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三、張振武之死：武昌首義者的不歸路
武昌起義後，身為湖北新軍協統的黎元洪本應成為革命者的刀下之鬼，但最終反被推為大都督，其中緣由雖說是權宜之計，但後果卻是那些革命者所沒有料想的。
黎元洪的人品固然不壞，但他只是一個舊軍官而決非革命者，對於造反這種勾當始終是心有抵觸甚至深惡痛絕的；而那些起事的革命者對這位逼出來的都督也無好感，只是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匆忙間將公器相授，一旦危機過去，遲早要搞“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譬如民國初年的張振武一案，便是這種情緒的產物。
武昌起義勝利後，黎元洪雖然貴為副總統兼湖北都督，但當時坐鎮武漢的主要軍事將領其實是共進會的孫武、張振武和文學社的蔣翊武，人稱首義“三武”。共進會和文學社是推動武昌起義的兩個主要革命團體，起義之前雙方通力合作，但在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各地局勢穩定後，革命黨內部也就開始罅隙叢生了。
首先是孫武，他原本是革命黨內定的武昌都督，只因起義前製造炸彈時不慎爆炸而燒傷了面部，結果沒來得及參加起義。但孫武的資格是非常老的，其早年曾入武昌武備學堂、日本成城學校學習軍事，後來又分別加入了日知會、共進會、同盟會，並在起義前被共進會和文學社推為軍政部長。武昌起義成功後，孫武擔任了湖北軍政府的軍務部部長，手握兵權，就連黎元洪也要忌憚他幾分。
但是，孫武的個人權欲極強，他上位之後，非但排擠文學社的蔣翊武這批人，就連共進會的張振武等人也是形同水火。對於這點，黎元洪看在眼裡，不免要巧妙地利用一下，如在漢陽失守後，黃興離開武漢，戰時總司令本由蔣翊武代理，但孫武與蔣有矛盾，他不願意讓蔣翊武掌握兵權，因而串通黎元洪任蔣翊武為都督府顧問，戰時總司令改由譚人鳳出任。
孫武的專橫跋扈引起了一場風潮，即“群英會”事件。群英會是共進會的一個分支，在武昌首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首領叫黃申薌，他在起義爆發後擔任了革命軍第十四標的標統，後來被任命為湖北軍政府近衛軍協統。黃申薌去軍務部向孫武“謝委”的時候，孫武大大咧咧地坐著，雙足俱跣，昂然不動，傲氣逼人。黃申薌見此狀，極為憤慨，心想我們這些人出生入死的時候，你在醫院裡躺著治病，如今倒在弟兄們面前充大，什麼玩意？ ！
孫武見黃申薌來後，便遠遠地問道：“委札接到沒有啊？”黃申薌忍住氣，說：“接到了，我特來謝你的。”孫武哼了一聲，說：“協統不小啊，你要好生地干，聽著沒有？”
黃申薌出去後，氣得肺都要炸了，他隨後跟群英會的人說：“堯卿（孫武的字）得意忘形，連老朋友都不放在眼裡，我非殺了他不可！”
1912年2月27日晚，在黃申薌等人策動下，一些對孫武不滿的軍人帶領手下士兵們衝出營房，向軍政部和孫武家撲去。一路上，暴動士兵高喊“打倒孫武”、“驅逐民賊”等口號，並且不斷鳴槍示警。孫武事前有所察覺，事發後逃到了漢口，而他的家小全部被扣押。由於參與暴動的人動機不一，暴動很快變成了一場兵變，亂兵們四處放槍，大肆搶劫，結果革命軍第二鎮統制、文學社的重要成員張廷輔也在這次事變中被亂兵射殺。
事變後，孫武不得不發表聲明，宣布辭職，而黎元洪卻乘機將軍務部加以裁撤，部長孫武、副部長蔣翊武和張振武均被解除職務而改任有名無實的都督府顧問。對於顧問這樣的閑職，孫武和蔣翊武消極隱退，而張振武卻心生怨憤，由此引發了同黎元洪的激烈衝突。
張振武的年齡比孫武、蔣翊武還要大些，他曾在1905年去日本留學並加入同盟會，同樣是一個老資格的革命黨。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由於革命機關遭到破壞，張振武力主提前發動起義，並在隨後的漢口、漢陽保衛戰中起到了重要的領導指揮作用。
武昌起義時，黎元洪再三推辭都督一職，張振武就曾說：“這次革命，雖將武昌全城佔領，而清朝大吏潛逃一空，未殺一個以壯聲威，未免太過寬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贊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舉，正好現在尚未公開，不如將黎斬首示眾，以揚革命軍聲威，使一班忠於異族的清臣為之膽落，豈不是好？”
這話後來傳到了黎元洪耳中，黎元洪由此對張振武深懷戒心，彼此間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張振武對黎元洪頗為輕視，他甚至當眾呵斥黎元洪說：“要不是我們把你拉出來，你哪裡有今天？”
張振武的跋扈也不亞於孫武，他在革命之後組織了一支衛隊，配一色短槍，張振武走到哪裡，衛隊就跟到哪裡，即使去見黎元洪也不例外。黎元洪心裡雖然惱怒，但懾於張振武的槍桿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漢陽之戰後，張振武奉命前往上海購買槍支、彈藥與服裝，期間便與黎元洪、孫武等人發生了衝突。據黎元洪給張振武的複電，說他所購的槍支大多為廢槍，不能使用，之後要購買槍砲子彈的話，必須運到湖北試驗後才能付款，意思是指責張振武虛靡公款。張振武一怒之下，竟然將在上海待運的槍械分出一半給煙台革命軍，其中的款項明細又未交代，其桀驁不馴令黎元洪憤恨，但又無可奈何。
張振武當時手裡握有兵權，他掌握著將校團這樣一支武裝力量，這讓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實上，黎元洪打心眼裡對這些帶頭起義的革命黨人極度憎惡，而這時袁世凱也想乘機拉攏黎元洪，共同對付武漢的革命黨人。
在袁世凱的親信、參謀次長陳宦的策劃下（當時黎元洪也兼任參謀總長，但他一直沒有上任，事務均委託給次長陳宦），黎元洪決定與袁世凱合作，對這“三武”來個調虎離山之計，將他們弄到北京去。當年5月，袁世凱以“革命首義”的名義將“三武”召到北京，並封他們為總統府軍事顧問官（又是閒差）。對此，張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滿，他對陸軍總長段祺瑞抱怨說：“難道我們湖北人就配做個顧問官？”
在張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凱只好又封他為蒙古屯墾使加以敷衍。張振武當時四十出頭，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也確實想實實在在地做點事情，於是他接受委任後，極誠懇地向袁世凱申請經費以開辦專門機構。袁世凱這時哪裡有錢，也就沒有理會。張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並利用自己之前的勢力公開設立屯墾事務所，還打算募集一鎮精兵前往蒙古。為此，張振武向黎元洪提出每月撥給經費1000元，作為開辦費。
黎元洪見張振武去而復返，本就十二分的不樂意，他見張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舊勢力，更是感到極大的威脅，於是決心除掉張振武。由於當時張振武與孫武也發生了矛盾，袁世凱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參議員劉成禺、鄭萬瞻回武昌進行調解。在各方努力下，孫武、張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復了和氣，而袁世凱趁熱打鐵，再次發來電報邀請張振武赴京。
8月初，張振武和親信將校團團長方維等30多人隨同參議員劉成禺、鄭萬瞻一起前往北京，由此走上了不歸路。在臨行之前，黎元洪還特意贈給張振武4000大洋作為旅費，雙方和好如初，相談甚歡，但一個陰謀卻就此展開了。
在張振武抵達北京後，黎元洪向袁世凱發出一封密電，其中稱：“張振武以小學教員贊同革命，起義以後充當軍務司副長，雖為有功，乃怙權結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蝕巨款。當武昌二次蠢動之時，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將校團，乘機思逞。……吾鄂人民胥拜天賜，然餘孽雖殲，元憝未殄，當國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種瓜再摘，以梟獍習成之性，又豈能遷地為良。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敢，迴腸蕩氣，仁智俱窮，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繫屬同惡共濟，並乞一律處決，以昭炯戒。……”在向袁世凱揭發了張振武的種種“不法”行為後，黎元洪要求北京方面將張振武就地正法。
袁世凱收到黎元洪密電後，親自取出密電碼本自行譯校，隨後便將心腹趙秉鈞、馮國璋、段祺瑞三人請來商議處置之法。趙秉鈞三人主張再給黎元洪發一封電報，問清楚是不是黎元洪的本意，再做處斷。兩日後，武昌方面復電，確屬黎元洪本人的主意。隨後，袁世凱給軍法處發出命令，將張振武逮捕後立予正法。
一個巨大的陰謀已經張網後，張振武尚且渾然不覺，他當時仍在北京到處會客，與各界人士聯絡感情，為將來的事業打下基礎。 8月15日晚，張振武與湖北來京將領在六國飯店宴請薑桂題、段芝貴等北洋將領，以消除南北軍界隔閡，化解之前戰爭的敵意。當晚10點，酒闌人散，張振武在回旅社途中被潛伏的軍警攔截，隨後被捆綁押解到西單牌樓玉皇閣京畿軍政執法處。隨後，軍法處總長陸建章向他出示了黎元洪請求殺張振武的電報及袁世凱下令處決的軍令。由於事情來得太突然，張振武一下就蒙了，他大聲質問陸建章：“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竟然要殺我？”陸建章攤開手，表示軍令如山，無法轉圜。
16日凌晨1點，也就是張振武被捕3個小時後，在沒有任何審訊的情況下，張振武被綁在軍法處的木樁上吃了六顆花生米，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成仁了。臨刑前，張振武仰天長嘯：“想不到共和國也如此黑暗！”同晚，隨同張振武一起進京的將校團團長方維也在旅館被抓，並於凌晨在城外處決。
此事發生後，湖北籍參議員劉成禺、時功玖、鄭萬瞻等人大憤，他們隨即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質問和彈劾。在這個事件中，感覺被袁世凱愚弄和利用的劉成禺憤怒地指出：“現在政府殺人之手續，基本和強盜行為沒有區別。如果這樣下去的話，今後凡是民國起義之元勳，都可以一一捕殺，任憑某人為帝為王矣！”
在參議員的彈劾和輿論壓力下，袁世凱把黎元洪推出來，聲稱完全是黎副總統的主張，而黎元洪則拋出張振武“侵吞公款”、“擁兵自衛”、“串謀煽亂”、“廣納姬妾”等十五大罪狀，為自己洗刷罪名；事後，袁世凱又命人將張振武、方維二人屍首好生收殮，並為他們買了上好的棺木，送到長椿寺停靈。隨後，袁世凱又宣布以大將的軍禮葬張振武，並拿出3000元為賻儀。
由於參議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協調，加上張振武自身也的確存在弱點和問題，最後使得質問和彈劾兩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數而不能開議，而袁世凱則以退為進，承認事起突然、殺人手續不完備，並向參議員們一再致歉。最後，張振武被殺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張振武在不明不白中死掉的關鍵是，他當時已經是無門無派，沒有組織支持。原來，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當時在上海活動的幾位武昌起義領袖如孫武、張振武等人都沒有在臨時政府中謀得職位，因而對同盟會、特別是黃興等人極為不滿。在孫武等人看來，他們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勳，同盟會的孫中山、黃興等人不過是外來的和尚搶了自己的功勞，可這些人連個陸軍次長的位置也沒有留給孫武，讓孫武面子上極過不去。
當時率軍攻克南京的浙軍司令朱瑞，他是光復會員，本就和同盟會有矛盾，等黃興當上陸軍總長後，朱瑞也不服從陸軍部的指揮，還私下里蔑稱黃興是“漢陽敗將”。後來，這批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團體叫民社，公推黎元洪為領袖，其中的成員還包括後來湖北的參議員劉成禺等人。在朱瑞率軍回到浙江後，民社的勢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軍政大權，隱然與同盟會對抗。
因此，在張振武被殺後，同盟會除了黃興發了一個通電譴責袁世凱政府用不正當的手段擅殺有功人員外，其他人大多未置一詞；而當時正好又是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前往北京商談國家大事，因而張振武一案也就不宜過度渲染，最後悄沒聲息了。
事實上，當時武昌首義的“三武”中，除了張振武間接地死於黎元洪之手，蔣翊武也是如此。原來，在南北議和後，蔣翊武擔任了湖北軍務部副部長，但受“群英會”暴動的牽連而被迫去職，在政治上曾經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後，蔣翊武返回湖南參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隊伍駐防岳陽。但革命黨人在“贛寧之役”中很快失敗，袁世凱到處通緝捉拿革命黨，蔣翊武也只得逃走。
晦氣的是，蔣翊武沒有和黃興等人一樣跑到日本去避難，而是南行到廣西，結果被當地巡防營抓住，後來被押送到桂林受審。黎元洪在得知蔣翊武被捕之後，隨即致電袁世凱，請求迅速誅殺“亂黨”，於是袁世凱便命廣西都督陸榮廷將蔣翊武就地槍決。可憐這個革命首義者，最後落得棄屍他鄉。
黎元洪恨這些首義的革命黨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在武昌起義前，黎元洪處死革命士兵是因為要維護秩序，但起義後則更多的是一種權力的爭奪和個人的恩怨。黎元洪雖然是靠著武昌首義上位，但眾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強迫參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黨的首領譬如張振武、蔣翊武等人未免對這個逼出來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視，特別在南北軍交戰之時，這種情緒更是極易表現出來。
事實上，湖北那些激進的革命黨人如季雨霖、詹大悲、熊秉坤、蔡濟民等人在辛亥革命後也沒有停止鬥爭，他們試圖從黎元洪手中奪回權力，但他們數次針對湖北當局的暴動都沒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間流產的“改進團”暴動，結果非但沒有將黎元洪趕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維護治安的名義加以嚴厲鎮壓，多名革命黨起事者未經審判便被槍殺。
在“改進團”失敗後，黎元洪又對湖北的革命黨進行了一次嚴厲的整肅，當時被殺被捕者不在少數。在黎元洪的威勢之下，湖北革命黨人紛紛離開武漢，首義之城，也就逐漸沉寂了下去。在趕走了革命黨人之後，黎元洪在湖北的統治也相對穩定了許多。
嘗盡了革命冷暖的孫武則在“群英會”事件後低調了很多，在張振武被殺之後，其革命意志更是日漸消沉。 1915年12月，孫武被袁世凱任命為參政院參政，拿一份閒差的俸祿。袁世凱倒台後，孫武也一度出任過清查督辦之類無關緊要的職務，後於1939年11月10日病逝於北京，不問世事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