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十七、黎元洪宦海沉浮終受辱
黎元洪是袁世凱的兒女親家（黎女嫁袁世凱第九子袁克久），有一日袁世凱曾對他開玩笑說：“今日之我，為的是將來之你。人多頌揚我的才，我看還不如你的福。”
素有“菩薩”之稱的黎元洪確實運氣不錯，每當危難之時，總能轉危為安、化險為夷，而且還節節高升。黎元洪的父親黎朝相，其早年曾加入鮑超的“霆軍”，後被擢升為游擊（武職從三品），在各地起義被敉平後，黎朝相領了一筆休致費解甲歸田，遂將全家遷到漢陽，並用遣散費蓋了一所房子，一半供家人居住，一半對外出租，以換取一些生活費。黎朝相原本打算做個普通老百姓安度一生，但晦氣的是，承租黎家房屋的一個房客因為涉嫌謀反而被官府捉拿，結果黎朝相也被連帶“窩藏罪犯”之嫌，最後房屋竟被官府沒收。
走投無路之下，黎朝相只好重操舊業，跑到天津北塘再度投軍，又一次棲身於行伍之間。在最初的幾個月，黎家陷入窘境，好在這時黎朝相從天津將餉銀寄來，這才緩解了家中的衣食之憂。 1877年，14歲的黎元洪突然染上重病，黎朝相得知消息後心急火燎地從天津趕回來探視，好在黎元洪福大命大，度過這一鬼門關。
黎元洪病癒之後，黎朝相考慮再三，決定將全家遷到自己的駐地北塘，以免再次發生類似的後顧之憂。在父親的影響下，黎元洪常在讀書之餘去父親的兵營觀看操練，由此也棄文從武，並於1883年考中了北洋水師學堂，學習艦艇操作與海軍戰術。不幸的是，黎朝相於次年突然壯年猝死，好在黎元洪在水師學堂讀書有一筆不菲的津貼，他省吃儉用，就靠著這點錢勉強養家糊口，日子過得十分緊巴。為了省錢，黎元洪每次回家探視時都是徒步往返，來回要走上近百里的路程，就是為了省下一個光洋的路費。
1888年，黎元洪從水師學堂畢業後被派往“來遠”艦上見習。 “來遠”艦是當時北洋艦隊中最新的裝甲巡洋艦（與“經遠”艦為同級姊妹艦），由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定造，1887年剛剛下水。在見習一年多後，因為廣東水師急需人才，黎元洪被派到“廣甲”艦上充當三管輪。甲午戰爭爆發後，廣東水師的“廣甲”、“廣乙”、“廣丙”三艦也隨同北洋艦隊參戰。在黃海大戰中，由於與之編組的“濟遠艦”擅自撤離戰場，“廣甲”艦在管帶吳敬榮的率領下隨之逃跑，最後又在驚慌失措中擱淺於大連灣三山島附近。由於擔心被日艦發現，“廣甲”艦最終自毀以免資敵，而黎元洪等人跳海逃生，回到旅順。
甲午之戰，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廣東水師也是損失慘重，那些原本為人所欽羨的海軍將領也大都被朝廷革職，正當失業後的黎元洪徬徨無計之時，兩江總督張之洞此刻正在南京設立延才館，招聘武備人才。黎元洪得此信息後，急忙趕到南京去投奔，由於當時現代軍事人才奇缺，張之洞對黎元洪頗為讚賞，於是委派他負責監修南京城外的砲台。由此，黎元洪棄水登岸，由一名海軍軍官轉型為陸軍將領。
1896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黎元洪也隨之返回湖北老家，繼續效力。在甲午戰後，鑑於舊式軍隊的拙劣表現，朝廷隨後出台了編練新軍的政策，其中便有南北兩個試點，北是袁世凱的小站練兵，南就是張之洞編練的自強軍。由此，黎元洪得到了張之洞的極大重視，並於1898、1899和1901年三次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學習東鄰強國的陸軍訓練和軍事工業等。
湖廣總督張之洞對黎元洪頗為賞識，曾經贈給黎元洪一個“智勇深沉”的條幅，並上奏朝廷稱其“忠勇可靠，堪當重任”。由此，黎元洪官運亨通，由幫帶升管帶、千總，再升守備、都司，隨即又晉升為副將，成為武職中的從二品大員。 1906年，清廷計劃在全國范圍內編練新軍36鎮，湖北的計劃任務是兩鎮，當時暫時練成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相當於旅），前者由總兵張彪任統制，後者則由黎元洪出任協統，黎元洪也由此成為湖北軍界中的第二號人物。
黎元洪是新派軍人，對手下的士兵也還不錯，但他在仕途上順風順水，因此對革命黨原本並無好感。據曹亞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的記載，在武昌起義爆發後，黎元洪親自坐鎮第四十一標並令關閉營門，禁止士兵外出參加革命。其間，一個名叫周榮棠的革命士兵翻牆而入，前來四十一標聯絡起義，但很不幸被抓獲，黎元洪為防止軍心動搖，當即下令處決。直到午夜時分，革命黨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砲轟擊四十一標，黎元洪方知大勢已去，只得打開營門，各自逃生。
黎元洪逃出營門後，來到幕友劉文吉家中暫避。在慌亂當中，黎元洪感到大難將至，他語無倫次地對劉文吉說：“我身居協統，如今部下兵變，死也是死，不死也是死。如果革命黨失敗，朝廷必定要重罰我；如果革命黨成功，我恐怕也是性命不保，這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劉文吉安慰他說：“現在事態不明，還是先觀望一下好，說不定會有出人意料的結果。”
劉文吉果然有先見之明，在一夜激戰後，革命黨雖然已經取得勝利，但有個棘手的問題擺在他們面前，那就是臨時指揮起義的首領都資望太淺，不能服眾，而原先的那些革命黨首領又下落不明，革命士兵們陷入了群龍無首的境地。
命運的改變也許就在不經意間。正當黎元洪惶惶不安的時候，革命黨人已經探得他的下落，並決定由他來出任軍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對此十分惶恐，連稱：“莫害我，莫害我！”革命黨哪裡管得了那麼多，大筆一揮，便在軍政府的佈告上簽下了黎元洪的大名……這就叫霸王硬上弓，想不做都不行。
三天后，黎元洪也想通了，反正這“黎大都督”的名聲已經傳遍全國，認與不認已無區別，倒不如乾脆就認了算了。於是，黎元洪積極投身革命事業，一舉成為了首義元勳，並進而當上了民國的副總統。
黎元洪在袁世凱時期明哲保身，無所作為，但在袁世凱稱帝並封他為“武義親王”的時候，卻能堅定共和立場，拒不受封，這也為他保住了政治資本。在袁世凱死後，黎元洪順利地繼任為大總統，這正是應了袁世凱的那句話：“今日之我，為的是將來之你！”
不過，黎元洪雖然貴為總統，但總理段祺瑞才是實權派人物。由於在多個問題上屢起衝突，黎元洪最後憤而將段祺瑞的總理職務免去，由此掀起了更大的政治風潮。在北洋系的督軍宣稱要獨立的情況下，黎元洪只好請求張勛入京調停，不料張勛暗懷鬼胎，結果引發復辟丑劇，國會被解散，黎元洪也被趕出總統府，最後自請辭職並隱居天津五年之久。
中國有句古話，叫“風水輪流轉，今年到我家”，在1922年直奉戰爭後，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臨了。原來，直系大佬曹錕、吳佩孚勢力相繼逼走皖系段祺瑞和北洋元老徐世昌，他們為了扶持曹錕當總統，需要中間有個人來過渡一下，這找來找去，便以“法統重光”的名義找到了黎元洪的身上。
所謂的“法統重光”，指的是黎元洪在張勛復辟的非常時期離任大總統，因為是被脅迫的，所以不能視為自動離職，應該將他迎回並補滿任期，等任期結束後再重新選舉大總統；第一屆國會也是被張勛非法解散，所以也應該重新恢復，大意如此。
黎元洪心裡也清楚，直系這些人並非真心擁戴他上台。因此，開始他並不想去蹚這池渾水，而是直截了當地跟那些請他出山的人說：“你們直接選曹三爺做總統不就結了，何必搞這麼複雜？”
但是，擁戴的大戲既然已經開演，黎元洪想不參加也是不行的。在黎元洪拒絕後，曹錕、吳佩孚加強了邀請的力度，他們先後派出各路代表親赴黎府，盛情相邀。而各省督軍也在曹錕、吳佩孚的指使下紛紛發表通電，請求黎元洪以國事為重，出面挽救危局，說得是義正辭嚴、情真意切，連黎元洪看後都有點陶醉，不免怦然心動了……既然是眾望所歸，那我就勉為其難，姑且出山風光一次吧！
當然，黎元洪也不想被人隨意擺弄，於是他提出了出山的條件，那就是各省督軍應立即解除兵權，還政於國家，否則自己決不當這個莫名其妙的總統。曹錕得知後極為惱怒，大罵道：“請他做個現成的總統，他竟然還要向別人提條件！我們捧他上台，他卻叫我們下台！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吳佩孚雖然也很憤怒，但他卻勸曹錕少安毋躁，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於是，在曹錕、吳佩孚的建議下，直系的各省督軍如蕭耀南等人也就假惺惺地隨聲附和，表示願意聽命。不料黎元洪這時卻得寸進尺，他派出代表到曹錕、吳佩孚處要求給予切實保證，並要求等到全體督軍都通電支持後才肯復任總統。曹錕手下的人氣得要命，連聲嚷嚷著踢開黎元洪自己幹算了，吳佩孚則按捺住自己的怒氣對黎元洪的親信代表金永炎說：“黃陂如果再要裝腔作勢，我就無能為力了。你回到天津後，請他說一句痛快話！”
黎元洪和幕僚們一番商議後，覺得台階已經搭得差不多了，再弄下去恐怕都下不了台，不如趁勢復任總統算了。於是，在闊別政壇5年後，黎元洪再次做上了民國大總統。
由於曹錕、吳佩孚只是想讓黎元洪暫時過渡一下，因而在黎元洪做了半年多總統後，便不斷暗示他主動引退，以便為曹錕騰出位置。在黎元洪不肯就範的時候，這些人乾脆就棄文從武，派出了陸軍校閱使馮玉祥、京津衛戍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警察總監薛之衍率所部軍官300多人去總統府索餉，隨後又有“公民團”去總統府門前鬧事，接著是北京的警察們罷工並前往總統府請願，目的就是要讓黎元洪趕緊自動下台。
對於這些人的胡鬧，黎元洪卻頗有定力，他對身邊的幕僚說：“民國六年的時候（即1917年），我受到督軍團和張勛的脅迫，違法解散了國會，釀成大禍，一直沒有機會彌補。這一次我既然依法而來，就當依法而去，不能再犯糊塗。我的任期如何，應當由國會來決定，如果國會認為我任期滿了，我一天都不戀棧。但是，如果有人想要用武力來迫使我去職，那我就要為國家維持紀綱法律，決不能重蹈覆轍，遺害百姓。”
黎元洪的節氣固然是令人敬佩的，但曹錕、吳佩孚這些人的手段更是層出不窮。先是內閣總辭職，接著京津衛戍司令、步軍統、警察總監都紛紛辭職，黎元洪發出去的命令如同泥牛入海，根本就出不了總統府。再接著，總統府的水電、電話也被掐斷，黎元洪在北京已經無法立足，但他還不想向直系屈服，而是決定離開北京，前往天津。
在逼走黎元洪後，辭職的王懷慶那些人立刻復職，罷工的警察也隨即上崗，公民團也一眨眼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踪。當這些人興高采烈地來到總統府接收的時候，卻發現總統的印信不見了，於是立刻打電話給直隸省長王承斌，要他在天津扣留黎元洪專車，索回印信。
黎元洪早就料到這些人會用這招，他在離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顆印信交給瞭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時已經躲進了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所以，當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廳廳長楊以德帶領衛隊在楊村車站截住黎元洪的時候，並沒有找到總統印信。
王承斌開始還煞有介事地問：“大總統此次出京，是公事還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無法執行職務，所以要移到天津來辦公。”
王承斌便問：“既到天津辦公，那總統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麼人？敢向總統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勸大總統還是把印信交出來吧，免得傷了和氣。”
黎元洪起身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聲，向楊以德努努嘴，楊以德便會意地一招手，隨即擁進幾十個丘八老爺，一個個拿著短槍，雄赳赳、氣昂昂往周圍一站，黎元洪和隨從頓時大驚失色，以為這幫人要動粗。此時，王承斌上前一步，逼問道：“總統還是趕緊把印交出來吧，我沒有閒工夫跟你扯談！”
黎元洪的隨從見勢不妙，慌忙說：“王省長別動怒，印在總統府，不曾帶來。”
王承斌厲聲道：“你別跟我裝傻！北京已經來了電話，總統府只有十顆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顆呢？在哪裡？”
見黎元洪還不吭聲，王承斌便命人將火車頭摘除，另調來一個營的兵力將火車團團圍住，不准進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為止。
僵持了一個多小時後，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話休想離開這裡，只得寫下紙條讓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裡，讓她把五顆印信交出。王承斌說：“這一來一往太麻煩，還是請大總統親自打個電話吧！”
無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監視下去車站電話室給如夫人打電話，讓她把印信交給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光交印還不行，王承斌在曹錕、吳佩孚的授意下，又擬了一份電報讓黎元洪簽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動辭職，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權”云云。這一來一往，黎元洪最終捱到凌晨兩點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後來曹錕緊鑼密鼓地進行賄選之時，黎元洪還想做最後一次抗爭。當時張作霖、段祺瑞、盧永祥、孫中山號召反直的議員南下到上海召開特別國會，以破壞曹錕的賄選。盧永祥也發出電報，邀請黎元洪到上海重組政府。
但黎元洪到了上海之後，他發現“反直聯盟”雖然歡迎他的到來，但並沒有人希望他組建政府，就連盧永祥的那封電報，原來也是安福係政客捏造的。黎元洪這才明白，這次又陷入了政治陷阱，這些人並非是真心擁戴他，而只是藉他的名氣來壯自己的聲勢罷了。
在曹錕賄選成功後，黎元洪也就對複任總統徹底死心，從此不再過問政治。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於天津寓所內，享年65歲。在開祭之日，曾與黎元洪大鬧矛盾的段祺瑞也親自前往弔唁，對著遺像“三鞠躬畢，喟然而退，似有無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