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三章反經濟封鎖的鬥爭
湘贛邊界地處羅霄山中段，不僅有險要的地勢，而且有適宜農作物和森林發展的優越條件，從而為邊界割據提供了有利的物質條件。但是，邊界的經濟，又是典型的農業經濟。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雖然鄉村可以不依賴城市而存在，反過來卻又對經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束縛。在眾多部隊長期進行武裝割據，需要足夠的給養力的情況下，供需矛盾也就日顯突出。因此，發展農業生產，把農業生產放在第一位，成為根據地經濟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毛澤東對發展農業的工作十分重視。他是我黨最早提出“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觀點的領導人。為此，毛澤東和邊界黨採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領導根據地人民積極發展農業生產。
1.頒發佈告，動員農民群眾發展農業生產。
根據地內的土地革命運動是在邊界黨的“一大”後掀起的，此時，各地都進行了分田。 “土地回老家，農民笑哈哈”。但分了田並不等於豐收。因此，邊界各級政府遵照特委指示，加強了對土地經營、發展生產的領導，普遍頒發了佈告，予以督導。如寧岡縣第三區第八鄉蘇維埃政府在1928年5月就頒布瞭如下佈告：
2.組織紅軍參加農業生產。
當時，特委、軍委均要求紅軍指戰員在分兵發動群眾之際，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和農民打成一片。 “那個時候，毛司令帶領賀子珍、賀敏學和紅軍司令部（應是三十一團團部——引者註）的同誌曾在泉水窩幫助我們割禾。以後又在塘邊村前的田壟裡，幫助孤寡老人和勞力缺少的群眾割禾。毛司令邊割禾邊向群眾了解情況，問群眾生活過得怎樣。”徐正芝：《憶塘邊的革命鬥爭》。內部館藏資料。 “毛司令”都下田割禾，廣大紅軍將士更是如此。
3.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
當時，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青壯男子都要參軍參戰，耕田大計主要靠婦女。為此，在特委的號召下，許多地方的婦女都紛紛走出家門，成為農業生產的骨幹。 “那時，強壯的男人都去打土豪劣紳或參加紅軍了，家裡只剩下老弱病殘。於是，犁田、耙田、插秧都是我們婦女幹的。我們三灣村的婦女，既是生產的骨幹，又是參加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那時，我們是很辛苦的，很困難的，但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我們都很愉快。”張冬蓮：《憶三灣鄉的婦女工作》，內部館藏資料。
（四）組織耕田隊，調劑勞力與農具耕牛餘缺。
由於青壯男子上了前線，加上貧雇農家底薄弱，當時農業第一線普遍存在著勞力、農具、耕牛不足的問題。邊界黨和政府根據邊界素有換工的習慣，便有計劃地組織起耕田隊，開展互助合作，調劑餘缺，以不誤農時。如：“寧岡縣東源鄉，原有耕牛七八十頭，三月失敗後只剩下4頭。針對這種情況，湘贛邊界各級工農兵政府積極發動婦女和組織政府工作人員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並根據井岡山地區過去就有的農忙時換工的習慣，動員和組織群眾實行勞力換工和耕牛農具互助……在邱祖德的帶領下，組織了耕田隊。他們頂住困難，牛不夠就用人力拉，起早貪黑，精耕細作，秋收時獲得豐收。”轉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許毅主編），採訪資料。
5.進行農田基本建設。
一是修牛路。當年，永新的塘邊、大屋兩村的耕牛放牧，時常發生耕牛上山要吃掉、踩壞禾苗的現象。毛澤東了解這一情況後，便帶領紅軍和群眾新修了兩條牛路。二是修水利。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邊界黨和各級政府發動各地農民整修了許多圳、壩，永新縣一心鄉還修復了一座能澆灌300畝面積的海內塘及大水渠。
在毛澤東和邊界黨的領導下，1928年秋，根據地獲得了農業大豐收。 “寧岡縣的糧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產，為感謝紅軍，寧岡人民都踴交公糧，支援革命。”“訪張桂庭同志記錄”，內部採訪資料。農業生產的發展，有效地保證了紅軍的給養，對支援革命戰爭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來到寧岡茅坪“安家”後，近千人的部隊給養問題，特別是吃飯問題，成為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到井岡山會師後，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
負責後勤工作的範樹德回憶說：“開始，我們這支隊伍只有千把人，沒收地主的存糧就能解決吃糧問題。例如：到了遂川以後，只要打幾家土豪，就能解決我們一段時間的吃糧問題。1928年4月，朱德、陳毅同志率領湘南部隊和我們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人數猛增到一萬多，湘南來的部隊中很多人是一家都來了。他們為了革命而離開家鄉，到了井岡山，但是我們又不可能都把他們組織成嚴密的部隊，又不能讓他們在井岡山當'叫花子'。”問題就這樣嚴重地出現了。一萬多人的吃飯問題，在井岡山根據地是難以解決和長期維持的。 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城以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的名義致信給江西省委併中央，就有“一萬人的群眾拖泥帶水，紀律太糟（一部分除外）”的話，驚呼“吃飯大難”。
“為解決這近萬人的吃飯問題，我們不得不每到一個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隊伍專門打土豪。我們就是通過這樣的辦法搞糧食，並取得必要的物資，解決給養問題。”但是，“當時我們每個人一天吃老秤（老秤1斤是16兩）24兩，合1斤半。這樣每個人1個月就需要45斤”。照此推算，1萬人吃一天就要1.5萬斤米。這是個多麼大的數字！
怎麼辦？這就提出了一個如何從根本上治理和解決邊界吃飯和經濟問題的嚴峻任務。為此，邊界黨、軍委及毛澤東、朱德等斷然採取了三大措施：
1.將紅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團遣返湘南。
“當時正是5月初，由於部隊人多槍少，除二十八、二十九團、三十一團外，其他部隊戰鬥力不強，轉移活動困難，被敵人壓縮在井岡山地區這個範圍內，發生了給養困難。因此，上面決定：除編在十師的二十九團外，其他永、資、郴來的農軍，全部返回湘南。”
2.加大打土豪的力度。
紅軍每到一個地方，即派出部隊打土豪，籌款籌糧，此舉甚為奏效。
3.勒緊褲帶，節約開支。
因為游擊戰爭性質的“工農武裝割據”不能常住一地，而往往來到的新地方土豪又已打盡，這就必須用錢購買糧食。但紅軍的經費同樣靠打土豪所得，而且經費有限，這就必須“細水長流”。 “辦法就是節省一切非必要的開支。例如：辦公費規定具體數字，原來擦槍要買油買布……此時，為了節省開支，這些錢我們就節省不花，地主家裡有茶油、舊衣服、舊佈，很自然的部隊就會解決擦槍開支問題了。”在這一方面，毛澤東是勒緊褲帶節省開支的模範。 “毛委員吃苦菜”、“一根燈芯的故事”等就是最好的說明。
井岡山的鬥爭生活是極其艱苦的，加上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致使這種生活的艱苦到了極度。
對於井岡山軍民的艱苦生活，特委書記楊開明在其當年的報告中記載頗為詳細：“紅軍中的生活與經濟是非常之艱難的。擁有數千之眾，每個月至少要一萬五千元作伙食費，米還是由當地籌辦的，經濟的來源全靠去打土豪……紅軍中的薪餉，早就廢除了，只有飯吃，有錢的時候發一二塊錢的零用錢。最近幾個月來，不講零用錢不發，草鞋費也沒有發，伙食費也減少了。最近兩月來，每人每天只發伙食費3分，4分油，4分鹽，米1斤4兩。3分錢一天的小菜錢，只買得南瓜。所以近來士兵生活感覺得不安，當時有一句口號：'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可以概見士兵的情形。這個經濟問題，要算紅軍中最困難的問題，也就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也說：“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的工農生活好。現在軍中的生活則相反，恐怕什麼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紅軍這樣壞的。因為現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錢（米歸地方供給），時常難乎為繼。'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諺語，表示了他們的苦楚，耐得苦，比第四軍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
然而，儘管生活如此艱苦，毛澤東和前委靠著軍隊中的民主主義，官長和士兵一樣苦，所以，戰士們都知道是為自己而吃苦，所以也就沒有什麼怨言。 “相反，戰士們對這種艱苦生活表現很樂觀，部隊的情緒特別高。戰士們說：'打倒國民黨，天天南瓜湯。'戰士們還唱著：'紅米飯，南瓜湯，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更令人感動的是，紅軍戰士不但沒有被這困難所嚇倒，而且把“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這句話倒過來，成為“天天吃南瓜，打倒資本家”的戰斗口號。 “當時，我們有個口號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資本家！'這個口號很能鼓舞戰士的鬥志，使同志們認識到，沒有糧食吃，我們可以吃菜充飢，一樣去消滅國民黨。這個口號，我們在一、二、三次反'圍剿'中都用上了。後來在長征路上，過雪山、草地，有時講一講在井岡山吃南瓜的艱苦日子是怎麼過的，用來教育部隊，部隊聽了士氣特別高，不感到困難。”
紅軍，正是靠著這種意志、這種精神，才艱難困苦而不潰散。
紅軍對於邊界戰爭環境中的艱難困苦，是習以為常的。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雖得了棉花，還缺少布，竟不知何日才能解決。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為了無產階級而苦'，因此又不怨恨什麼人。雖然如此，經濟問題始終是很嚴重的。”
“好在苦慣了。”乍一聽，語氣極為平淡，細細推究，其中包含著多少艱辛。當年，紅軍戰士歷盡了人間三大苦：一是打仗苦。打仗是很艱苦的事。當時，“邊界的鬥爭，幾乎完全成了軍事的鬥爭，因此黨與群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應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軍中與地方各級黨部每日議事程序中重要項目，打仗成了日常生活。”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二是傷病苦。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及其他原因，病的很多。藥品及醫生之缺乏，問題很大。”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三是衣食苦。對此，曾志回憶說：“我們後方留守處100來人差不多天天吃的都是辣椒乾拌鹽泡的湯，好的時候才能吃點南瓜，那時能吃上南瓜，就像吃肉一樣。所以當時紅軍戰士有個歌謠：'紅米飯，南瓜湯，吃起來，噴噴香！'這是紅軍戰士對美味的南瓜，出自內心的頌揚。在山上，穿的、蓋的比吃的更困難。8月的井岡山經常細雨濛蒙，濃霧重重，空氣潮濕而寒冷。我們就用剝下的杉樹皮，鋪在地上當床板，蓋的很少。我當時有一床夾被子，算是很不錯了。有的同志連夾被都沒有，就用禾草往身上蓋。為了抗冷，我們白天輪流到山上打柴，晚上就在屋子中間燒一堆火，大家圍著火睡覺。我們穿的更是五花八門，穿什麼的都有。”
“好在苦慣了”，好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從“我”苦起，將士一樣苦。紅軍中官兵平等，從上到下一個樣。當年，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曾提到一副反映紅軍官兵平等的對聯，聯雲：“紅軍中官兵薪餉穿吃一樣，軍閥裡將校尉起居飲食不同。”這副對聯至今還保存在寧岡礱市龍江書院的石柱上，閃耀著不滅的光輝。
尤其令人感懷至深的是，當年的紅四軍軍長朱德竟與“夥”一樣，衣冠普通，鞋履襤褸。這一點，陳毅在上述報告亦有記載：“紅軍的官兵，物質享受一樣，所以官兵不能有什麼分別。群眾及敵兵俘虜初初看見頂頂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襤褸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個伙頭，同時到現在伙頭三個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諢號。”
正因為如此，“生活雖然很艱苦，但卻很少聽到有人叫苦發牢騷。這是因為有革命的信念革命的熱情，激勵著每個人。”“我們在井岡山的歲月中，從毛黨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樣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紅米，有時紅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鹽菜錢，有時連油鹽都吃不上。由此可以想見，那時我們的生活是多麼艱苦。但是，同志們對於井岡山的艱苦鬥爭是有信心的，我們的心情都是愉快的。”
為了打破湘贛兩省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經濟封鎖，渡過由經濟封鎖而造成的嚴重的困難和危機，毛澤東和邊界黨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反經濟封鎖的鬥爭。
1.開辦紅色圩場。
1928年5月下旬，毛澤東和邊界黨指示寧岡縣委在大隴籌辦紅色圩場，開闢赤白貿易線。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在7月15日開圩。大隴紅色圩場的開辦，有力地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輸出與緊缺物資的輸入，溝通了赤白貿易，緩解了經濟危機。
2.設立公賣處。
針對著經濟封鎖影響中間階級的情況，同時考慮到“因為這種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農階級及紅軍亦恐有耐不住之時”的緣故，1928年5月，新遂邊陲特別區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毛澤東及邊界黨即指示在茨坪辦起了公賣處，用打土豪籌得的一部分款子，買回一批東西放在公賣處出售。同時，還在大隴圩場由大隴區政府辦起了自己的公營商店，直接為群眾排憂解難。
3.成立竹木委員會。
1928年底，邊界工農兵政府在紅色區域內設立了竹木委員會，有計劃地組織人力，通過各種渠道向白區輸出根據地盛產的竹、木、油、茶等，建立起赤白貿易線，活躍了根據地的經濟。
4.開展群眾性的熬硝鹽運動。
當時，鹽是最為“奇缺”的物資，少得連紅軍醫院裡對傷員淨洗傷口的鹽都缺乏。為此，邊界黨根據群眾經驗，將一些老房子的牆根土挖出來，用水浸泡，再用泡過的水來熬硝鹽。這樣的鹽，雖然又苦又澀，但比沒有一點鹽、長期不食鹽引起浮腫好多了。
由於這些措施的得當有力，有效地活躍了井岡山根據地的經濟，緩解了敵人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嚴重困難，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從而打破了湘贛兩省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殘酷的經濟封鎖。
為了進一步打破湘贛兩省敵軍嚴酷的經濟封鎖，解決紅軍的給養，活躍邊界的經濟，毛澤東和邊界黨領導邊界軍民在井岡山上井村創辦了一個造幣廠。
上井造幣廠是在1928年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以後，在邊界原有的“謝氏造幣廠”的基礎上創辦起來的。
20年代初，廣東龍川縣有個銀匠世家，在兵荒馬亂中，兄弟謝榮珍，謝榮光（又叫謝火龍）等遷徙到江西遂川的五斗江避難，後又移居東坑村。謝氏兄弟不善務農，便利用造銀器的特長，在東坑偷偷玩起了造“花邊”之事。開始，不敢貿然從事，造一點用一點，靠此以假亂真，維持生計。後來，兄長去世，家當由其弟掌管。這謝火龍更為靈光膽大，他廣收銅板，加以少量銀質，造出了“銀色銅”的假銀元。派人成捆成擔地挑到廣東、湖南及江西等邊遠山區變售，竟獲巨利。後來，官府發現謝氏造假銀元，便下令取締，並通緝謝火龍。謝又將“花邊廠”移到永新縣牛田村，繼續生產，後終因官府查緝甚嚴，被迫停業。王佐拉起綠林軍後，聞知此事，大膽把謝火龍接上山來，專造“花邊”，以供綠林軍用。毛澤東部上山後，便停造了。 1928年5月下旬，袁文才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他目睹湘贛兩省敵軍的經濟封鎖造成的嚴重困難，想起王佐曾辦了個“花邊廠”。於是，請示毛澤東及邊界特委同意後，重請謝火龍等當師傅，辦起了造幣廠。
花邊廠——造幣廠，幾經滄桑，幾經變遷，性質變了，規模大了，成為紅軍反封鎖的一個重要單位，歸屬王佐的防務委員會直接領導。
造幣廠設在上井村一位鄒姓老表家，同時分別在黃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設立銀元粗坯車間。生產擴大規模後，又從跟隨秋收起義部隊上山的水口山鉛錫礦工人中抽調了部分戰士充實到造幣廠。說是造幣廠，其實一切生產設備極其簡陋，全是白手起家，沿用了鄉間打鐵的風箱、火爐、鐵鉗等，不同的是辦了熔銀器、沖壓架，在廳堂中間架起了一個高1丈、寬6尺的硬木架，安放著一對重約500斤的花崗石，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沖壓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頭系上繩索，通過頂架滑輪，生產時一人將上印模石拔起，一人及時放上粗坯和溶好的白銀液體；如此一放一拉，沖壓成模，每開爐一次，生產“花邊”四五百枚。
造幣廠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來源於打土豪所得的各種銀質器具。花邊印模是墨西哥版的“鷹洋”。為使這種銀元與歷代官府生產的“鷹洋”有所區別，造幣廠工人在銀元上鑿上了個“工”字。因此，邊界軍民稱作“工字銀元”，意為工農兵銀元。
“工”字銀元流通到市場後，開始商人和群眾感到很生疏，有點不敢用，因“工”字銀元雖貨真，系純銀，但技術方面畢竟比較粗糙。後來，經各級蘇維埃政府大力宣傳，廣大群眾和外地商人知道是紅軍工廠鑄造的，又是純銀品，便紛紛使用。對此，當年紅四軍軍需處長范樹德回憶說：“我們曾經製造過銀元，那種銀元是用首飾上的銀子，如銀手鐲、銀戒指等為原料的，製造成的銀元不是'袁大頭'，現在很多人未見過。它不是平的，是一個凹形的，用鋼印打上'工'、'人'，或者'七、八、九'等字樣，我們將它等同於'袁大頭'發給部隊去用。但在開始時，當地人民特別是根據地外的人看到這種銀元生疏得很，在市場上使用很不習慣，有點不相信。但每經一些有財有勢的人，比如地主打上一個字，這些人一見就說：這是真的銀子，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於是我們就廣泛地進行宣傳……慢慢地人民就相信了，後來當地人民對這種凹形銀元很信得過。”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非常重視造幣廠的工作。 1928年6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等還陪同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視察了造幣廠，鼓勵工人們積極生產，強調提高“花邊”質量。
此後，為了解決造幣廠的銀質原料，毛澤東命令部隊每打下一處城鎮、一家土豪，都要注意收集銀器，交軍需處備用。
1928年冬，湘贛敵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三次“會剿”，造幣廠遷至大井的鐵坑和下井的桶缸山，繼續堅持生產。直至敵人佔領井岡山後，工廠被破壞，才被迫停業。
上井造幣廠雖然只存在半年時間，但它卻有效地緩和了根據地的經濟困境，對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起了很大作用。井岡山時期“工”字銀元的鑄造和流通，成為中國新型人民貨幣的萌芽，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紅色政權的強大經濟生命力，為以後的中央蘇區乃至後來的新中國貨幣製造提供了經驗。
士兵委員會，是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時期加強軍隊建設的一項創造，是紅軍民主主義制度化的具體運作形式。士兵委員會，是1927年9月底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前委在“三灣改編”時確立的，在長達一年多的艱苦歲月裡，起了重大的作用。
1.“士委會”的性質與地位。
對此，楊開明在其當年的報告中是這樣評述的：“紅軍中的士兵委員會，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士兵是軍中的……它參加了軍事管理，不過是在軍事長官和黨代表的指導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機關。有了士委會而軍中才有民眾，官長有不是處，他們可以開會說話反對甚至處罰之（士委會官長也參加在內），有了士委會可以解決軍中許多的麻煩問題，如經濟公開（軍中的經濟由士兵委員會組織經濟委員會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長士兵同等待遇，沒有什麼差別。管理上士委會可以負相當之責。有了士委會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寫標語，貼標語，發傳單，演講宣傳，組織群眾，由士委會督促自動地去幹，比設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強得多，士委會是由兵士選出代表由代表會議產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組織。”
（二）“士委會”的組織與任務。
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對此論述頗為詳細：“四軍士兵的組織，在軍團營連均設士兵委員會，官兵同時為（即參加）士兵委員會，全連士兵選擇5人至7人或9人為連士委執委，推主席1人；以全營人數按每5人舉1人代表組成全營士兵代表會，推舉11人至13人組織營士執委，推舉1人為主席；按全團人數每10人舉代表1人組織全團代表會，推舉17人至19人組織團士委會，推舉1人為主席；全軍按30人或50人舉1人代表組織全軍代表會，選舉19人至21人或23人組織軍士執委，選1人為主席；軍士執委選5人至7人為常委，團舉5人至7人為常委，營舉3人或5人為常委，連無常委機關，軍團常委均設機關於政治部內日常辦公，營常委不設機關。”
1928年4月下旬井岡山會師後，陳毅曾被推舉擔任紅四軍的軍級士兵委員會主任。
各級士兵委員會的任務是：“（1）參加軍隊管理；（2）維持紅軍紀律；（3）監督軍隊的經濟；（4）作群眾運動；（5）作士兵政治教育。”
3.“士委會”與軍事機關的關係。
“士委與軍事機關的關係，士委只能對於某個問題建議或質問，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處理，士委開會須由黨代表參加，等於一個政治顧問的性質，在非常時期黨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開會，另訴諸士委代表會。”可見，士委會在組織上是完全置於黨的領導之下的。 1928年“八月失敗”，就是7月間個別士委會脫離黨的領導，私下開會決定前往湘南，造成失敗，士委會是有一定責任的。
由於士兵委員會參與軍隊管理，代表士兵利益，因之在軍中享有一定權力。在當時不少軍隊幹部來自舊軍隊，打人罵人的軍閥習氣嚴重的情況下，士委會曾與之作鬥爭，維護了士兵權益，起了很好的作用。加之直接參與軍隊經濟管理，使之經濟公開，從而讓廣大的兵士都感覺到紅四軍與舊軍隊不同，雖然“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戰不息，仍然維持不疲者，黨的作用之外，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之實行”。這種“徹底的民權主義”的實行，主要是通過“士委會”表現出來的。
“士委會”的設置與健全，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是區別紅軍與白軍的重要標誌。它對推廣軍內民主，反對軍閥主義，克服官僚主義，密切黨與士兵的關係，對瓦解敵軍，粉碎敵人軍事和經濟的“會剿”，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因之，毛澤東評述道：“所以在這樣苦的生活中，這樣激烈的鬥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委會，其職務是監督官長，代表士兵利益，參加軍隊管理，對內（軍隊內）做政治訓練，對外做民眾運動，士兵委員會健全了，可以不要政治部，工作人員都可以納入士兵委員會機關里工作，比另設政治部好。”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