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紅軍在北線連連受挫，中共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便由軍事冒險主義轉為軍事保守主義，採取消極的防禦作戰。要求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禦。與敵人進行正規的陣地戰，與敵人拼消耗，遲滯敵人的進攻，削弱其力量，以此來製止敵人的第五次“圍剿”。這樣又打了一段時間，毫無疑問仍是被動。恰在此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動了“福建事變”，通電反蔣並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
蔣介石在撫州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沮喪。因為十九路軍是這次圍剿的東路力量，承擔扼守閩西及閩西北地區，阻止紅軍向東發展的任務。如果東部防線崩潰，如果這五萬“叛軍”與江西十萬紅軍和在了一起，精心策劃的第五次“圍剿”將破產不說，閩、贛結為一體後憑藉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繫，再加上十九路軍掌握的福建出海口，外來援助將源源不斷進入，後果不堪設想。蔣介石立即改變軍事佈署，暫時中斷對蘇區的圍剿，從進攻蘇區的部隊中抽調了11個整師，用於應對福建的十九路軍。
對此大好時機，毛澤東及時提出建議：主力紅軍應在此時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間，將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人的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迫使敵人回援，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從而粉碎敵人向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彭德懷也致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並轉中央領導人博古：“留紅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七、九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但左傾領導者實行關門主義，拒不採納毛、彭的正確建議，仍把主力紅軍從東線調到西線的永豐地區，去進攻蔣軍的堡壘，讓十九路軍單獨同蔣軍作戰，使紅軍喪失了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最佳時機。
蔣介石開始以重兵圍剿十九路軍，面臨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紅軍給予軍事上的支持，但左傾中央就是無動於衷。 1934年1月，蔣介石在鎮壓了十九路軍後，騰出手來開始大舉進攻中央蘇區。敵集中20多個師分三路向蘇區撲來，強敵面前，博古、李德等人錯上加錯，仍命令紅一方面軍在各城、鎮、村及交通要道構築碉堡，處處設防，並主動攻擊敵人。團村一役，僅紅五軍團第十三師就減員過半，十五師師長吳高群犧牲。接下來，紅五軍團又被調到南樟、橫村一帶進行防禦戰。在敵人飛機、大砲的轟擊下，五軍團遭受了巨大損失，一些以連、排為單位固守的支撐點，在敵人的進攻中沒有及時撤出，半數與支撐點共存亡了。
這種與敵人硬碰硬的打法，使有戰鬥經驗的老兵和指揮員大量減員，雖由地方補充進來不少新戰士，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沒有進行最基本的軍事訓練，就不得不投入前線。這樣一來，部隊的戰鬥力就可想而知。五軍團第十三師是寧都起義的老底子，一支很能打硬仗的隊伍，師長陳伯鈞在視察一次新兵訓練時，發現實彈射擊十人竟然有九人脫靶，這樣的成績令他感到極度擔憂。
五軍團如此，其它主力軍團在各地的作戰也都沒打好。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給軍委寫了一封信，大膽直言軍委在指揮上存在的四大缺點：
（一）決心遲緩損失了不少可以取得勝利的機會，這是軍委最大最嚴重的缺點。
（二）決心下過之後，對時間的計算及不精確，致各部隊不能協同，像這樣的事實多得很。
（三）對個部任務的規定及執行的手段過於細瑣，使下級無機動的餘地。
（四）對戰術原則未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未充分分析當地情況特點，而總是一套老辦法到處照搬。
時任方面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對此也十分焦急，他找到李德，提出必須終止這種不切實際的軍事指導方針，否則紅一方面軍將有被葬送的危險。李德聽後勃然大怒，訓斥劉伯承道：“你還不如一個普通的參謀，白在蘇聯學習了幾年。”
劉伯承早在20年代就是川軍中的名將，北伐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軍長。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時，任革命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 1928年到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是李德的同學。回國後，劉伯承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書記，到中央蘇區後歷任紅軍學校校長、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他具有長期的帶兵實踐，又有豐富的司令部工作經驗和紮實的軍事理論水平。對於李徳的譏諷，劉伯承以大局為重，沉住氣沒與他理論。幾天后，劉伯承隨同李德到總參謀部去，李德嫌機要員在路邊做飯擋了道，竟一腳將飯鍋踢翻。劉伯承忍無可忍，憤怒地用俄語向李德質問道：“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負中國人的，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你這種行為是錯誤的，是帝國主義行為！”
李徳惱羞成怒，告到博古那裡，說劉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劉伯承的職務。
不久，劉伯承便被貶到紅五軍團任參謀長。
三月二十五日，紅五軍團第十三師配合紅一、三軍團，發起泰宁戰役，與國民黨軍第十縱隊湯恩伯部第四師、第八十九師激戰於新橋、太陽障一線。此役雖擊潰敵人七個團，斃傷一千四百餘人，俘虜三百七十餘人，子彈九十萬發，但紅軍自身也傷亡七百餘人。
四月上旬，敵人集中十一個整師，沿撫河東、西兩岸向廣昌發起進攻，拉開了廣昌保衛戰的序幕。李德在這裡擺出了當時紅軍的最強陣容，紅五軍團和一、三、九軍團一字排開，與近十萬敵軍抗衡，死守廣昌。博古提出：“為著保衛廣昌而戰，就是為著保衛中國革命而戰。”，“勝利或者死亡！”，“拒敵於國門之外！”和“決不放棄蘇區寸土！”等戰斗口號。廣大紅軍指戰員憑著頑強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軀，硬是與敵七個精銳師加一個砲兵旅血戰十八天。十八天后，廣昌失守，英勇的紅軍將士雖給敵以重大殺傷，但自身也傷亡近6000人，佔參戰總兵力的五分之一。
廣昌失守，嚴酷的現實令廣大紅軍幹部、戰士對這種不切實際的戰術感到強烈不滿。野戰司令部遂與29日晚在頭坡召開會議，旨在總結廣昌戰役和討論下一步作戰計劃。
到會的有：朱德、博古、李德、周恩來、顧作霖等，各部隊首長有：
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參謀長鄧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
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政治委員朱瑞。
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治委員蔡樹藩等。
博古在台上悶悶不樂地坐著，目前蘇區的北大門被敵人撞開了，今後怎麼辦？仗該怎麼打？保衛黎川，保衛廣昌，結果一個也沒保住，“禦敵於國門之外”幾乎成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被他所寄予重託的李德似乎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他提出的“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短促突擊”一個也不管用。儘管如此，他們都不肯承認自己制定的軍事方針、戰略戰術是錯誤的。
博古環顧一下四周，見人都到齊了，便宣布開會。他首先發言：“廣昌一戰，我們雖然最終放棄了，但連日來，我一、三、五、九軍團各部給敵以沉重打擊，消滅了很多敵人。敵人在這次戰役中也暴露出不少弱點，敵人目前越瘋狂，就說明他們越沒有出路，黔驢技窮嘛。”接著，博古又繼續講道：“眼下我們雖暫時退卻，但敵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蘇區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要很好的總結一下，休整一下，準備迎接新的戰鬥！”
博古講這番話無非是想寬慰一下眾位將領，可沒想到話音剛落，台下便“轟”的一聲，大家紛紛開始議論開來。
“廣昌戰役，我軍傷亡近六千，敵人傷亡不到三千，怎麼能說是給敵以沉重打擊呢？”
“廣昌戰役賠了老本，像這樣打下去，老本會賠光的！”
“今天叫在這突（短促突擊）一下，明天叫在那兒突一下，我們軍團給突突得差不多了！”
……
議論聲越來越高，言辭也愈發尖銳、犀利，朱德作為野戰軍司令員，坐不住了，他也很反感李德那一套，他曾多次找到李德，談過去反圍剿的成功經驗，想從側面提醒李德，不該照搬正規戰、陣地戰的原則。可李德根本聽不進去，現在仗打成這樣，朱德心裡也很惱火。他嚴肅而沉重地講道：“黎川決戰，我們打輸了，廣昌決戰，我們還是輸了。”
朱德一番實事求是的發言，令全場頓時靜下來，博古像挨了重重的一擊，臉立時就陰沉下來。朱德瞥了博古一眼，沒有理會他，又繼續講到：“野戰司令部宣布撤出廣昌是明智的，可惜太晚了，如果早撤出來，損失就會小一些。彭德懷同誌曾建議過，但司令部沒有及時採納，我也有責任。”
朱德一表態，下面的各軍團指揮員開始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李德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再推諉下去，難以平復會場激憤的情緒，於是站起來說：“這次廣昌戰役沒有打好，我也有責任。”說完話鋒一轉：“為什麼沒打好呢？主要是我們的工事沒做好，我們的堡壘不夠結實。敵人進攻時，我們的火力又沒有組織好，再加上實施短促突擊的時候不夠堅決……”
彭德懷一听就火了，站起來氣憤地說道：“怎麼組織更強的火力？根本沒有子彈，沒有子彈！懂嗎？在敵人碉堡密布的情況下進行短促突擊，十次有十次要失敗！”
李德一聽，是彭德懷對自己提出的“短促突擊”有意見，大為不悅，於是傲慢地說道：“這麼說你在指揮上就沒有一點缺點？”
彭德懷一聽更火了，氣憤地說到：“指揮上的問題？你們的作戰指揮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就是主力不集中，團村一戰，如果一、三軍團不分開，集中使用，就能殲滅敵人三個師，十五個團，我們就能繳獲槍彈，俘虜敵兵，補充自己的戰鬥消耗。現在呢，每戰都在同敵人拼消耗，敵軍有全國政權和帝國主義幫助，我們靠取之於敵，你完全不懂這個道理。洵口遭遇戰，消滅敵人一個師，本想停留半天消滅被圍的最後一個營都不准……，第二次打南豐，幾乎造成一軍團全軍覆沒，如果不是紅軍將士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垮了……。這次廣昌保衛戰，結局你們看到了，完全是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中央蘇區從開創至今已有8年了，創立這塊根據地不容易，崽賣爺田心不痛，就這樣被你們送掉了！”
一番電閃雷鳴般的怒火喧瀉，彭德懷早已將個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過後，他覺得翻譯沒有把他的話完全講給李德聽，便扭頭對身後三軍團政委楊尚昆說道：“尚昆同志，你把我後面講的話告訴他（李德）！”
楊尚昆和其它在座的高級指揮員們，無不為這番話在內心拍手稱快，他曾留學蘇聯，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聽彭德懷這麼一講，便毫不猶豫的站起來用俄語對李德說：“彭德懷同志說，如果把中央蘇區丟掉，我們是非常痛心的，你，就像一個不孝的兒子賣掉父親的田產一樣，不知道難過！”
此話一講，李德頓時暴跳如雷：“封建！封建！你不滿意，就是因為撤了你的軍委副主席！”
彭德懷是個寧折不屈的真漢子，針鋒相對地衝李德說：“根本就不是這回事，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怎樣去戰勝敵人的問題，你硬要往其它事情上扯，簡直是下流無恥！隨你怎麼說好啦，開除黨籍、公審、殺頭，我都準備好了！”
博古站起來，向楊尚昆一揮手，似乎怪他多事，不該翻譯後面那幾句話，接著嚴厲的對彭徳懷說道：“老彭！太過分了，就憑你對顧問這種態度，就得給你處分，你們先回去吧，以後再談。”
會議不歡而散。彭德懷毫不留情地在會上對李德、博古等人開了一炮，所幸他們懾於彭德懷同志在紅軍中的崇高威望，不敢對他有所動作。只可惜，他們仍沒有吸取教訓。廣昌戰役後不久，國民黨軍隊很快又攻占了永豐、龍崗、建寧、永安、連城等地，並集中三十幾個師的兵力，分六路向蘇區中心區域全面推進。博古、李德等左傾領導者也把主力紅軍分成六路，實行所謂“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錯誤方針，想處處設防，卻防不設防。
5月12日，由紅一軍團、紅五軍團、紅七軍團、紅九軍團組成的東方集團又進行了建寧保衛戰，在建寧及其附近的洛陽堡、都書坳下、雪山嵊、安仁、武鎮嶺、馬元橋、同元橋等地抗擊國民黨軍第八縱隊（指揮官週渾元）、第十縱隊（指揮官湯恩伯）的進攻。
5月15日，敵人集中第八縱隊、第十縱隊攻擊我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守衛的馬元橋、同元橋陣地。我守備部隊力戰不支，陣地被敵人突破。
5月16日，國民黨軍集中八個師的兵力開始會攻福建建寧縣城。是日晚，紅軍主動放棄建寧縣城，向寧化地區轉移。
7月16日，董振堂率紅五軍團主力於桂風颱、大寨腦陣地抗擊國民黨軍湯恩伯部四個師的進攻，戰鬥進行了四天，部隊傷亡巨大，被迫後撤。
8月5日，敵又以九個師的兵力，在飛機、大砲的強大火力支持下，向驛前以北地區發動進攻。五軍團與三軍團並肩作戰，在高虎腦、萬年亭到驛前約十五公里縱深內，構築了五道以支撐點為骨幹的防禦體系，進行固守。敵精銳第八十九師一上來便發起數次強攻，均被我軍擊退。由於這一帶全是小丘陵，期間遍布著水田耕地，沒有突出的高地可供雙方利用。敵人攻的猛烈，紅軍將士守的頑強，勝敗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火力的強弱。
此後的幾天時間，英勇的五軍團全體指戰員硬是憑藉步、機槍、手榴彈、大刀，將敵八十九師打得喪失了戰鬥力，不得不退出了戰鬥。第三天，敵人又換上新的部隊重新組織進攻。擔負正面防禦的三、五軍團相互協同，一直堅持到8月28日，因傷亡嚴重（共傷亡2300餘人），不得不放棄了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
敗仗一個接一個，形勢越來越糟，博古不得不決定再次召開軍政聯席會議，檢討戰爭形勢，制定新的作戰方針。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博古、洛甫、周恩來、朱德、項英、王稼祥等蘇區的政治局委員，還有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陳毅等各軍團軍團長、軍區司令員。毛澤東也參加了此次會議，這是他自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被剝奪了在黨內、軍內的發言權，遭受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批判後，首次參加的軍委會議。
會議由博古主持，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首先發言。他認為幾個月以來，陣地戰束縛了自己的行動，失去了不少運動戰的機會，並希望在以後的作戰中能給改變過來。林彪講完後，彭德懷發言，他的講話帶有濃厚的火藥味：“我們的戰爭指導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五次反'圍剿'以來（意指在李德的指揮期間），紅軍便沒有打過一次好仗！如果不是指揮錯誤，這次'圍剿'早就被粉碎了……”
輪到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發言，他婉轉的講到：“我們五軍團對陣地戰、堡壘戰是熟悉的，我們的戰士也是英勇頑強的。但是，我們的裝備遠不及敵人，沒有強有力的火力支持，單靠血肉之軀去硬碰敵人的工事和碉堡，犧牲實在太大。希望今後能夠改變戰略方針，避免陣地戰，爭取運動戰。”
軍團長們的發言，幾乎都是在批評李德、博古的戰略決策。李德聽後大為不悅，他講到：“各位都覺得過去的戰略方針錯了，可我並不這麼認為，我覺得是各位不善於將陣地戰和短促突擊相結合所致………”
李德不僅不認錯，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會議不歡而散。晚上，會議繼續進行，博古提出討論兩個議題：一是準備轉移外線作戰問題，二是擴大紅軍的問題。在討論第一個問題時，毛澤東作了熱烈的發言，他提出蘇區可以不設防，要設防亦只使用地方部隊擔任守備，主力紅軍全部跳到外線作戰，跳出敵人的封鎖線，到蘇、浙、皖、贛等省轉移作戰。
毛澤東的話音剛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對。這時，毛澤東激動了，雖然一年多來被剝奪了發言權，但只要讓他參加會議，他就要發言，不管左傾領導者愛不愛聽，他都要講。此刻，他沉重的講到：“去年的'福建事變'後，我就曾建議過你們，我們必須要同蔡廷鍇的部隊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蔣介石的進攻。在蔣介石調兵圍剿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同時，我們應該及時伸出援手。結果，你們不聽，現在福建人民政府倒台了，我們也陷入了極端的困境。我們失去了一次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最佳時機……”
毛澤東不顧自己“靠邊站”的身份，用大量的事實證明，他當時提出的建議是正確的，也想以此敲醒博古、李德等人，要聽得進別人的建議，而不要錯誤的一意孤行。
甚為可惜的是，左傾領導者們固執己見，已聽不進任何建議了。
這次會議後，紅五軍團奉命在興國高興圩一帶布防，苦苦抵抗著國民黨軍六個師的輪番攻擊。此時，恰被貶的原總參謀長劉伯承赴軍團部到任，受到軍團長董振堂與政委李卓然（不久前任命）的熱情歡迎。
當日下午，在軍團部——興國城外五里亭的一座山廟裡，召開了全軍團營以上乾部會議。主持會議的董振堂對台下乾部們講道：“現在請劉總參謀長給我們作軍事報告。”
劉伯承站了起來，台下立時響起熱烈的掌聲。
“同志們好！我受中革軍委指派，來擔任紅五軍團的參謀長，我很榮幸能加入你們這支英雄的部隊！”
台下又響起了浪潮般的掌聲，劉伯承扶了扶眼鏡，朗聲說道：“同志們，我們這次反'圍剿'不叫打仗，叫'擋仗'，敵人也不叫打仗，叫'滾仗'。敵人憑藉優勢兵力和現代化裝備，像個大石滾子滾過來，我們還硬用人去擋，當然要吃虧嘍！這樣一來，我們就把主動權送給了敵人，使自己置於被挨打的被動境地。一年來的戰爭證明，我們紅軍廣大的干部戰士是英勇善戰的，但是，我們的戰略有問題，需要改變。現在，我們將要跳到外線去作戰。部隊打了這麼久，本來應該好好休整，但現在沒有時間了，同志們回去後要抓緊動員一下，準備很快出發。”
熱烈的掌聲再次響起，這不僅僅是對這位原紅軍總參謀長的尊敬，更是因為他的一番講話，生動而形象的比喻，說到廣大干部的心裡去了。但同時，劉伯承的一句“很快出發到外線作戰”，也道出了紅一方面軍當時的極端困境，當時的幾個主力軍團均從陣地上撤了下來休整補充，準備進行長征，紅五軍團雖是長征的主力，卻是唯一仍在戰鬥中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