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四、梁啟超與夭折的民國兩黨制

辛亥革命爆發後，正當海外的各方人士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國內分享革命盛宴時，真正的啟蒙大師梁啟超卻遲至1912年10月才結束長達13年之久的流亡生涯返回國內，此時離武昌起義已經一年了。 梁啟超這樣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他需要時間來觀察民初政治的走向，而身處海外、跳出利益圈則更有利於他保持頭腦的清醒。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後，梁啟超提出了一個非常獨到的見解，這就是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所提出的，民國初年的政治力量可分為三派，第一派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軍政實力派，第二派是由清末立憲派轉化而來的溫和改良派，第三派則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新興革命派。 按梁啟超的設想，第一派毋庸組成政黨，第二派須組成政黨，第三派則應改造為政黨；如此，官僚實力派掌握實際的行政權，立憲派與革命派則組成政黨在議會中競爭立法權；立憲派應與官僚實力派聯合起來反對革命派，這樣才能順利地完成民國的平穩過渡。

很明顯，梁啟超對革命黨頗抱有成見：“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為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於破壞，不宜於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彼自歸於劣敗，不足為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於舊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儘管梁啟超在信中初步提出了兩黨制的構想，但他又提出：“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

綜上所論，梁啟超實際上是主張在開明專制下逐步培育政黨政治，這與他之前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清末新政期間，梁啟超便認為憲政是中國發展的唯一方向，但又認為開明專制系走向憲政的必經階段，原因是人民的政治成熟度遠未及格，施政機關也未曾整備，包括教育、法律、地方自治等方麵條件都不成熟，而縱觀世界，其他民主憲政國家也大都有過一段開明專制的預備期。 梁啟超是自負的，他曾說，“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政，莫能拯救。”而民初的三大政治勢力，革命派和北洋實力派已經各有其主，唯獨原立憲派群龍無首，如果梁啟超能夠挺身而出的話，還是有可能充當領袖的。事實上，當時也只有梁啟超具備這個號召力。 在清末新政時期，梁啟超曾利用《國風報》等鼓吹責任內閣、政黨制度等，並組織了中國第一個以推行憲政為目標的政治團體“政聞社”。在政聞社《社約》中，梁啟超提出了四條明確的綱領：“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曰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從前三點來看，梁啟超已經提出了三權分立及地方自治的思想框架，這在當時無疑是先進的。在清廷推行預備立憲後，梁啟超又通過國內的同志徐佛蘇、孫洪伊等人於1911年2月組織了“憲友會”，為立憲後的政黨競爭做準備。但是，還沒有等到立憲的那一天，革命便突然爆發，梁啟超循序漸進的設想也就不得不改弦更張、推倒重來。 與康有為不同的是，梁啟超在武昌起義後順應大勢，放棄了君主立憲的主張，轉而提倡共和體制下的政黨政治。但在民國前後，原立憲派四分五裂，各政黨組織派係不一、名目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湯化龍、林長民、張嘉璈等人發起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原“憲友會”成員），章太炎、張謇、熊希齡、程德全、唐文治等人組織的“統一黨”，孫洪伊等組織的“共和統一黨”，范源廉、黃遠庸、籍忠寅等人發起的“國民協會”等，加上湖北方面的黎元洪、孫武、張振武、劉成禺等人組織的“民社”，清末舊官僚岑春煊組織的“民國公黨”，谷鍾秀、吳景濂等人組織的“統一共和黨”，陳錦濤、王寵惠等人發起的“國民共進會”，林林總總，前前後後，竟然達到數十家。

在這些政黨中，梁啟超與“共和建設討論會”關係最密切，該黨中雖多為精英分子，然人數較少，因而影響力並不算大。直到1912年8月，“共和建設討論會”才與“國民協會”、“共和統一黨”等團體合併成“民主黨”，但此時其他政黨也都在紛紛合併重組，因而“民主黨”在1912年底的國會選舉中大敗，所得議席不過三十，這在號稱“八百羅漢”的國會中（870席），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小黨派。 失敗之餘，梁啟超隨即跨黨加入勢力較大的“共和黨”，以求彌補。 “共和黨”是1912年5月由“統一黨”、“民社”等合併而來，黨人大多由清末的立憲黨人及舊官僚所組成，其中包括了當時的知名人物如黎元洪、張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彥圖、熊希齡、范源濂、程德全等人。 “共和黨”成立後，全國各地都設立了分部，黨員數量一度超過10萬人，成為僅次於“國民黨”（即原同盟會）的第二大黨（可控議席近250席）。

早在“共和建設討論會”成立之初，梁啟超便為之起草了一份《中國立國大方針》的商榷書，其中明確提出實行“政黨內閣”的主張；另外，梁啟超認為，要實行“政黨內閣”，則必須有“兩大健全的政黨”為前提，正如其在早年《新民說》中提到的，“政黨政治，凡國必有兩黨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而梁啟超之所以加入“共和黨”，其目的便是要締造一個能與國民黨相抗衡的大黨。 但是，即便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合併，在國會中控製過半議席也無完全把握，因而梁啟超又將“統一黨”納入合併計劃。 “統一黨”原為章太炎所組織，此時的黨魁已換成王揖唐、王印川等人，該黨一向與革命黨人作對，又有袁世凱在背後撐腰，其聲勢也不算小，大概握有議席五十上下。

對於梁啟超“兩黨競爭”的政治構想，三黨人士大多表示支持，合併事宜也進行得非常順利。在一次三黨聯合懇談會上，梁啟超當席指出：“目前共和、民主、統一三黨聯合起來，在國會中尚不能佔據多數，這種現像極為可憂。不管是為三黨考慮，還是為反對黨考慮，都應該三黨合併，使中國能逐漸二大黨對峙的局面，這樣政黨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軌。” 1913年5月底，在梁啟超等人奔走下，“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在北京舉行合併大會，宣布成立“進步黨”。大會選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9人為理事，名譽理事有馮國璋、周自齊、熊希齡、張紹曾、閻錫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鍔、唐繼堯、陸榮廷、張鎮芳、楊增新、程德全、朱瑞、莊蘊寬等20多位名人，另外還有100多名參議，陣容強大，初具大黨規模。

從人員上來看，“進步黨”的骨幹力量大都是原清末的立憲黨人或清末舊官僚，在梁啟超的影響下，“進步黨”的政治立場傾向於擁護袁世凱政府，其主要作用是在國會中對抗“國民黨”，支持袁世凱實行中央集權。當然，這並沒有脫離政黨政治的範疇，毋庸指責。 同盟會在民初的政治局面中仍然處於關鍵的地位，但其內部也遭遇不少的挑戰。在革命成功之後，章太炎、張謇等人撰文呼籲，要求同盟會結束革命時期的秘密組織狀態而改造成公開的政黨組織（所謂“去革命化”），章太炎所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便是這個含義。而早期的革命黨人章士釗從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法政歸來後，也提出“毀黨造黨說”與章太炎相呼應。所謂“毀黨造黨”，即“毀無綱之黨，造有綱之黨”，為芸芸眾黨造兩個對立的政綱，為中國走向兩黨制度作一預備期。

袁世凱當政後，孫中山、黃興一度看淡革命，轉而從事社會工作，同盟會的黨務工作改由宋教仁負責。在思想上，宋教仁與梁啟超有相通之處，他在民國成立後也一直致力於把同盟會由秘密的革命黨改造成公開合法的普通政黨，以實現其政黨內閣的主張。在宋教仁看來，革命黨乃“以激烈手段謀破壞”，政黨乃“以和平手段謀建設”，兩者因時代不同而使命迥異，進行和平的、有風度的政治競爭在民國成立後乃是大勢所趨。 在全國各黨各派紛紛合併重組的形勢下，同盟會也感到了莫大的壓力。 1912年3月，同盟會在南京宣布正式改組為公開政黨，會員也在隨後的數月間迅速增至十數万人，成為民國初年勢力最大的政黨。但共和黨在合併其他黨派後同樣勢力大增，在改選臨時參議院時，同盟會已不佔絕對多數。因此，同盟會的改組及合併其他政治主張接近的小黨派也就成為當務之急。

在以上提到的幾個大黨之外，還有一個號稱“第三黨”的“統一共和黨”，其在臨時參議院中佔據了一定的議席。 “統一共和黨”由三個政團合併而來，骨干人物有蔡鍔、景耀月、吳景濂、谷鍾秀等南北軍政界的重要人物，其中既有革命黨人，也有立憲派人士。該黨採取中道路線，主張調和，在政治上介於同盟會與共和黨之間，由此成為同盟會的爭取對象。 但是，兩黨合併中遇到不少的波折。首先，“統一共和黨”不希望自己“被吞併”，因而主張不用同盟會原來的名號；其次，他們並不贊成同盟會過於激烈的主張，譬如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等；其三，除宋教仁、劉揆一等人堅決“並黨”外，一些老同盟會員反對合併他黨，而另一些同盟會員則對改變沿用了多年的同盟會名號表示堅決反對，如蔡元培就聲稱，“不能捨己從人，名稱萬不能改”。

這時，以清末名臣岑春煊為首的上海“國民公黨”在得知“統一共和黨”要與同盟會合併的消息後，也派出代表到京參與合併談判，但他們除了同意“統一共和黨”的意見外，又提出一條要求，那就是將同盟會綱領中的“男女平權”一項取消。 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同盟會於1912年8月接受了“統一共和黨”和“國民公黨”所提出的條件，而另外兩個小黨派，“共和實進會”和“國民共進會”也在談判後同時併入。由此，新的“國民黨”成立，而同盟會的名稱就此退出歷史舞台。 宋教仁同樣是主張兩黨制的，他在改組“國民黨”的宣言中說得很明白，“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大對立，不宜小群分立”，“政黨宜兩大對峙，希望自黨發達，也希望反對黨發達，以致能旗鼓相當”。據稱，宋教仁曾密訪過梁啟超，其“兩黨輪流執政”的設想是否來自於此，目前尚不得而知。 宋教仁曾天真地認為，只要“國民黨”能在國會中獲得半數以上的席位，“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與之異曲同工的是，“進步黨”也發表過類似的言論，“故一黨在朝，發展其政見，必有一黨在野批評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監督之以使政府不敢為惡”，如此看來，民國兩黨制的格局似乎大有希望。 梁啟超曾在《政治上之對抗力》一文中明確提出“政治對抗力”的概念，用以論述兩黨制的合理性。梁啟超斷言，真正的民主國家，都須有對抗力才能穩定結合成一整體，有執政黨須有反對黨，“凡國民無政治上之對抗力或不能明對抗力之作用者，其國必多革命……各方面對抗力銷蝕既盡之後，全國政治力量成為絕對的，其結果必為專制，而專制崛起之結果，必為革命。任何政府之穩健運行，須兩黨良性競爭形成穩定的政治對抗力，而兩黨政治是維持政治對抗力之最佳途徑”。由此可見，梁啟超扶持“民主黨”，加入“共和黨”，最終組織“進步黨”，其動機便在於構建兩黨政治，消滅專制與革命，為國家發展創造穩定的環境。 但是，政黨本是英美國家的政治產物，在中國歷史上只聽說過“朋黨”，什麼牛黨、李黨、清流黨，幾乎就是利益中人相互攻伐的代名詞。 1912年8月的《真相畫報》上刊登了一副漫畫，說：“甚麼子叫黨，甚麼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進讒言把他害；甚麼子叫改，甚麼子叫革，排擠與鑽營，更比從前了不得。”章士釗也在《民立報》上抨擊道：“號稱急進者，攻人不擇人，罵人不擇言，實為狂狷無識之士，自號溫和者，附會權勢，造謠生事……這種政黨之爭，純屬私見衝突，而非政見的論爭。” 在1924年出版的《民國政黨史》一書中，作者謝彬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民國初年的這些政黨不是政見的結合，而是感情的結合、權勢的結合，甚至乾脆就是金錢的結合，只不過老祖宗之前叫什麼君子黨、小人黨，現在的人套了一個政黨的名詞。這些所謂的黨派，無一不是中上層士大夫的俱樂部（包括“進步黨”、“國民黨”在內），他們毫無民眾作為基礎，也沒有切實可行的黨綱，很多黨派對自己的黨綱不甚了了，不過是作為點綴和擺設罷了。 民國初年的內務總長趙秉鈞也戲稱：“我本不曉得什麼叫黨，不過有許多人勸我進黨，'統一黨'也送什麼黨證來，'共和黨'也送什麼黨證來，同盟會也送得來。我也有拆開看的，也有撂開不理的。”說到這裡，懷裡揣著8個黨證的趙秉鈞摸了摸腦袋，對身邊的人笑道：“我何曾曉得什麼黨來！” 在“國民黨”成立後，趙秉鈞出任新的內閣總理，不久即捲入“宋教仁遇刺案”並間接引發了“二次革命”，民國初年剛剛起步的政黨政治由此被打亂。在擊敗南方的革命黨後，袁世凱以“公民團”的方式脅迫國會選舉其為正式大總統，之後便以涉嫌亂黨為名取締“國民黨”議員的資格，進而使國會癱瘓。由此，宋教仁功未竟而身先死，梁啟超所設計的“進步黨”與“國民黨”相對抗的兩黨政治也隨著國會的最終解散而灰飛煙滅。 梁啟超在一心打造民國兩黨制的時候，似乎對北洋實力派有所忽略或者毫無辦法，他一相情願地將“開明專制”的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但對西方政黨政治毫無所知的袁世凱卻是一個“開明不足、專制有餘”的舊派人物。在大小軍閥握著槍桿子的前提下，不管是多黨制，還是兩黨制，都是不切實際的舶來品。對於這些軍事強人來說，有槍就有權，什麼“憲政民主”，什麼“議會政治”，什麼“兩黨制”，統統都是隔靴搔癢、癡人說夢。由此，民國兩黨制的夭折，也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事實上，這並不僅是宋教仁或梁啟超一個人的悲劇，而是那個時代幾乎所有人的共同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