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二十一章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歷史地位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之前，一直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黨的創立時期，從五四運動到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主要在城市；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從五卅運動、省港工人大罷工，到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工作重心也是在城市；北伐戰爭從廣州打到武漢、上海，這個時期黨中央的領導機構也先後駐在大城市上海、武漢；蔣介石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政變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趨於失敗，中國共產黨從血泊中奮起，在八七會議上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先後舉行了八一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但是，由於缺乏經驗，這些起義在一開始時，仍然是照搬俄國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裝起義為中心的模式，以攻打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因而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挫折和損失。在大革命失敗前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由於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羈絆，在對武裝鬥爭的認識和指導上，仍然堅持以城市工人為中心來指導農民暴動，發展中國革命。如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仍然認為：“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 1928年六七月間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其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是仍未擺脫“城市中心論”的影響，堅持認為：“城市領導作用底重要，和無產階級群眾底高潮，都將要表顯它的決定勝負的力量”，“黨底主要任務是爭取工人階級底大多數”。這時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放在領導城市工人暴動上，黨的領導機關也仍然長期留在上海等大城市裡，希圖通過城市工人的武裝暴動，來奪取中心城市並以此作為革命的中心堡壘，發展全國革命。顯然，這種“城市中心論”的錯誤指導，是完全脫離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的實際情況的。

實際情況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建立了比舊軍閥強大得多的更嚴密的反革命統治。上海、武漢等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強大的地方，也是對革命力量防範最嚴緊的地方。由於大革命的失敗，這些中心城市的革命組織已經遭到嚴重摧殘，革命工作的基礎已十分薄弱。因此，絕不能將黨在城市的處於秘密狀態的一點弱小的力量，孤注一擲，同佔絕對優勢的敵人作武裝起義之類的毫無勝利可能的決戰，黨的工作重心也不能再繼續放在城市了。 那麼，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裡？在農村。由於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蔣介石國民黨的主要武裝力量，不可能在全國極其廣闊的農村地域普遍建立強有力的反革命統治；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在不斷地發生分裂和戰爭，更削弱了蔣介石鎮壓廣大農村人民革命鬥爭的力量；各地軍閥因投入混戰爭奪地盤，也無暇顧及所轄地區農村的革命鬥爭。因此，在反革命統治力量較為薄弱、革命力量較有基礎的廣大農村地區，敵人鞭長莫及，“山高皇帝遠”，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得到恢復和發展，有可能建立革命根據地和小塊紅色政權，藉以積蓄革命力量，依托強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去包圍和奪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國革命勝利。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這個趨勢和規律在大革命失敗後，逐漸被一些清醒的中國共產黨人所認識，他們因此而摒棄了“城市中心論”的模式，開始了“以鄉村為中心”的轉變，不斷取得革命的勝利。而少數教條主義者仍然抱住“城市中心論”不放，即便在城市站不住腳了，被迫退入農村，仍然嚮往中心城市，結果繼續遭受失敗和挫折。

毛澤東是大革命失敗後成功地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入農村的主要代表。毛澤東在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時，開始也是按照湖南省委的計劃準備攻取中心城市長沙的。但在起義進軍受挫吃了苦頭後，毛澤東審時度勢，在很短的時間內，果斷地放棄了直取長沙的計劃，作出了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的決策，隨後引兵井岡，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為中國革命找到了正確的方向，成功地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由城市向農村的轉移。這是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轉折。正如毛澤東所說：“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極端緊要的時期”創樹的將黨的工作重心實行由城市向農村戰略轉移的成功典範，是中國革命“以鄉村為中心”的光輝旗幟。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武裝奪取政權問題。毛澤東也說過：“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的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但是在同一原則上，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由於各自的國情不同，執行這個原則的具體途徑是不盡相同的。人們知道，由於受時代和歷史條件的局限，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及其在俄國的繼承者列寧、斯大林，只提供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以城市工人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理論和實踐，而沒有能夠解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何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國際共運史上，無產階級依靠自己的力量經過城市工人武裝起義成功奪取政權的只有兩次：一次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無產階級依靠30萬國民自衛軍，英勇地舉行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但是，這個被恩格斯稱之為“國際的精神產兒”只存在72天便夭折了。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社沒有充分注意農民問題，沒有找到一條聯合農民的道路。另一成功的先例便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領導的1917年十月革命，是在吸取了1905年的革命“缺乏鞏固的工農聯盟”的教訓後，憑藉20餘萬工人赤衛隊、衛戍部隊和波羅的海艦隊，由工人階級首先發動城市武裝起義，推翻沙皇的反動統治，然後把革命推向農村的。所以，列寧曾說：“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這是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提出的著名論斷。可見，農民的向背是關係到無產階級革命能否勝利的根本問題。 1905年，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雖然制定了“工農聯盟”的策略路線，也為此做了許多工作，但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鞏固的工農聯盟”並沒有建立起來，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未能取得1905年革命的勝利。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無疑是具有國際意義的，由此產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為世界無產階級政黨所認同。

但是，各國的國情是不盡相同的。中國是一個農民佔絕大多數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在這樣一個國度裡進行革命，必然會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單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顯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大革命後期，中國共產黨曾試圖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上海先後組織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以期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但卻沒有成功，反而被新軍閥蔣介石竊取了果實。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在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建立了強大的反革命統治，倘若中國共產黨再以僅有的一點弱小武裝力量去同敵人硬拼，在中心城市搞武裝起義之類的鬥爭，那就等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由此看來，中國革命究竟走什麼道路，的確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藉鑑，而只能在實踐中靠自己的獨創去解決，只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

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嚴峻形勢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開創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終於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井岡山道路。這條道路的科學概括，就是毛澤東後來所表述的，“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中國革命的道路即井岡山道路的基本點和內涵是：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根據地為根本依托。這三者是密切相聯，缺一不可的。 1.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究竟以何種鬥爭為主要形式，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必須首先解決的重大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由於外部沒有民族壓迫，有的是自己的民族壓迫別的民族，內部沒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可以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利用議會講壇，組織工會教育工人，開展合法的罷工鬥爭，而不需要擁有自己的軍隊和武裝力量。因此，在那裡主要的鬥爭形式是合法的、不流血的、非戰爭的。但是，中國則不同。中國的國情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利。同時，中國革命的敵人擁有強大的反革命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殘暴的反動統治，是武裝到了牙齒的兇惡敵人。這是中國不同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特點。因此，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只能是武裝鬥爭，拿起槍桿子，以革命的武裝對付反革命的武裝。這一點，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後就看得很清楚、很透徹，因而在黨的八七會議上就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毛澤東又反复闡述這一重要思想，說：“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 “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因此，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而且這種武裝鬥爭必須是長期的，以軍隊為組織形式的。 “因為我們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長期間內不能聚積和鍛煉成為一個足以最後地戰勝敵人的力量。”當然，中國革命以長期的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並不是說可以放棄或忽視其他形式的鬥爭，只有其他各種形式的鬥爭的配合，武裝鬥爭才能順利開展，革命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2.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 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質就是農民革命，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質就是農民戰爭。然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問題。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佔中國人口80％以上的是農民，他們長期遭受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對於奪回為地主階級所剝奪佔有的土地，有著強烈的要求。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就明確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因此，在中國，無產階級要領導全國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就必須派遣自己的先鋒隊，深入農村，發動和武裝農民，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運動，才能與農民結成牢固的工農聯盟，才能找到和依靠農民這個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如果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失去了農民這個主力軍，就不可能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工農紅軍，就不可能建立以農民為依託的革命根據地，因而革命也就不可能成功。農民是最講實際的。農民最大最迫切的問題是土地問題。因此，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黨在農村的中心任務，是發動農民最好的鑰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開創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局面不久，就在1928年5月邊界黨的“一大”上提出了“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重要政策，並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具體領導土地革命運動。是年5月至7月，邊界的土地鬥爭從游擊暴動，進入全面開展的階段，各縣相繼出現了大分田的高潮，從而極大地激發了根據地農民的積極性，進一步解放了農村生產力，造成了紅色區域的堅實基礎。 1928年12月，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井岡山土地法》的頒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一部土地法的誕生。隨後，經井岡山到中央蘇區3年多土地革命的實踐，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了一條比較完備、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土地革命路線。這就是：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的土地革命路線。這條土地革命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在中國革命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3.以農村根據地為根本依托。 中國革命在組織武裝鬥爭、開展土地革命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也是為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所決定的。由於中國革命具有長期性和殘酷性的特點，革命的敵人為維護其反動統治，對於敢於用武裝力量甚至組織革命軍隊反抗反動統治的人民革命力量，是採取極其殘暴的手段予以鎮壓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力量為了在與敵人長期、殘酷的鬥爭中能堅持下去而不為敵人所消滅，為了在與敵人進行長期的革命戰爭中能夠積蓄和鍛煉自己的隊伍，並避免在革命力量暫處弱小時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較量，就必須有一個作為革命力量可以立足、革命軍隊可以安營扎寨、休養生息的地方，這就需要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實踐證明，革命根據地是革命人民和革命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依托。正如毛澤東所言：“根據地是什麼呢？它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沒有這種戰略基地，一切戰略任務的執行和戰爭目的的實現就失去了依托。”歷史上許多流寇形式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根據地的思想。因此，“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藉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敵人，藉以在長期戰鬥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正是這樣一個“偉大的革命陣地”，正是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出發點。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當時黨和紅軍內也存在著一種熱衷於走州過府、大塊吃肉、輕視建立根據地和紅色政權的“流寇主義”思潮，希圖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毛澤東批評說：“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與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並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正是依靠這樣一小塊或若干小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波浪式向前推進，一片一片地發展壯大為全國基本區域，最後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

綜上所述，中國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根據地為根本依託的，最後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確實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式的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正是中國革命這條道路的偉大起點和實驗基地。 理論的基礎是實踐。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在總結人類實踐活動豐富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誕生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

人們知道，“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正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從事根據地鬥爭的時期。在井岡山，毛澤東不僅在實踐上領導井岡山軍民開闢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創造了極其豐富的革命經驗，而且對井岡山斗爭“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進行了理論上的創造，從而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堅實基礎。 那麼，毛澤東是怎樣對井岡山斗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進行理論概括的呢？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理論創造主要內容是什麼呢？根據我們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1.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工農武裝割據”即紅色政權的思想，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三位一體的總觀念，就是“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毛澤東指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在吸取中國歷代農民領袖、山大王和封建軍閥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在總結湘贛邊工農武裝鬥爭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並予以科學概括的。黨和紅軍如果沒有“工農武裝割據”和“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也就沒有“用這种红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為了造成“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毛澤東從理論上論證了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色政權在白色政權包圍下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並指出其存在和發展的影響與前途：“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工農武裝割據，其意義決不限於邊界數縣，這種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的意義的”。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 “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可見，毛澤東從“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提出，到“奪取三省政權”，到“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是一種大膽而又成熟的戰略構想，也是富有遠見與獨創的理論概括。這種戰略構想與理論概括，無疑為以後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奠定了重要基礎。

2.關於人民軍隊的建設與游擊戰術思想。 從三灣改編以來，毛澤東就創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和黨代表制度，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規定了人民軍隊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首創了正規紅軍、地方赤衛隊和暴動隊三結合的人民軍隊體制；實行了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建軍原則和民主制度，以及正確對待俘虜的政策等等。同時，毛澤東還創造和提出了著名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以及“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一整套游擊戰戰術原則。這些都是在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提出來的。毛澤東在總結紅軍鬥爭的經驗時特別強調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這個重要思想到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九大”（即古田會議）時，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毛澤東說：“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如果脫離了黨的領導，“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這就更進一步闡明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以及黨指揮槍的原則。從井岡山斗爭到古田會議，是毛澤東軍事路線形成的重要階段。 3.關於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政策。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就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內容主要是“實行土地革命”的思想，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在1928年5月湘贛邊界黨的一大上，又提出了“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方針，隨後掀起了湘贛邊界土地革命的風暴。在土地鬥爭中，由於“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曾一度“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出現“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的現象，直到龍源口大捷後，發揮紅軍的威力，處理了一些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 1928年12月，毛澤東總結一年來井岡山土地鬥爭的經驗，親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我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明確規定了根據地內土地分配的原則、標準、方法及土地稅的徵收等一系列具體政策，成為湘贛邊土地鬥爭的政策指南。由於“在這以前，是沒有任何經驗的”，這個土地法也存在著“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禁止土地買賣”等缺陷，儘管如此，《井岡山土地法》仍不失為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第一部比較完備的土地法。它不僅直接指導了湘贛邊界的土地鬥爭，而且為以後中央蘇區大規模的土地鬥爭提供了鮮活、寶貴的經驗，為我黨土地革命的路線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3.關於根據地建設的思想。 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自始至終一直十分重視根據地的建設；首先，毛澤東提出了“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思想。大本營是根據地的腹心、堡壘，大本營不建設好、鞏固住，根據地就有後顧之憂。毛澤東指出：“寧岡能成為軍事大本營者，即在山勢既大且險，路通兩省，勝固可以守，敗亦可以跑，且敵人絕對無法把我圍著，若加上各縣黨與群眾的基礎，實在可以與敵人作長期的鬥爭，若此刻輕易脫離寧岡，'虎落平陽被犬欺'，四軍非常危險。”湖南省委指令下的出擊湖南，導致“八月失敗”，恰恰證明了“大本營”思想何等重要，“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著的”。其次，毛澤東又提出了“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的思想。這是鞏固大本營的重要保證。 “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的具體舉措就是大力經營永新。在毛澤東看來，“永新比一國還重要”。他不僅指令紅軍主力在永新境內進行“近距離的分兵”，幫助地方開展土地革命，發展群眾武裝，建立紅色政權，而且還親率部隊在永新塘邊、夏幽等地蹲點，調查研究，草擬分田綱領。再次，毛澤東還非常注意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經濟鬥爭。他批評了在政權建設中的“獨裁專斷的惡習慣”的黨政合一的現象，“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裡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是“要避免的”，主張“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但“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井岡山斗爭時期，由於敵人的封鎖，經濟上一度非常困難，“有時真是到了極度”。但毛澤東指出：“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在井岡山軍民的共同努力下，創造了許多經濟鬥爭的經驗，渡過了難關。此外，在根據地鬥爭後期，毛澤東又把建設井岡山（大小五井）和九隴山兩個軍事根據地，作為邊界黨的一項重大任務，認為“在四周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毛澤東的上述思想，對建設和鞏固井岡山根據地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4.關於政策和策略指導思想。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黨和紅軍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以毛澤東為首的邊界黨在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總結和概括了一整套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的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的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群眾割據的發展。”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這些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是井岡山斗爭經驗的理論概括，是毛澤東在紅軍初創時期的獨特創造，閃耀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策略思想的光輝，對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央蘇區和後來的軍事鬥爭有重要的影響。 5.關於農村環境下黨的建設的思想。 在一個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裡，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是極其艱鉅的任務。毛澤東在井岡山時就感嘆地說道：在湘贛邊界，“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毛澤東所說“真是難得很”一語，道出了在農村環境下黨的建設的艱辛與困難。同時，更為棘手的是，“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甚至“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矛盾，邊界各縣都有，“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經常引起紛爭，以至出現“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格局。針對這種狀況，毛澤東和邊界特委在兩次邊界黨的代表大會上進行了深刻的教育，並開展了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的第一次整黨運動——九月“洗黨”，對黨員“重新登記”，加以嚴格的限制，純潔黨的隊伍，健全黨的組織。尤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提出了從思想上建黨的原則。他指出：“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的重大發展。由於時局的變化，毛澤東的這一重要思想在井岡山來不及充分發揮和闡述，到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期間，才作了系統而深刻的闡發，撰寫和發表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路線。可見，作為我黨建黨路線的核心思想——從思想上建黨的原則，最早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提出的。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理論貢獻，集中地表現在毛澤東的科學著作中。其主要標誌就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和《井岡山的鬥爭》，以及稍後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輝著作。 此外，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三個方面的思想，可以說貫穿於井岡山斗爭的全過程。一部井岡山斗爭史，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歷史；就是堅持群眾路線、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歷史；就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發揚艱苦奮鬥優良傳統的歷史。這三個方面的具體內涵，內含在本書的各個篇章，此處就不復贅言了。 總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經驗是極為豐富的。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井岡山斗爭的豐富經驗進行了科學的理論概括，探索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這就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投下了一塊堅實、厚重的奠基石。因為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的最顯著標誌，是中國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形成。而中國革命的這一正確理論，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創立的。由此可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發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