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八章邊界武裝鬥爭的持續開展
井岡山失守後，敵人對根據地實行軟硬兼施的辦法：一方面實行“三光”政策，殘酷殺害共產黨員、革命幹部；一方面又利用自首政策欺騙黨內外的動搖分子，散佈謠言，製造混亂，致使邊界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根據地失守後衝出敵軍包圍圈的邊界特委，停留在遂川邊境。由於遂川敵人力量雄厚，遂川黨的組織被破壞，邊界特委無法與各地黨組織發生聯繫，暫時失去作用。
這時，邊界各縣黨的組織也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壞。除永新縣保存完好外，寧岡、蓮花、酃縣、茶陵都損失不小，遂川只剩下了一個書記和幾個基層支部。
與此同時，各級政權組織也大部分被敵人打散了。地主豪紳紛紛向農民反攻倒算，奪回土地。 “尚有蘇維埃和秘密組織的區域則為永新之小西江區，四、五、六區及西北特區，及東南特區與寧岡的一、二、四區。”
邊界的武裝力量也受到一定損失。其中遂川縣赤衛隊和酃縣赤衛隊，隨紅五軍突圍，遂川赤衛隊在中途被敵人打散，酃縣赤衛隊只有一部分返回酃縣，一部分則往資興十二洞去了。幸永新、寧岡、蓮花、茶陵縣的地方武裝無損失，他們與王佐部一起，堅持在深山密林之中與敵人開展游擊鬥爭。
在此嚴峻的形勢下，黨能否發生作用，是邊界一切工作的關鍵。 1929年2月，為恢復邊界工作，邊界特委委員兼特委巡視員宛希先來到九隴山，召集寧岡、茶陵、永新三縣黨的負責人，召開三縣黨的聯席會議。會議成立了中共湘贛邊界臨時特委，以劉真、宛希先、朱昌偕為常委，朱昌偕為書記，統一領導邊界鬥爭和收容整理工作。
3月11日，原特委副書記陳正人歷盡艱辛，從遂川來到永新，會合了宛希先、朱昌偕。於是，13日在永新召集正式特委（即以鄧乾元為書記的特委）常委會議，決定3月14日在永新召集邊界特委擴大會。
3月14日，邊界特委擴大會議在永新召開。會議分析了邊界的形勢和鬥爭策略，決定：為了適應形勢，取消1928年12月產生的正式特委和1929年2月三縣聯席會所產生的臨時特委，成立新的臨時特委。新的臨時特委以朱昌偕、何長工、宛希先、劉真、陳正人5人為常委，劉宗義、王懷、龍超清、譚思聰為候補常委，朱昌偕為書記。新的臨時特委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健全、改組和擴大各地黨的組織，積極深入地宣傳、發動群眾，發起日常的政治和經濟的鬥爭，在適當時候召集邊界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
在新的臨時特委的領導下，邊界的永新、茶陵、寧岡等縣黨的組織大部分很快健全起來，並開展了正常的活動和鬥爭。在此期間，特委溝通了與蓮花和遂川黨組織的聯繫，“邊界共有黨員不過3000人，黨員成分十九是農民，工人極少，臨時特委現正著手登記工作。”
臨時特委成立後，根據邊界地處偏隅，交通不便，與上級黨組織斷絕聯繫的情況，迅速著手與上級黨組織的聯絡工作。 3月17日，臨時特委向中央江西省委、中共湖南省委寫了一個綜合報告，就邊界第三次反“會剿”情況、邊界目前的環境、會剿失敗後的應付、特委及邊界各縣黨的狀況、蘇維埃及赤衛隊情形、臨時特委目前的工作等九方面的問題，作了詳細的匯報。
在邊界臨時特委的領導下，邊界的各項工作又出現了勃勃生機。
1929年三四月間，蔣桂戰爭爆發。由於軍閥們忙於內部的爭鬥，駐守邊界的正規軍隊陸續撤走，只在永新縣留駐一個正規團。趁此機會，邊界臨時特委當即決定，將紅五軍李燦領導的第一大隊、袁文才王佐部與從永新、寧岡、蓮花、茶陵各縣抽調的武裝合編，組成湘贛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下轄兩個營。第一營為袁王部隊，下設3個連，王佐為營長；第二營由各縣赤衛隊和紅五軍李燦的第一大隊組成，編為兩個連，李燦為營長。兩營共有槍400餘支。
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成立後，在邊界黨的領導下，對國民黨反動派、地主豪紳展開了英勇的反擊。第一營以大小五井為游擊中心，向遂川、酃縣、寧岡游擊；第二營以九隴山為游擊中心，向永新、寧岡、茶陵等縣游擊。在游擊活動中，“打了寧岡、礱市、古城之敵，繳獲茶陵和尚莊之挨戶團的槍支，擊散了永新隴田、路江之保安隊，打通了好些地方的工作，作了廣大的反苛捐什稅的宣傳，鎮壓了各地豪紳地主對農民殘酷的壓迫和剝削”。
紅軍獨立第一團的游擊鬥爭活動，使邊界的豪紳階級異常恐慌。時值蔣桂戰爭爆發，進剿正規軍隊開始撤走，他們急忙於4月底拼湊了一個所謂“茶、永、酃、寧四縣聯防”組織，“會剿”九隴山。結果，被紅軍獨立第一團打得一敗塗地，寧岡靖衛隊幾乎全被消滅。獨立一團共繳獲敵人槍支20餘支，俘虜10餘名，有力地打擊了豪紳階級的囂張氣焰。
紅軍獨立第一團打破了四縣聯防“會剿”後，收復了寧岡、蓮花兩縣割據區域，邊界工作開始恢復。至1929年5月，邊界各縣黨組織先後恢復和健全，並產生了新的領導機構，擁有：永新縣委（朱昌偕為書記）；蓮花縣委（徐白沂為書記）；酃縣臨時縣委（周禮為書記）；遂川臨時縣委（王佐農為書記）；茶陵特別區委（宛希先為書記）；寧岡分為東南、西北兩個特別區委，直接歸特委指揮。
此外，永新的小江區、鄱梅、天龍山、綏遠等地，寧岡的三、九兩保，大小五井、小亞山等地都有了公開的蘇維埃政權組織；永新西北兩鄉的大部分區域也有了秘密的蘇維埃組織；蓮花、遂川、茶陵、酃縣都有公開的割據區域。
同時，各縣的地方武裝也相繼得到恢復與擴展。除編入紅軍獨立第一團的武裝外，各縣都有赤衛隊，擁有440支槍支。其中：永新200支，蓮花100餘支，寧岡50支左右，酃縣30支，茶陵20支，遂川5支。
井岡山根據地的武裝割據重新出現新的局面。
在邊界割據恢復之際，中共蓮花縣委書記劉仁堪，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 1929年5月2日，蓮花縣大豪紳、靖衛團頭目李成蔭將劉仁堪押至縣城南門大洲審訊，威逼劉仁堪說出全縣共產黨組織、名單，交出紅色獨立團的槍支、彈藥，並施以酷刑，踩槓子，灌辣椒水，用鐵鏟烙等，劉仁堪堅貞不屈，守口如瓶，並抓住機會，向群眾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揭露國民黨的罪行。李成蔭即指使靖衛團暴徒割去劉仁堪的舌頭。劉仁堪不能說話了，就用腳趾蘸著自己流下的鮮血，在地下寫了“革命成功萬歲”六個大字，最後壯烈犧牲。
1929年4月中旬，紅五軍在彭德懷、滕代遠的率領下，奉前委命令，經過近20天的一路拼殺，重新回到邊界。 “在茨坪住了一晚，會見了王佐。”彭德懷從五軍中“撥了兩千銀元救濟老百姓”。茨坪和大小五井的男女老少，每人分得兩塊銀元。 5月2日，紅軍到達寧岡茅坪，會見了李燦、何長工等人。
紅五軍的歸來，使邊界的力量頓增。井岡山根據地的民眾，一掃三次“會剿”的陰霾，再度激起勝利的信心。然而，紅五軍的回來，也同時引起了江西敵人的注意，即以兩團兵力迅速從永新開拔，深入我中心區域寧岡，企圖攻擊紅五軍。
為了配合紅五軍共同擔負恢復整個邊界政權的重大任務，討論和研究前委委託紅五軍帶來的4月13日向邊界特委介紹東固經驗的來信、湖南省委巡視員夏尺冰3月24日由平江給邊界特委負責同志的意見以及“六大”決議案，邊界特委“感覺到政治上有重新佈置的必要”，加之原特委書記鄧乾元也已回到邊界，遂決定召開特委第四次執委會，重新佈置今後的任務與工作。
湘贛邊界特委第四次執委會於1929年5月10日在寧岡古城舉行。參加會議的有特委委員、各縣黨組織負責人朱昌偕、宛希先、劉真、龍超清、陳正人、王懷、譚思聰等，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滕代遠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特委書記鄧乾元主持。
這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後期鬥爭中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會議全面分析了邊界的政治、軍事、土地問題及特委本身的工作。根據前委來信中介紹的東固根據地的工作經驗，針對邊界前段工作方式的教訓，提出了“邊界黨的指導機關，實由山上轉移山下平原、廣地（廣大群眾的城市或農村），由公開的形式轉變到秘密狀態兩種必要”的主張。同時，鑑於特委上屆執委許多不在邊界的狀況，增補了常委委員，產生了鄧乾元、劉天干、陳正人、劉真、譚思聰、滕代遠、彭德懷、朱昌偕、宛希先、朱亦岳、龍超清、王佐農、周禮、蘇瑞蘭等15人組成新的執委會。並改組了執委會常委，重新推舉鄧乾元、劉天干、陳正人、劉真、譚思聰5同志組成特委常委，鄧乾元任書記，劉天干任副書記，陳正人為秘書長，劉天干兼組織委員，劉真兼宣傳委員。特委的辦公地點遷至永新小江大灣村。
邊界第四次執委會擴大會議在軍事鬥爭及其策略方面有以下重要決定：
1.決定了“集兵政策”。
將新近成立的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編為紅五軍第六縱隊，以王佐為縱隊司令，何長工為縱隊黨代表。決定“集兵政策”的理由是：“（1）要使五軍能夠擔負'恢復邊界政權'的重大任務，對五軍本身必須幫助使其戰鬥力加強……（2）邊界雜色部隊不守秩序，妨礙黨的政策與工作……（3）赤衛隊過去的困難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敵，一面又要求經濟的出路，此兩事因赤衛隊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難以兩全的。（4）邊界地主階級武裝勝過革命武裝，故革命方面的武裝，正面打擊和消滅地主階級的武裝可能少；集兵則革命方面的武裝超過地主階級的武裝，故正面能消滅地主階級的武裝的可能多。”
2.制定了游擊政綱。
內容為：“（1）沒收地主豪紳階級的財物分配給工農；（2）摧毀國民黨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壓迫民眾欺騙民眾的團體；（3）摧毀剝削民眾的稅收機關，並焚毀糧冊及地主的田契借約；（4）解除軍閥軍隊和靖衛團保安隊挨戶團的武裝；（5）處決壓迫民眾的官吏地主資本家；（6）沒收外國資本的大商店、大工廠和銀行；（7）保護小商人營業；（8）保護郵政；（9）優待國民黨革命軍靖衛團保安隊挨戶團投誠和俘虜的士兵。”
3.劃分了游擊區域，實行分區游擊。
確定紅五軍的游擊範圍為永新、茶陵、寧岡、遂川、酃縣、桂東、泰和、萬安、安福、吉安、萍鄉、攸縣、萬載等13縣，其中主要為永新、茶陵、寧岡、蓮花4縣。將上述各縣劃為4個游擊區，即以永新的西北特區為中心的永新、安福、吉安游擊區；以蓮花九都為中心的蓮花、攸縣、萍鄉、萬載游擊區；以寧岡礱市至大隴為中心的寧岡、茶陵、酃縣、桂東游擊區；以萬安為中心的遂川、萬安、泰和游擊區。
4.決定了新的游擊策略。
確定“游擊初期工作應不超出永新、茶陵、蓮花、寧岡4縣之外，非經濟無法時亦不宜去安福……所出桂東出泰和、萬安、吉安或攸縣、萍鄉，應在永、茶、蓮、寧4縣秘密工作稍有基礎，4縣地主階級武裝已受打擊之後。如企圖擴大或根據軍事的片面理由而欲企圖到桂東或到泰和、萬安、吉安，不注意已有工作區域的基礎建立，其結果必成為顧此失彼甚至兩頭無成。此數縣工作稍有基礎，紅軍便當向規定範圍內之其他各縣游擊，以發動更多地點群眾起更大的政治影響。”
會議對上述各項問題都形成了決議，並認為只有在“統治階級衝突變化，或前委有更大的或者有益於革命的調動時，特委將斟酌革命利益變化此決議案”。
當大會在舉行期間，贛敵兩團人形成剪刀式向紅五軍駐地古城進擊。因不明敵情和我方力量薄弱，與會人員退往寧岡大隴。豈知到大隴後，敵人即進茅坪。於是又移至八面山下的井水背村，一面觀察敵情，一面繼續開會。
邊界特委第四次執委會的召開，對邊界軍民堅持井岡山的鬥爭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會議成立了新的領導機構，並且正確地估量了形勢，決定了“集兵政策”，不僅適應當時局勢，而且體現了前委和毛澤東“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軍事思想；會議還制訂了游擊政綱，劃分了游擊區域，提出了建立以永新為政治區域指揮中心的設想，為以後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邊界特委第四次執委會正在召開時，贛敵以兩個團的兵力，向寧岡進犯，一路進至寧岡新城，一路進及永新汗江。敵人的突然來到，紅五軍因不明敵情，退往寧岡大隴，敵軍即追至茅坪，為避敵鋒芒，紅五軍移至八面山下的井水背村，一面繼續開會，一面欲探明敵情，再決定戰鬥與否。豈料，5月22日敵人開始沿山進攻。由於敵人行動快速，我軍一因敵情不明，二因部隊新編不利於戰，於是特委決定紅五軍由八面山退往酃縣視情而定，“或右出拿山至永新，或左出茶陵回小江”。然紅五軍退入酃縣後，又聞報遂川、茶陵各有敵軍前來堵截，遂不得不轉戰湘粵贛邊境，離開了邊界。
紅五軍離開邊界遠去，邊界原紅軍獨立一團也隨之而去。頓時，邊界的革命力量大減，被敵人鑽了空子，割據局面再次受到損失。
敵人見紅軍已遠去，即返身直穿九隴山，向我九隴山軍事根據地取包圍形勢。湘敵門炳岳旅劉宗武團伙同茶陵縣縣長帶領正規營一營兵力和保安隊，從茶陵和尚莊出發，直穿九隴山到永新。我永新六區赤衛隊和永新蓮花赤衛隊憑險抵抗，終因敵眾我寡，撤出戰鬥。敵人見狀，知我兵力空虛，將部隊分成小分隊到處大燒大殺。敵人把燒殺的重點範圍定為三大塊：一為小江區，二為東南區，三為西北區。結果，除西北區外，小江區、東南區的農民群眾屋宇被燒得精光，財物被席捲一空。與此同時，蓮花的紅色區域也遭受損失。
面對敵人的淫威，邊界特委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和靈活戰術，與敵人進行抗爭：（1）集中赤衛隊統一指揮打擊分散了的敵軍隊伍；（2）盡可能地武裝赤色區域群眾，領導他們開展游擊戰爭，騷擾敵人，令其吃睡難安；（3）在符合革命條件和不失掉群眾的前提下，能灰色的盡量灰色，不能灰色的區域則加強武裝和警戒，努力奮戰，四面游擊，打擊敵人。
由於措施得當，在邊界6月無主力部隊的時候，除永新和蓮花受到較大損失外，其餘幾縣損失較少。並且，在嚴酷的鬥爭現實中，貧苦農民表現出堅定的信念，“寧願結草而居，誓與敵人奮鬥到底，並迫切要求發槍給他們”。
在此困難時期，雖然邊界黨採取的政策與策略是正確的，但終因無紅軍正規部隊，難以恢復和發展割據局面。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以沉重的筆觸寫道：“以5月半間起至6月底止是邊界革命之被破壞時期。”
1929年6月底，紅五軍從湘粵贛邊境游擊歸來，經南雄、大餘等地回到寧岡，並接連收復遂川、寧岡兩縣城。紅五軍的回歸與勝利，有力地推動了邊界武裝割據局面的恢復與發展。於是，特委和紅五軍軍委召集聯席會議，決定攻打安福。攻打安福不僅可以解決部隊給養問題，而且可孤立永新、蓮花的國民黨軍隊。當時，紅五軍是受邊界特委指導的，彭德懷、滕代遠等接受了會議的決定。
7月中旬，紅五軍前往安福。當到離安福城30裡的地方，與敵工兵營及少數靖衛團遭遇。紅五軍指戰員奮勇衝殺，激戰三四小時，將敵擊潰，隨即乘勝追擊，進抵安福城下。豈料城內守敵負隅頑抗，死守如磐。紅五軍久攻未克，在開返寧岡的途中，恰與敵七十團遭遇。雙方發生激戰。是役，紅五軍重創敵軍，擊斃擊傷敵七十團300餘人，繳獲大批槍彈，俘虜數十人。
安福戰鬥的勝利，“有如春雷之初夏，振奮了群眾的勇氣，嚇退了敵人的猖狂”，一挽長久陷氣勢不振的狀態。這時，由於敵人因贛南問題不能解決，不能顧及贛西，原有的駐軍又各保前程，無進攻紅軍的能力，因此邊界的武裝割據得以逐漸恢復。邊界特委所轄區域內，永新、蓮花、寧岡都成立了正式縣委，酃縣和遂川有了臨時縣委，茶陵成立了特別區委，攸縣也有一個支部，歸蓮花管轄。加上特委對蓮花、永新、寧岡的赤衛隊進行了改編和訓練，實行了統一指揮、分散游擊的政策，邊界的地方武裝力量也有了發展，槍支數量達到500支，割據區域已恢復到蓮花2／3，永新2／5，寧岡1／5。在這些公開的紅色區域內，“群眾不論大小老幼通通認識蘇維埃”，“並有群眾要求公開分田的區域”。
然而，在安福戰鬥中，紅五軍也受到較大的傷亡。軍參謀長劉之至、第四縱隊長賀國中英勇犧牲，全軍傷亡官兵160餘人。因此，為整頓和加強紅五軍的力量，“將五、六縱隊合併成一縱隊，仍以王佐為司令官，縱隊以下設兩支隊，一個支隊長為李燦同志，一個是秉生同志，支隊之下設兩個大隊，每個大隊以90桿好槍編成之。軍部有一個特務隊，其餘傳令兵、勤務等俱背槍。黨的組織共分三級，每大隊立一支部，轄於支隊隊委，支隊委歸縱隊委管轄。縱隊委書記是劉宗義同志，縱隊政治部主任是滕代遠同志。兩個支隊黨代表，一個是何長工同志，一個是劉宗義同志。”
紅五軍的回歸與安福戰鬥的勝利，以及邊界局面的重新創造，當時特委曾給予高度的評價，說：“從7月起又是前進的現象，而各地的秘密工作，則經常不斷的都有長進。”
1929年8月7日，紅五軍應湘鄂贛邊特委要求，離開井岡山根據地，返回湘鄂贛邊界開展游擊鬥爭。江西敵人聞訊，又乘機佔領了寧岡、蓮花縣城。
這時，邊界的武裝鬥爭，主要依靠袁、王紅軍部隊和地方武裝力量，共擁槍700餘支。其中，袁、王部隊有160餘支，永新赤衛隊有300餘支，蓮花赤衛隊有100餘支，寧岡赤衛隊有100餘支，茶陵赤衛隊有30餘支，酃縣赤衛隊有20餘支。他們在邊界特委的領導下，堅持了邊界的武裝鬥爭。
9月6日，中共江西省委給邊界特委來信，指示“新的邊特應建立在群眾鬥爭的中心永新。”9月25日，中共中央根據江西省委和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給中央的報告，給邊界特委來信，確定湘贛邊界管轄區域為：永新、蓮花、安福、寧岡、攸縣、酃縣、茶陵，並指示邊界特委由湖南省委領導改歸江西省委領導。
根據上級指示，邊界特委領導軍民採用更為靈活的策略，堅持割據鬥爭。是年9、10月間，邊界地方紅色武裝趁敵調防之機，收復了蓮花、寧岡縣城。 10月30日，劉作述、王佐、陳競進率領永新、寧岡、蓮花三縣地方武裝，在廣大群眾的配合下，攻克永新縣城。這是邊界軍民自紅四軍、紅五軍離開井岡山根據地後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攻克永新後，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由大灣村遷至永新城。從此，永新成為湘贛邊界鬥爭的中心。隨著武裝鬥爭的勝利開展和割據區域的不斷擴大，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逐漸發展成為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革命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