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七章開拓新的革命根據地

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後，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踏上了出擊贛南的征途，3600多人沿著羊腸小道，冒著風雪疾進。部隊經遂川大汾、左安，在大汾殲滅前來堵截的一營敵人，跳出了敵人的重圍。爾後，部隊於1929年1月下旬進入了贛南地區的上猶、崇義。 湘贛“會剿”軍代總指揮何鍵發覺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南下，急電蔣介石，並報告對井岡山進行“會剿”的部署；同時，命令國民黨軍第七師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第五師第十五旅劉士毅部跟踪追擊紅四軍。 紅四軍主力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採取盤旋式的“打圈子”戰術，避強擊弱，終於擺脫了重兵的追擊。 1月22日，紅四軍攻擊大餘縣城。 24日，敵李文彬旅圍攻大餘縣城，與紅四軍展開激戰。紅四軍由於長途跋涉，兵馬勞頓，倉促應戰，傷亡很大。為突出重圍，紅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身負重傷，幾天后夜行軍時又遭敵襲，何挺穎為國捐軀，獨立營營長張威亦不幸犧牲。

紅四軍離開大餘後，折向“三南”地區（全南、龍南、定南），游擊安遠、尋烏等地。未期尋烏項山一戰，又與劉士毅部交手，因二十八團與軍部在前，三十一團尚未跟上，軍部幾位領導被敵圍困，陳毅被抓住，幸未被敵認出。他擊倒了兩個敵人後，才得以生還。在項山戰鬥中，紅四軍婦運科科長、朱德妻子伍若蘭為掩護軍部轉移，腿部受傷，不幸落入敵人魔掌。她受盡折磨後，堅貞不屈，2月12日被敵人殺害於贛州衛府裡，年僅23歲。 部隊的連續失利，損兵折將，使毛澤東、朱德感到十分困惑、痛苦。由於總想擺脫敵軍尾追，部隊不可能紮下根來開展群眾工作，贛南群眾一時未能發動起來，紅軍如淺水之魚，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值得慶幸的是，儘管部隊陷入困境，卻沒有一個人逃跑，更沒有一個人叛變。為扭轉局面，毛澤東、朱德率部折入瑞金。

2月10日，正是農曆大年初一，部隊來到瑞金大柏地。此時，贛敵劉士毅部仍緊追不捨。為了擺脫追敵、鼓舞士氣，毛澤東、朱德決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痛擊劉士毅部。部署停當後，部隊進入陣地，至下午2時左右，敵劉士毅部進入紅軍伏擊圈。戰鬥打至傍晚，雙方仍呈對峙狀態。第二天，紅軍發起凌厲攻勢，奮勇殺敵，終於把敵打垮，下午2時許大獲全勝，全殲被圍之敵。是役殲敵1500餘人，生俘敵正副團長肖致平、鐘桓以下800餘人（肖、鐘混入俘虜群中被釋放了）。 大柏地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軍心，贏得了主動，是紅四軍轉戰贛南以來的首次大捷。敵李文彬部聞知劉士毅部慘敗，再不敢貿然追擊。紅四軍從此在贛南站穩了腳跟。 隨後，紅四軍為解井岡之圍，揮師寧都，接著又舉旗東向，進入吉安東固地區。是年2月20日，紅四軍與活躍在東固地區的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鳳等領導的江西紅二、四團在東固螺坑勝利會師。

“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東固，是1928年4月間形成的贛西又一塊紅色根據地的中心。紅四軍與紅二、四團東固會師後，召開了隆重的慶祝大會。在慶祝大會上，毛澤東高度讚揚了李文林等領導的東固根據地的成就，說紅四軍是“鐵軍”，紅二、四團是“鋼軍”，東固山和井岡山一定會聯結起來，最後一定可以解放全中國。朱德在會上高度評價了兩軍會師的意義，並風趣地說，國民黨反動派天天喊打倒“朱毛”，“朱毛”卻越打越多，現在你們也成“朱毛”了。會師後，紅二、四團向紅四軍贈送了4000元銀洋和大批子彈，為紅四軍安置了300多名傷病員；紅四軍贈送了4挺機槍和1門迫擊砲給紅二、四團，並留下了毛澤覃等一批幹部，加強東固根據地的工作。

在東固，毛澤東、朱德等聞知井岡山失守的消息。毛澤東、朱德及紅軍將士都甚感沉痛。鑑於贛敵李文彬部正向東固逼近，金漢鼎部也對東固取進擊之勢，於是，紅四軍前委決定，把原定的固定區域的公開割據政策，改為變幻不定、變動不居的“打圈子”游擊政策，紅四軍沿閩、贛邊界向南轉移，拖住“追剿”敵人。 紅四軍在東固休整一星期後，於2月25日離開東固，出擊贛南、閩西。紅二、四團開赴興國等地游擊。 東固會師後，陳毅曾作詩吟道： 此後，紅四軍經永豐、寧都、廣昌，再折至瑞金壬田，在贛南、閩西的廣闊地區掀起了新的革命風暴。 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衝出重圍後，冒著風雪，速向贛南疾進。 紅四軍在哪裡？誰也不知道，只得邊走邊尋。紅五軍經左安，過上猶，越崇義，渡章水，於1929年2月9日到達大餘新城附近。此時，正是農曆除夕。而這時的紅四軍正在瑞金的大柏地。

紅五軍正在大餘新城附近的村莊宿營時，贛敵劉士毅部聞訊從崇義向大餘襲來。紅五軍部隊聽見槍聲，忙緊急集合，連夜開拔，向信豐方向轉移。爾後，又經安遠、會昌邊境，向於都開進，苦苦地尋找著紅四軍。 是年3月7日，紅五軍在於都黨組織和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一舉攻克了於都縣城，全殲守敵一個正規營。這是紅五軍自井岡山撤離後的第一次勝利。但是，部隊也因一路征戰，減員十分嚴重。 紅五軍輕取於都城，使劉士毅驚恐萬分，不得不分兵來對付紅五軍。待劉士毅部趕來於都時，彭德懷已指揮部隊渡過於都河，退往城南的小密一帶。紅五軍在小密宿營時，又遭敵襲擊，黨代表滕代遠、參謀長鄧萍等負傷。為此，彭德懷決定在小密地區，將滕、鄧等傷病員安置下來養傷，並帶領部隊分散各處，發動群眾，補充兵員，籌措給養；隨後，遵照贛南特委的意見，紅五軍進占安遠縣城，消滅了該城的反動武裝，繳獲了大量軍用物資。

對這段歷史，彭德懷在《往事回憶》中記述說：“為了免遭覆滅，我們便率領收容起來的六七百人，再加傷、殘、病、弱共千餘人，從井岡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圍，在左安又一次遭敵伏擊，突破重圍，經過數晝夜艱苦奮鬥才脫離了敵人的重重包圍（當時飢餓交迫的困境是無以形容的）。但是敵人仍繼續追擊、堵擊、側擊，我軍經崇義、安遠、會昌等縣境，約月餘才到達興國之蓮塘、東村地區，找到了當地黨組織和二團。這時，在地方黨組織的幫助和群眾的掩護下，對於敵情比較明了，並且得到了兩天休息。在這次長途戰鬥行軍中，所部僅剩300餘人，從而也深深體會到了根據地的重要性。略加休整時，白軍劉士毅部又追逼佔領了蓮塘。我軍乘夜脫離了白軍追擊，而奔襲了於都城，消滅了劉旅留守部隊一個營和民團共約十餘人，待劉旅急轉回救時，我又轉移攻占安遠縣城，消滅了該城民團數百人。當時，仍準備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區根據地，在安遠縣城的反動縣署搜得文件獲知紅四軍攻占了長汀的消息。為了配合紅四軍的行動，我軍又北進占瑞金（滕在於都負傷休養）。這時紅五軍部隊從300餘人，又發展到了700餘人。”

這樣，紅五軍隨即從安遠經會昌進占了瑞金縣城。在此一面開展群眾工作，一面整訓部隊，相機和紅四軍取得聯絡。 紅四軍於3月上旬進入閩西長汀。 3月14日在長嶺寨與敵郭鳳鳴一戰，大獲勝利，殲俘敵2000餘人，並擊斃了閩西土著軍閥郭鳳鳴，隨即佔領汀州城。在汀州，紅四軍補充了大量軍需，並在汀州附近進行了半個多月的分兵，對紅四軍的組織系統進行了改編，將部隊編成三個縱隊，爾後，回師贛南。 4月1日，紅四軍回到瑞金，在瑞金與紅五軍會合。兩軍重逢，洋溢著一片歡樂。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等兩軍領導人也為紅四軍、紅五軍在贛南會合感到欣慰。 1929年4月3日，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轉來的《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並轉湘贛邊特委的信》，即“二月來信”。

中央的這封信是2月7日發出的。中央來信，向紅四軍前委介紹了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著意強調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對在農村的紅軍前途作了較為悲觀的估量。來信提出紅四軍必須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於給養與持久”；並提出要朱德、毛澤東“離開部隊”，“速來中央”，說什麼“深信朱、毛兩同志目前有離開部隊的必要”，“兩同志得到中央決定後”，“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毛澤東認為“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對中央來信中的悲觀論調不以為然。為此，專門召開了前委會議，討論中央來信。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等都參加了會議。 前委會上絕大多數同志都深有同感，不同意朱、毛離開部隊。

根據前委會議大多數同志的意見，4月5日，毛澤東代表前委給中央寫了一封回信。信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我們感覺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極大的錯誤，現在卻在一些地方頗有取消主義的傾向了。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部隊，隱匿大的目標，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前委复信中以紅四軍的切身體會，說明了分兵游擊的危害，指出：“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前年冬天就計劃起，而且多次實行是失敗的。”所以，前委認為：“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鬥，方能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裡才好分兵游擊。”

前委的複信還強調說：“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與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 在復信中，前委還向中央報告了一年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計劃。 最後，毛澤東從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出發，提出如要朱、毛離開部隊，請中央派劉伯承、惲代英兩人來接替，以利工作。他這樣寫道：“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得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前委的這封复信，得到了大多數前委委員的讚同。彭德懷也在4月4日致信中央，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後來，中央收到此信後，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沒有堅持原議，朱、毛因此沒有離開紅四軍。可見，前委的複信觀點對中央是產生了影響的。 4月8日，紅四軍、紅五軍開至於都。 11日，在於都又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會上，彭德懷懇切而又堅決地提出紅五軍打回井岡山去，恢復根據地。毛澤東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懷的這一意見。會後，紅五軍返回井岡山，紅四軍在贛南分兵。從此，紅四軍與紅五軍互為犄角，開始了新的鬥爭。 朱、毛紅軍自出擊贛南以來，隨著鬥爭的深入，紅四軍黨內的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分歧，愈來愈明朗化，紅軍中黨的建設面臨著嚴峻的局面。 1929年6月下旬，為了總結四軍下山後半年多來的鬥爭經驗，解決黨和紅軍的建設問題，四軍前委在閩西龍巖倫明堂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七大”。這次黨代會由於中央“二月來信”的影響，以及紅軍處於初創時期，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很不一致，前委領導機關又未能取得統一，因而出現了一些爭論。 “七大”前爭論的主要問題是： 1.關於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井岡山時期，曾在紅軍中設置了黨代表，把支部建在連上，確定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但是，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有些帶有舊軍隊意識和習慣勢力的干部感到約束，表示不滿，認為“黨代表的權力太大”，“前委包辦代替了軍委的工作”，因而提出了“軍事領導政治”的主張和“司令部對外”的口號。 2.關於民主集中製問題。有的同志認為黨代表是“家長制”，民主了半天，最後還是黨代表說了算。主張“自下而上的民主”，事無大小都要交下級討論，然後上級再作決議，否則就是不民主。 3.關於反對軍閥主義殘餘問題。有人認為“不打不罵是帶不好軍隊的”，“城隍廟的鼓三天不打就上灰塵”，主張“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提出取消“士兵委員會”。 4.關於建立根據地問題。一些持單純軍事觀點的同志忽視了紅軍戰爭的根本任務，不願意做艱苦的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而熱衷於“走州過府”、“招兵買馬”、“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流寇生活。 這場爭論的焦點，後來集中在要不要建立軍委的問題上。 井岡山時期，是有軍委的，毛澤東、陳毅、朱德都任過軍委書記。 1929年1月朱、毛紅軍下山以後，為了應付險惡的局面，減少層次，在尋烏項山的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曾一度取消了軍委，統由前委指揮。 “七大”前夕，在圍繞著要不要再設軍委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在5月底的永定“湖雷會議”上開始爭論，在軍委設置問題、集權還是分權的問題上，朱、毛之間意見不一，劉安恭、林彪等爭論激烈，擴大矛盾。 6月8日，紅四軍在攻克上杭白砂後舉行前委擴大會議，再次討論是否設軍委的問題。時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竭力主張設軍委，指責“黨管得太多”，“權太集中前委了”，毛澤東是“家長制”、“書記專政”、“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等。時任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在會前幾小時給毛澤東送去一封信，指責朱德存有“封建關係”、“軍閥作風”、“政客手段”等，挑撥毛澤東與朱德的關係。 “白砂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四點書面意見，主張集權，反對“分權”，維護前委對紅軍的直接領導。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未能在領導層達成共識。會上兩種意見愈爭愈烈。毛澤東覺得“不生不死”，憤而提出辭去前委書記。會議最後以36票對5票的絕對多數表決通過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但同意毛辭去前委書記，指定陳毅擔任臨時前委書記。當晚深夜，林彪又托前委秘書江華轉給毛澤東一信，表示不贊成毛澤東離開前委，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 6月14日，毛澤東根據前委決定，以給林彪复信的方式，寫了一篇長文，就全軍黨內爭論的問題，陳述了自己的看法。 毛澤東在信中將紅四軍黨內的爭論歸納為14個問題，批評了黨內的錯誤思想，分析了黨內爭論發生的原因，解釋了“堅辭前委書記”的理由等。毛澤東認為：紅四軍黨內的爭論，不是個人和一時的問題，而是“歷史的結穴”，是“錯誤的思想路線的最後掙扎”，是“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話說的比較重，但總的導向是正確的。這封信所表達的思想，是後來紅四軍黨的九大即古田會議決議形成的基礎。 6月15日，朱德根據前委意見，也以給林彪复信的方式，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與毛澤東不同的三點意見。 在雙方爭執不下、朱毛意見不一的情況下，在紅四軍三打龍巖後，前委於6月22日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七大”，試圖以會議形式解決問題。 “七大”由臨時前委書記陳毅主持召開。他從黨的事業出發，以團結為重，進行了必要的調解工作。他風趣地說：“一個晉國，一個楚國，你們兩個大國天天在打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是不好辦。我是晉楚之間，兩大國之間，我還是希望你們兩方麵團結。” “七大”只開了一天。爭論的結果，決議不設軍委，加強前委的工作。會議通過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黨內爭論問題及分兵問題》。大會在最後選舉紅四軍前委書記時，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前委成員除中央指定的朱、毛不動外，“大會選舉陳毅、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同四軍直屬隊、一二三四縱隊各選士兵同志合計13人組織前委會，決定以陳毅為書記。這個決定即呈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前即可負責開始工作”。 “七大”在中共黨史上產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影響。 “七大”以後，毛澤東離開前委領導崗位，到閩西蛟洋一面養病，一面指導閩西特委工作。陳毅去上海參加軍事會議，並向中央匯報工作。 1929年9月下旬，在紅四軍出擊閩中、東江之中，由代理前委書記朱德主持，在上杭縣太忠廟召開了紅四軍黨的“八大”。 “八大”開了三天，沒有取得積極成果。但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促進了一部分人的覺醒。會後，紅軍中許多同志（如彭佑、郭化若等）紛紛寫信要求毛澤東回到前委領導工作，朱德亦表贊同。但因無中共中央指示和前委會議決定，故毛澤東未能回四軍復職。 陳毅在上海期間，實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匯報了紅四軍兩年來的革命鬥爭以及“七大”不同意見的爭論情況，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軍委、組織工作的周恩來等同志，認真地聽取和研究了陳毅的報告，表示支持毛澤東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中央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三人小組，全權處理朱、毛問題，並以中央的名義，於9月28日寫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交陳毅帶回，以此來統一紅四軍前委的指導思想。 中央“九月來信”中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一個決定是：“毛仍應為前委書記。” 陳毅歸來，在上杭官莊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擁護。於是，朱、陳致信在上杭蛟洋養病的毛澤東，請他立即回四軍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欣然於11月26日到達汀州，就任紅四軍前委書記。 12月28日，毛澤東在古田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九大”。 由於有中央九月來信的指導，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以及朱德、陳毅等的協同努力，紅四軍黨的“九大”開得很順利、很成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預期效果。大會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的一部分即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決議的核心內容。毛澤東在決議中批評了紅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僱傭思想、軍閥殘余思想、小團伙主義、個人主義、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等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了“進行正確路線教育”的措施和方法，使黨和紅軍內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理，結合根據地的實際，論述了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如何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根本問題，分析了黨和軍隊中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根源及其糾正方法，從實踐上解決了井岡山斗爭時期來不及解決的無產階級政黨“思想建黨”的問題，從而初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具有中國特色的建黨理論。 同時也充分錶明，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業已基本形成。正如鄧小平所言：“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大家看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就可以了解。”從此，紅四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古田會議後，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黨內通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情係由林彪的信而引發。 在中央“二月來信”悲觀思潮的影響和紅軍長期的艱苦戰爭環境中，黨和紅軍內出現了以林彪（時任紅一縱隊司令員）為代表的一種右傾錯誤思想。林彪等人只希望用“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而不願意做建設紅色政權的艱苦工作。這種“流寇主義”的錯誤思想，突出地表現在林彪致毛澤東的一封信中。 1929年末，當敵人的三省“會剿”風聲日緊，開始進逼連城、永定、上杭、龍巖等地時，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寫了一封《新年賀信》給毛澤東。信中，主張採取“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對前委和毛澤東建立贛南閩西20餘縣根據地和“一年爭取江西”的戰略計劃，感到疑慮重重，認為“中國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來”，等等。 毛澤東接到林彪的賀信後，引起了深思。他認為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種思潮，感到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因此決定回復一封信，幫助他轉變思想，藉以教育全軍。但因時間緊迫，未曾動筆。古田會議後，有了空隙，於是，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閩西古田賴坊寫了《時局的估量與紅軍行動問題》的長篇黨內通訊（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复林彪。 毛澤東寫道：“林彪同志：新年已經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則因為有些事情忙著，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點什麼給你呢？搜索我的枯腸，沒有想出一點東西來。現在我想得一點東西了，雖然不知道於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點材料是現今鬥爭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使於你的個別情況不切合，仍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提出來。我要提出的是什麼問題呢？就是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我從前頗感，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也沒有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种红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 毛澤東在信中不僅尖銳批評了林彪等人沒有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而且實際上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應放在農村而不是放在城市的重要思想，精闢地闡述了中國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 （一）這篇黨內通訊充分論證了建立紅色政權和擴大紅色武裝對於中國革命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批評了當時紅四軍內存在的“城市中心論”的主張，指出城市武裝起義奪取中心城市的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他認為：“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這種理論，實際上是一種走州過府的“城市中心論”主張。因此，毛澤東強調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澤東強調紅色區域和農民鬥爭的這一根本思想，實際上就是“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正如周恩來後來所指出的：毛澤東“到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鄉村為中心”。 （二）這篇黨內通訊明確提出了紅色政權理論的基本內容即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深刻觀念。 毛澤東在信中批評了林彪等人“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的“流寇主義思想”，認定“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無疑義地是正確的”。這就是中國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重要依託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基本思想。 （三）這篇黨內通訊高度評價了小塊紅色政權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 毛澤東認為，“成長於四周白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不是什麼“怪事”，而是“半殖民地農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他深刻指出：“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毛澤東的這一論斷，揭示了中國革命由小塊紅色政權到全國“星火燎原”的發展趨勢和客觀規律。 因此，毛澤東答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黨內通訊，是繼《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井岡山的鬥爭》之後，毛澤東關於紅色政權理論的又一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著作。 毛澤東這封黨內通信的發表，標誌著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