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一律使用代名的命令》：軍委為紅星，軍委直屬各部一律代以紅星二字。軍委第一縱隊為紅安、第二縱隊為紅章。紅軍第一軍團為南昌、紅軍第三軍團為福州、紅軍第五軍團為長安、紅軍第八軍團為濟南、紅軍第九軍團為漢口。並規定以上代名自十月十五日實施。
是日夜，朱德致電各部首長：
甲、茲重新規定各補充團正式撥給各兵團管轄，區分如下：一、江西補充第二團、於都補充第八團撥給一軍團。除補二團已補一軍團外，一軍團應即派員到於都接收補充八團，並於十五號晚帶往一軍團集中地點。二、補充第三、第四團均撥給三軍團。補充第三團，應令其由長勝隨三軍團後十六（日）早開到三軍團第二集中地區之車頭；補四團由三軍團派員至於都接管，於十六號晚開至埠前岡附近，隨三軍團後跟進。三、補充第五團仍撥給五軍團，由五軍團派員至江背洞直接接收。在五軍團末移動前，仍繼續接收新戰士，當五軍團移動時，即隨五軍團後方部移動，並特別進行鞏固工作。四、於都補充第六團撥給八軍團，由八軍團立即派員前往於都接收，並於十五日晚開往社富地域隨八軍團行動。五、現在於都之補充第一團拔九軍團，由九軍團立即派員到於都接收，並於十五日晚由於都開往會昌。到達會昌後，即隨九軍團行動。
乙、各補充團撥給各軍團幹部及新戰士，全部均由各軍團負責訓練，並切實進行鞏固工作。第七補充團幹部仍須繼續接收新戰士，準備補充二十四師及軍委直屬部隊。該團駐地由項主席指定。
丙、執行起情形，望電告。
10月17日，五軍團在董振堂的率領下，堅守興國近半月，然後將陣地交給前來接防的獨立三團。於18日夜晚，全軍趕到於都的倉前、羅坳一帶集結，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員、物資等各項補充後，就匆匆趕到於都河邊，準備渡河。
站在河岸邊，董振堂內心感慨萬千。他捨不得離開這塊紅土地，在這裡，他由一位國民黨將軍蛻變為堅定的無產主義者，成為了紅軍的高級將領；為保衛這塊紅土地，他與他的戰友們浴血奮戰。而今，就要離開這片熱土以及給予革命最大支持的蘇區百姓，什麼時候才能夠打回來呢？ ……
已調赴贛南軍區任政治部主任的劉伯堅匆匆趕來送行，董振堂迎上前去，兩位親密的戰友緊緊擁抱在一起。面對幾十萬敵軍的重重圍困，留在蘇區堅持鬥爭意味著什麼，董振堂心裡十分難受。
“劉主任，真想和你在一起，並肩戰鬥啊！”
劉伯堅深情地說道：“我何嘗不想啊，組織上決定把我留下來，繼續堅持鬥爭，我必須服從組織，這是黨的原則！你這次率五軍團作為全軍的後衛，肩上的擔子也不輕啊！”
此刻，軍情已十分緊急，敵人的砲擊越來越近，身後的戰士們都是奔跑著上到浮橋，時間不多了。
劉伯堅從容地說道：“老董，該上路啦！一路保重，將來革命勝利了，我們還會再見面的，祝你們前途順利！”
還能說什麼呢？千言萬語，難訴衷腸，董振堂堅定地回答道：“劉主任，紅軍主力離開蘇區後，鬥爭會更加殘酷，你要多保重，我們會爭取早日打回來的。”
這時，許多根據地鄉親站在河邊，唱起了《十送紅軍》的歌兒：“一送紅軍下了山，秋風細雨纏綿綿，山里野貓聲聲叫，樹樹梧桐葉呀葉落完，紅軍啊！幾時人馬，再呀麼再回山……。”鄉親們扶老攜幼，站立在岸邊，就這麼反复地唱著，唱到人人落淚，唱到紅軍大隊人馬消失在對岸的崇山峻嶺之中，還久久不忍離去。
主力紅軍走了，艱苦而悲壯的根據地三年游擊戰爭就此開始。一九三五年三月，劉伯堅率部突圍，準備向粵贛邊游擊根據地轉移。在途中遭敵重重包圍，苦戰一天一夜，軍區司令員蔡會文和少共書紀陳丕顯衝出重圍，時任江西省委書紀的阮嘯仙中彈犧牲，劉伯堅在指揮作戰時身中數彈，他的警衛員謝有才拼全力背著他且戰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際，劉伯堅忍痛推開警衛員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衝出去一個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這樣，劉伯堅為掩護其它同志突圍，在江西信豐、會昌交界處不幸落入敵人的魔掌。
劉伯堅被俘後關押在大餘，不僅受到敵人反复的刑訊和肉體折磨，還多次被押到城裡游街示眾，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劉伯堅大義凜然地對主審他的國民黨官員說道：“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殺便殺，何必廢話！”
敵人在他身上可謂絞盡腦汁，卻得不到一絲結果。由於劉伯堅曾擔任過國民軍的政治部主任，協助馮玉祥參加國民革命，國民黨軍中許多要員都曾經是他的同事。因此，敵人無奈的勸說道：只要辦理一個脫黨手續，就可重獲自由。劉伯堅拒絕了他們的“好意”，他說：“我的共產主義信仰是不可動搖的，你們不要再費心機了！”
審訊的官員帶著嘆息和欽佩之心再次問他：“你說共產黨有辦法，為什麼弄得現在一敗塗地？”劉的回答是：“勝敗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種不息，燎原之火必將漫天燃起！”
……
在獄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為求工農的解放而奮鬥不息。所走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沒有什麼可遺撼的，於是寫下一首千古絕唱——《帶鐐行》
這首大義凜然的詩詞，抒發了劉伯堅烈士在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刻，那種視死如歸，豪邁的革命氣概。
臨刑前一刻，敵人還幻想著他能屈服，面對遞上來的紙筆，劉伯堅從容揮筆，給與他一道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愛妻王淑振（已在閩西的一次戰鬥中犧牲）寫下一封遺書：
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更要用盡一切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革命事業。我葬在大余梅關附近，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了，不能再寫了，致以最後的革命敬禮！
1935年3月20日，劉伯堅在大餘縣被敵殺害。烈士犧牲十四年後，中國革命就取得了徹底勝利，應驗了烈士臨走前的遺言。
原寧都起義過來，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堅持鬥爭的同志不少，但結局都非常悲壯。如前文所述，在中央分局機關工作的十幾個乾部，項英覺得這些人以前在國民黨軍隊幹過，不保險，認為他們“靠不住”。他曾對登賢縣委書記陳夢松和縣蘇維埃主席鍾家瑤說：“這些人不可靠，要解決他們！”1935年2月下旬，項英以開會為名，派通訊員將原紅五軍團的十幾個人先後召集到機關，進來一個捆一個。當晚，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他們全部殺掉了。
毫不留情解決“靠不住”分子的項英，其革命的堅定性是無可置疑的。但要總結這些血的經驗教訓，準確判斷出誰“靠的住”、誰“靠不住”，項英本人也是一頭霧水。 1941年1月，悲劇再次上演。皖南事變中，已脫離危險的新四軍副軍長（政治委員）項英，在睡夢中死於叛徒的子彈。
打死他的人是跟隨了他三年，一貫表現得“無比忠誠”的正營職隨從副官劉厚總，一個他自認為最“靠的住”的人。
寧都起義的功臣——袁血卒和郭如岳都被分在了留守的主力——紅二十四師裡，袁任師政治部代主任，郭任七十團參謀長。 1935年3月9日，袁血卒隨項英、陳毅、賀昌率二十四師師部和七十團最後突圍，在會昌天門嶂山區遭敵八十九師阻擊。為掩護首長、戰友們安全轉移，袁血卒率領一個大隊留下來打掩護，部隊且戰且走，戰士們大部犧牲或被打散，袁僅帶數人突出重圍。
突圍脫險後，袁赴上海尋找黨組織，不幸被捕，憑著多年的敵後鬥爭經驗，敵人找不出他的一絲嫌疑，在查無證據的情況下，只好將他釋放。出獄後袁血卒化名吳銀，到國民黨第五十七師當兵，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36年8月，袁又以政治嫌犯被捕入獄，直到1937年11月，隨著“釋放全國政治犯”的大潮，袁才被釋放出獄。出獄後，袁雪卒歸心似箭，盼望著早日重回黨的懷抱，與難友們一路討飯，經浙江、安徽、河南、陝西數省，歷經艱辛找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年底到達延安。此後，他經受了長期的政治審查，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撥亂反正，得到平反。
郭如岳的遭遇更慘，他原先是西北軍董振堂旅的作戰參謀，起義後曾擔任過紅十三軍三十七師師長、紅七軍團參謀長，由一名營級幹部迅速成長為我軍的高級指揮員。可後來，似乎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具有很強軍事才能的他竟被留在了蘇區，而且直到紅二十四師準備突圍前，才被臨時任命為第七十團的參謀長。後隨部隊突圍，在天門嶂山區與敵激戰，郭負傷被打散，獨自一人在茂密的茅草叢中藏了七天。七天后，餓得渾身乏力的他還是被敵人搜了出來。敵軍官審問他時，郭如岳自稱叫郭守康，是士兵。見問不出什麼名堂，敵軍官走了，這樣本該是可以混過去的，沒想到上天再次捉弄他一回。一個小孩在門口看了他一眼，然後迅速走開。不多久，敵軍官又笑嘻嘻的回來了，對他說：“你不是士兵，你是紅軍的參謀長，那個小孩認識你！”
三個月後，郭如岳被敵人押送至南昌，被國民黨當局判刑十五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獲釋，流落上海等地，與黨失去了聯繫，靠乞討、打工謀生。直至上海解放，郭如岳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找到昔日的老首長——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同志，後由陳毅介紹，在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九兵團教導團任教育參謀，1953年轉業回甘肅老家，1978年任甘南藏族自治縣政協委員。
留守的主力紅二十四師裡面，還有一位副團長，也是寧都起義過來的干部，名叫曹樹良，曾在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擔任過營長。起義後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軍事上很有一套，由他率領的湘南游擊隊轉戰於叢山峻嶺之間，一直堅持到國、共第二次合作。他的部隊後來編入新四軍，走上了抗日戰場，而他卻永遠長眠在他戰鬥過的地方，順便提一下，曹樹良同志也是被錯殺的。
事情還得從1937年8月說起，當時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呼籲國、共兩黨一致抗日，實行第二次合作。不久，國、共兩黨達成協議，蔣介石同意將南方八省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項英與陳毅開始積極聯絡各路紅軍游擊隊下山集中。由於湘贛蘇區的游擊隊與他們失去聯繫很久，必須上山去尋找他們。可派誰去傳達黨中央的指示呢？二人一合計，決定讓湘南游擊支隊的政委去完成這個任務。這個支隊的支隊長就是曹樹良同志，當時考慮到政委負傷剛愈，行動不便，曹樹良便帶了一名警衛員親自前往……
二人歷經千辛，終於在蓮花的九隴山里找到了由譚餘保同志領導的游擊隊，可剛一見面竟被對方誤認為是叛徒，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就慘遭殺害。噩耗傳來，曹的部下無不為之痛哭。英雄為革命出生入死，沒有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卻悲慘地死在了自己人手裡。曹樹良同志被錯殺，是過了很久才得以證實的，而且不知道什麼原因，直到1982年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這中間竟整整相隔了四十五年。
陳義厚畢業於北平醫專，後參加西北軍任鹿鍾麟部的軍醫官。中原大戰後編入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中，寧都起義後曾擔任紅五軍團軍醫處處長。 1932年，軍醫處改為衛生部，陳義厚任部長。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春，陳義厚率領紅五軍團衛生部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的戰場救護工作，組成了從繃帶所——野戰醫院——兵站醫院——後方醫院——總醫院的關聯性救護體系，為及時搶救傷員做出了重大貢獻。在任紅五軍團衛生部長期間，積極貫徹中革軍委總衛生部提出的“一切為了傷病員，一切為了指戰員健康”和“預防第一”的方針，在五軍團大力開展以消滅痢疾、瘧疾、下肢潰瘍等常見病為重點的群眾衛生運動。
1933年8月，陳義厚任紅軍衛生學校校長。帶領全校師生艱苦創業，自編自印講義教材，自己動手蒐集、製造各種標本、模型和掛圖，通過多種渠道，充實教學設備，先後建立了圖書室、模型室、試驗室，促進了教學。紅軍長征前夕，衛生學校共培養醫護人員686名，為紅軍各部隊補充了衛生技術力量。
陳義厚對病員誠摯熱情，對工作認真負責，對醫術精益求精。衛生學校附屬醫院是中央蘇區醫療技術水平最高的醫院。陳義厚在艱苦的戰爭條件下，擠時間編寫了《診療手冊》、《藥物學》、《處方學》等書，還創辦了《紅色衛生雜誌》。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時，為了管理留下來的8000多名傷病員，成立了中央蘇區衛生部，由陳義厚負責。 1935年春，陳義厚在指揮部隊轉移時，遭敵機轟炸，壯烈犧牲。
羅忠毅於1927年入馮玉祥部當兵，1931年隨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到江西。同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後到瑞金入紅軍學校學習。 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起任福建軍區司令部參謀、作戰科科長，連（城）寧（化）（龍）岩軍分區參謀長。參加了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羅忠毅留在閩西南地區堅持極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歷任閩西南第一軍分區司令員、閩西南游擊隊第一縱隊司令員、閩西人民抗日義勇軍司令員。
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羅忠毅任新四軍第2支隊參謀長。 1940年7月，陳、粟率江南主力北渡長江後，羅忠毅任重建的江南指揮部指揮，留在蘇南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指揮部隊多次挫敗日偽軍“掃蕩”“清鄉”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進攻。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羅忠毅率部接應新四軍突圍北撤人員，為保存抗日革命力量作出重大貢獻。 4月，蘇南新四軍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6師，羅忠毅任第6師參謀長兼第16旅旅長，率部轉戰於句容、丹陽、武進、溧水地區。此時，國民黨頑軍對蘇南新四軍實施“進剿”。 1941年5月下旬，羅忠毅率新四軍第16旅在溧陽縣黃金山三戰三捷，斃傷俘頑軍900餘人，取得重大勝利，為新四軍挺進蘇南以來“空前第一次之運動戰”。黃金山大捷，扭轉了皖南事變後茅山地區的危急局面。 6月，第16旅回師茅山，為配合東路蘇常太地區的反“清鄉”鬥爭，積極發動攻勢，在7、8月間連續拔除20多個日偽據點，收復了皖南事變後被日偽軍侵占的全部地區。
1941年11月28日凌晨，日軍集中3000餘人的兵力，突然襲擊新四軍第16旅旅部和中共蘇皖區委機關駐地溧陽縣塘馬村。羅忠毅和旅政治委員廖海濤指揮部隊與日軍展開血戰，先後打退敵人8次沖鋒，殲敵700餘人，使旅部、後勤單位1000餘人得以突出重圍。而羅忠毅和廖海濤等270餘名指戰員在血戰中壯烈殉國，時年僅31歲，是新四軍對日作戰中犧牲的、職務最高的領導人。
盧壽椿曾任二十六路軍七十四旅一營營長，在起義前曾作為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的代表，前往蘇區與劉伯堅聯繫，請示組織起義等事宜。寧都起義時，他率部包圍二十五師師部，捉拿反動官長——李松昆，是起義的功臣。參加紅軍後不久入黨，曾任紅五軍團第十五軍四十三師師長。後調軍委紅軍大學，任訓練部副部長兼上級幹部大隊大隊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奉命留在江西根據地堅持鬥爭，1935年春在贛南的一次戰鬥中犧牲。
王蘊瑞的遭遇很曲折，寧都起義前，他就加入了二十六路軍的地下黨組織。起義後，王蘊瑞歷任紅五軍團第十四軍司令部作戰參謀，建、黎、泰警備司令部參謀，同年10月調紅七軍團司令部任作戰科科長。 1934年7月，中共中央命令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進軍，執行牽制任務。同年11月，紅七軍團與紅十軍合編為紅十軍團，王蘊瑞升任第三師師長。部隊北上途中在懷玉山遭敵重圍，激戰多日，後隨粟裕成功突圍，任紅軍挺進師參謀長，轉戰於浙西南，開闢游擊根據地。 1935年8月任浙西南軍分區司令員。同年9月，國民黨軍隊向浙西南根據地進剿，粟裕率主力跳出敵人的包圍，王蘊瑞則率少數部隊留在根據地牽制敵人，在一次戰鬥中，部隊被打散，他隻身突圍輾轉回到了河北老家，與黨失去了聯繫。抗日戰爭爆發後，王蘊瑞找到八路軍東進縱隊，說明了身份，重又回到黨的懷抱。後歷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東進縱隊司令部二科科長，冀南軍區參謀處處長，第二軍分區司令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原野戰軍二縱參謀長，二野三兵團參謀長。全國解放後，歷任川東軍區參謀長，中國人民志願軍三兵團參謀長，志願軍副參謀長，參謀長，南京軍區參謀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兼院辦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1989年3月2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紅五軍團裡還有一位傳奇人物，叫周駿鳴。寧都起義時，他在二十五師七十五旅任少校營長，率全營參加起義，部隊改編後在紅五軍團裡任團長，是一位下定決心幹革命的起義軍官。可惜事與願違，一個多月以後，周俊鳴和幾個團長被宣布離開部隊，原因是白軍的軍官不能用。於是1932年1月，周駿鳴經朱德總司令親自批准，回河南確山的老家開展革命活動。周駿鳴回到家鄉，先後在石滾河領導了兩次農民暴動。被國民黨河南軍政當局通緝。 1933年7月，他如願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著汝確邊區艱苦的武裝鬥爭。 1934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軍委書記，1935年因叛徒出賣被捕，後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1936年1月鄂豫邊區紅軍游擊隊誕生，周駿鳴任游擊隊長，隊伍一度壯大到數百人。 1937年4月赴延安參加黨代表會議，後留延安學習。同年7月，周駿鳴再次被黨組織派往確山，任中共豫南特委軍事部長兼豫南人民抗日獨立團團長。後部隊編入新四軍，任新四軍五支隊副司令員，第二師參謀長，1943年春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淮南軍區司令員，華中軍區參謀長，華東軍區副參謀長兼後勤司令部司令員等職。全國解放後，歷任國務院水利部副部長，林業部副部長，黑龍江省農牧廳副廳長，河南省政協副主席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