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十八、曹錕賄選總統記

北洋系元老唐紹儀曾講過這樣一個典故，說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一日靜坐幕中，聽到外邊有一壯漢子販布走售，呼賣聲甚為洪壯，袁世凱聽後覺得此人非同常人，於是讓人呼入，此漢子即曹錕也。待一見面，袁世凱見曹錕的相貌雄偉厚重，日後必有宏運，於是勸其投入軍伍，共襄大業。 唐紹儀跟隨袁世凱多年，其資歷幾乎可以與徐世昌相提並論，但對於同樣為北洋系基本幹部的曹錕，至少在這個典故的時間上是有誤的，因為曹錕販布固然不假，但他加入小站練兵時，早已是天津武備學堂的老畢業生而決不可能仍在“街頭走販”。 細說起來，曹錕這個人還是蠻有意思的。曹錕，字仲珊，直隸天津人，出身貧困，因家中排行老三，人稱“曹三爺”。曹家兄弟眾多，等到曹錕發跡後，那些兄弟們也跟著雞犬升天，其中四弟曹銳做了直隸省長，六弟曹锳做了天津鎮守使。

曹錕早年讀過一點書，頗有些悟性和志氣，等成年後，家中生計困窘，但他又不願當農民（覺得掉份），於是自告奮勇去保定販布，因為他覺得這個職業比務農似乎要上流一點。其實，曹錕賣布或種田出身也沒有什麼，“英雄不須問出處”，在他後來的同袍中，出身低微的大有人在，江蘇督軍李純販魚出身，馮國璋在中南海代理大總統的時候，不也賣過魚嗎？ 不過，做生意並不算曹錕的強項，因為他為人直爽，又好酒貪杯，經常喝醉了便席地而臥，街上的頑童趁機把他的錢偷走，他也不當回事，只是一笑了之。當別人告訴他，是誰誰誰拿了你的錢時，曹錕也不去追討，別人問他為什麼，他笑道：“我喝酒，圖一樂耳；別人拿我的錢，也是圖一樂耳，何苦再去追拿？”

由此，曹錕在當地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綽號……圖一樂耳！ 李鴻章在直隸練兵的時候，曹錕拋棄了他的販布事業應徵入伍，數年後，天津武備學堂成立，曹錕被選拔入讀，由此改變了他的命運軌跡。袁世凱小站練兵後，曹錕前去投奔並當上了右翼步隊第一營的幫帶。由此可見，曹錕投奔小站乃是年輕的軍官而非棄商從戎，唐紹儀所述，謬也。 由於曹錕性格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從來不與人爭權奪利，因此在小站時並不出彩，提升的速度亦不算快。事實上，同他一起練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過鎮統制了，曹錕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鎮的統制，晉升速度可謂慢矣。 以曹錕的性格，他這輩子鬧的笑話還挺多。據《民國官場現形記》中說，曹錕平時喜歡以老大哥自居，動輒呼人老弟。他對於部下的軍官兵士，一律實行有福共享主義。有一年冬天，曹錕特地購置了一萬件皮袍，凡屬直系軍官，每人發一件；又買了幾萬袋曲粉，每兵士賞給兩袋，因此部下歡聲載道，士卒樂於效命。曹錕在散給皮袍的時候親自演說道：“咱們軍人向來有個'同袍'的名字，所以我今天每人賞一件羊皮袍子，就是實行'同袍'二字的意思。”下面的人聽了曹三爺的這個歪解，不免忍俊不禁，開懷大笑。曹錕此舉，雖說是小恩小惠，卻很能買服人心，就這點而言，曹錕一點也不傻。

山東督軍張懷芝是曹錕的鐵桿擁躉，他常與人說“曹三爺是我長兄，他走一步，我隨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這話直白卻也不假。民國六年（1917年）張勛率辮子軍逼黎元洪大總統出走時，黎元洪派人鼓動曹錕擁護，曹錕發電至總統府，張懷芝也跟著發電支持；爾後曹錕受段祺瑞鼓動，宣言否認，張懷芝也跟著宣言否認。後來，曹錕當了直隸督軍，張懷芝也要去當山東督軍，說是“要跟曹三爺走也！” 不過，張懷芝做參謀總長的時候，不識字而好弄文，某日下一命令，“派某人到參謀部”，卻把“派”字寫成了“抓”字，結果所派之人，被抓到參謀部等候發落，鬧出一個大笑話。北洋元老王士珍得知後，莞爾道：“懷芝事事學曹仲珊，仲珊不亂動筆，自為藏拙；懷芝獨對此事，未曾學得到家。”

曹錕做事一向沉穩，穩打穩紮，不像某些人衝動冒進（譬如段祺瑞），後來反而逐漸成了氣候。在袁世凱死後，曹錕、吳佩孚先在直皖戰爭中趕走段祺瑞，隨後又在直奉戰爭中趕走張作霖，直系勢力成為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軍政集團。這時，曹錕信心爆棚，在一些政客們的慫恿之下，可就不僅僅滿足於當個地方軍閥，而是要嚐嚐當總統的滋味了。 曹錕是軍人出身，政治上沒有什麼經驗，但他把握住了民國政治的最核心要素，那就是：錢！可不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萬事莫開口，有錢什麼都好辦，古今一理。 1923年，在把臨時客串的黎元洪逼走後，曹錕的賄選便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具體的工作，當然不需要曹錕親自出面，而主要是由他手下的政客吳景濂等人在四處活動。總統選舉在民國並不是什麼稀罕事，只不過這次來得更直接……那就是，賄選幾乎就是公開透明的，選票明碼標價，童叟無欺，議員投曹錕一票，便可得5000元支票，選舉成功後兌現。

在金錢的誘惑下，一些原本反對直系的議員也紛紛返回北京，準備領取這5000元去投曹錕的票。在9月10日的預選會上，出席議員高達500餘人。不過，按臨時約法的規定，總統選舉須四分之三的議員投票，雖然當時的支票已經發出去570餘張，但還是沒有達到法定出席人數。 為了能在10月10日的國慶日舉行總統就職典禮，曹錕隨後加大了賄選的力度。 10月5日是總統正式選舉大會，為湊足大選的法定出席議員人數，曹錕派人成立了“暗察處”，防止議員擅自離京。搞笑的是，反對曹錕賄選的勢力也在六國飯店設點唱對台戲，並以每人8000元的代價收買不投票的議員，但終因為財力有限，所收買的議員不過40人，其中還有幾個是兩邊拿錢的。

10月5日，總統選舉會正式舉行，但吳景濂走進會場一看，簽到者遠未及法定人數，於是他宣布簽到人數夠了再進行選舉，但一直等到中午時分，簽到的議員也不過400人。吳景濂這下急了，他在曹錕的同意下臨時決定，只要議員出席會議，即使不投曹錕的票，也發給5000元支票。隨後，吳景濂調來幾十輛汽車，派出可靠的議員分別去勸或去拉同鄉同黨的議員，並規定每人至少要拉一個回來。 於是乎，議員們分頭四出，會場外汽車喇叭聲嘀嘀亂響，好一派熱鬧非凡的景象。由於曹錕不能當選，支票就不能兌現，因而那些財迷心竅的議員們都費盡力氣前去拖人，好幾個正生著病的議員也被他們拉了來。一直捱到下午1時20分，簽到的議員才達到590名，這才搖鈴開始投票。下午4時唱票結束後，曹錕以480票當選為民國新總統。

曹錕這次賄選總統耗費巨大，除了每張選票5000大洋外，還需要給那些上下奔走的政客們酬勞，另外還有招待費、秘密費，加起來不下千萬。這筆錢到底是誰出的，現在也無確切結論，但曹錕自己支付了一部分應屬無疑，至於其他，應有調用公款之嫌疑，如直系各省發行的公債、借款等。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曹錕的賄選在程序上完全“合法”、完全公開，而且，他又沒有採取任何的暴力，即便是有人拿了錢不投票，他也不曾採取手段加以報復。 “一個願買、一個願賣”，正如曹錕某部下說的：“花錢買總統當，總比拿槍命令選舉的人強多了！” 至於那些拿錢投票的議員們，則被人罵為“豬仔議員”，而這正是民國第一屆國會的各路俊傑們（宋教仁大獲全勝的那次）。民國初年的時候，國民都對“議會政治”充滿了幻想和無盡的希望，誰曾料到這幫人竟成了今天這副模樣？別說議員，就連一般的民眾也比不上啊（不過民眾是否會拒絕這5000大洋，這恐怕誰也不能保證）。

第一屆國會俗稱“八百羅漢”，但說實話，這裡卻沒有一個羅漢是民眾自己選舉出來的。他們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黨和立憲派，或者是一些社團的領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選，說白了，這些人獲得候選資格，並不是選民推舉出來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誰。 當然，這些人中間並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國初年的政治環境，那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腐爛的政治醬缸，眾多的革命黨、立憲派、社團領袖丟棄他們的理想而變成幫閒政客，為了5000大洋而甘做“豬仔議員”的人，實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這些人又會作何感想呢？那些認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憲政之路的想法，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實在是荒唐可笑的一相情願罷了。

民國的政壇，可就是一個超級無敵大醬缸啊。 最可恨的是，這些議員們領著豐厚的年薪，每次會議還可以拿到的高額出席費補貼，但他們又乾了什麼呢？開會的時候黨同伐異、吵鬧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而議員應該參加的會議，經常因為法定人數不足而流產。在1916年恢復國會後的數月之內，除了議定議員的薪酬一事，其他無一事議成，至為荒唐。 當時的很多議員，個人生活極其糜爛，吃喝嫖賭，抽鴉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當年國會議員們最愛光顧的地方。如此議員，焉能成為國民之表率，又豈能為國為民謀福利？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說過，先進民主國家中的議會制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而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民國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哪有這麼容易呢？此乃不是政黨政治而是幫會政治，所謂“朋黨制”也。

曹錕當選總統後，唯一值得稱道的是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正式憲法，這也算是國會議員們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項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這部憲法雖說是十年磨一劍，但在賄選的惡名下，又有幾人知，又起到了什麼作用，這都是難以猜想的未知數……在槍桿子說了算的年代，什麼狗屁憲法……何況還是賄選的。 倒是曹錕，因為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個惡名），為人所熟知。想來這“曹三傻子”花了大價錢去當這個賄選總統，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圖一樂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經勸父親袁世凱“莫到瓊樓最上層”，但對曹錕來說，民國大總統便是他的最高層，此君有幸到此一遊，無怨無悔，所以後人們也就別為他惋惜了。 曹錕花大價錢弄來的這個總統，並沒有當多長時間。 1924年10月23日，正當吳佩孚率領直系大軍在前線與奉軍大戰之時，馮玉祥的國民軍突然回師北京發動政變，曹錕一覺醒來，城中到處都是馮玉祥國民軍的安民佈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滿了纏著“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白色臂章的國民軍士兵。至於總統府與外界的電報、電話，早已被操練了多次的國民軍內應部隊切斷，總統府的衛隊被繳械，曹錕本人也被軟禁在中南海延慶樓內。 曹錕總統坐得好好的，一夜之間遭此變故，也是驚詫莫名，特別是他聽說自己信賴的部下孫岳、王承斌都造反了，更是氣得半天都說不出話來。當馮玉祥的代表薛篤弼與內閣總理顏惠慶去見曹錕的時候，曹錕口氣仍舊非常強硬，連問：“子玉在哪？子玉在哪？”在沒有得到回應後，曹錕又斷然說：“此次對奉作戰，雖是子玉主張，但也是我同意的，要辦子玉，就先辦我曹某（吳佩孚，字子玉，系曹錕的主心骨，曹即是吳，吳即是曹）。” 後來，孫岳等人趕來並勸曹錕說：“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證。停戰為和平而發，不妨早下，至於吳佩孚，可以給予名義讓他下台。”孫岳曾是曹錕屬下參謀，在清末時便是革命黨人，曹錕對他有恩並且信賴有加，現在連他都窩裡反了，可見大勢已去，再爭無益，最後只得對顏惠慶說：“責任內閣，一切可以負責辦理，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在停戰令和將吳佩孚解職的命令發布後，前線的吳佩孚還不肯相信，一再通電這是“偽詔”，企圖負隅頑抗，但由於此時軍心大亂，吳軍大敗，只得退守天津。就在這時，國民軍又相繼在楊村、廊坊一帶將吳佩孚的原駐軍擊潰，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軍也被山東督軍鄭士琦、山西督軍閻錫山所阻，至此，吳佩孚的失敗已經是無可逆轉。 在王承斌的勸說下，曹錕只得宣布辭職，但仍舊被軟禁在延慶樓。直到1926年，吳佩孚在湖北東山再起、而馮玉祥的國民軍被奉軍打敗，曹錕這才被釋放。重獲自由的曹三爺本以為段祺瑞既然下野，那自己就應該出來繼續當他的總統了，不料各方對此反應冷淡，就連鐵桿老部下吳佩孚也對此毫無熱情，還派人帶話說“三爺這個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還是請他在後台待待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們再商量”，並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兵不再役”等。這話傳到曹錕的耳中，不免給他澆了一瓢涼水，也只好繼續耐心等待了。 北伐戰爭後，北洋系落花流水，曹錕見吳佩孚和當年的那批人馬已經是明日黃花，也就放棄了復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隱居去了。曹錕的晚年，也和段祺瑞一樣改而吃齋念佛，他常常燒香念經，還買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並常去朝拜。在脫離了軍政二界後，曹錕的晚年倒也過得平淡安詳。在日本侵占東北後，常有人奉日本人之命請曹錕出山擔任職務，但始終被曹錕嚴拒。就這點而言，曹錕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民族氣節還是有的。 1938年5月17日，曹錕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終年七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