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十九、北京政變：馮玉祥一飛沖天
作為首個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的中國人，吳佩孚當年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統一中國的軍事將領，但正當他意氣風發，準備一舉打垮奉系張作霖、一統江湖的時候，其內部卻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到沉重一擊，這就是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的突然倒戈。有人或許要問，馮玉祥又是何許人也？
馮玉祥，字煥章，祖籍安徽巢縣，其父早年投入劉銘傳的銘軍，曾參加過鎮壓太平軍、捻軍、陝甘回亂等戰事，後來跟著左宗棠所部踏過幾千里的漠漠黃沙前往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亂，在這八天的行程中，每個士兵都背著生紅薯作為口糧，也許是這次吃得實在太多，以至於馮父後來看到街上賣烤紅薯的，都會忍不住噁心犯酸水。光緒年後天下太平，銘軍解散，馮父也就解甲歸田，但多年的從戎生涯已使他無心從事其他行業，最後還是投入李鴻章的淮軍並隨軍分駐直隸等地。
光緒年間的軍隊供給是極微薄的，馮玉祥的父親在淮軍中（後改為練軍）僅僅是個低級軍官，家裡的孩子又多，因而馮玉祥小時候的生活非常艱苦。其在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自己家中房子極小，有時候客人來了，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四周的牆壁，年代久遠，風吹雨淋後都已經漸漸鬆弛崩潰；吃飯的時候，一掀開鍋蓋，頂上的灰塵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掉落……
小時候，馮玉祥常跟著哥哥去拔草拾柴，幫襯家計。夏天，每到高粱擗葉的時候，馮玉祥都要在高粱地裡掰一整天，有時候累得連飯都吃不下，這種勞動者的苦楚，只有親身勞動過的人才知道；馮玉祥小時候從來沒有穿過新鞋，穿的都是重新修補過的“二鞋”；由於生活艱辛，馮玉祥經常要去當舖典當家中物品（因為大人不好意思去），以勉強維持家中生計。正因為這樣的生活經歷，馮玉祥對清廷及舊社會極為痛恨。
馮玉祥的本名叫馮基善，“玉祥”這個名字得來也頗有意思。當時保定的練軍大都是父子兵（父親退役、兒子遞補進營），雖說軍中的薪水微薄，但畢竟有份固定的收入，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難補進去吃這碗軍飯的。因此，一年半載地出個缺，爭的人很多。馮玉祥的父親當時境遇困難，這是他的同袍都深知的，有一次營中正好出了個缺，當時一個姓苗的管帶便說：“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吧。”旁邊的人問：“那他叫什麼名字？”苗管帶一下想不起來，那人便說：“讓我問問去。”苗管帶怕他去一問而耽誤了時間，於是忙擺手道“我知道，用不著問”，隨後便在紙上寫了“馮玉祥”三字。由此，馮基善便成了“馮玉祥”。
馮玉祥補上學兵的時候不過11歲，但他從小便身材高大魁梧，天生就是軍人的料。成年後，馮玉祥的身高超過一米九，膀大腰圓，人稱“馮大個兒”。但是，馮家沒有什麼顯赫的背景，馮玉祥小時候接受的教育也有限，因而他不像其他的軍官一樣讀過武備學堂之類軍校，而完全是靠著自己的努力，在軍隊裡摸爬滾打了多年才逐步升遷的。正因為如此，他的日常作風非常簡樸，也從不沾染當時的一些惡習，如吸鴉片、賭博、狎妓等，這和其他的高級將領完全不同。
由於當時的練軍已經疲弱不堪，馮玉祥後來便改投了袁世凱的武衛右軍。當時的武衛右軍，無論是在訓練還是待遇等方面都是最好的，由於馮玉祥身材高大，在慈禧太后從西安回鑾的時候，馮玉祥還作為儀仗兵在保定親眼見過慈禧太后（心裡那個恨啊）。在袁世凱的軍隊中，馮玉祥逐漸由副目、正目、哨長、隊官等一路升遷上去，並在清末的時候做上第20鎮的營管帶（標統為范國璋，鎮統制前為陳宦，後為張紹曾）。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潛伏在第二十鎮（駐紮灤州）的革命黨也開始活動，當時他們也暗中搞了一個名為“武學研究會”的準革命小團體，其中的骨幹便有營管帶王金銘、施從雲、馮玉祥及張樹聲、張之江、鹿鍾麟、李鳴鐘、龔柏齡、商震、石敬亭、劉驥等同袍或部屬。事實上，就連鎮統制張紹曾也是傾向革命的，由此也引發了後來的“灤州兵諫”，並迫使清廷公佈了“十九信條”。
可惜的是，由於張紹曾舉棋不定，自請辭職，二十鎮後來只好由王金銘、施從雲等低級軍官組織發難，而此時清廷已有準備並派出通州鎮守使王懷慶前來鎮壓，灤州起義最終失敗，王金銘、施從雲等十四名革命黨被殺，而馮玉祥等參與者被解除軍職並押送回籍。
無巧不成書的是，軍法處的人押送馮玉祥路過北京的時候，正好遇上了曾經的老上級陸建章。原來，袁世凱復出後，他對之前編練的北洋軍已無絕對掌控之能力，因而急於要組建一支忠於自己的嫡系軍，這就是之後的五路備補軍。當時陸建章被袁世凱從廣東潮州鎮守使調回來擔任左路備補軍統領，他對當年馮玉祥帶兵的印像不錯，而他這裡又急缺優秀的中下級軍官，於是當即決定讓馮玉祥留下來幫忙。
陸建章在小站練兵的時候便一直跟隨袁世凱，可以說是北洋系的老前輩，當時押送馮玉祥的軍官也同樣是他之前的部屬。陸建章直截了當地說：“你是我的部下，馮玉祥也是我的部下，你們的長官，從協統到標統，也沒有一個不是我的舊部。你把人交給我，這事就算這麼結了。”
由此，馮玉祥便留在陸建章的左路備補軍中擔任營長，隨後又升為團長。在民國初年“剿白狼”中，馮玉祥被提升為旅長，並隨陸建章入陝。袁世凱稱帝后，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奉命開進四川與護中國軍隊作戰，但未及半年，袁世凱便因病去世。
而在這時，忠於袁世凱的陝西督軍陸建章也被皖系軍閥陳樹藩驅逐，馮玉祥失去了靠山，第十六混成旅也險些被解散。所幸的是，後來張勛鬧復辟，第十六混成旅正好派上用場，這才被復任總理的段祺瑞給保留了下來。但是，馮玉祥終究不是段祺瑞的皖系，也不是馮國璋和曹錕、吳佩孚的直系，因而經常受排擠，有時候連軍餉都發不出。好在馮玉祥本人貧困出身，一向艱苦樸素，與士卒共甘苦，因此他帶的部隊很團結，凝聚力很強，其戰鬥力不容小視。
吳佩孚掌握直系大權後，馮玉祥由河南督軍被排擠到有職無權的陸軍巡閱使位置上，兩人矛盾由此激發。早在第二次直奉大戰前，馮玉祥便通過部下與奉系接洽，密謀共同反吳。而張作霖在得知馮玉祥在京中極為苦悶困窘之後，他當即決定聯合馮玉祥並接濟了馮部一些軍械和錢餉，共組反吳聯盟。
馮玉祥雖然看上去高大魁梧，像個軍界老粗，但實際上膽大心細。第二次直奉大戰打響後，馮玉祥以訓練新兵為藉口，在城中留下一營兵力作為內應，其他部隊則陸續開出城外，但每日行程不過二三十里，行動十分緩慢。馮玉祥的司令部到達古北口後，隨即藉口籌措給養，並令鹿鍾麟部每日練習行軍，讓沿途居民見怪不怪，免得到時班師回京引起外間的注意。
鹿鍾麟學兵出身，在四川的時候投入第十六混成旅任營長，很受馮玉祥的器重。他在進入北京前，每次都派兩連人進入城內裝作拿東西的樣子，但每次都是進得多，出得少，這樣就在城內陸續聚集了近一個團的兵力，而早已結成反吳同盟的孫岳所部守城部隊對此也是睜一眼閉一眼。
據當時在孫岳手下任參謀長的徐永昌回憶說：某次馮玉祥與他談話間曾憤然說，“王懋軒（懷慶）是蝙蝠兩棲之物，怎能做步軍統領？步軍統領應當是孫二哥這樣的人做才對。”不錯，王懷慶與馮玉祥是有過冤仇的，當年灤州兵變時，馮玉祥的幾個革命同道便是被他所害。王懷慶這個人很迷信，他的部隊從北京開出去的時候，必定要從德勝門出，即便是繞道，也是如此。不過，徐永昌倒認為王懷慶這個人對自己的士卒還可以，部隊做冬衣的時候，他都要親自檢查，惟恐絮棉不夠厚，針線不夠密，可算是一恂恂長者。
在政變的當晚，孫岳令部下耿仁貴營長打開城門，拂曉以前，即將與馮相約所做的內鑲白月標誌之黑旗，轉送給城內部隊，開城時即互相以此為識。由此，鹿鍾麟部大舉進城，由於前面內應的士兵已經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變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竟然未放一槍一彈。
政變後，馮玉祥與孫岳的代表到總統府請曹錕退位，曹錕不肯答應，大發脾氣。馮玉祥的代表碰了一鼻子灰後，曹錕的幕僚趙玉珂送他出門，問：“禹行是在幹什麼？我們覺得他的隊伍好，很信賴他，現在他到底是在幹什麼？”馮玉祥的代表敷衍說：“沒有什麼，只是覺得內戰不已，民不聊生，想請吳使勿再打仗，請轉告總統放心好了。”趙聞言，很倔強地說，“總統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子，有什麼不放心，他是不放心你們。”說罷，悻悻而回。
要說起來，曹錕其實待孫岳不薄。孫岳，字禹行，直隸高陽人，生於1878年，據說是明末名將孫承宗之後，他早年行俠仗義，曾因打死了當地的一個惡霸而隱姓埋名，削髮為僧，後來又不甘寂寞而考入了保定武備學堂砲兵科，畢業後被分派到曹錕所部的北洋第三鎮，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孫岳任鎮參謀官。孫岳很早就加入了同盟會，並且是北方的重要負責人之一，也可以說是個老革命了。
武昌起義後，孫岳因為捲入了“灤州兵諫”，後來便南下投了革命政府，但孫岳到了南京後，革命同志誤以為他是袁世凱派來的探子，差點被自己人幹掉。受此打擊後，孫岳由一個積極的革命志士變成了一個頹廢主義者，最後還是找到自己的老領導曹錕，謀得軍官教導團團長一職，後來曹錕又提拔他升任了大名鎮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長。
馮玉祥與孫岳在清末便是熟人，在馮玉祥打算發動北京政變後便與他交了底，孫岳聽後表示贊同，並主動承擔了與陝軍胡景翼、岳維峻部的聯繫工作。在直奉大戰前，因為原負責北京治安的王懷慶被調往前線，馮玉祥便把孫岳推薦給曹錕，讓他做北京警備副司令。曹錕不知是計，便同意了馮玉祥的提議，將孫岳部由保定調入北京。事後，孫岳笑著對馮玉祥說：“弄了半天，原來你是特意把我弄來給你們開城門的啊！”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曹錕最後不得不認栽，而吳佩孚在前線的軍隊也由此大潰，其所代表的直系軍閥勢力一敗塗地並最終一蹶不振。曹錕政權結束後，馮玉祥把另一位革命黨、蔣介石的把兄黃郛推出來組織臨時內閣。不過，這個臨時內閣是過渡性的，除了將清遜帝溥儀趕出皇宮外，基本沒有做什麼事情便被段祺瑞組織的執政府取代了。當時的北方政局，不是馮玉祥一個人說了算，因為合謀打垮吳佩孚的奉軍也已同時南下，張作霖說的話更有分量。按馮玉祥的本意，是希望孫中山來出任元首，但由於孫中山北上遙遙無期，馮玉祥在與張作霖協商後決定推舉段祺瑞出山收拾殘局。由此，在直皖戰爭失敗後潛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出來並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鑑於總統與總理經常打架鬧矛盾，這次乾脆不設了）。
在“北京政變”後，北方各省的軍閥勢力重新洗牌，原直系、皖系的地盤漸為馮玉祥的國民軍及奉系所瓜分，雙方旗鼓相當，各得四五省的地盤，馮玉祥也由此取代吳佩孚的地位，成為當時政局中一等一的角色。但是，一山不容二虎，馮玉祥與張作霖的矛盾隨即爆發，馮玉祥還暗中支持張作霖的部屬郭松齡反奉，這更是激化了國民軍與奉系的衝突。
1926年初，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的奉軍在華北爭地盤，張作霖為了確保對國民軍的勝利，於是決定化敵為友，聯合在湖北收拾餘部的吳佩孚對國民軍南北夾擊。吳佩孚當年因為馮玉祥的倒戈而大敗，最後率殘卒2000餘人浮海南遁，由上海改赴武漢，以圖東山再起。他在接到張作霖的建議後，當時便回電說：“我平生最恨反復不定的小人，沒想到我這裡出了馮玉祥，你那裡也有個郭松齡，叛亂相尋，紀律敗壞，真是可悲可嘆。既然你已經開口，那我就悉力相助，共張撻伐，讓這些叛徒無所逃罪而後已。”
馮玉祥在得知張作霖與吳佩孚聯手後，便派人去遊說吳佩孚：“我之前曾開罪於公，現在後悔莫及，我決定即刻下野，國民軍全聽您的指揮。直系的大敵本是奉軍，如果我們能及時地攜手團結，敵愾同仇，則勝算可操，屆時全國都唯公命是聽，豈不更好！”
吳佩孚聽說後，啞然道：“馮煥章還知道有我這個人嗎？他之前不仁不義，假借外力顛覆吾輩，現在形勢不利了，又想藉我們的力量來保持他叛亂所得的成果，難道我會傻到被他這樣玩弄的地步嗎？如今他已經被我直系的全體袍澤所唾棄，這決不是我私人所能曲予包容的。他現在還跟我說什麼團結，他這種人反覆性成，既能倒戈於前，誰又能保證他不會再次倒戈於後？像這種平生慣以偽善欺人的人，我要是再受其欺騙，那還有什麼是非和正義之分？”
最後，吳佩孚仍舊與張作霖聯手對付國民軍，並最終在南口大敗之。可惜的是，這已經是北伐戰爭的前夕，隨著北伐軍的北上，吳佩孚的勢力也隨著土崩瓦解，但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原諒過馮玉祥。
“北京政變”前，前門樓上失火，一飯店的老掌櫃說：“前門樓脊冒煙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光緒二十六年，不久即有義和團之亂此次冒煙恐亦主亂”。這話說來也還不假。民國時期的戰爭，前期規模都不大，如直皖戰爭及兩次直奉戰爭，彼此投入的兵力不過幾萬、十幾萬人，但到了後期，規模越來越大，動輒投入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如中原大戰）的兵力廝殺，以至於老百姓家園被毀，流離失所，可謂是苦不堪言。
據說，名相士彭涵鋒曾給馮玉祥相過面，他後來對人說，馮玉祥這個人是“貌似劉備，才如孫權，而志比董卓，詐如呂布，運只袁紹”。作為基層士兵出身的馮玉祥，既沒有雄厚的背景和靠山，也沒有北洋系這樣的淵源及組織，就這樣一支“爺爺不親，姥姥不愛”的雜牌隊伍能發展成二三十萬人的國民軍，這在殘酷的軍閥時期已經是奇蹟了。畢竟，在混戰不止的軍閥年代，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道義”二字，不復問亦不可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