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六軍團前來甘孜會師，張國燾似乎又打起了精神，他的如意算盤是：把紅二、六軍團控制在自己的手上，增加自己向中央叫價的砝碼。然而，1936年7月1日，當張國燾在甘孜見著紅二、六軍團的領導後，他感到自己是理髮匠遇到了大鬍子——難剃（難題）。紅二、六軍團三個蓄著鬍子的領導，一見面就給張國燾留下了不好對付的難忘印象。
第一個蓄著鬍子的領導是任弼時，多年前張國燾總愛把富有青年氣味的任弼時叫作小弟弟，現在令張國燾驚訝的是，任弼時經過多年的磨練，已顯得相當老成，張國燾只好皮笑肉不笑地改叫他為“任鬍子”。第二個蓄著鬍子的領導是賀龍，張國燾和賀龍在南昌起義時就打過交道，因為張國燾阻止南昌起義，他倆為此還大吵了一場，隨後張國燾又說賀龍是軍閥和土匪，不同意賀龍加入中國共產黨。張國燾現在發現，賀龍完全變成了一個組織紀律性極強的共產黨軍人。第三個蓄著鬍子的領導是紅二軍團的副政委關向應。在張國燾看來，關向應雖然還富有青年氣味，但原則性已很強，也不好對付。
張國燾先是對任弼時、賀龍、關向應這三位“鬍子”進行了一番恭維和吹捧，接著就向他們提出共同召開黨的會議，討論紅一、四方面軍之間的問題，他妄圖把紅二、六軍團往他分裂紅軍的路上拉。任弼時立即識破了他的陰謀，反問張國燾：“報告由哪個作，有了爭論結論又怎麼辦？”張國燾一計不成，又施一計，提出召開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的干部聯席會議，試圖以多數壓少數，強行通過他的決議。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商量了一下，告訴張國燾：“聯合起來開會，我們不反對，但是，醜話要說在前頭，不准以多數壓少數。”張國燾的圖謀再次化為泡影。任弼時、賀龍等人抓住時機轉守為攻，他們知道張國燾鬧分裂的最大資本就是人多槍多，因此就由賀龍出面向張國燾提要求：紅二、六軍團一路上損耗太多，現在缺人又缺槍，請求張總政委給予解決。張國燾被他們磨得沒有辦法，只好把紅三十二軍（原紅一方面軍第九軍團）調配給任弼時、賀龍等人指揮。在這之後，陝北來電，黨中央決定由紅二、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肖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委。
張國燾繼續耍著陰謀。他派出一個工作組去紅二方面軍做宣傳，採取惡人先告狀的方式，妄圖煽動紅二方面軍對中共中央的不滿。他還叫人給紅二方面軍送去《幹部必讀》，這是一本惡毒攻擊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中央領導的書。為了加強紅軍內部的團結，任弼時專門給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寫信，要求對紅四方面軍來的干部只准講團結，在紅二方面軍內部不准議論有關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之間的問題，張國燾發來的文件一律不得下發。賀龍看了張國燾派人送來的《幹部必讀》，非常生氣地說：“《幹部必讀》不准看，看了要處罰人，放在政治部！”張國燾不甘心，又下令要把紅六軍團交給他指揮，並準備換掉紅二方面軍四個師以上的政委，結果還是遭到了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人的一致抵制。賀龍告訴紅二方面軍的指戰員：同志們，這裡是張國燾搞的假中央，他在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罪惡活動，真中央是毛大帥領導，現在在陝北；我們大家都要聽黨中央的，都要跟著毛大帥走；誰要是不聽黨中央的，反對毛大帥，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他就是八隻角的王魚，也要掰下一隻角來！
紅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合後，共同北上的條件已經成熟。 7月2日，朱德召集紅二、四方面軍領導人在甘孜召開會議。張國燾發言之前，坐在他身旁的賀龍對著他輕聲耳語：“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聲音雖小，但震懾力極大，讓張國燾渾身不自在。在會上，張國燾講不出一句與中央鬧分歧的話來。這次會議決定，紅二、四方面軍這個月就抓緊時間過草地北上，儘早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紅四方面軍分左、中、右三路縱隊北上，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率領左路縱隊由甘孜出發，徐向前率領中路縱隊從爐霍出發，董振堂率領右路縱隊從綏靖出發，紅二方面軍則跟在左縱隊後面北上。會議採納了朱德的建議，任弼時隨紅軍總司令部行動，劉伯承隨紅二方面軍行動，負責傳授對付騎兵的戰術。朱德的這一招非常巧妙，讓任弼時隨紅軍總部行動，無形中加強了同張國燾鬥爭的力量。任弼時和朱德、張國燾一樣，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內威信很高。任弼時的鬥爭精神，大家有目共睹，他是個為了真理敢把皇帝拉下馬的人物。早在八七會議之前，他就大膽地站出來批評當時的總書記陳獨秀，反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朱德安排劉伯承隨紅二方面軍行動，名為教二方面軍打騎兵，實際上是保護劉伯承，避免張國燾對劉伯承下毒手，同時加強紅二方面軍的領導力量，從外部對張國燾起制約作用。
過草地期間，任弼時擔心紅一、四方面軍分裂的問題，他不惜花費時間，分別和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傅鍾、李卓然等人詳談，研究北上南下之爭的癥結所在，以便找出較圓滿的解決辦法，加強全黨、全軍團結。張國燾嘲笑著問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任弼時沒有完全否認這一點，他告訴張國燾，自己是一個沒有參與這一爭端的人，現在研究一下，也許將來可以為大家和好盡些力。
過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時找到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傅鍾。他倆都在莫斯科留過學，俄語都很好，為了談話方便，兩人乾脆就用俄語交談。任弼時直截了當地說：“你們發的小冊子，講和黨中央的分歧，說一方面軍'不辭而別'，這樣散佈不和，損害團結，為什麼要發給我們？那是不應該發的。”隨後，他又問傅鍾，“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們為什麼不走呀？”傅鍾不假思索地說：“不知道。”任弼時很驚訝，原來紅四方面軍許多高級幹部竟然還被張國燾蒙在鼓裡。任弼時嚴肅地問：“北上有決議沒有？”傅鍾回答：“有。”任弼時又問：“有，為什麼不執行？”次日，任弼時讓傅鍾到總司令部機要科去看以前的電報，傅鍾這才完全弄清楚張國燾鬧分裂的真相。任弼時語重心長地說：“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而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傅鍾把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會議紀錄拿了出來，任弼時看過後說：“責任全在張國燾，事是他幹的，人是他定的，你們誰管得了？”此後，任弼時沒有為此批評過哪個同志。對張國燾的行為，任弼時非常氣憤地說：“搞派別活動是張國燾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會發展得這樣嚴重。”在任弼時的努力下，傅鍾、陳昌浩等許多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的思想有了根本轉變，然後這些人又去影響和改變其他人的看法，張國燾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境地。
任弼時理直氣壯地將他的意見告訴張國燾，說卓木碉會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似乎太過分了。張國燾自知理虧，表面上未置可否，心裡很不是滋味，越來越感到這個“任鬍子”真令他頭痛。
為了消除隔閡，促進團結，7月10日，任弼時在北上途中致電中央，建議在一、二、四方面軍靠攏時，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並請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解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黨內的爭論問題。中共中央極為重視任弼時的建議，兩天后，張聞天回電，告訴任弼時和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中央已經向共產國際請求批准召開六中全會，同時請共產國際派遣代表出席。
過草地期間，任弼時還解救了一批被張國燾長時間關押和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產黨員廖承志。在川陝蘇區“肅反”中，張國燾把廖承誌等人打成“國民黨改組派分子”，將他們關押了起來。在那時，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何香凝的兒子，一直用著“何礼華”的化名。僅僅因為廖承志會畫畫和刻蠟版，張國燾才沒殺他。在被當作犯人押著長征的過程中，廖承志不願意和任何人打招呼，誰也不敢和他打招呼，因為打一個招呼就會連累別人。 1936年7月的一天，任弼時正在一個小山坡上與張國燾交談，突然看見一行犯人正被押著往前走，他立即站了起來，走過去與廖承志握手，笑著問：“你是廖承志嗎？我就是任弼時。”張國燾在旁邊很狼狽，裝起笑面虎似的笑臉，怪腔怪調地問任弼時：“怎麼，你認識他麼？”任弼時回答：“老早認得。”實際上在這之前他倆並不認識。任弼時嚴肅地對張國燾說：“如果他有什麼需要的話，我可以幫助他，請你告訴我。”沒過多久，部隊到達了爐霍，廖承誌等人恢復了部分自由。廖承志多年後還深情地說：“那就不能不感謝弼時同志在那時候對張國燾嚴肅地表示了他的態度。”
在過草地的艱難日子裡，任弼時始終保持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至今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還收藏著一件珍貴的文物，這件文物就是任弼時過草地留下的半條牛皮帶。在這裡面隱藏著一段動人的故事。
任弼時他們在草地連續走了十多天，到了沒有乾糧，連野菜也找不到的地步。他的警衛員李少清愁容不展地問對任弼時：“任政委，今天什麼吃的都沒有了，怎麼辦？”任弼時從地上拔起一把草，笑著回答道：“野草甜，野草香，紅軍糧食滿山岡。這不是吃的嗎？”李少清告訴他，這草吃不得。任弼時說：“不要愁，想想辦法。”他瞧見警衛員李少清身上的手槍背帶，高興地說：“有辦法了。看，身上背的牛皮帶可以吃呀！快解下來。”
於是，任弼時與李少清每人扯住皮帶一頭，用小刀在皮帶上每隔一寸就割開一條很長的口子，一共割了8塊，然後親自把它放到火上烤。燒到見焦時，就把皮面上的黑焦刮去，再放到水里煮。煮了一兩個小時，任弼時說：“差不多了，咱們吃牛肉吧。”他帶頭“咯吱咯吱”地嚼著皮帶，告訴大家：“這東西很有味道。”
賀龍、關向應走了過來，任弼時忙招呼他們吃，賀龍等人連聲說：“這是好東西，比野菜好！”“你們真有辦法！”隨後，任弼時的這個方法在紅二、四方面軍中得到了推廣。
走出草地的時候，任弼時原有的兩條牛皮帶，吃得只剩下了半條。他用鋼筆工工整整地在上面寫了一行字：“越吃越健康，將革命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