後早已走避，但憤怒的學生仍舊衝進他的宿舍，將裡面的東西搗毀一空，這讓梁實秋非常不滿。在5月19日北大學生開始外出演講後，梁實秋也隨著清華學生一起入城，但在途中憤怒的學生將一輛亂按喇叭的汽車砸毀，對此，梁實秋反思道：“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大街上如痴如醉地發洩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謂之群眾心理。” “火燒趙家樓”的主角匡互生於當年夏天畢業後也曾對於之後的運動感慨地說：“七月後純潔之民群運動，漸為投機者藉以出風頭，失卻大眾信仰，而政府亦頗知應付之方，老調不可複彈矣！”至於當年積極參與這場運動的年輕人，一部分人隨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許德珩、張國燾、鄧中夏等；另一部分則改而走上了“學術救國”等相對溫和的道路，如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聞一多、羅章龍、羅隆基、張申府等。不管是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年輕人的血終歸是熱的，他們的崢嶸歲月，在歷史的豐碑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