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十九章袁、王之死

1929年2月下旬，紅四軍與江西紅二、四團在東固勝利會師時，毛澤東、朱德等獲悉井岡山已失守，於是決定率部到閩贛邊界開展游擊活動。 這時，誰也未料到；已調任紅四軍參謀長的袁文才與調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的劉輝霄等，卻在東固私自離隊了。袁文才、劉輝霄等私自離隊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東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決議案中關於誅殺土匪首領問題的文件。他們不敢相信，卻又十分害怕。 於是他們“便商量好離開部隊逃回家去。當時，袁文才、謝桂標、劉輝霄三人各帶一支手槍，袁文才化裝做小買賣生意的，肩挑一擔爛籮，籮里放些辣椒、大蒜。籮是雙層底，駁殼槍就放在籮底中間。謝桂標挑著兩個布袋，布袋裡裝著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槍夾在手腋下。我（劉天林—引者註）和劉輝霄作為買牛皮的，劉輝霄夾一把雨傘，名為收買牛皮的小商人，我帶一付繩索，作為擔牛皮。繞山路走了20余天後，到達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鄉新源背，與周桂春（原紅三十二團特務連連長）接了頭，當時我們很高興。此後，當即返回寧岡，住在柏路梨樹山，時間是1929年4月（陽曆五月份）。”

袁文才等回到寧岡後，秘密地與王佐見了面。此時，邊界已組建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王佐為團長。王佐見袁文才回來，很是高興，就想讓袁文才來當團長。袁文才深知私自離隊的錯誤，執意不肯，便托王佐找寧岡縣委書記何長工“討個保”再說。 何長工聞知袁文才私自歸來，即與寧岡縣委幾個常委商議。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龍超清、謝希安等人深為不滿。何長工只得向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作了匯報。宛希先與袁文才交誼甚厚，又覺得袁文才的私自離隊恐有“苦衷”，而目前正是用人之際，於是給了袁文才一個“黨內警告”處分。考慮到紅軍獨立一團已編入紅五軍，就把袁文才調回寧岡擔任縣赤衛大隊大隊長。劉輝霄、謝桂標仍回寧岡縣委、政府做事。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處分。他任寧岡縣赤衛大隊大隊長後，即與王佐率領的紅軍獨立一團一起，積極奮戰，先後收復了邊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還在睦村打垮了寧岡反動靖衛團，擊斃了寧岡縣長陳宗經，赤衛大隊因此也得到很快發展，接近一個營。

可是，由於寧岡的土、客兩籍矛盾歷史上由來已久，且結怨甚深，袁文才作為客籍革命派首領，也就不可避免地重新捲入土客籍矛盾的漩渦之中。並且，這種矛盾發展到與永新縣委及邊界特委之間的摩擦與紛爭，愈演愈烈。 湘贛邊界的土客籍矛盾，在1927年10月秋收起義部隊來到寧岡後，毛澤東就已察覺了。對此，毛澤東曾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邊界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線。本地人的土籍與數百年前殖民來此的廣東、福建籍，兩者之間發生很大的界限，歷史上仇怨非常之深，簡直成了很激烈的'民族'鬥爭。我們的割據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這種界限，在道理上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尤不應引到共產黨內。然在事實上，因多年曆史的遺留，土籍、客籍間的界限依然還有很大痕跡。”

對於這個矛盾，毛澤東等在邊界時，曾經做過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兩籍間逐漸趨於相合。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下山時，袁文才、劉輝霄的調離，就是毛澤東力除土客籍矛盾的傑作。可是，毛澤東和紅四軍主力下山後，這種矛盾又悄然而起了。當時，引起袁文才深深捲入這個矛盾之中，並直接發展到與永新縣委、湘贛邊特之間的對抗，主要源出自宛希先的被害事件。 其間，永新縣委負責人劉真娶了永新田大土豪龍慶樓的妹妹為妻。結婚期間，適逢邊界特委有事。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幾次派人叫劉真回來視事，劉真未從命。於是混入革命隊伍的壞人造謠說，龍家女子是內奸，想利用劉真的關係打進來破壞革命工作，將劉真的妻子槍殺了。後來，劉真在南昌開會途中，被龍慶樓抓獲殺害。有人又趁機造謠放風，誣告劉真慘死主因出自宛希先。永新縣一班人便信以為真，在1929年冬組織永新赤衛隊向宛希先興師問罪。宛希先正在九隴山工作，聞訊後逃入深山，後仍未倖免，被永新赤衛隊抓住，殘酷地殺害了。

袁文才素與宛希先關係甚篤，對宛希先被害極為憤慨，氣憤得罵了永新縣委。這些話傳到永新，當時永新的邊界特委委員朱昌偕、王懷等又結怨於袁文才，遂埋下禍苗。 加之，袁文才素來“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毛澤東在時，只佩服毛澤東個人，說“毛澤東是中央才”，“我就听一個毛委員的”，對寧岡那種“土籍的黨”現像看不慣，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等問題上與寧岡土籍革命派首領龍超清等意見不合。宛希先事件後，相互間的矛盾逐漸愈演愈烈。這時，邊界特委一些負責人對袁文才等意見很大，幾欲除之而後快，多次向中央報告反映袁文才、王佐的問題，把袁、王歸之於“土匪”之列，推向對立面。隨著土客籍矛盾的加劇，又適值中央“六大”決議案中有關於土匪問題的處理政策，這便為錯殺袁、王提供了機會和政策上的依據。

1928年底，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傳到井岡山根據地。 “六大”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中第十個問題，“對土匪的關係”是這樣規定的：“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噹噹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位置於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這個決議，對“土匪武裝”不加區別地一律採取“嚴厲鎮壓”和對其首領“完全殲除”的政策，是不妥的，實際是一種“左”傾錯誤政策。袁、王雖出身綠林，但其部隊在改編前就已經是黨領導下的農民自衛軍，大隴升編後已是紅軍的一支重要武裝，是紅三十二團，而不是什麼“土匪武裝”。而且，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已入黨，王佐在改編後不久也加入了黨的組織，都是黨內同志。因之，毛澤東在柏路會議傳達“六大”決議時，曾召集專門會議，具體分析了袁、王的情況，明確地作出了“袁、王不能殺”的決定。

但是，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縣委的一部分同志，機械地理解“六大”決議案的政策精神，並不顧柏路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意見，仍然堅持袁、王是“土匪首領”的錯誤觀點，主張誅殺袁、王。這一方面是對袁、王武裝的性質沒有作具體分析，另一方面，主要是邊界土客籍矛盾激化的一種反映。再加上當時邊界特委的幾任領導人亦持此觀點，就加速了錯殺袁、王的進程。如楊開明在1929年2月25日的《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就說：“邊界的土匪，一為袁文才部，一為王佐部”，“我們與他們利益的衝突，終久是要爆發的。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須特別注意才行。”鄧乾元在《關於湘贛邊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對中央的報告》中，也強調了上述觀點和態度，提出：“土匪問題——對此問題，邊界原有三策：第一調開此為上策，二是敷衍以圖安定為中策，三照六次全會的指示解決之，此為下策。”“依現時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則請問是否執行下策或另想辦法？”他還提出：“邊界政權的危機——是以危害邊界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

上述邊界特委領導人的報告、文件，均將袁、王視為“土匪”看待，其錯誤是十分明顯的。正因為上有中央“六大”文件精神，下有邊界特委的錯誤指導思想，袁、王之被錯殺的悲劇發生了。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為巡視員來湘贛邊界巡視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導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贛邊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於田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 據1930年4月27日《五軍軍委滕代遠報告》記載：“四縱隊因參加贛西總暴動，奪取吉安的行動，雖未攻下，但亦得很多的勝利回到永新，與軍部集中。繼向泰和、萬安、遂川等縣游擊，乘機參加贛西特委發起召集西特邊特軍委聯席會……聯席會很順利的在遂川開了4天，有代表9人，並有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出席。”另據1930年3月《贛西南特委向省委報告》記載：“適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到來，向西特發起在遂川召集五軍委邊西兩特委聯席會議，在會議中除了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確主張外，還決定統一邊界兩特組織。集中江西紅軍獨立二、三、四、五團，編成紅軍第六軍，召集西特邊特五軍委聯席會議，合併邊界特委為贛西特委。”可見，於田聯席會議的主要內容為攻打吉安、將贛西特委和湘贛邊界特委合併，成立紅六軍等。這些，在當時的環境下，都是積極的，有益的。

但是，於田聯席會議卻又錯誤地作出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定，這就把可以解決的內部矛盾，上升到敵我矛盾，為錯殺袁、王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對於田聯席會議決定殺害袁、王的具體內幕，目前尚未發現詳細的文獻記載，只是有些零碎的文獻語句。如1930年7月13日的《關於五軍經過和贛西湘東贛北鄂南等地工農革命的情形》中說：“在五軍幫助之下，在遂川於田圩於1月18日開幕至21日閉幕。這一會議的精神，將湘贛邊特委和贛西特委合併，堅決的集中贛西南紅軍游擊隊編為第六軍，準備積極奪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觀念，堅決地與機會主義鬥爭，堅決地執行進攻富農的策略，堅決地將袁、王解決。”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中記述道：“這一問題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負責辦理的”，“這問題完全由彭同志指定九位同志開會，CY完全沒有通知，設法把袁、王騙到城裡來”。足見於田聯席會議作出殺害袁、王的決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進行的。於田會議後，特委即以攻打吉安、部隊聽編為由，將袁文才、王佐兩支隊伍“騙”進永新城，進而藉調紅五軍第四縱隊，釀成袁、王血案。

袁文才、王佐被殺，直接的導火線是“羅克紹事件。” 羅克紹，是茶陵縣反動靖衛團總，又是茶陵、酃縣、寧岡、永新、蓮花“聯防”總指揮。羅克紹有個30多人的兵工廠，能造槍，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他的這個兵工廠搞過來，成為邊界紅軍的兵工廠。 “1930年剛過完陰曆年，茶陵新游擊隊長吳光濤忽然跑來報告，說羅克紹住在茶陵江口兩里遠的蕉坪他姘頭家。正月初四（即2月2日），袁文才、王佐率領部隊從新城出發。那天，天氣晴朗，早上還打了很大的霜。我們吃過早飯就在草坪上整隊集合出發，出發時，袁文才沒說什麼，只說去打茶陵。其實，他不說我們也都猜到了。部隊開到虎爪坪吃晚飯時，袁文才集合部隊講話。他說：'羅克紹有個30多人的兵工廠，每天可以造一條七九漏殼槍，我們要把它全部繳過來。對工人不要開槍，要向他們做宣傳，要動員他們過來給我們造槍。'斷夜時我們就出發了。那天晚上天空沒有云彩，山路還看得清楚。袁文才要求我們不能點火，不能說話，兵分三路，向江口進發。”鄭善致：“袁文才、王佐被殺前後”結果，在蕉坪抓住了羅克紹，同時還抓住了羅克紹的28名槍工。 “回到新城，袁文才給羅克紹鬆了綁，擺了酒菜招待他。袁文才還邀了羅克紹打麻將，他一點勁都沒有。袁文才一邊打麻將還一邊跟他談話。這事引起了謝希安（寧岡縣委書記——引者註）大為不滿，提出要殺掉羅克紹。我們也有些不解。中隊長向我們解釋：'殺了他，怎麼到長沙去搞鋼鐵、洋硝？'這時，我們才明白。事後，聽說謝希安把這事報告了龍超清和特委。”

對此事，當年的紅軍戰士劉良益在1969年7月4日回憶說：“袁想利用羅勾通五縣敵人反水到紅軍這邊來，同時利用槍工，到長沙運來鋼鐵造槍，一切辦妥了再殺羅不遲。當時，謝希安等就向邊界特委告袁文才是別有用心。”當年寧岡縣委組織部長劉克猶回憶說：“其時，袁文才、王佐正好抓住茶陵挨戶團總羅克紹以為人質，要羅克紹交出他那個槍械所的人員和設備，便可以放回去，否則，就要殺他。”《劉克猶的回憶》，1978年8月24日，內部採訪資料。當年柏路鄉蘇主席江照明也回憶說：“袁文才對羅克紹說：'你不要怕，快寫信回去把槍交給我們，我們大家以後在一起。'羅克紹當時說好。然後就把羅克紹放到小水頭的土豪棚裡（專門關抓來的土豪的地方）。”江照明：《在1972年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 從上述當事人回憶可以看出：袁文才、王佐捉住羅克紹不殺，是企圖掌握他的兵工廠，為我所用。然而，正是這個“羅克紹事件”，成為袁文才、王佐被殺的直接導火線。後來，“勾結羅克紹，擾害永新赤色政府”，構成殺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不過，在這件事情上，袁、王也有不當之處，那就是未向特委呈明思想，全憑個人意氣辦事，從而引起事端。袁、王此舉，儘管用心良苦，卻為自己套上了絞索。 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員來信”，說是要袁、王部隊配合紅五軍攻打吉安，將隊伍開到永新城聽編。袁、王歷來崇拜毛委員，即欣然率兵前往，傍晚到達永新城。其時，永新、蓮花、茶陵的地方武裝也都來了，儼然一片編隊攻打吉安的氛圍。傳聞袁、王部隊編為紅六軍三縱隊，袁為司令，王為副司令。特委已事先安排好袁、王和部隊的住宿地點，袁文才安排在尹家巷22號，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開會。袁、王皆按時出席。會議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頓思想為由，不點名地指責袁、王“受編不受調”，“反對分田”，“勾結土豪，破壞蘇維埃政府，擾害永新赤色政權”。袁文才、王佐對如此莫須有的責難，極為惱火，卻耐著性子一一作了辯駁。彭清泉啞口無言，氣憤地把勃朗寧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你到底有沒有錯？”袁文才說：“我錯誤是有，問題並不是你們說的那麼嚴重。”王佐是個烈性子，見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槍往桌上一拍，與彭清泉對斥起來。會議弄得不歡而散。 會議雖然爭辯得很激烈，但特委對袁、王及其部隊仍似往常一樣，熱情款待。當晚，特委安排了採茶戲班子唱《劉海砍柴》。 23日照例無事，晚上，還備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武裝在鋪子裡買白布編帶子的現象，卻引起了王佐的警惕。 “王佐有警惕，同袁文才商量說：'老庚，看樣子有情況，我們不能不防。'袁文才說：'不能多疑，哪有自己打自己人的？'”《劉克猶的回憶》，1978年8月24日，內部採訪資料。袁文才哪裡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邊界特委已給紅五軍（紅五軍於1929年12月間已回到邊界游擊）去信，並派朱昌偕、王懷連夜前往紅五軍駐地安福洲湖，請求彭德懷派兵，立即解決袁、王。 彭德懷在聽了特委朱昌偕、王懷等人的匯報後，感到十分突然。王佐曾與紅五軍一起到湘鄂贛邊境游擊過，表現不錯，如今會反叛嗎？他有些懷疑。但是，紅五軍在前委不能指揮時歸邊界特委指揮，眼下，上有中央巡視員來信，又有特委書記朱昌偕等當面請求，而且說得又這麼嚴重，豈能不出兵呢？對此，後來他在《彭德懷自述》中寫道：“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當時軍委開了臨時會議，我和特委共同決定，派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帶四縱隊一部分（離永新城30裡）接近縣城。”彭德懷還沉痛地說：“假使當時特委同誌所報非實，那就特委也有責任，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 紅五軍四縱隊受命於2月23日晚急往永新，趕到永新城時已近24日拂曉。到永新後，即包圍了袁、王及其部隊駐地，每人手臂上紮白帶子為標記，並更換了新的口令，遇到沒有白帶子的和對不上口令的即開槍。 24日拂曉前，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一個闖進袁文才房間，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開槍打死在床上。負責解決王佐的永新縣蘇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聽見槍聲，即與刁飛林等幾個親信趕忙往寧岡方向的東門跑去。未料通往寧岡的東門浮橋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過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會游水，即被淹死在東關潭里。 就這樣，袁文才、王佐這兩位曾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重大貢獻的人物，倒在“左”傾錯誤的槍口之下。 爾後，袁部的主要骨幹李筱甫、周桂春、謝桂標、陳夢平、謝華光、朱遊庭等先後被抓住槍殺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計打死、淹死40餘人。剩下的戰士關了3天，願留下的編入紅五軍一部分，編入寧岡游擊隊一部分，不願當兵的發給了路費。袁、王兩支部隊從此消亡了。 據近年新發現的史料《寧岡縣16個共產黨員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懷轉特委、軍委信》記述：袁、王被害時，袁、王舊部謝角銘、劉克猶等16個共產黨員“被拘禁在永新”，聯名致信彭德懷轉特委、軍委和各黨部，認為邊界特委“設此圈套”，“將袁、王等包圍處死”，“殊令人犀疑滿腹，切齒痛心”，是“兄等和中央巡視員”誤聽了一些人的讒言，才“有出此不正確之執行”。信中懇切地表示“舍共產而無他從”，“若得奉命，自當然加培（倍）工作”，“期待上級之明了我們苦衷也”。然而，謝角銘等人的懇求信，彭德懷是否收到尚不知曉，特委、軍委是否知道也不清楚。在袁、王及其40多個骨幹被害後，謝角銘（袁文才妻叔），王雲龍（王佐哥哥）即收攏殘部，“通電反共”，投靠敵匪。從此，井岡山軍事根據地陷於敵手，從紅區淪為白區，直到1949年解放。 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教訓是沉痛、慘重的。當時，殺袁、王的“理由”主要是：（1）認定袁、王是“土匪首領”；（2）認為袁、王有兩大罪狀：“一是反對分田反對蘇維埃；二是勾結茶陵靖衛團，擾害永新赤色政府。”這些罪名，實際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是強加在袁、王頭上的。毋庸諱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是有缺點和錯誤的。袁、王所部雖已編入為正規紅軍，但許多人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紀律觀念較差；袁、王兩人性情高傲，只信仰個人，不信仰組織；袁文才本已隨軍下山，但中途又私自離隊，雖接受了組織處分，對隊伍仍有影響，特別是對策反羅克紹這樣的大事，既不請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動，是違犯組織原則的。然而，這些問題均是屬於黨內矛盾，完全可以用處理黨內矛盾的辦法去處理，決不能把已是共產黨員和紅軍將領的袁、王當作“土匪”殺害。 袁、王被錯殺，是我黨我軍早期歷史上的一起冤案。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回憶說：“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匯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握著袁妻謝梅香老人的手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毛澤東在江西》，中共黨史出版社。袁、王二人在50年代就已平反，被追認為烈士。這是後話。 從袁、王之死的悲劇中，人們可以引出一些教訓： 1.必須肅清黨內“左”傾錯誤的影響。 “左”傾錯誤是袁、王悲劇的根源。在我們黨內，自八七會議以來，由於在反對右傾錯誤時，忽視了對已經滋長的“左”傾錯誤的批判，這就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這種“左”傾錯誤在八七會議後繼續滋長，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毛澤東亦被指責為“退卻逃跑”，並被撤銷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秋收起義前委書記職務。後來召開的黨的“六大”，仍然存在“左”的錯誤傾向，才有了“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正是這個決議案的“左”傾政策條文，給邊界特委提供了“尚方寶劍”，加上邊界特委對袁、王的不正確結論，從而導致中央派出巡視員彭清泉來處理袁、王。這是歷史的教訓。鄧小平曾經說過：“'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的“可怕”一幕。袁、王在井岡山幹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被“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搞掉了”。 2.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應該承認，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終究屬於黨內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毛澤東在袁、王的問題上始終堅持了正確原則，透過現像看本質，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靈活地執行了中央的政策。當時是緊張復雜的戰爭環境，處理這個事件的中央和邊界特委領導人，在政治上並不是都能像毛澤東那樣成熟，他們帶著偏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錯殺自己的同志，主觀上還自以為是堅決執行了黨的政策，捍衛了革命的利益。這不能不說是造成這一悲劇的重要原因。因此，無產階級政黨不但要有正確的政策，還要造就大批政策性強、素質高的領導幹部隊伍，才能把握住革命事業的方向，將革命引向勝利。否則，就會造成歷史的錯誤。 3.必須堅持調查研究，防止“輕聽輕信”。 當時紅五軍委和領導人受“六大”決議案的影響，不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的複雜情況，缺乏審慎的調查研究，輕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實之詞，出兵彈壓，也是釀成袁、王悲劇的一大教訓。 如上評述，決不是深究什麼個人的責任，而是為了吸取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