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二、鳳凰才子熊希齡的跌宕人生
一方山水養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聞名。不過，湖南出才子大體上是近代才有的現象，而這又主要與太平天國運動有關。 1851年太平軍起事後，天下糜爛，所幸湖南出了個曾國藩，其率湘軍子弟衝出湖南，縱橫天下，立下不世的功勳，湘將湘官遍及全國，湖南人由此得風氣之先。
湖南才子熊希齡，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齡的老家在湘西鳳凰城，沈從文先生在小說裡描述道：古老的城樓依山傍水，清澈見底的沱江穿城而過，城門外的河面上，石頭墩子架起了一條窄窄的木橋。可喜的是，木橋上面走出了熊希齡與沈從文，兩個才子，地道的老鄉。
要說鳳凰城老，其實也不算古老，因為這里地處湘西，一向民風樸野，教育不甚發達，在明朝以前，鳳凰一帶都是歸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皇帝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後，這裡又設立了兵備道，以威懾土司勢力。如今的鳳凰城樓，大概就建於這個時期，原本係出於軍事的考慮。經過幾十年的教化後，該地改設為鳳凰廳，但仍舊保留了一些軍事的特色，譬如軍戶，熊希齡便出生於這樣的家庭。
熊希齡的父親熊兆祥從軍之時，正是曾國藩領著湘軍子弟四處拼殺之際。湘軍將領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樣，他們大多是書生出身，上馬提刀殺賊，下馬揮筆作詩，因而湘軍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義儒雅之氣。熊希齡的父親對曾國藩極為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國藩、左宗棠那樣的人物，似無可能，因而他的願望便寄託在自己的長子熊希齡身上，希望他能夠從小讀書成材，日後科舉入仕，光耀門庭。
在父親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齡確是十分的爭氣。在很小的時候，熊希齡就表現出不同於一般凡童的禀性，據說他六歲發蒙的時候，對老師教的東西過耳不忘，只需三四天便將背得滾瓜爛熟，“神童”之譽，不脛而走。如此超前的記憶力，加上聰慧的頭腦，熊希齡在14歲時便中了秀才，這對世代行伍的熊家來說可謂是十分的難得，就算在當時蠻風未減的湘西，那也是鳳毛麟角。
鳳凰廳所屬的沅州，數十年來學風不振，在鄉試或者會試中一直是榜上無名，鄉人為之蒙羞。好在後來沅州太守朱其懿極重視教育，創辦了沅水校經堂並親自指導，熊希齡便被召入其中。沅水校經堂的教學不僅僅局限於科考，經史、詞章、輿地、農政、河渠、兵謀，等等，應有盡有。在這裡，熊希齡眼界大開，學業突飛猛進，並在二十一歲那年的鄉試中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給他的評語是：“邊楚蠻荒，前無古人，才華之高，乃三湘有為之士。”由此，年僅弱冠的熊希齡一舉成名，譽滿三湘。
次年，熊希齡入京參加會試並順利通過，但正當他期盼著在殿試中一舉登科時，卻因書法不合殿試要求而被打發回去練筆（一說是熊希齡自覺自己的書法不合殿試的館閣體，一說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挑剔其考卷墨蹟有污）。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歲的熊希齡捲土重來，高中二甲進士並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次真的是湘西飛出了個“熊鳳凰”，人如其名，名滿天下。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事成雙，紛至沓來。金榜題名後的熊希齡，隨後回鄉娶親，新娘子不是他人，正是沅州太守朱其懿同父異母的幼妹朱其慧。各位別誤會，這並不是一樁包辦婚姻，要說起熊希齡和朱其慧的相識，還挺有才子佳人的韻味。據說，朱其懿曾有意讓自己的妹妹朱其慧在書院中挑選一位才子婚配，朱其慧便來了個比文招親，她寫了個“栽數盆花，探春秋消息”的上聯貼在院中，讓諸生答對。最後，熊希齡以“鑿一池水，窺天地盈虛”，最得朱其慧的心意，兩人一見如故，由此結緣。成婚後，夫人朱其慧果然十分賢惠，對熊希齡一生的事業頗多裨益。
在個人的科舉功名上，熊希齡固然春風得意，而且注定要有個好的前程，但他中進士的那一年，很不幸，正是甲午戰爭的慘敗之時。一向為中國人所蔑視的東洋小日本居然一舉打敗了泱泱中華老帝國，這無疑是在熊希齡這些讀書人中間丟下了一顆原子彈，讓他們既感到極度的震驚，又迸發出無比的激憤。在得知清廷即將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熊希齡儘管是人微言輕的新進官員，但他仍多次上書反對和約，在朝廷不為所動的情況下，熊希齡憤而請辭離京，回到了湖南老家。
在慘痛的失敗面前，不僅僅是熊希齡一個人陷入了迷惘與沈思。同期中式的康有為，還有他的弟子梁啟超等人都在高聲疾呼變法自強，而當時的湖南，也有這麼一批人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1895年，名孚一時的清流派官員陳寶箴出任湖南巡撫，曾在同文館學習外事的翰林院編修江標主持湖南學政、曾任駐外使館做過參讚的黃遵憲出任湖南按察使，在這些新派官員的引領下，湖南的風氣為之一新。
離京後的熊希齡，最初被張之洞延攬進入兩湖營務處，在湖南新政開始後，熊希齡為報效家鄉，又辭去營務處總辦的職務，並全身心地投入到湖南的維新運動中去。當時的長沙，已經聚集了一批維新人士，包括譚嗣同、唐才常，乃至康有為的名弟子、當時輿論界的風雲人物梁啟超也加入了當地創辦的時務學堂，而時務學堂的總理，正是熊希齡。
在這段時間，熊希齡始終在不知疲倦地忙碌著，他除了要打理時務學堂和南學會之外，更多的精力卻放在了《湘報》上。 《湘報》是湖南所創辦的第一份報紙，在熊希齡的眼中，這就是開啟民智的最佳利器。為此，熊希齡上下奔走，百般籌劃，從訂購機器、印刷活字，到製定章程、邀集撰述，無一不傾注了他的一片苦心。
1897年11月下旬，熊希齡通過汪康年在上海訂購的印刷機器終於被運回了長沙，主要撰稿人也已經初步選定：唐才常任主筆，李維格為西文翻譯，梁啟超、譚嗣同、何來保、戴德誠、樊錐等人也都答應為《湘報》撰稿。另外，湖南的官紳名流如陳寶箴、黃遵憲、皮錫瑞等人乃至一些時務學堂的學生，也都在《湘報》上刊登文章，足見熊希齡的不懈努力和號召力。
作為湖南的第一份報紙，《湘報》最終於1898年3月7日正式創刊，由此成為湖南維新派的主要輿論陣地。在發刊伊始，《湘報》便先後發表了樊錐的《發錮篇》、《開誠篇》和易鼐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等文章，其中直截了當地提出要“唯泰西是效”、“一切制度悉從泰西”，毫無疑問，這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先聲。
《湘報》的輿論聲勢在守舊派中間造成了極大的恐慌，他們紛紛上書湖廣總督張之洞及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高官顯要，攻擊熊希齡等人“以夷變夏”、“動搖國本”，犯下的是殺頭的罪行。原本支持維新的陳寶箴在讀到這些文章之後也不免大驚失色，他隨即轉告熊希齡，令其收回救正。由於熊希齡不肯照辦，陳寶箴便停發了每月撥給《湘報》的200兩銀子，令其陷入資金不足的窘境。財源被斷，熊希齡只好離開了《湘報》。
一個月後，“戊戌政變”突發，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軟禁，維新志士譚嗣同等人喋血街頭。作為湖南新政的風雲人物，熊希齡難免要被追究，好在他在這段時間裡因飲食不慎而突發痢疾，正好回老家養了一段時間的病，不然的話，以他的個性，弄不好就撞在槍口上。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御史黃桂均隨即以“康梁黨徒”的罪名參了他一本，熊希齡最後受到了“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對此結果，熊希齡尚感慶幸，正如他後來對人說的，“向非一病，當與六君子同命成七賢矣！”
遇此挫折後，熊希齡便匿跡衡陽、沅州等地閉門讀書，夾起尾巴來做人。數年後，那些頑固守舊派因在庚子年闖下大禍而土崩瓦解，慈禧太后為了挽回民心，不得不接過了維新派的旗幟推行新政，熊希齡也在無形中得到了解放。
1902年，師長兼郎舅朱其懿出掌常德府，隨後他便請熊希齡出山辦理西路師範學堂，並為“全省之冠”，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撫趙爾巽的注意。趙爾巽對熊希齡的才能極為賞識，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懇請對熊希齡“免予嚴加管束”，一舉解決了熊希齡的政治問題。不久，趙爾巽上調為戶部尚書，繼任湖南巡撫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齡辦理實業，令湖南的絲織業和瓷器製造業一度領先全國，成績斐然。
1905年，趙爾巽被任命為盛京將軍，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將熊希齡調入幕中；而這時清廷又組織了憲政考察團準備赴歐美考察憲政，前湖南巡撫端方也名列於五大臣之中，他當時也請調熊希齡為考察團的隨行參贊。這下，熊希齡成了眾人爭搶的香餑餑，他又不能分出兩個人來，最後因考察憲政茲事體大，趙爾巽只好放棄，但他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熊希齡必須在國外同時考察實業，回國後再加以重用。
當年年底，熊希齡隨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後訪問了日、美、英、法、德等國。在此行中，熊希齡的任務最為繁重，因為他不但要考察各國憲政及實業情況，而且整個考察團的條陳、奏摺乃至最後的考察報告都要由他來負責。
為了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熊希齡在考察完德國後便先於考察團回國，以完成向朝廷交差的考察報告。據說，熊希齡早在出國前便找了當時在日本的楊度及梁啟超，讓他們幫助完成這份憲政報告，換句話說，最後上交給朝廷的考察團報告，實際上由楊度、梁啟超和熊希齡三人合作完成，特別是憲政理論和計劃這一塊，更是得益於楊度、梁啟超二人的援手。
回國之後，趙爾巽立即將熊希齡徵調到奉天，並任命他為奉天農工商總局局長，擔負其發展東三省實業的重任。次年，趙爾巽改調四川總督，熊希齡因為已經安家在上海，因而決定不再跟隨趙爾巽入川。消息傳出後，江蘇巡撫陳啟泰（同為湖南老鄉）、兩江總督端方、度支部尚書載澤（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紛紛延請熊希齡，這在當時晚清的官場上，可謂是炙手可熱、紅極一時了。
能夠得到諸多大員的青睞，熊希齡的才幹還真不是吹的，他確實有幾分能耐。在隨後的幾年中，熊希齡先後擔任了東三省農工商局總辦、東三省清理財政正監理官、造幣總監、奉天鹽運使等職，由於業績出眾，自然步步高升，至辛亥革命爆發前，熊希齡已經升為二品大員，成為當時屈指可數的幣制專家和理財能手。可惜的是，正當熊希齡要大展宏圖之時，清朝卻已經覆亡了。
民國初立時，熊希齡曾一度入唐紹儀內閣充當財政總長，後唐紹儀與袁世凱鬧翻，掛冠而去，熊希齡也只好連帶辭職。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提名熊希齡來組閣，熊希齡也認為這是施展平生抱負的好機會，於是欣然接受。
殊不知，袁世凱用他來組閣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南方的革命黨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國民黨（此系宋教仁在民國初年組建的國民黨，並非孫中山於1920年改組後的國民黨）仍舊是國會中的第一大黨，這讓袁世凱十分頭疼。好在熊希齡也與梁啟超、張謇、汪大燮等名流組織了一個進步黨，勉強可以與國民黨相抗衡，因此袁世凱決定讓熊希齡出面，設法將國民黨搞下去。
熊希齡不知就裡，還以為袁世凱要重用自己，隨後便樂滋滋地組建了自己的內閣，其中由熊希齡本人出任總理、孫寶琦任外交總長、朱啟鈐任內務總長、段祺瑞任陸軍總長、張謇任工商總長、周自齊任交通總長、梁啟超任司法總長、汪大燮任教育總長、劉冠雄任海軍總長。因其閣員均為各界名流，陣容豪華，因而熊內閣又被稱為“名流內閣”或稱“第一流”的人才內閣。
但是，袁世凱並不是放手熊希齡去干大事的，他手裡倒是有一件“大事”要交給熊希齡去辦，那就是以“警備司令部查獲亂黨李烈鈞與國民黨議員徐秀均等人來往密電，試圖分裂國家”為藉口，讓熊希齡總理在解散國民黨的命令上簽字蓋章。
熊希齡在接到這個棘手的任務後，未免也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國民黨和進步黨是競爭對手不假，但雙方畢竟是在法律之下的政黨之爭、文明之爭，今天國民黨被解散了，誰又能保證明天進步黨不會被解散呢？
熊希齡不肯就範，袁世凱自有辦法。原來，在熊希齡辭去上屆財政總長之時，袁世凱特命他出任熱河都統，以示籠絡。熱河是前清皇帝們的避暑勝地，熊希齡上任後把公署搬進承德避暑山莊。但是，在這昔日的皇帝行宮中辦事，宮中的珍寶太多又未曾清理，不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了。據稱，有一次袁世凱的親信薑桂題來訪，熊希齡在好生招待之餘，臨別時又偷偷地將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為私人饋贈送給了薑桂題，以聯絡彼此感情。不料薑桂題這個粗人不識好歹，他為了取媚袁世凱，竟然又將此折扇轉送給了袁大總統。袁世凱心中疑惑，隨後便派人前去暗中調查，結果發現避暑山莊失竊了不少珍寶，熊希齡由此便在袁世凱的黑賬上記了一筆。
袁世凱並沒有公然脅迫熊希齡簽署解散國民黨的命令，而是派人暗中將熱河行宮盜寶案在報紙上放出風聲，先給熊希齡一點壓力，讓他識相點。數日後，袁世凱將熊希齡召到總統府議事，並讓手下有意無意地將查辦熱河行宮盜寶案的捲宗給熊希齡看到。熊希齡見後大驚失色，只好乖乖地在取消國民黨員的議員資格及解散國民黨命令上簽字。這人要是被拿住了要害，實在是有苦難言哪。
解散了國民黨，國會就開不成了，因為剩下的國會議員不能達到法定出席人數。既然國會開不成，那國家豈能白養活剩下的議員，得，連國會也一併解散了。熊希齡和進步黨人落到這步田地也是後悔莫及，但他們在袁世凱的權謀下根本就毫無還手之力。在將國會解散後，袁世凱意猶未盡，又下令將地方議會也一併解散。熊希齡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簽署解散地方議會命令後便提出辭職，袁世凱見熊希齡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也就照呈批准。
熊希齡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拜相還不到半年，除了給老袁當槍使，竟然什麼事都沒干成。這還不算，自己還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聲名掃地，狼狽不堪。受此重挫後，熊希齡也就此告別政壇，再也不蹚這趟渾水了。
儘管熊希齡已經絕意仕途，但傳統士人的憂國憂民之心並未頓減。 1917年秋，京畿、河北一帶發生特大水災，洪水滔滔，淹滅村莊，吞噬田野，災民高達600多萬人。在目睹了災民們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的慘狀後，熊希齡於心不忍，他隨後便奔赴北京為民請命，要求對災民給予妥善安置。誰知北京政府的閣員們一商量，最後一致認為：除非熊希齡親自出面主持賑災，安置災民的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國運多難，民生尤艱，已是在野之身的熊希齡本已經立志不再從政，但在良心和道義的拷問下只能當仁不讓，負起這個重擔。
在接受“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後事宜”的任命後，熊希齡一面派人調查災情，一面設法從各地辦糧，並請求政府盡快發放賑災款項。但是，當時的北京政府也沒有錢，他們撥給的賑災款還不到十分之一的預算，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熊希齡這下犯難了。
好在熊希齡當時還有一定的號召力，他聯合了地方的士紳和民間的慈善團體，共同成立了“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為災民們舉行大型的賑災義助。為了發動更多的人為災民出一份力，熊希齡不僅帶頭捐款，還與夫人親自將自己家中的舊衣縫改成100套棉衣捐給災民。
在熊希齡的努力下，這次賑災活動取得空前的成功。據當時報上的記載，社會各界在10多天內共募集到棉衣褲近15萬件，被單、夾衣褲超過8萬件，捐款達200多萬元。除此之外，開灤與井陘煤礦賑煤3400噸，使災民們免於受凍。後來，熊希齡又採取了“以工代賑”、保護春耕等辦法，最終讓500多萬災民得以渡過難關。
災情過去後，熊希齡和夫人朱其慧又創辦香山慈幼院，以收留那些無家可歸的兒童。在開院儀式上，熊希齡動情地說：“我自從辦了水災和這個慈幼院，我始知道貧民的社會是很可憐的。我在世上什麼事都經驗過了。我覺得總是悲觀的。政治的罪惡，是不消說了。就是實業呢，我覺得經理人都不是拿良心對著股東的，所以我也灰心了。就是社會呢，我辦過幾年賑，我覺得真是用良心做事的人少，甚至有幾家殷實的紳士也是不干淨。我在北京修了幾條工賑的馬路，約有三百多里。有一處係與外國慈善家合辦的，修好了交與地方官去接管。那時天津的報紙，忽然謂我賣路與外人。你想社會事還能辦嗎？所以我很悲觀。我只縮小範圍，辦我的慈幼院，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愛我，把我當他們的父母，我把他們當我的兒女，成立我們這個大家庭。這便是我的終身志願了！”
晚年的熊希齡為香山慈幼院傾注了最大的心血。在1931年，其原配夫人朱其慧因病去世後，熊希齡為紀念亡妻，慨然捐出全部家產（折合大洋近28萬元，另有白銀6萬餘兩）獻給了社會的慈善事業。這一壯舉，無疑是熊希齡人生中最華彩的樂章。
數年後，熊希齡再度成為哄傳一時的新聞人物，這次卻是因為一場新的婚姻。原來，熊希齡在夫人朱其慧病逝後，一度悲慟欲絕，他蓄起長須，持一手杖，以示獨身不娶。因為偶然的機緣，某熱心人將民國的知名女性毛彥文（大才子吳宓的苦戀對象）介紹給熊希齡相識，結果兩人由此引發了一段良緣。
在毛女士的要求下，熊希齡剃須棄杖，重做新郎。由於雙方的年齡差距近一倍，輿論界一時引為笑談，很是炒作了一番。在熊希齡洞房花燭之夜，前來祝賀的名士甚多，還留下了不少致賀之詩聯，如沈尹默賀聯雲：“且舍魚取熊，大小姐構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老同盟會員劉成禺也做打油詩一首道賀：“閨人應惜首飛蓬，燕婉新詞老鳳雄，不用丈夫髯髮美，更無長鬣話元豐。”
最逗的是某友人，平日稱毛彥文為姐，稱熊希齡為伯，而今熊、毛結為夫妻，於是巧賀一聯：“舊同學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姐夫。”某報紙更是直接拿兩人的年齡開玩笑：“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髮雙雙，紅顏對對，白髮紅顏眉齊眉。”
大喜之餘，熊希齡也自撰了一曲《賀新郎》：
“世事嗟回首，覺年年，飽經憂患，病容消瘦。我欲尋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奮鬥。漸運轉，春回枯柳。樓外江山如此好，有針神細把鴛鴦繡。黃歇浦，共攜手。
求凰樂譜新聲奏，敢誇雲，老萊北郭，隱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即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濃厚。五百嬰兒勤護念，眾搖籃在在需慈母。天作合，得佳偶。 ”
1937年底，熊希齡偕夫人在路過香港時因勞累過度而突發腦溢血去世，當時的國民政府為其舉行了國葬儀式。熊希齡在香山靜宜園內創辦“香山慈幼院”時，也在旁邊松塢雲莊的廢墟上建造了一座私人別墅，取名曰“雙清別墅”。在解放前夕，毛澤東由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遷至北平時，曾下榻在這裡。對於熊希齡的一生，毛澤東是這樣評價的：“一個人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熊希齡是做過許多好事的。”
一個人做好事並不難，難就難在一輩子做好事，熊希齡應該算是比較接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