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二十二章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大影響

井岡山的武裝割據和朱毛紅軍在羅霄山脈中段出現不久，就受到中共中央的密切關注和高度重視。由於根據地的黨與紅軍地處湘贛兩省，黨的組織關係在相當一個時期歸屬中共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管轄，中共中央正是經過江西省委或湖南省委向紅四軍前委下達指示，予以指導的。 最早溝通中共中央與井岡山紅四軍前委聯繫的是江西省委。 1927年11月30日，江西省委就致信中共中央，報告了“遣居井岡”的農軍“相約下山實行佔據蓮花、寧岡兩縣”的情況。 1928年1月19日，江西省委在《贛西南目前工作決議案》中向中央報告了“寧岡農軍毛澤東、袁文才部及本地農民”於1月4日“攻陷”遂川縣城和“各鄉農民群眾響應，大有瞬即下之勢”的情況，並提出“努力創造西南割據局面，為江西土地革命的發祥地”的意見。 1928年4月15日，江西省委更為詳盡地向中央報告：“贛西一帶的農軍共分三部：毛澤東統率的有千餘人，槍500餘支；袁文才部500餘人，槍300餘支；王佐（非同志即過去的所謂左派）率300餘人，槍百餘支。毛部在萬安失利後即有計劃地退出遂川會合袁王兩部進攻泰和，以斷反動軍隊的歸途，因過去未肅清的靖衛團蕭家璧部留難，以致計未得逞，乃作上井岡山之計”。 1928年5月，江西省委又連續幾次向中央報告了“朱毛紅軍佔據永新、寧岡”和井岡山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即朱毛的軍隊）”及朱德、毛澤東分任軍長、黨代表等情況。江西省委所做的這些工作，為中共中央對井岡山斗爭和朱毛紅軍情況的了解與溝通，起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當時的中共中央在獲悉朱毛紅軍的確實情況後“甚為欣慰”，即於1928年6月4日向紅四軍前委發出了《中央給前敵委員會的信》。這是一封極為重要的長信，也是中共中央首次給井岡山前委下達的指示信。信中一開頭就熱情洋溢地對“德潤二兄”（即朱德、毛澤東）及“前委諸同志”寫道：“數月來你們轉戰千里與反動勢力奮鬥，中央對於你們在這種刻苦的勞頓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為欣慰”，“以前中央雖曾派人來找你們，但以交通的關係而終無一次能與你們接頭，以至中央和你們彼此間的意見互不能達到，這次由江西省委轉來你們的信知道你們的近況，中央甚為欣慰！”隨後，中央在詳細地分析和通報當時形勢、總結各地武裝暴動的經驗教訓後，對井岡山的紅四軍前委下達了八點指示，概括起來，主要精神是：

1.關於紅四軍的任務。 中央指出：“你們的任務就是在湘贛或贛粵邊界以你們的軍事實力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而推進湘鄂贛粵四省暴動局面的發展。”“如果不注意當地的深入，則革命的基礎是永遠不會建立的；如果不注意向四周擴張，你們也必歸於孤立的失敗。這是你們工作的總方針。” 2.關於軍隊建設。 中央指出：“你們可以正式改成紅軍”，“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使僱傭式的軍隊變成志願軍”，“必須宣傳群眾組織赤衛隊”，“利用一切的民間武器武裝群眾”，“保衛鄉村的政權”。 3.關於前委組織。 信中指示：“中央認為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前敵委員會的名單指定如下：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誌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而以毛澤東為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同時即是最高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信中還指出前委與當地兩省委的關係，即“前委在江西境內時受江西省委指導，在湖南境內時受湖南省委指導，同時與兩個省委發生密切關係”。

4.關於策略問題。 中央在指示信中指出：“蘇維埃的政權必須容納自耕農參加”，“做到以工人、貧農為中心”；“組織'雇農工會'並且由縣蘇維埃頒布雇農保護法”；“增加農民暴動及區鄉蘇維埃的工人意識的領導”；“防止農民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的影響的發展”；“提出每個城市的政綱向群眾宣傳，這個政綱必須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必須保護小商人的貿易，以維持城市與鄉村及各區各縣之間的經濟和必需品的流通”；“在你們佔領的區域要經常地開辦黨的訓練班訓練幹部”等等。 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的指示信，基本精神是正確的，是符合井岡山斗爭實際的。遺憾的是，由於交通阻隔，這封六月指示信，直到11月初才通過中共江西省委和吉安縣委輾轉送到井岡山。指示信雖晚到了幾個月，對井岡山的鬥爭仍然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毛澤東、朱德接到中央指示信後，於11月6日“重新組織”了前委，“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並根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於11月14日召開了紅四軍黨的“六大”，總結了“六個月的艱苦鬥爭”經驗，成立了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以毛澤東為首的前委，統轄軍委和特委（地方黨部），領導湘贛邊界的割據鬥爭。

在後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央對井岡山的鬥爭指導也有失當之處。如中央巡視員曾傳達“中央決定四軍應盡量在贛西與湘南發展”，割據湘粵大道，而且“堅決反對'四軍'向贛南去的戰略”；在1929年的二月來信中，中央甚至“決定朱、毛兩同志”脫離部隊，“速來中央”等。毛澤東後來明確而直率地指出，“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造成了“悲觀的論調”。 “但從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中央從湘南“八月失敗”和向贛南閩西進軍的實踐中，總結了經驗教訓，實行了正確的指導。 中共中央不僅對井岡山的鬥爭予以關注和指導，而且充分肯定朱毛紅軍的經驗，高度評價井岡山的鬥爭，並通過黨內文件指示和黨的刊物向全國各地介紹和推廣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經驗。

中共中央在1928年的六月指示信中，稱讚朱毛紅軍數月來“轉戰數千里與反動勢力奮鬥”，“在這種刻苦的勞頓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自你們的軍隊佔據永新、寧岡後，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你們的隊伍幾月來都是在三省樞紐內屢進屢退”，“你們的地位仍然處在三省暴動佈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們在三省暴動的前途上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1928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提到“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從而使井岡山的鬥爭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影響。黨中央刊物《紅旗》在1929年初出版的一篇文章中，稱讚“朱毛所領導的農民游擊隊，能以代表著一切革命民眾的武裝反抗的要求，橫行於湘、鄂、閩、粵各處。這種英勇的鬥爭，無論他這一次的結果是勝利與失敗，它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將有非常嚴重的意義”。同年4月13日，《紅旗》又刊登了一篇《朱毛紅軍與閩贛農民暴動之發展》的署名文章，評述井岡山的鬥爭：“湘贛邊境的工農武裝隊伍，在朱德毛澤東領導之下，與屠殺工農的國民黨軍隊及地主豪紳的武裝隊伍作殊死一戰以來，於今已一年多了。在這一年之間，經過國民黨調動四五萬以上的軍隊，先後圍剿三次，朱毛的紅軍因為得到湘贛工農勞苦群眾的擁護，不但沒有被反動軍隊消滅，反而繼續增長，農村的鬥爭局面日益擴大，弄得湘贛粵三省的反動政府手忙腳亂。”1929年7月1日出版的黨中央另一刊物《布爾什維克》刊載署名文章，聲稱：“現在散處各地的紅軍，便是農村武裝鬥爭的先鋒。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領導的紅軍，兩年間經過國民黨之無數次的圍剿，國民黨的報紙也曾無數次地宣布其'圍剿'的勝利。但事實終是事實，朱毛的紅軍直到現在還是日趨發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主持中央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對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經驗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周恩來在代表中共中央於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說：“紅軍第四軍兩年來”的鬥爭，“在全國政治局勢中有極大影響，這證明了統治階級在鄉村力量的薄弱，證明了革命勢力的存在與發展。紅軍四軍有此種偉大意義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繼續努力下去，將必然要成為全國革命高潮的動力之一，這是無疑義的”。同時又精闢地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周恩來從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斗爭的“偉大意義”中，看到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動力”，看到了“中國革命的特徵”，看到了中國革命“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的發展道路。周恩來代表中央所做的這一重要判斷，是全黨對井岡山斗爭認識上的昇華。同時，周恩來在其主持的中央軍委刊物《軍事通訊》（1930年1月15日）創刊號上，還發表了陳毅於1929年9月1日撰寫的全面翔實介紹朱毛紅軍情況和井岡山斗爭經驗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軍委刊物為此發了編者按語，對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斗爭的經驗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央《軍事通訊》的編者按說：“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寶貴的一個報告，朱毛紅軍這個'怪物'在我們看了這個報告以後都可以一目了然。從他們幾個時期的歷史來看很可以明了他們兩年來是在怎樣的艱苦鬥爭，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飢不得飽'的時候，還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萬武裝工農擁護'（見毛澤東來信）的鞏固基礎！這裡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如他們的編制，他們的戰術，他們的籌款給養的方法，他們與群眾的關係，他們對內的軍事和政治訓練，他們處置軍中供給開支的原則（官兵經濟平等，開支絕對公開）……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中央的按語熱烈稱讚朱毛紅軍的“艱苦鬥爭”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稱讚朱毛紅軍“有很多寶貴的經驗”，“是在中國別開生面”的，是“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的。這就為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斗爭的經驗在全國各根據地的傳播與推廣，做了輿論上的宣傳與引導。

在井岡山根據地的四周毗鄰地區，存在著東固、贛南、閩西、湘鄂贛等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與井岡山的鬥爭有著密切的聯繫，受朱毛紅軍的影響也最早最深。 1.對東固根據地的影響。 東固根據地自創立後，就與井岡山根據地互成犄角之勢，當時群眾流傳“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的說法，陳毅譽之為“東井岡”，毛澤東稱之為“李文林式”根據地。 1929年2月20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在東固螺坑與李文林等率領的紅二、四團會師。毛澤東十分讚賞東固根據地的成就，說紅四軍是“鐵軍”，紅二、四團是“鋼軍”；朱德高度評價了兩軍會師的意義，並風趣地說，國民黨反動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卻越打越多，現在你們也成“朱毛”了。會後，紅四軍留下了毛澤覃等一批有經驗的干部加強東固根據地的工作，還有300多名紅軍傷病員。這批幹部和傷病員留下與安置後，帶來了紅四軍的優良傳統和井岡山的豐富經驗，並使之深深紮根。毛澤東在向東固介紹井岡山經驗的同時，也很推崇東固根據地秘密割據的經驗，並以前委的名義致信湘贛邊特委，要他們學習東固的經驗，實行策略的轉變。東固根據地自兩軍會師和經驗交流後，得到迅速發展，很快成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屏障和中央根據地的奠基石。

2.對贛南根據地的影響。 贛南根據地是朱毛紅軍深入贛南後開闢而成的，直接受到紅四軍和井岡山根據地鬥爭經驗的熏陶和影響。 1929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汀州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會議上就確定：“以贛南、閩西20餘縣為範圍，以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根據這一決策，紅四軍在贛南分兵，很快建立了於都、興國、寧都三縣紅色政權，奠定了贛南革命根據地的堅實基礎。 1930年3月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成立，將早已有聯繫的贛西、贛南兩塊根據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黨的機構也置於前委和贛西南特委的統一領導之下。湘贛邊和贛南根據地的鬥爭匯合為一個整體後，紅軍和根據地的鬥爭經驗得到廣泛的交流和系統的總結，井岡山的經驗在贛南開花結果。

3.對閩西根據地的影響。 早在1928年12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就指示閩西特委學習朱毛紅軍“滾雪球”的好辦法發展紅軍和紅色區域，說朱毛紅軍“起初他們還不過千把支槍，現在則有萬餘多槍了”。 1929年8月7日，福建省委在致閩西特委轉各縣委的指示信中，進一步強調說：“四軍過去在湘贛有很多經驗，我們可以採用。”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也致信福建省委，要求他們“尤應注意朱毛許多戰爭的經驗與他們行動的軌範”。在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三次入閩期間，紅四軍和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在閩西得到直接傳播和深化、發展。如閩西黨的“一大”主持制定的閩西土地法，就充分地吸取了《井岡山土地法》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並且貫徹了黨的六大關於土地問題的政策原則，在總結閩西土地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有新的發展。由於閩西的黨和紅軍吸取了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根據地的豐富鬥爭經驗，使閩西的武裝鬥爭、紅色區域和根據地建設得到突破性的進展。

4.對湘鄂贛根據地的影響。 早在平江起義前，湘鄂贛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彭德懷就有以井岡旗幟為“榜樣”的心願。他在給黃公略的一首“密詩”中寫道：“唯有潤之工農軍，躍上井岡旗幟新。我欲依之為榜樣，或依湖泊或山區。”平江起義爆發時，彭德懷就在起義政綱中提出：“在湘鄂贛邊創造一塊新蘇維埃區域，並求得與湘贛邊紅四軍活動的區域打成一片。”1928年10月，身任紅五軍軍長的彭德懷在湘鄂贛邊特委的一次會議上明確指出：“井岡山的革命旗幟”，“是湘、鄂、贛邊區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指路明燈，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我們才有勝利的前途”。是年12月10日，彭德懷親率紅五軍四、五縱隊800餘人到達寧岡新城，與朱毛紅軍會合，參加了井岡山的鬥爭。後來由於戰局的變化，紅五軍往返轉戰於湘鄂贛邊與湘贛邊兩塊根據地之間，使井岡山的經驗和朱毛紅軍的傳統得以在湘鄂贛根據地推廣、傳播，並促進了這一區域的發展。 井岡山根據地的巍然崛起，不僅在毗鄰根據地引起反響，而且對全國一些邊遠根據地和游擊區，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影響。 鄂東北特委在1929年5月提出了“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建立革命根據地。在《關於黃、麻、光邊界地區鬥爭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中，曾這樣寫道：“紅軍軍事計劃是極力企圖打通由麻城、商城、羅田以東到皖省英（山）、霍（山）界之大別山脈一帶，準備在軍事上沒有出路時到北屯駐，也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著重號為引者所加），軍事割據東由皖英、霍界大別山起一直西到武勝關鄂、豫邊界山脈一條橫線。”鄂東北特委正是吸取了井岡山軍事割據的經驗，實行“集中作戰”、“分散游擊”、“敵進我退”、“敵退我追”和“跑圈子”的游擊戰術，成功地建立了大別山軍事根據地。 2.對湘鄂西根據地的影響。 賀龍和湘鄂西前委根據1929年3月17日周恩來為中央起草的“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每連建立一個支部，連以下分小組，連以上有營委、團委等組織”、“這個經驗可以備你們參考”的指示精神，在部隊建黨時，接受了井岡山根據地和朱毛紅軍的經驗，連隊普遍建立了黨支部，部隊建立了政治機關，從而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部隊中的政治工作，使湘鄂西根據地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是年6月15日，中央又向湘鄂西前委介紹了“朱毛幾年戰爭所得戰術的經驗”，諸如“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以及“十六字訣”等游擊戰術，對此，湘鄂西前委在領導根據地軍民的軍事鬥爭中，作了很好的運用和新的創造。 3.對左右江根據地的影響。 莫文驊在《紅七軍的誕生》一文中曾回憶說，鄧小平等在百色起義勝利後不久，就提出了“學習朱毛紅軍”、“匯合朱毛紅軍”的口號，學習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武裝割據的鬥爭經驗。中共中央在1930年3月2日給紅七軍的指示信中，對紅七軍“能利用朱毛紅軍的經驗”表示讚賞，並且表示了“中央對於你們目前的編制是同意的”意見。 1931年2月，鄧小平、李明瑞、張雲逸等率領紅七軍從廣西千里轉戰來到江西蘇區。同年7月在贛南同朱毛紅軍會合後編入紅三軍團，投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戰爭，兩軍的經驗得到直接的融彙和交流。 4.對東江根據地的影響。 中共中央在1929年5月、10月兩次致信廣東省委，告知他們“要有決心起來鬥爭，擴大武裝鬥爭的範圍，這才是擁護朱毛的正確道路”；要“決定一詳細計劃，指示東江特委及海陸豐地方黨部，並要與朱毛紅軍的游擊及惠屬的工作聯繫起來”。東江特委根據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的指示，放手發動群眾，積極開展武裝鬥爭，並於1929年10月下旬與出擊東江的朱德紅四軍一部取得聯繫，配合行動，一度攻占梅縣，拓展了東江游擊根據地。 4.對陝甘根據地的影響。 習仲勳在撰文緬懷劉志丹時曾談到，1931年初陝甘地區黨組織和領導人，在接到中共中央翻印的《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等文件後，認識到必須“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立腳的地方和迴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在朱毛紅軍和井岡山經驗的影響下，他們大力開展武裝割據的鬥爭，終於建立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革命根據地。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經驗，像嚴寒過後的一股春風，吹拂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些革命根據地，使這些根據地在白色統治下增強了生機和活力。當然，各根據地之間的影響也是互通互補的。在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經驗向各地傳播和推廣時，一些地區的經驗也給井岡山的鬥爭以一定的影響。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得以總結和概括出朱毛式、方志敏式、賀龍式、李文林式之類的根據地模式，探索出中國革命道路的共同特徵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