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十六章紅四軍下山與井岡山突圍

彭德懷率領紅五軍上了井岡山與朱毛紅軍會合的消息，很快傳至南京總統府。蔣介石氣得要命，撤換了朱培德，委任何鍵為“湘贛剿匪總指揮部”代總指揮，向紅軍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會剿”。 湘贛兩省敵軍對紅軍和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計劃蓄謀已久。自7月中旬第二次“會剿”破產後，11月上旬，即開始了策劃第三次“會剿”的準備。這在1928年11月10日的《申報》上曾有披露。 《申報》是這樣記載的：“最近魯滌平何鍵又致電朱培德，磋商第三次會剿計劃。朱氏已派雷屏週為代表，於日前來湘叩魯，將一切會剿辦法，詳切規定，攜回南昌。許得朱氏同意，並由朱氏領銜，呈請中央特派何鍵為湘贛會剿臨時指揮官，所有兩省會剿部隊統歸指揮，會剿經費兩省各自擔任。此次會剿計劃，對於信號旗幟路線動作規定甚詳，大致如下：（甲）會剿部隊，贛省為4旅，湘省為6團。贛省部隊，已經朱培德派定第五師十四旅周澤源、第十五旅劉士毅、第七師第二十一旅楊池生（此處有誤，應為李文彬——引者註）、第十二師第三十五旅韋杵；湘省部隊，經魯滌平派定何鍵部2團、吳尚部3團、第二軍1團。總共湘贛兩省會剿兵力為4旅6團，人數在3萬以上。（乙）會剿計劃：劉士毅、楊池生兩旅由遂川向大小五井進剿，韋杵、周澤源兩旅由寧岡向井岡山進剿，何鍵部兩團由桂東向江西大小五井進剿，吳尚部3團由茶、攸向江西井岡山進剿，第二軍之1團由醴陵向攸縣推進，為吳尚部預備隊。（丙）會剿日期：由何鍵臨時規定，惟各會剿部隊統限於11月10日以前集中完竣，聽候定期同時動員。”

11月下旬，朱培德委任第七師師長王均、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為江西“剿匪”正、副指揮官，調集十四、十五、十九、二十一、三十四、三十五等旅，從吉安分路向寧岡、永新、蓮花進攻。結果，因湘敵魯滌平積極性不高，未按原定計劃步驟出動，贛軍歷次進剿均為朱毛所敗，心虛膽怯，不敢貿然深入，故11月擬定的會剿計劃未能實現。 12月下旬，魯滌平就任湘贛“會剿”總指揮、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於是，即派唐希汴為代表，赴湘敦促何鍵就任湘贛“剿共”總指揮部代總指揮，迅速出師“會剿”。何鍵接到蔣介石電令後，喜憂參半。喜的是蔣介石把他擺在朱培德之上，湘贛兩省“會剿”軍統歸他指揮；憂的是朱毛紅軍本來就難於對付，現在又多了個彭德懷，擔心朱培德不誠心配合，難以收場。但礙於贛方多次“敦促”，於是，半推半就，從12月26日始，著手組織總部。一時，南昌、長沙、衡陽、萍鄉之間，電報頻傳，氣焰日熾。

1929年1月1日，元旦伊始，湘贛“會剿”總部在江西萍鄉成立，何鍵宣誓就職。在一片喧囂聲中，何鍵出任代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劉晴初為參謀長，劉鵬年為秘書長，何志超為副官處長，周安漢為軍法處長，易書竹為撫綏處長。 1928年12月28日《申報》。 經湘贛兩省策劃確定：調集兩省共6個旅計18個團，分五路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會剿”。其兵力部署是：第一路為贛敵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和劉士毅的十五旅，分別駐遂川和贛州，李文彬為司令；第二路為張興仁的第三十五旅和周渾元的第三十四旅，駐泰和、永新一線，張興仁為司令；第三路為湖南王捷俊部3個團，駐江西的蓮花，王捷俊為司令；第四路為吳尚部1個旅，駐酃縣、茶陵，吳尚為司令；第五路為劉建緒部，駐湖南的桂東，劉建緒為司令。何鍵命令各路部隊於1月10日前進入指定地點，準備採取層層包圍，步步進逼，最後合擊的戰術，企圖一舉消滅紅軍，血洗井岡山。根據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及敵偽資料、《湖南民國報》、《申報》及有關電報綜合而成。

一時，井岡山根據地四周，黑霧瀰漫，殺氣騰騰。湘贛兩省敵人的第三次“會剿”佈置就緒，發動在即。 敵人“會剿”井岡山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邊界紅軍總部。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等都感到事態的嚴重。敵6個旅18個團之眾即將撲來，而我紅軍充其量只不過4個團，兵力懸殊太大了。紅軍的領導者們無不鎮靜地思慮著破敵之策。 這時，中共中央“六大”決議等許多重要文件送至邊界。為此，毛澤東與朱德、陳毅、彭德懷等商議，決定：立即召開軍隊與地方黨的聯席會議，傳達“六大”決議，研究迎戰方略。 1929年1月4日，“由前委召集四、五軍軍委、CP、CY特委常委及寧岡、永新、遂川、酃縣、蓮花縣委、茶陵特別區委及四軍二十八團、三十一團、三十二團二營及五軍五個大隊的代表”的聯席會議在寧岡縣柏路村橫店召開。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袁文才、王佐、何長工、譚震林、陳正人等60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由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

會議的主要議程是：1.傳達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有關決議；2.通過前委給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鬥爭》）；3.討論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如何迎擊敵人的“會剿”。 在討論如何迎擊敵人的“會剿”時，與會人員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主要分歧意見有：有的主張憑險死守，有的主張到湘鄂贛去，有的主張到湘南去，有的主張到贛南去。 毛澤東在會上發了言。他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在當前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憑險死守不利於我，且敵來勢洶洶，表現出下了極大的決心，加上寒冬季節已到，我軍物資菲薄，雖有群眾援助，但難以取勝。但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又不能放棄。要保住經營年餘的井岡山根據地這塊紅色政權，不能死守，必須採取積極的行動，鑽敵人的空子。敵人從這邊打來，我們就從那邊打出去，迂迴敵後，使敵人窮於應付，求得在外線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敵人的“會剿”；實行“圍魏救趙”的策略計劃，影響邊界，以解井岡山之危。

毛澤東的主張獲得了大多數人的讚成。會議既否定了據險死守而不能解決經濟困難的消極防禦觀點，又反對了主張全部轉移而不要根據地的逃跑主義，一致贊同毛澤東提出的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相結合的策略方針，實行“圍魏救趙”。 會議決定：紅四軍和紅五軍進行混合編制，五軍三縱隊編為四軍三十團。彭德懷任紅四軍副軍長兼三十團團長，滕代遠任紅四軍副黨代表兼三十團黨代表。由彭德懷率領紅三十團和紅三十二團防守井岡山；紅四軍大部出擊贛南，吸引敵人，返身從敵後打來，共同“破圍”。 為什麼決定紅四軍出擊贛南呢？考慮到湘鄂贛邊界距大城市較近，位於武漢、長沙和南昌中間，東有贛江和南潯鐵路，西有湘江和粵漢鐵路，北有長江天險，南有株萍鐵路，敵人運動方便，地區狹小，紅軍不宜前去。湘南敵人兵力強，易於聚集，群眾鬥爭尚未恢復，因此也不宜前去。而贛南卻比較適宜，一是山區路近；二是物資豐富，有足夠的經濟給養力；三是距大城市較遠，敵人聚集困難；四是贛敵戰鬥力較弱，外省軍隊地形人情不熟；五是贛東北有方志敏領導的紅軍，吉安東固一帶有江西紅軍二、四獨立團，可以相互配合和策應；六是中央6月4日來信中，亦有向贛南發展的指示。於是，會議在認真討論分析的基礎上，認為去贛南最為適宜。 “訪問陳伯鈞記錄”，1962年4月28日，內部館藏資料。

柏路會議於1月7日結束。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召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王懷、龍超清等人開了一個小範圍的會議，就“六大”決議案中關於“殺戮土匪首領”問題（因袁文才、王佐在場，毛澤東省去未念，說：“休息一下”），對袁、王的具體情況進行了討論。會上，王懷、龍超清主張殺袁、王。毛澤東提出了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機械執行上級指示的意見，認為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是黨員，不屬“土匪”之列；王佐參加紅軍後，表現積極，也在斗爭中加入了黨的組織，因此袁、王都不能殺。到會的大部分同志都讚同毛澤東意見。毛澤東“做了許多工作”。 “最後，會議決定不殺袁、王。”陳正人：《毛主席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偉大實踐》。 柏路會議後，邊界各縣黨組織，在群眾中進行廣泛動員，會同部隊再次加固了工事和挑糧上山，為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物資準備。

柏路會議採取“攻勢的防禦”戰略，是積極的策略，也是切合當時實際的策略。後來的事實證明，假如紅四軍不主動撤出，後果是難以想像的。雖然紅四軍出擊贛南後，由於情況的變化，未能實現“圍魏救趙”的計劃，但紅四軍在贛南閩西一帶，經過多次戰鬥和艱苦工作，逐漸開創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因此說，柏路會議是土地革命時期的一個重要會議。當然，當時柏路會議採取這一策略，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經濟給養和打破敵人的“會剿”，以解井岡之危。 有人說：“上山偉大，下山也偉大。”此話不無道理。從另一角度說，上山是創新，下山也是創新。紅四軍下山出擊贛南，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開創了一個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據地。 柏路會議後，前委和毛澤東等進行了一系列的緊張工作：向紅五軍官兵通報敵情，統一思想，作好迎戰準備；將永新、寧岡、蓮花、茶陵四縣的地方赤衛大隊、暴動隊組成邊界赤衛總隊，由鄢輝任總隊長，劉作述任黨代表，統一調配，堅守九隴山軍事根據地，與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互為犄角；進行了一些必要的人事調整，為適應戰事需要，根據楊開明長期患病不能工作的實際情況，改組了邊界特委，以鄧乾元為書記，鄧乾元、滕代遠、陳正人、宛希先、朱昌偕五人為常委，統籌邊界群眾反“會剿”的戰事準備和動員組織工作；原特委書記譚震林調任前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專做軍隊職工運動工作；將袁文才調任紅四軍參謀長，寧岡縣委宣傳部長劉輝霄調任前委秘書長，一同隨紅四軍出征；為進一步加強守山部隊的力量，1月13日，毛澤東又在下莊召開了前委會議，根據紅五軍和三十二團的請求，從紅四軍中抽調一批得力干部，充實守山部隊領導，任命張子清為紅五軍參謀長，陳伯鈞、陳毅安為紅五軍參謀，李克如、遊雪臣、徐彥剛等都留下擔任相應職務；何長工擔任寧岡中心縣委書記兼三十二團黨代表。

1929年1月10日起，紅四軍主力部隊開始在茨坪、小行洲集結，毛澤東、朱德對他們進行了政治動員，組織軍事訓練，佈置出擊路線、序列等事宜。 1月14日，紅四軍主力3600餘人，在毛澤東、朱德率領下，兵分兩路向贛南出擊。一路經下莊、小行洲、黃坳，一路走荊竹山，進入遂川境內，合為一路。 紅四軍下山的那天，紅五軍、三十二團的指戰員及山上“山下的群眾數百人”紛紛冒雪前來為紅四軍主力部隊送行。戰士們相互緊拉著手，久久捨不得分開，說不盡衷腸話語。送行的群眾紛紛將帶來的熟蛋、布鞋、菸葉等，一一往紅四軍戰士們荷包裡塞。紅四軍指戰員們想到即將離開養育、經營了一年多的紅色根據地，也都別情依依。一時，告別聲、寬慰聲、勉勵聲、哭泣聲嚶嚶四起，場面異常悲壯感人。

紅四軍主力冒雪行進。行軍途中，部隊張貼了毛澤東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這一著名的四言體佈告指出紅軍的宗旨是：民權革命，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統一中華。佈告還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各項政策主張，號召全國工農為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努力奮鬥。行軍途中，部隊還散發了根據黨的“六大”精神而編寫的《共產黨宣言》，提出了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所要實現的民主革命“十大政綱”，如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沒收外國資本；統一中國；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田地，分給無田或少田的農民等。同時，紅四軍還向沿途群眾散發了油印的數百份“六大”決議案，廣泛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紅四軍主力下山後，面臨著一場場艱苦的惡戰。 紅四軍主力下山後，何鍵即令進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進至資興的第五路劉建緒部，會同贛州的劉士毅第十五旅，向贛南追擊紅四軍主力。同時，命令進至永新一線的第二路張興仁第三十五旅、週渾元第三十四旅，進至蓮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一個團，進至酃縣、茶陵一線的第四路吳尚部一個旅，向井岡山逼近，緊縮包圍圈。 面對敵人的步步進逼，留守井岡山的彭德懷、滕代遠和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對堅守井岡山的鬥爭作了周密的部署。 首先，向守山的部隊作了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統一對守山的認識。可以說，在前委考慮讓紅五軍挑起守山的任務時，紅五軍的部分將領對這一艱鉅的任務是不太理解的。在這一問題上，彭德懷、滕代遠是顧全大局、勇挑重擔的，這一精神難能可貴。對此，彭德懷在《往事回憶》中亦直言不諱。他記載道：“我當時接受了這個任務。但在紅五軍軍委討論時，意見是不一致的，多數同志是不同意五軍固守井岡山的。他們的理由是：平江起義推遲了湘贛兩省敵軍對井岡山的'會剿'，現在，湘贛兩省白軍主力對井岡山'會剿'而對湘鄂贛邊區的反動勢力減弱，我們紅五軍部隊已經完成了同紅四軍取得聯絡的任務了，就應當迅速北返，擴大湘鄂贛蘇區根據地，傳達六次大會的決議案，對井岡山根據地的堅持，只有配合作用，而不應承擔固守井岡山的任務。井岡山雖然地勢險要，周圍約近二三百里，彈缺兵力也少，是守不住的。但是，我和代遠同志為了照顧全局，並且準備必要的犧牲，因而堅決執行了四軍前委的決定。” 在統一了全軍將士的思想後，彭德懷、滕代遠對堅守井岡山作了具體的部署：以李燦率第一大隊（實際上僅相當於1個連）、徐彥剛帶領的三十二團一連防守黃洋界，抗擊湘敵王捷俊部；賀國中率第八大隊和寧岡赤衛大隊一部防守桐木嶺的白泥湖陣地；黃雲橋率第九大隊扼守桐木嶺的犁坪，抗擊贛敵週渾元第三十四旅和張興仁第三十五旅之一部；彭包才率第十大隊和教導隊一部扼守八面山，抗擊湘敵第八軍吳尚部；黃龍率第十二大隊及酃縣赤衛大隊、遂川赤衛大隊一部把守雙馬石哨口和荊竹山一線；王佐率三十二團二連和遂川赤衛大隊一部擔任硃砂衝哨口的防守任務，抗擊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之一部和反動地方武裝。同時，動員山上軍民在上述五大哨口加固工事，在哨口前築起一道道竹釘陣，籌集糧食，運送彈藥，搶護傷員，為保衛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作好軍事和物資上的各項準備。 彭德懷將紅五軍指揮部設在茨坪。命令永新、寧岡、茶陵、蓮花四縣赤衛大隊，由劉作述、鄢輝領導堅守九隴山軍事根據地。何長工率三十二團一營部在山下開展游擊鬥爭，襲擾敵人。 敵人的“會剿”氣氛日高。守山部隊在彭德懷的領導下，工作也緊張紮實地進行著。 面對著十餘倍於我的強敵進攻，守山部隊總指揮、紅五軍軍長彭德懷及邊界特委，一面積極做好堅守井岡山的各項準備工作，一面認真研究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及應急措施。為此，召開了多次的會議。 柏路會議以後，彭德懷、滕代遠首先召開了紅五軍軍委擴大會議。擴大會傳達了柏路會議的精神。會上，部分同志根據紅五軍上山不久，對地形不熟、對群眾不熟的實況，提出了不願意守山的意見。彭、滕反复地說明了前委的意圖及守山的重要性，但效果不佳。於是，前委曾於1月上旬又先後召開了茨坪會議和下莊會議，留下了紅四軍中的一些骨幹，調整了邊界特委和寧岡縣委。 紅四軍主力下山後，紅五軍毅然承擔了保衛井岡山的艱鉅任務。彭德懷、滕代遠深知這場戰鬥的分量，因之與邊界特委又在山上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會議的內容是：繼續堅定守山軍民的思想，號召大家團結一心，下定與井岡山共存亡的決心；進一步研究落實參戰軍民的兵力及部署，組織好戰鬥服務工作；研究了應急措施，決定：“在軍事方面，如五井被敵人攻破，五軍衝出五井取道敵人薄弱的地方往贛南與四軍取得聯絡。各縣地方武裝則盡可能埋藏於各縣。在黨方面，特委和縣委均須留邊界指揮工作，黨不能離開群眾。” 這一系列會議的召開，對作好第三次反“會剿”鬥爭的準備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紅四軍下山後的紅五軍軍委與邊界特委的聯席會議，對後來紅五軍能及時衝出重圍，保存有生力量，起了決策性的關鍵作用。這次會議後，紅五軍軍委和特委領導及時地向所屬作了傳達，使守山軍民同仇敵愾，作了迎戰的充分準備。 1月25日，彭德懷、滕代遠又在茨坪召開了守山部隊及參戰群眾的誓師大會。紅五軍將士、紅四軍三十二團官兵，寧岡、遂川、酃縣赤衛大隊和邊界群眾2000餘人，屹立在漫漫風雪之中，聽彭德懷作慷慨激昂的動員講話。會上，提出了“誓死保衛井岡山！”“與敵人血戰到底”“與井岡山共存亡！”等口號，充分錶明了守山軍民“均有死守五井的決心”。 誓師大會後，各路隊伍均按原定計劃，向五大哨口出發，拉開了第三次反“會剿”的帷幕。 1929年1月26日，何鍵率總部從萍鄉移至蓮花，親自督戰。 27日，湘、贛兩省各路“會剿”軍隊共10餘團的兵力，採取“四面圍攻”的戰術，以湖南方面為主攻，憑藉優勢兵力，向黃洋界、八面山、桐木嶺三大哨口發起了猛攻。 黑雲壓城，大雪紛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面臨著一場嚴峻的考驗。 敵人的主攻方向是黃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嶺哨口的白銀湖。 進攻黃洋界、八面山哨口的敵軍是湘敵吳尚第八軍的兩個旅，每處用3個團。這次，敵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訓，深知靠單兵力和輕武器是很難戰胜紅軍、佔領險要哨口的，因而搬來了許多重武器，在山下架起山炮，猛轟哨口工事。密集的砲彈像雨點一樣落在山頭上、叢林中，捲起沙石，彌天蓋地。 在敵人大軍壓境輪番進攻的嚴重情況下，紅五軍指戰員不畏艱險，不怕犧牲，英勇抗擊，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由於敵人的重砲轟擊，工事被打塌了，紅軍戰士只得冒著嚴寒通宵達旦地加以修復。時值寒冬，氣溫在零下幾度，戰士們乾脆在修好的工事上澆上水，使工事凍成一道道堅厚的冰牆。 在三天三夜的鏖戰中，紅五軍指戰員和參戰的地方赤衛隊員，在風雪交加的日日夜夜，得不到片刻休息，餓了吃點炒米、炒黃豆，渴了吃把雪，夜間便睡在稻草中，表現出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在艱苦的激戰中，彭德懷、滕代遠、王佐、鄧乾元等不分晝夜地來回奔波於各個哨口之間，察看敵情，鼓舞士氣，指揮戰鬥，給指戰員極大的鼓勵。山上的群眾冒著危險為紅軍抬水送飯，抬運傷員；山下的地方武裝在何長工等指揮下，也不斷地利用熟悉的地形地物，給敵人以打擊，使敵人吃睡難安，有力地減輕了五大哨口的壓力。 對這場嚴酷的惡戰，彭德懷在1929年4月4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記敘道：“四軍於1月14日出發，湘敵即於16日迫近根據地，至26日午前湘贛敵軍圍攻井岡山，他們猛攻了一晝夜，值那天大雪嚴寒的時候，亦決心極力的掙扎。”1929年3月17日《湘贛邊界特委給江西省委的信》也記述：“1月25日，敵人遂開始向五井攻擊，以湘敵作主攻。敵人兵力勇敢，猛烈衝鋒，我方士兵因據險為守，亦十分沉著，官兵均有死守五井的決心。此時敵人採（取）四面圍攻戰術，但其主攻，是接近湖南的一方面。敵人力量還是很薄弱，其主要戰略，在於牽制我守山部隊。我們對敵人的戰術，是攻守防禦政策。可惜山上部隊太少，不能將敵人弱小的地方擊破，以解此包圍。” 儘管如此，守山部隊在彭德懷、滕代遠、王佐、鄧乾元等人的指揮下，從27日至29日，浴血奮戰了三晝夜，擊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表現得極其頑強，守住了陣地。 在八面山哨口，彭包才率領的第十大隊和教導隊一部，僅100多人。他們英勇抗擊了敵吳尚部3個團的敵人。力量懸殊之大，武器裝備懸殊之大，為空前少見。敵人仗著山炮、機槍的掩護，幾次沖進我方陣地。守山指戰員與敵人展開了殊死的搏鬥，擊退了敵人多次進攻。最後，子彈打光了，工事全部被炸塌了，100多名紅軍指戰員，幾乎全部壯烈犧牲。 在桐木嶺哨口，賀國中率領第八大隊和寧岡赤衛大隊駐守在白泥湖陣地，黃雲橋率第九大隊扼守在犁坪陣地，與敵人進行了殊死的搏鬥。李聚奎回憶說：“敵人進攻白銀湖的戰鬥是異常緊張的。我們在犁坪的山上，就听到白銀湖那邊的機關槍'撲嚕撲嚕'地響，像煮稀飯一樣，一直不停。敵人白天猛打，晚上偷襲。賀國中同志親自帶著八大隊堅守。那幾天，雨雪交加，工事裡泥濘有半尺來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就在這樣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整整堅持了4天4夜。”最後，白銀湖陣地被敵人突破。敵人佔領桐木嶺後，直逼茨坪。 在黃洋界哨口，守山部隊在李燦的指揮下，憑藉著黃洋界哨口天險，與敵鏖戰了三晝夜，哨口始終在我軍手中。未料狡猾的敵人，見正面難以突破，便設法從側面偷襲。 1月28日，敵人在黃洋界下的斜沅村，用金錢收買了當地的一個遊民陳開恩。 29日晚，由陳開恩帶領700餘名“敢死隊”敵兵，沿著他平時捉“石拐”（即石蛙）的一條小溪，在山中轉了一夜，摸進了棍子坳，翻過金獅面，由通往黃洋界背後的深山幽谷鑽出，插進了小井村。於是，黃洋界腹背受敵！在此危急之際，“奮斗在黃洋界哨口的200多名紅軍戰士，處境非常危險，前面受到敵人正面攻擊，後面上來的大量偷襲的敵人，截斷了退路，左右兩邊是危崖陡壁，下面是萬丈深谷。在這危急時，大隊長李燦、黨代表張純清和三十二團的徐彥剛同志指揮部隊一面抗擊前後夾擊的敵人，一面解下綁腿，結成長繩，攀崖而上，撤出戰鬥”。 30日，黃洋界失守了。彭德懷在茨坪總部聞訊，迅速率領教導隊之一部和輕傷員130餘人，前往救援，然終因敵眾我寡，未能奏效。 敵人攻破黃洋界、八面山、桐木嶺哨口後，三路重兵直逼茨坪。紅軍總部十分危險！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懷與滕代遠等緊急商議，決定馬上收攏隊伍，突圍出去，實行紅五軍軍委和邊界特委聯席會議決定的應急措施，撤離井岡山。隨即，紅五軍八、九大隊，特務大隊，十大隊餘部，以及遂川赤衛隊，迅即在荊竹山集結。彭德懷向部隊作了簡短的講話後，即經遂川方向，向南突圍。據1929年3月17日的《湘贛邊特委信》記載：“當時，衝出五井部隊有五軍四五百人，遂川赤衛隊與留山赤軍教導團及傷病兵徒手千餘人。因此時天氣寒冷，山路崎嶇，行動非常遲緩，兼之殘敗之餘，指揮難於統一，等到五軍衝到遂川大汾地方時，敵人已佈置堵截，結果大汾一段，五軍雖無大多損失，而遂川武裝及傷兵老小徒手，均被敵人擊散。”在大汾戰鬥中，留任紅五軍副參謀長（原紅四軍二十八團參謀長）的王展程不幸被捕，被敵人殺害於遂川戴家鋪。 敵人佔領井岡山軍事根據地後，2月又調集贛敵第五師第十四旅、第十二師三十五旅計4個團的兵力，向九隴山軍事根據地發動了猛烈攻擊。堅守在九隴山的永新、蓮花、茶陵縣赤衛大隊，在劉作述、鄢輝等指揮下，憑險抵抗，英勇戰鬥，然終因寡不敵眾，丟守陣地。至此，第三次反“會剿”失敗，井岡山根據地淪陷敵手。 井岡山失守後，1月29日，敵人從黃洋界的金獅面，插入了小井村。當時，小井紅軍醫院的輕傷員和工作人員都往山上突圍了，只有100餘名重傷員沒有辦法突圍出去。敵人進村後抓獲了這些重傷員，進行嚴刑拷打和審訊，妄圖得到紅軍情報。英勇的紅軍傷病員沒有被敵人的兇殘所嚇倒。他們面對著敵人的屠刀，忍受著飢餓、疼痛，咬緊牙關，拒絕回答敵人的提問。敵人毫無辦法，把100餘名重傷病員押到小溪邊的一塊稻田裡，在對面的小橋上架起機槍以死來威脅他們。在敵人的槍口面前，紅軍傷病員們泰然自若，視死如歸，表現出崇高的革命節操。他們一個個怒目而視，振臂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紅軍萬歲！”紅軍傷病員的英雄氣概，使敵人氣急敗壞。敵人立即下令開槍。在機槍的掃射下，100多名紅軍傷病員倒在血泊之中，鮮血把小井溪中的水都染紅了。 對這場災難，當年的紅軍醫院工作人員、目擊者董青雲回憶道：“1929年1月，毛委員率領部隊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敵人來襲擊井岡山的小井時，紅軍醫院有200多傷病員，十幾個工作人員。其中有醫生資影、徐鴿、謝秋月、伍海泉、伍久奎，還有護理人員，名字我都記不清楚了。200多傷病員中，我記得有：李新華（湖南耒陽人，紅軍副班長）、徐新（湖南耒陽人，紅軍戰士）、李玉發（湖南耒陽人，紅軍戰士）、鄧穎發（湖南耒陽人，紅軍戰士）、湯民新（湖南安仁人，紅軍戰士）、朱娥龍（江西永新人，紅軍戰士）、吳鴻錄（江西寧岡人，紅軍排長）、彭振輝（湖南湘西人，國民黨班長）、吳鳳圖（北方人，國民黨班長）、王梅朵（湖北人，國民黨班長）、徐子龍（湖北人，國民黨班長）。其他人的名字記不清了。敵人襲擊紅軍醫院時，輕傷員和工作人員都往山上突圍了，只有100多重傷病員沒有辦法突圍。當天，國民黨軍隊就把他們全部拖在一塊田裡用機槍掃死。我躲在對面山上樹叢裡看得很清楚，先是一個個地拳打腳踢，打躺在田裡，然後開槍。我流下了眼淚。” 小井遇難的100多名紅軍傷病員，他們有的甚至連姓名也沒有留下。他們犧牲後，井岡山人民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地掩埋了他們的遺體；爾後，帶著對敵人的無比仇恨，投入了新的戰鬥。 對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失守，第三次反“會剿”的失敗，時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在1929年3月總結說：“根據我們的觀察，三次反'會剿'失敗的原因有如下幾點：（一）因為中國目前資產階級統治暫時穩定，敵人能集中力量打我們。（二）主觀力量太薄弱，邊界群眾不能用大力去擾亂敵人後方，以牽制敵人。（三）守山部隊太少，應付敵人不來，以致在軍事上陷於失敗的地位。（四）敵兵運動沒有實際去做，宣傳不深入，沒有動搖敵軍兵士。（五）全國各地無大的暴動響應，使邊界鬥爭陷於孤立。” 彭德懷1929年4月4日在瑞金寫給中共中央的信總結說：“井岡山失敗的缺點：部隊複雜，指揮不統一，兵力單薄（1與20比），晝夜出兵，得不到休息，子彈缺乏。然敵此次會剿有決心，有計劃，懸重賞。比如得到我們一支槍30元。其兵前仆後繼的攻擊。雖然如此，敵人沒有繳一支槍去。” 敵人佔領井岡山後，對根據地實行了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然而，我轉入深山的紅軍和地方部隊，不斷地襲擾敵人，加之天寒地凍，大雪封山，給養困難，使敵人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因而，敵人不到10天即被迫退出大小五井。 3月，蔣桂戰爭爆發，大部分“會剿”軍被調往前線，只留下1團兵力駐防永新。這時，我紅軍赤衛隊連連出擊，恢復了根據地。對此，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所謂三省（應是湘贛兩省——引者註）會剿實際只到井岡山遊了一次，除紅軍因戰略引退而外，所謂三省大兵對成千整萬之赤色群眾只有一個'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個禮拜即行撤退，邊界區域仍然在赤色群眾之掌握中。” 井岡山軍民第三次反“會剿”雖然失敗了，但彭德懷、滕代遠等領導指揮下的守山部隊在戰鬥中表現出來頑強不屈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同時，由於紅五軍等守山部隊在堅守井岡山的過程中，箝制和拖住了敵人，從而為紅四軍出擊贛南贏得了時間，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