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租界時代萬國公墓舊地的宋慶齡陵園，如今已處上海西南角的繁華區。在這個鬧市中難得的寂寥之地，一塊墓碑傲然拱立在一個更加寂寞的角落裡，上面刻著“湘潭楊皙子先生之墓”幾個大字，碑文筆鋒健銳，取法雋古，系民國知名的書法家、篆刻家夏壽田的手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墓碑前還有個臥碑，上面赫然鐫刻著“楊度同志”幾個字的抬頭，這與周圍那些民國名人的墓碑顯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楊度的祖父楊禮堂，原本是以耕讀傳家的讀書人，在太平軍橫掃江南後，他帶領自己的大兒子楊瑞生投入湘軍李續賓部，後以軍功升為哨長。咸豐八年（1858年），李續賓部六千人與太平軍新秀陳玉成、李秀成數万人在安徽廬州三河鎮展開了一場極為殘酷的血戰。戰役結束後，主將李續賓、曾國華（曾國藩之弟）等人全部戰死，主力盡沒。曾國藩得到消息後，當場吐血不止，並哀嘆道：“三河敗後，元氣盡傷；湘軍精銳，覆於一旦！”

命運是殘酷的，楊禮堂也埋骨於當年的這場戰事中。不過，楊度的大伯、父子同營的楊瑞生卻在太平軍的重重圍殺下，從死人堆裡爬了出來，這對於滿江是血、屍橫遍野的三河鎮之戰來說，實在是個難得的幸運和異數了。應了中國那句古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楊瑞生由此步步升遷，先後做上了歸德鎮、朝陽鎮等地的總兵。 楊度的父親楊懿生身體羸弱，不能隨父兄拼殺於疆場，因而只能在家務農。在楊度六歲的時候，楊懿生不幸去世，伯父楊瑞生後來便將楊度和妹妹楊莊接到自己的駐地，直到他後來外遷關外朝陽鎮，楊度和妹妹才再次回到湘潭老家。 楊瑞生以軍功起家，深知戰爭之殘酷，因而他並不希望侄子走上自己的道路。在很小的時候，楊瑞生便看出楊度天分很高，因為只要是楊度看過的東西，他就基本能做到過目不忘，而且楊度從小就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頗有貴人之相。因此，楊瑞生花費重金為子侄們請來了知名的塾師，以求這一代人能夠金榜題名，為楊家爭一口氣。

後來，湘中名士王闓運得知了楊度的文名，派人將楊度招至自己所辦的石鼓書院，重點栽培。王闓運是一代名儒，當時的石鼓書院也是人才濟濟，中舉人、中進士的學子比比皆是，譬如知名的學者廖平，後來在“戊戌政變”中被殺的楊銳、劉光第，畫家齊白石等，都是從石鼓書院中走出去的。 在王闓運的門下學習三年後，楊度順利地考中了舉人，時年十九歲。次年，楊度便與同窗好友夏壽田一起赴京會試，以博取最後的功名。據楊度的堂弟楊敞說，“兄中順天鄉試中後……高視闊步，有狂士風。”但這一次，楊度的運氣似乎已經到頭。發榜之後，楊度名落孫山，夏壽田卻中了榜眼。 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正當楊度十分沮喪之時，夏壽田卻興沖沖地把他拉到陶然亭一起遊玩。陶然亭在北京城南，這裡蘆葦叢生、湖水清靜，遠遠望去，還可以看到城北的黃色宮牆。考試失敗的楊度心情不佳，他在亭子上題了這樣兩句：“西山王氣但黯然，極目斜陽衰草。”剛中了榜眼的夏壽田題的兩句卻是：“萬頃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兩人的心境差異，足以相映成趣。

十餘年後，楊度和夏壽田再次來到這裡游玩，當時楊度已經是四品京堂，心情很是不錯，他又在亭子上題了兩句：“昨夜東風吹夢遠，夢里江山更好。”夏壽田和了兩句：“廢苑菰蒲風又雨，作得秋聲不了。” 原來，夏壽田雖然也在京為官，但這些年卻一直不太順利，所以語調較當年中榜時的意氣風發相去甚遠了。 楊度的師傅王闓運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在太平軍即將被剿滅時，王闓運曾向曾國藩建言：“將軍擁強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軍，後整飭湘軍，綴甲厲兵，伺機滅親兵，取天下而代之。今天下多事，機不可失，此事惟將軍能為，何樂而不為？” 曾國藩聽後，面如土色，數日後便找了藉口將王闓運打發回籍。由此，王闓運空有一身的“帝王之學”卻無從得以施展，只能把自己的願望寄託在弟子們的身上。在所有的弟子中，楊度最受看重，王闓運曾這樣告誡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後必大有可為，你須好自為之。”

王闓運有三種學問，一為功名之學，二為詩文之學，三為帝王之學。所謂“功名之學”，用於科考，學問不過是敲門磚，一旦功名到手，磚石盡棄，在官場上“跟著走，慢慢來”即可；所謂“詩文之學”，乃以立言求學為本職，“覽歷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至於“帝王之學”，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經史詩文，樣樣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還需要待以時機，方能乾一番非常事業。 楊度一度沉迷於王闓運的帝王之學，但在甲午年的會試失敗後，因時局的變化，楊度的思想發生轉變，他對王闓運的舊學產生了懷疑並轉而對新學產生了興趣。這時，湖南在巡撫陳寶箴的領導下推行新政，楊度也很快被捲入了這場維新的浪潮之中，並與活躍在長沙時務學堂的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梁啟超等人過往甚密。但是，維新運動來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這一切便成了明日黃花，昔日的好友和同門也成了刀下之鬼。

在度過了苦悶的三年後，清廷推行新政並鼓勵士人留學海外。政策頒布沒多久，國內便掀起了一場留學日本的熱潮，楊度也在1902年瞞著王闓運自費前往日本留學，併入東京弘文學院師範速成班學習新式教育。 1903年，清廷依照“博學鴻詞”科之例舉行經濟特科考試，以破格選取“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的應時之才。這次考試不考八股文，而是代之以策論，可自由發揮，但難度較以往的會試更難且更有現實性，當時參試者如過江之鯽，號為“掄才大典”。 楊度得訊後躍躍欲試，隨即回國參加考試，不想差點惹出一場禍事。原來，這次經濟特科考試分初試和復試兩場，主考官乃文名滿天下的張之洞，也是中興名臣中碩果僅存的一位。在初試揭榜後，楊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則是廣東三水人梁士詒。

梁士詒與梁啟超曾是佛山書院的同窗，兩人在1889年的鄉試中同榜中舉，後在1894年的全國大比中，梁士詒中了進士，而梁啟超落榜。中進士後，梁士詒入翰林院學習，並在散館後供職國史館。由於梁士詒一向喜歡研究財政、河渠等實用之學，對朝廷分配給他的這個工作不感興趣，於是參加了1903年的經濟特科考試，沒想到在濟濟人才中勇奪第一。 但在復試的時候，梁士詒與楊度被小人暗箭所傷。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們一狀，說梁士詒“樑頭康尾”、人品可知（“樑頭”者，梁啟超也；“康尾”者，因康有為字“祖詒”之故耳。戊戌政變後，康、梁兩人乃是慈禧太后最為痛恨的“逆黨”，必欲除之而後快）。至於楊度，一則是戊戌年被殺的楊銳與劉光第的同門，二來被人告發在日本期間有攻擊朝廷的言論。不意中遇此變故，楊度等人也只好識趣地遠遁而去，免得招來橫禍。

受此挫折後，楊度再度遠赴日本學習法政，由於他人品瀟灑，智商很高，很快便在留學生中聲名鵲起，並在後來被推為在日留學生總會幹事長。不久，其弟、其妹、其妻也陸續來到日本留學，他們都居住在楊度租賃的房子裡，一邊學習日語，一邊打算入專門學校學習。 有一次，一個友人請楊度夫婦及妹妹去家中做客。按日本人的習俗，進屋一般是脫鞋後穿木屐的，但由於中國女人都纏足，她們羞於在外人面前露出難看的小腳，因而遲遲不肯進屋。一直等到女主人找來兩雙皮鞋，兩人才得以避免了這場尷尬。在回家途中，兩個女人因受到委屈而忍不住放聲痛哭，楊度則安慰她們說：“不要哭！今後你們把纏足放開就是，讓它去長，不要擔心！這種陋俗，早就應該革除了！”

但是，楊度並不是革命派，他也不想參加任何一派。在當時的日本留學生中，保皇立憲派和革命黨兩派在輿論上相互攻訐，而楊度卻與兩派人物相處甚得。在梁啟超提倡“少年中國說”時，楊度也寫出了名動一時的“湖南少年歌”相唱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時危卻奈湖南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孫中山對楊度也頗為欣賞，一度還想拉他入同盟會，但楊度在政治上傾向於君主立憲，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他雖然婉拒了孫中山的請求，但卻是他將黃興介紹給孫中山，並由此有了中國同盟會。由於楊度為人謙和好客，他在東京的飯田町寓所經常是高朋滿座，陳天華、黃興、宋教仁、蔡鍔等人都是頻頻來往的常客。 在此期間，楊度認真研究了中西方的憲政理論並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一時被人稱為“憲政理論家”。他的一篇重要長文《金鐵主義說》，就是在這時完成的。所謂“金鐵主義”，“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炮；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楊度在文章中提出，“欲以中國為金國，為鐵國，變言之即為經濟國、軍事國，合為經濟戰爭國。”說白了，楊度既不同意保皇立憲派的維新救國論，也不同意激進派的革命救國論，而是獨闢蹊徑地提出中國應走“經濟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

就這點而言，楊度看得很透，因為“經濟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也就是他所說的“金鐵主義”，其實就是近代德國和日本崛起的奧秘所在。至於什麼立憲、什麼共和、什麼民主，其實都是隔靴搔癢、無的放矢，解決不了中國當時的內憂外困。 但在當時的條件下，要達成這個目的顯然是有困難的，好在清廷在1905年決定考察各國憲政，預備實行君主立憲，這讓楊度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五大臣”考察回國後，楊度受考察團隨員，也是自己的同鄉熊希齡所託，為考察大臣捉筆兩篇論文：《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不僅如此，他還拉上樑啟超也寫了一篇《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由此博得大名，成為當時知名的“憲政專家”。

1908年春，在軍機大臣張之洞與袁世凱的共同保薦下，楊度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而在功名上，當時他還僅僅是一個舉人。不久，楊度又在“皇族內閣”中做上了統計局長，只可惜好景不長，武昌革命一聲炮響，楊度的官途也就煙消雲滅了。儘管隨後上台的袁世凱對楊度頗為讚賞，但一直沒給予他施展才華的機會，楊度也只能在“顧問”、“參政”之類的虛職中倚門彈鋏了。 熊希齡在組閣的時候倒是一度想到了老朋友，他對楊度說：“請皙子幫幫忙，屈就教育總長如何？”楊度卻氣呼呼地說：“我只幫忙，不幫閒！”原來，楊度本擬提名為交通總長的，不想因為各派的政治鬥爭和勢力平衡而被擠落馬下，只落得冷衙門冷豬肉之教育總長職位。就這樣一份閒差事，他看不上。 在環顧四周後，楊度痛苦地發現，曾經與自己一同落難的梁士詒梁大財神，竟然早已在總統府秘書長的位置上坐得穩穩噹噹，成為了袁總統的紅人；而自視甚高的他，卻仍舊坐著參政的冷板凳，真是羨煞人也、氣煞人也。 好在此時風云有變，民國初年的亂象讓一些人在束手無策後又開始懷念其從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總統便是其中之一。對政治一向敏感的楊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風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憲思想的鐵桿擁躉。儘管中國已經實現共和三年了，但楊度並不認為共和是個好制度，在他的眼裡，最適合中國的道路依舊是君主立憲。 1915年夏，在總統府的美國顧問古德諾發表了《帝制共和論》一文後，楊度趁機拋出自己的萬言雄文《君憲救國論》，其中公然聲稱：“中國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於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憲，先求君主”；“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雄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 袁世凱看到楊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讚歎：“真乃曠代逸才也！”隨後，袁世凱親自題寫了“曠代逸才”四個大字，並交政事堂製成匾額，由專人送給了楊度。楊度接匾後，更是又驚又喜，他立刻上了一個謝折，稱自己“猥以微才，謬參眾議”，而大總統“獨膺艱鉅，奮掃危疑”，自己願以“憂患之餘生”，鞠躬盡瘁，報國不已。 楊度不但是個理論家，他還是個實干家。 1915年8月14日，楊度拉攏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籌安會，主張君主立憲，鼓吹帝制，史稱“籌安六君子”。 在之前的歷史上，曾出現兩組知名的“六君子”，一是反對明朝宦官魏忠賢而慘遭迫害的左光斗等“六君子”；二是戊戌政變後被慈禧太后所害的“戊戌六君子”。楊度這幾位仁兄，叫他們一聲“帝制六人幫”倒是恰如其分，他們有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稱呢？想必是反諷也。 楊度等人儘管聲稱自己是學術團體並以“愛國熱忱”為掩護，但天下人並不全是傻子，這“六君子之心”，雖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盡知。此文一出，先前的好友梁啟超罵其為“下賤無恥、蠕蠕而動的嬖人”，而在日本時經常出入楊度寓所的蔡鍔在起兵反袁時也通電要求將楊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謝天下”！ 就連楊度的老師王闓運也看出袁世凱的把戲搞不下去了，他辭去了國史館的職位打道回府，仍舊回他的老家湖南吃老米去。在出京之前，楊度來送他，老先生抓住楊度的手，嘆息道：“你還是少說話的好！” 在梁啟超的筆桿子和蔡鍔的槍桿子雙重打擊下，洪憲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台，袁世凱還因而心力憔悴，最後一病不起。據說，袁世凱在臨終前曾對身邊的人說：“楊度楊度，誤我誤我！” 在追悼會上，楊度給袁世凱寫了一副輓聯，既為他惋惜，也為自己辯解： 時至於此，楊度仍不認為自己錯了。當時有一個記者來採訪他，想問問他鼓吹帝制失敗的感想，楊度以一種很安詳的態度兼很堅決的口吻答道：“我的政治主張雖然失敗了，但是我的君主立憲的主張是不動搖的。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時，黃興、孫中山主張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認為共和有缺點。我和梁啟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是主張君主立憲，可是到後來，他又改變了主張。我則始終沒有改變。” 在護國戰爭中風光一時的蔡鍔，在袁世凱死後不久便也因為喉疾而英年早逝。令楊度感傷的是，蔡鍔在遺囑中特意提到了自己的這位老朋友：“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為國惜才，俾邀寬典！” 王闓運則在日記中記道：“弟子楊度，書癡自謂不癡，徒挨一頓罵耳。” 袁世凱死後，繼任總統黎元洪發布懲辦帝制禍首令，楊度名列第一名。不過，北洋時期的通緝令大多是當不得真，也沒有人認真追究的，楊度也就避禍搬進了天津租界，閉門讀書。對此，倒是辮帥張勛公然站出來為楊度說了句公道話：“君主民主，主張各有不同，無非各抒己見。罪魁功首，豈能以成敗為衡。”不僅如此，張勛還親筆寫了封信給楊度，對其表示同情。 一年後（1917年），這個留著大辮子的老頭終於乾出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史稱“張勛復辟”。但是，張勛是個有勇無謀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魯莽與操切，他所導演的這場短命鬧劇，最終只能將楊度心目中的“君憲理想”徹底葬送。 為此，楊度不顧張勛在他落魄時的惺惺惜情而發表了一篇名叫《反對張勛復辟》的公開電：“度平生信仰君主立憲……惟嘗審慎思維，覺由共和改為君主，勢本等於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進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國人之共諒，且宜使舉世皆知為求一國之治安，不為一姓圖恢復……公等於復闢之初，不稱中華帝國，而稱大清帝國，其誤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禍國家，並禍清室，實為義不敢為。……蓋無程序之共和國如群兒弄火，而無意識之復辟又如拳匪之扶清，兩害相權，實猶較緩……” 很顯然，楊度仍舊認為君主立憲制是救國的最佳藥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張勛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後只能使“神聖之君主立憲，經此次之犧牲，永無再見之日”。電文結尾處，楊度將自己悲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傷心絕望，更無救國之方，從此披髮入山，不願再聞世事。” 風雲際會，群魔亂舞，楊度空有一身帝王術和治國理念，最終因這次短命的複闢而落花流水，不復再問矣。心灰意冷的楊度，由此遁入空門，轉而在佛學中重新思考並反省自己的人生。從此，民國政壇上少了一個政客，而佛學界則多了一位“虎禪師”。 多年的好友夏壽田在洪憲帝制時期充當內史，也在袁世凱復辟失敗後被新政府通緝，此時他改而信道，兩人經常在一起唱和。民國七年（1918年），對帝制派人物的通緝解除後，楊度與夏壽田第三次來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楊度再次題詞曰： 楊度雖有心學佛，但仍舊拋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書房裡，懸掛著他自寫自裱的六句話，曰：“隨緣入世，滿目瘡痍，除救世外無事，除慈悲外無心，願作醫生，便醫眾疾。”友人看後，不覺莞爾道：“你真是個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學的同時，還念念不忘現實世界！” 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裡，楊度一度在山東軍閥張宗昌處做過幕僚，還鬧出不少的笑話。張宗昌常以漢高祖劉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爺）自命，而最喜戲呼楊度為張良。楊度有一次笑道：“漢高祖能役功人，公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當張良，公亦非漢高可比。”張宗昌說：“那你就是功狗啦？”說罷，狗肉將軍放聲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張宗昌以楊度為參贊，常戲呼楊為“羊肚參贊”，有人以“狗肉將軍”與之相配，亦絕“對”也。 後來北伐軍起，楊度密告張宗昌加入國民黨，以避免被消滅。張學良得知此事後，問張宗昌：“聽說兄台欲為國民黨，不知有這事嗎？”張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楊度教我的。”張學良不滿地說：“家父與中山先生有舊，與國民黨合作應一致行動。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輕我。且家父為吾等團體領袖，如此事宜應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規矩。”張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應。 這時，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張學良便扭頭對他說：“煩請寄語皙子（即楊度），如果他再饒舌，我到時要他的腦袋。”楊度聽說後，大罵張宗昌豎子不足以謀，隨後連夜逃走。不久，北伐軍如風捲殘雲般掃蕩華北，張宗昌一敗塗地，最後遁居東瀛，不免仰天嘆道：“悔不用皙子之謀也！” 北伐後，楊度寓居上海，並成為杜月笙門下“清客”。杜月笙對楊度很敬重，但楊度對上海小報說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為然：“我一沒遞過帖子，二沒點過香燭，我稱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實說，我不是青幫，只是清客而已。” 不過，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時期，楊度卻利用“清客”的身份掩護了不少共產黨人，併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楊度的入黨是秘密的，系潘漢年介紹、伍豪（即周恩來）批准並由夏衍單線聯繫。曾有人譏諷楊度投機多變，他駁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機？” 楊度系共產黨員的身份一向鮮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後，此事才被公之於世。 1975年冬，周恩來在病重時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訂《辭海》之時，一定要把楊度晚年參加共產黨一事寫進去，並叮囑道：“他晚年參加了黨，是我領導的，直到他死。” 楊度死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後葬於上海外國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寫輓聯的楊度也為自己預備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抗戰期間，楊度的墓一度遷移至滬西漕寶支路寅春廟十三號門前，但在“文革”中遭到嚴重破壞，直到“文革”結束後，在老同志夏衍的關照下，才被遷移到虹橋路宋慶齡陵園中的西側。歷經劫波後，所幸墓碑仍舊是夏壽田親筆所書的那塊，只不過擔心大多數人已經不知道“楊皙子”是誰了，所以有關部門特意請趙樸初在墓碑前又題寫了“楊度之墓”四個大字。 亂世落魄人，赤子寂寞心；皆云皙子痴，誰解其中味？歷史有時候過得真的很快……不知道“楊皙子”是“楊度”，難道就知道“楊度”是“楊度”，還有他那破碎的理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