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二章根據地的恢復與鞏固
8月下旬至9月初，紅四軍主力在毛澤東、朱德率領下，繞道崇義、上猶，一路游擊，於9月8日回到根據地遂川黃坳。此時，欣聞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軍中人人歡天喜地。
然而，“我軍經崇義、上猶、遂川，到井岡山之際，贛西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欺我敗殘，以五營追我至遂川”。
毛澤東、朱德、陳毅決定教訓一下這個劉士毅，一來為井岡父老鄉親獻上一份“回歸禮”，二來王爾琢血洗冤仇。根據劉士毅部退出縣城，駐守城郊，派出小股部隊與我糾纏，意欲把紅軍誘入圈套的情況，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商定：來個“將計就計”。
9月12日，紅軍部隊運動到遂川堆子前。朱德向紅二十八團、三十一團三營及趕來參戰的遂川縣赤衛大隊部署了戰鬥分工：二十八團和遂川縣赤衛大隊一分隊打前鋒，直接進城，突破敵人伏擊圈，然後殺個“回馬槍”；三十一團三營和赤衛大隊二分隊作為後續部隊，晚兩小時出發，出其不意，攻敵之後，形成南北夾擊之勢；炊事後勤人員帶上全部行裝工具，緊隨二十八團，迷惑敵人。
戰士們聽說打仗了，情緒為之高漲。聽了朱軍長的部署，頓覺信心百倍。
13日清晨，朱德率紅二十八團、遂川赤衛大隊一分隊、後勤炊事人員，大搖大擺地向遂川縣城開進。前衛部隊果然與前來誘我紅軍的敵小分隊在草林相遇。我前衛部隊遵朱德吩咐，佯裝驕兵，步步進逼。
敵軍的指揮官廖某見我紅軍“上當”，連炊事人員都過來了，自鳴得意，急令設伏在縣城附近南面洋林、石壩、新砦一帶的各營向縣城移動，企圖切斷二十八團進城後的退路。
敵人沒料到，正當他們向縣城移來時，朱德率二十八團又從縣城殺了出來。敵人以為我軍已覺察他們的計謀，一時合圍過來。朱德令二十八團咬住一股敵人，猛打猛衝，突擊包圍圈，衝殺20餘里。
敵人不知是計，在後面窮追不捨。朱德見敵已中計，即令部隊佔領有利地形埋伏起來。
突然，敵兵後面槍聲四起。朱德見毛澤東所率三營已得手，立即發起攻擊。敵人腹背受擊，驚恐萬狀，一時潰不成軍，被打死的，慌不擇路跳入泉江的，不計其數。
是役，“我以四營進攻劉士毅，破之於遂川城，繳槍二百五十，俘營長連長各一，排長三四，士兵二百餘，餘部退贛州。”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紅軍攻占遂川縣城。
最欣慰的是，激戰中擊斃了叛徒袁崇全，紅軍將士為王爾琢報了仇。
部隊上下為之雀躍。遂川群眾和紅軍戰士還編了首歌謠，讚頌毛澤東、朱德用兵如神：
紅四軍二十八團、三十一團三營攻克遂川城後，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軍大隊行動委員會即與遂川縣委商量決定，留少數兵力與遂川縣赤衛大隊駐守縣城，其餘部隊立即兵分四路，向四方開展游擊活動，發動群眾，分配土地，建立紅色政權，發展黨的組織，並籌措紅軍給養。對此，毛澤東曾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我指揮軍隊之行委（毛澤東為書記）與遂川縣委共同經營遂川的群眾，並籌軍隊之給養，分四路向四鄉游擊，每路組一行委指揮之，東路曾推進到萬安，與萬安縣委取得聯絡。”
東路行動委員會由陳毅指揮。他帶領部隊來到萬安時，部隊紀律嚴明，深受群眾歡迎。部隊到萬安，主要是發動群眾起來鬥爭。
萬安，因遠離井岡山根據地，白色勢力較大，“自一月間曾與當時的前委在遂川城開過一次聯席會之後，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間阻”，直至這次紅軍游擊部隊來到萬安，才與紅軍再度發生聯繫。處於白色勢力統治下的萬安，在張世熙、曾天宇（後犧牲）、劉光萬等領導下，革命鬥爭活動一直沒有終止。至1928年9月時，仍有著黨的9個區委，只是在萬安暴動後因敵人力量過於強大，失去了部分槍支。陳毅率紅軍一營游擊到萬安時，萬安城內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力量紛紛響應，表現出極高的鬥爭熱情。
陳毅所部在萬安羅塘等地工作數日撤出後，萬安有80多個革命農民，在劉光萬率領下，跟隨陳毅部隊上了井岡山。
曾隨部隊一起上山參加紅軍的康克清回憶說：“1928年中秋節後，大概是9月間，陳毅同志帶領一營紅軍來到羅塘灣。部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宿營在村頭。部隊先後三次到羅塘灣。第一天，我在家裡，我家的窗戶正對著大路。見來了部隊，我沒有去開門。當天部隊在遠離羅塘灣的一個地方宿營，那個地方離遂川於田圩只有15里路。部隊在那裡刷寫張貼了不少標語口號，我們派了幾個識字的人到那裡去看，被派去的人回來對我們說了標語的內容，說紅軍不進老百姓屋，宿營在外面。我心想，這些部隊是紅軍，可敬可愛。第二天，紅軍又來到了羅塘灣。我和我的嬸嬸出去，在街上碰到才苟（下街人）。他說：你們怎麼不出來，要籌備軍糧。我們就組織婦女立即給紅軍籌集糧食、蔬菜，把地主的豬捉來殺，德盛堂的穀子也都挑出來了。我們把糧食籌集好了後，部隊沒有來要，就走了。第三天，紅軍又來到羅塘灣。這天敵人八十一團也從河西開到了羅塘灣。我們把埋藏的槍、梭鏢也挖出來了。紅軍見敵人兵力比我們強大，立即撤走，我們100多人也跟著紅軍撤出，其中有7位女同志。我們隨部隊到於田圩時天還沒有亮，紅軍與敵人戰鬥了一天，第二天在遂川縣城邊宿營。我們邊打邊撤，向井岡山轉移。我們經堆子前、黃坳，當時路很不好走，只有條羊腸小道，終於第三天到達井岡山。途中有些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不願意離家，半路上離開了部隊。到井岡山時，隨紅軍行動的萬安農軍只剩下80人了。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提到的萬安農軍。”
毛澤東所說的“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之經過，即如此。
萬安農軍上井岡山後，被編為萬安赤衛隊，配合紅軍作戰。
9月26日，紅四軍主力回到茨坪。在茨坪，會合了紅四軍三十一團一營和三十二團二營。硝煙中重逢，大劫下餘生，大家都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鑑於部隊長途征戰，毛澤東、朱德決定讓部隊休整數日，擇日再回寧岡。
月底，部隊正欲下山，突然，茅坪鄉政府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主席謝貴山受袁文才指派，前來報告說：他們抓到新城駐敵週渾元旅二十七營營長周宗昌派來的兩個女探子。據女探子交待，駐新城的周宗昌營，欲乘紅軍主力未歸之際，血洗茅坪。為謹慎計，先派她們前來茅坪察看有沒有馬糞，下了門板沒有，弄清紅軍主力是否返回寧岡。
敵人血洗茅坪的消息，引起了毛澤東、朱德的重視。茅坪，是紅軍的大本營，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豈能讓敵人為所欲為！毛澤東、朱德聽了報告後，商定認為：敵人氣勢洶洶，正好智取。於是，交代謝貴山回去把兩個女探子放了，造成紅軍大隊未歸的跡象，誘敵深入，待我集中兵力，一舉殲滅之。
謝貴山回茅坪後，向袁文才作了匯報。袁文才依計而行。被放回的兩個女探子不知其中有詐，回新城向周宗昌講了偵察的情況。
為保衛茅坪，收復失地，毛澤東、朱德率領二十八團、三十一團，於9月30日晚悄悄地回到茅坪，並連夜在茅坪攀龍書院召開了團以上乾部會議，具體部署殲敵方案。在這次會議上，考慮到王爾琢犧牲後，二十八團團長由朱德兼任的情況，決定由二十八團一營營長林彪繼任二十八團團長，並由林彪具體指揮部隊在茅坪的坳頭壟設伏，殲滅來犯之敵。
坳頭壟，坐落在新城通向茅坪必經之道的一個狹長山沖上，密林峽谷，山峰對峙，進口小，中間大，極似一個張開的口袋。
10月1日天未亮，部隊即開始行動。朱德、林彪率二十八團從瓦屋裡登高嶺山，擔任正面埋伏，毛澤東率三十一團從牛亞陂佔領西山制高點；袁文才率三十二團二營繞道壩上截斷敵赤坑退路。全部兵力為6個營，佔絕對優勢。
事情果然不出毛澤東、朱德所料：敵二十七營營長周宗昌誤以為兩個女偵探的情報為真，於10月1日糾集寧岡挨戶團數百人從新城傾巢而出。周宗昌營是周渾元旅的“尖子營”，作戰能力很強，從未在紅軍面前失過手，一向很驕橫。出發時，周宗昌命令所屬每人帶上10刀草紙，1瓶煤油，把茅坪燒光！然而，周宗昌哪裡知道，紅軍主力已悄然回歸，此刻已在坳頭壟張開了“布袋”，專等他們進“袋”呢！
約9時許，周宗昌營肆無忌憚地進入了坳頭壟。
寧岡挨戶團充當先鋒，一進坳頭壟便燒了壟頭的油槽坊，接著又點燃了幾棟民房。沖天的大火激起了埋伏在山中紅軍指戰員的滿腔怒火。但這不是周宗昌的正規部隊，張開的“布袋”還不能過早收縮。
這時，走在後面的周宗昌更加相信茅坪無紅軍，於是命令部隊加速前進。在敵人全部進入包圍圈時，朱德的槍響了。頓時，號聲、槍聲、殺聲驟起。二十八團在高嶺背擋住敵人進口，三十一團在王沖山上憑藉制高點，控制敵中段，三十二團從赤坑堵住退路，把敵人往“布袋”中逼，三面火力交集，打得周宗昌叫苦不迭，驚呼“上當”。
戰鬥僅用了半小時即結束了。此戰活捉了周宗昌，我軍大獲全勝，遂收復寧岡全縣。對這場戰鬥，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欣喜寫道：“十月一日，與熊式輝師週渾元旅之二十七團一部戰於寧岡，俘營長一，連長一，排長一，士兵百，繳槍百一十支，餘敵退永新，遂復寧岡全縣。”
此戰又稱“坳頭壟布袋戰”。
坳頭壟一戰後，紅軍又威名大振。
為了迅速地挽回“八月失敗”後的局面，10月上旬，毛澤東、朱德採取飄忽不定的游擊戰術，又率兵重回遂川。 10月13日，紅四軍出擊駐遂川的劉士毅部。守城的劉士毅在一月前被我紅軍擊潰，深知朱毛厲害，即不戰自退，紅四軍再次佔領遂川城。
紅軍佔領遂川城後，再次進行了短距離的分兵，開展群眾鬥爭、土地革命、籌措給養等工作，繳獲金銀藥材甚多。
這時，毛澤東、朱德仍深感憂慮。因為，永新仍在敵手。 11月上旬，留守寧岡的袁文才部飛馬遂川來報：週渾元之二十七團殘部又開出永新，竄踞寧岡新城。對敵週渾元的屢次進犯，毛澤東、朱德十分氣惱，商議：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於是，命令紅四軍主力重回寧岡，再戰週渾元。
11月9日，紅軍主力從茅坪出發，凌晨時分趕至寧岡新城。朱德即令部隊散開，佔領城外高地。天亮後，週渾元部照例出早操。他們做夢也未想到：朱毛紅軍主力正在一旁觀看表演。
朱德一聲令下，戰鬥打響了。二十八團發起猛攻，三十一團迂迴敵後。敵招架不住，倉皇退向城南，竄上新七溪嶺，並在山口架起機槍，向紅軍掃射。紅軍幾次沖鋒，都被敵人打回。為盡快消滅該敵，朱德命二十八團一營繞道翻上新七溪嶺，從背後出擊敵人。敵見腹背受敵，霎時慌了陣腳，一部分舉手投降，一部分奪路向永新方向逃竄。
是日，紅四軍收復新城。
10日，毛澤東、朱德又率領部隊進逼永新。當部隊來到永新四教書院，恰遇潰敵與援兵會合。於是，雙方拉開戰幕。紅軍戰士奮勇爭先，打垮了敵人，繼而追至永新城下。當時，敵十四旅二十八團和二十七團殘部已在城外東關嶺、南屏山修築了工事，以強大火力阻擋紅軍，企圖固守永新城。一時，敵我雙方僵持不下。這時，投誠部隊畢占云特務營從側麵包抄過去，終於在下午3時許打垮了敵人。紅軍前鋒部隊兩個連乘勢進占永新城，此為紅軍四佔永新。
但是，這時聞報敵三十五旅從天河趕來增援。於是，毛澤東、朱德下令進城部隊立即退出，返回寧岡。對紅軍主力四佔永新一戰，蕭克回憶說：“這個戰役是由三個戰鬥階段組成的。第一戰打新城，擊敵一營；第二戰打四教書院，又擊敵一營；第三戰是打永新城，未勝，撤出了戰鬥。但整個戰役，我們紅軍是勝利的，收復了新城、龍源口一帶，打擊了敵人，鞏固了寧岡，對邊界恢復有不小的意義。”
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中記載道：“十一月九日，擊破週旅二十七團於寧岡縣城及龍源口，繳槍百六十枝，斃敵營長一，士兵數十，俘副營長二，連長一，排長一，士兵百以上。翌日清晨，進攻永新與週旅二十八團及二十七團殘部，戰至下午三時，始將敵擊退，前鋒佔領永新城。不料敵三十五旅自天河（吉安永新交界）增援趕到，我軍恐戰不利，遂向寧岡引退，是日敵死傷雖多，然我方亦死傷百以上，為重回邊境以來最大之戰。”
紅四軍主力從9月回師井岡後，三個月內，採取飄忽不定、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三戰三捷，取得了遂川、坳頭壟和新城—龍源口戰鬥的勝利，迫使敵人轉入守勢，恢復和鞏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到11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恢復到：“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狹長之整塊。此外蓮花之上西區，永新之天龍山區、萬年山區，則與整塊不甚聯屬。”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黃洋界保衛戰勝利後，敵勢稍挫，加上紅軍大隊自湘南迴歸後三戰三捷，使根據地的局面發生了很大改觀。
在紅軍節節勝利的影響下，10月中旬，駐湖南的國民黨軍新八軍第三師閻仲儒部126人，在營長畢占云的率領下，於桂東舉行起義，棄暗投明，參加紅軍。 11月初，贛軍向成傑部駐宜春的一個正規連，又在連長張威的帶領下，投奔紅軍。
畢占云，出生於四川廣安縣，早年曾投身綠林，後被川軍收編為閻仲儒師王湘魯團的一個營，畢占云任營長。他與朱德、陳毅彼此間曾有過來往，在土地革命的浪潮中，產生了對共產黨主張和政策的讚賞心情，同時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甚為不滿。 1928年六七月間，閻仲儒師被調往桂東參加“剿共”。在桂東，畢占云耳聞目睹了共產黨紅軍給老百姓帶來的好處，頗受影響。 8月，紅軍在遂川大汾、左安一帶，俘虜了畢占云部一班人，從俘虜口中了解到畢占云的情況。為了爭取畢占云，紅二十八團黨代表何長工向軍部請示，釋放俘虜，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一致同意何長工的意見，將這個班連人帶槍全部放回，朱德、陳毅並聯名以同鄉的身份向畢占云寫了一封信，指出了他屬雜牌軍，受蔣介石排異之處境，希望他反戈一擊，投奔紅軍。
畢占云接信後，見紅軍將他的人馬放回，甚為感動，於是決定投奔紅軍，並派副官蔡達景到黃坳與紅軍聯絡。陳毅熱情地接待了蔡副官，商定了起義的有關事宜。
10月中旬，畢占云在桂東正式率全營人馬起義，來到遂川湯湖，受到陳毅等人的熱情歡迎。隨後，編為紅四軍特務營，仍以畢占云為營長。
張威，雲南人，出身於貧苦家庭。投身北伐軍後，因作戰勇敢，提為連長。大革命失敗後，他所屬的朱耀華十八師調來江西樟樹一帶防守共產黨，後又調至袁州（宜春）“剿共”。國民黨軍內與地方的腐敗，人民生活的貧困，使他感到前途黯然，情緒低落。於是，他終日出入賭場，未料竟將軍餉輸掉。
張威的這些情況，被我宜春地下黨組織掌握。地下黨即對他進行了強大的政策攻心，啟發他的階級覺悟，鼓勵他棄暗投明。張威經過反复思慮，於11月初毅然率部起義，隨後進入蓮花紅色區域，編在蓮花紅色獨立團。不久，獨立團開赴寧岡參加紅四軍冬季整訓。整訓結束後，蓮花紅色獨立團改編為縣赤衛大隊，張威部改編為紅四軍獨立營，張威為營長。
畢占云、張威兩部參加紅軍後，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非常關心他們的成長。當時，畢占云部多系“雙槍兵”（指吸鴉片）。為了幫助畢部戰士戒菸，二十八團黨代表何長工受命將他們帶至遂川大汾一帶整訓改造，陳毅也多次來到畢占云營，給他們作形勢報告，鼓勵他們戒掉惡習，丟掉“煙槍”，拿起鋼槍與敵人鬥爭。同時，軍部對張威部也進行了改造工作。
在軍部領導的關心教育下，畢占云、張威兩部的政治素質得到改造與提高，很快成為紅四軍的兩支重要武裝力量。 1930年，張威不幸在大餘戰鬥中英勇犧牲。
畢占云、張威兩部棄暗投明參加紅軍，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紅四軍政治影響深入人心的結果，也是共產黨和紅軍分化瓦解敵軍政策威力的產物。
1.九月“洗黨”。
1928年9月以後，湘贛邊界開始“厲行洗黨”。 “洗黨”，實質上就是整黨，但著重於組織上的清洗與整頓。這是我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
為什麼要“厲行洗黨”？
主要原因是在1928年5月以後黨組織的“大發展時期”中，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造成黨組織的嚴重不純。
1928年5月邊界黨的“一大”以後，土地革命蓬勃發展，軍事鬥爭節節勝利，紅色區域不斷擴大，黨的組織進入了“大發展時期”。這時，黨的組織公開了，開始了公開建黨建團。 “召開群眾大會，掛起公開徵收黨團員的牌子，由群眾報名參加。”“訪問凌登雲記錄”。有的還採取“串連發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時，永新縣有黨員4000餘人，寧岡縣有黨員近3000人，蓮花縣增至800餘，邊界各縣“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
由於“黨組織擴大，完全只注意數量的發展，沒有註意質量上的加強。黨與階級沒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辦法。這樣將使黨的組織破盡，其結果必變成不能鬥爭的黨”。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紛紛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台。為此，毛澤東和邊界特委決定：“九月以後，厲行洗黨。”
“洗黨”的重點，在寧岡、永新兩縣。這兩縣是井岡山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因此，“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
“洗黨”的主要做法，一是進行組織整頓；二是建立秘密組織。
為了幫助地方“洗黨”，紅四軍軍委從部隊抽調了陳東日等一些紅軍幹部深入基層，協助工作。
當時，“洗黨”的對像大致有以下幾種：（1）不起黨員作用，不服從指揮，不願革命的；（2）投敵叛變或被敵人抓去，問題沒有搞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積極的。
這裡，以寧岡大隴區委為例，略述“洗黨”情況。
寧岡大隴蘇區幹部朱開卷回憶說：“那裡擔任我區洗黨工作主要負責人是陳東日。1928年6月，全縣1000多黨員，大隴區有400多。洗黨先是從支部開始。陳東日到各鄉的支部裡與支部書記和兩個可靠的黨員研究，研究哪些黨員不符合條件應該洗刷，哪些黨員不應該洗。我們這個區共洗掉200多個，剩下100多個。剩下的黨員就重新立過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冊送到區政府，由區政府立總冊，送一份給縣委。我這個支部有60個黨員，洗黨以後只剩下20多個。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
“洗黨”的重點放在開除投敵叛變分子上。喬林鄉有個陳彭壽，雖出身貧苦，但在“八月失敗”後，對革命喪失信心，暗中投靠敵人，事情被黨組織了解後，被清洗出黨並予以處決。 “訪甘紀猶記錄”，內部採訪資料。永新洋溪鄉小地主汪玉瑞、汪滿德，投機取巧鑽進共產黨內，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後來，汪玉瑞被處決，汪滿德被清洗出黨。 “汪九倌回憶”，內部採訪資料。
被清洗的黨員，不通知他本人開會，宣布他們的問題，支部會上除名，被除名的黨員當時本人不知道。沒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記，逐級上報。當時整個邊界被清洗的黨員計有4000人左右。
“洗黨”以後，黨組織重新轉入秘密狀態。雖然“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黨的基層支部，成為邊界鬥爭的堅強戰鬥堡壘。如大隴區喬林鄉的共產黨員，在艱苦的戰鬥環境中，英勇戰鬥，堅貞不屈，大部分都犧牲了。在湘贛邊第三次反“會剿”中，許多黨員堅持秘密活動，轉入深山老林，飲冰臥雪40余天，凍掉了手指腳趾，也沒叛變革命，表現出堅定的信念與頑強的作風。
邊界的“洗黨”運動，畢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沒有任何經驗可藉鑑，因此在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有些地方簡單地重新抄報，沒有予以高度重視；有的地方又清洗過嚴、過狠；有的雖強調黨的成分，卻又出現排斥知識分子等現象。儘管如此，總的看來，邊界九月“洗黨”的進展是健康的，成績也是顯著的。通過“洗黨”，純潔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的戰鬥力，不失為我黨歷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黨運動。這次“洗黨”，為我黨以後的整黨運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寶貴的經驗。
2.重建紅四軍前委
中共中央對湘贛邊界的鬥爭十分關注。在收到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發出的報告後，於6月4日向湘贛邊界前委發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對前敵的指示信——關於目前形勢及今後的任務與工作》（亦稱六月來信）。
但是，由於當時的交通不便，幾經輾轉，由上海到江西，由江西省委再到吉安縣委，直至11月2日才送達邊界。接到中央的重要來信，毛澤東十分高興。他記述說：“中央六月四日來信，經過江西省委吉安縣委，於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岡山。這封信好得很，糾正了我們許多錯誤，解決了這邊許多爭議的問題。這封信一到，即已發交軍中及地方各級黨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動的部隊集中井岡山，特委委員、軍中及地方的活動分子，共30餘人（朱德、陳毅、何挺穎、何長工、袁文才、王佐、譚震林、鄧乾元、李卻非、陳正人、王佐農、肖萬俠、劉輝霄、謝貴標、劉敵、熊壽祺、楊開明、曹、鄧允廷、毛澤東、宋喬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參加），由特委召集開會，討論中央來信。”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中央來信詳細地分析了國內形勢，肯定了“中國革命現在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在這一階段中，我們的政策是沒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關係，建立工農獨裁的蘇維埃政權”。同時，向井岡山前委介紹了全國其他地方的鬥爭形勢，指出了自“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存在的各種主要錯誤，肯定了湘贛邊界紅色政權的重要地位。信中說：“你們所佔領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寧岡、遂川，然而你們的地位仍然處在三省暴動佈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們在三省暴動的前途上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鑑於湘贛邊界紅色政權的重要地位，中央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今後的任務和工作，明確提出了八點指示：
（1）前委的任務“就是在湘贛或湘粵贛邊界以你們的軍事實力發展廣大的工農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而推進湘鄂贛粵四省暴動局面的發展”；
（2）怎樣深入？就是要“徹底地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由鄉蘇維埃重新分配”；
（3）“要以群眾為主力，紅軍為助力，發動四周的群眾的暴動”；
（4）部隊“可以正式改成紅軍”，“在政治上設政治部取消黨代表，實行士兵的政治訓練”；
（5）具體的策略問題：“不宜於一開始便重新分配自耕農的土地”，“在暴動還未起來的地方我們在宣傳上還不宜提出沒收自耕農土地的口號，單獨提出沒收地主階級和一切祠堂廟宇公地的土地”，“必須保護小商人的貿易”等；
（6）“須有專門指導職工運動的機關”；
（7）“在組織的發展上要特別注意工人佃農雇農的成分之增加”，“要經常地開辦黨的訓練班”；
（8）“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所有管轄區域內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揮”，並指定由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誌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成前委，毛澤東任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委，以朱德為書記。另外，組織一職工運動委員會，以前委一工人同志為書記。
經過熱烈的討論，會議認為中央來信“除一二點（如游擊區域過寬與廢黨代表制）具體事項外，全部原則及政策都切合實際，應依照執行”。
中央六月來信是極為重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這封來信指明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肯定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提出了加強邊界鬥爭的一系列原則和政策。這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
根據中央6月4日來信的指示精神，11月6日，邊界重新組織了前敵委員會。 “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統轄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
關於前敵委員會，在1927年9月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湖南省委曾任命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但在1928年3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前委取消後，“各縣工作，頓失中心”。後來，“適有贛西特委轉來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組織邊界特委，遂召集各縣代表大會，有些重要任務的決定……並選舉了執委，書記為澤東。特委成立不久，對各縣工作的指導，實有新的氣象”。 1928年7月紅軍大隊冒進湘南到“八月失敗”，又組織了前委，以陳毅為書記。 “八月失敗”後，這個前委又被取消了，改為行委，毛澤東為書記。這是前委變遷的沿革情況。
此時，依照中央來信，再次重新組織前委，使根據地內有了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並且前委統轄特委和軍委，這對加強邊界黨和紅軍的集中領導，協調軍隊與地方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1月6日重組的前委，是稱“紅四軍前委”還是“井岡山前委”？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應稱“井岡山前委”，依據是毛澤東11月25日給中央寫的報告（1948年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最早選入），曾取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我們認為，“井岡山前委”與“紅四軍前委”，實際上是一回事，稱呼不同而已。不過，此時前委的稱謂應稱“紅四軍前委”為宜。依據是：
（1）前委組織後不久，1929年1月中旬就已出擊贛南閩西，在後來的多次報告行文中，均稱軍中黨的前委。如：1929年3月20日，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軍中黨的最高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敵委員會（因事實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單外，增了幾個）”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也說：“此次離開井岡山嚮贛南閩西，因我們部隊集中領導機關（前委）和負責人（朱毛）的態度是堅決奮鬥的，所以不但敵人無奈我何而且敵人損失大於他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則大於我們的損失。”“紅軍中黨的指揮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委。”這兩個報告中都說：“軍中黨的最高機關”，“紅軍中黨的指揮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即紅四軍前委。
（2）1929年4月4日彭德懷給中央的信亦可印證。這封信說：“我們現在已到閩贛邊界，與四軍會合了，並得四軍前委的介紹，特將我們的情形略告如下……現已合併到四軍編為第五縱隊，受前委指揮了。”也正因為紅五軍與紅四軍的會合和合編，所以，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才向中央報告：“因事實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單外，增了幾人。”“增了幾人”的具體人員是：彭德懷、滕代遠、熊壽祺、宋裕和、黃公略。
（3）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4月27日《五軍軍委滕代遠的報告》都提到過“四軍前委”，直至1931年9月贛西南的綜合報告還寫著“四軍前委”。
（4）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直到1930年吉安陂頭“二七”會議後，即2月16日，才按中央指示，擴大為統轄四、五、六軍及贛西南、閩西、東江、湘贛邊等赤區鬥爭的前委領導機關（仍以毛澤東為書記），職能才改變了。
從上可見，1928年11月6日按中央來信重建的前委不宜稱“井岡山前委”，而應稱“紅四軍前委”。東北版《毛澤東選集》中取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一文，在解放後編入《毛澤東選集》（四卷本）時改題為《井岡山的鬥爭》，是有道理的。
3.改組邊界特委。
湘贛邊界特委是邊界各縣地方黨組織系統的最高領導機關，最初是1928年5月23日在寧岡茅坪成立的。毛澤東是中共湘贛邊特委的創始人和決策者。
但是，6月以後，特委的負責人幾經變遷，對邊界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經、楊開明來到邊界，要求朱毛率領紅四軍向湘南發展，由楊開明代理毛澤東的特委書記一職。 8月中旬，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開緊急會議，選舉楊開明為書記。 8月末，楊開明病，由副書記譚震林代理書記。 10月初，紅四軍回邊界後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楊開明仍當選書記。因楊開明“大病，幾瀕於死，不能工作”，復由譚震林代理書記。 11月楊開明病情仍無好轉，常委又改組一次，以譚震林為書記。 12月，“因譚震林在特委工作不相宜，調動前委工作”，常委又改組一次，以鄧乾元為書記。這樣，特委自5月成立以來，半年間時間內，變動了五六次，換了幾任書記。
邊界特委在割據鬥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但因任務繁重，幹部缺乏，難以顧及許多工作，因此，毛澤東經常忙得不可開交，有時難免出現“個人專政”、“書記獨裁”的現象。
對此，杜修經曾說：“現有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代表責，個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許多？實際上也就有很多的地方顧及不到了。”
楊開明則認為：“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裡，後來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決呢？還是到特委解決呢？甚至有什麼事前委就推特委辦，特委就推前委辦，兩下你推我讓，甚至兩下都不管了。”
為了加強邊界黨的自身建設，更好地擔負起領導湘贛邊界的鬥爭任務，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過去的黨的機關，在上半期是個人專政，書記獨裁，完全沒有集體指導及民主化的精神”的現象，圍繞著形成黨的民主集中製，《決議案》提出了下列舉措：（1）特委、縣委都設4個以上的巡視員，經常指導下級的工作，幫助各級黨部改造；（2）各級黨的機關，必須健全組織，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常委會；（3）一切政策都要黨員熱烈討論，深切了解，使黨員群眾能根據政策定出工作計劃；（4）各級黨部委員及書記應盡量用選舉方法產生；（5）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6）特委應極力注意使本身和各縣委健全，對於邊界各縣黨的工作，應有整個的佈置；（7）“鐵的紀律”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精神，要使黨壁壘森嚴，步伐整齊的成為強健的鬥爭組織。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得力的措施，同時也因為毛澤東及邊界黨意識到並重視了邊界各級黨部自身建設的重要性，因此在黨的“二大”後不久，即使面臨著湘贛兩省敵軍第三次“會剿”的嚴重局面，邊界特委不但沒有塌台，而且堅強有力地領導邊界軍民打破了敵人的“會剿”，開闢了新的割據局面。
4.加強黨的思想建設。
在湘贛邊界的各項工作中，有一個使前委和毛澤東一直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邊界各縣黨組織的思想建設問題。
由於根據地地處偏隅，是一個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農村山區環境，“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 “社會組織普遍是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由於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黨的組織也有一些宗族裙帶關係。如寧岡縣委中，組織部長劉克猶、宣傳部長劉輝霄，都是縣委書記龍超清的姐夫等。為此，毛澤東曾深有感觸地說：“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為什麼“難得很”呢？主要是邊界各縣的家族觀念、地方主義嚴重地影響著黨的建設和發展。因為“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斗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邊界的地方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小生產者的觀念，是封建農村經濟的反映，它與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格格不入，成為建設布爾什維克黨的嚴重障礙。 “有了地方主義，各地革命鬥爭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顧自己地區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區有困難也不互相幫助。”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 “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
“地方主義在永新特別嚴重。”“如去年永新縣要脫離特委而獨立，其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永新縣委書記被商人所蒙蔽，發生保資本家的事件，軍委和縣委聯席會議議決槍斃反動同志龍怡奎，結果，縣委把龍怡奎放了。”。
其他各縣，“寧（岡）、蓮（花）等縣亦不注意向特委報告，以與特委發生關係”。 “酃縣縣委正式命令赤色游擊隊脫離廣大的群眾跟著軍隊亂跑”。
對於邊界黨的建設，毛澤東曾作了多番的努力。如派毛澤覃去寧岡喬林鄉抓建黨試點，自己親自到永新秋溪鄉開展建黨工作等。在這些試點工作中，都對農村黨員作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共產主義等方面的知識教育，培育基層黨員的共產主義觀念。爾後，特委又舉辦了各式的訓練班，分期分批對訓練班的黨團員進行思想教育。
在上述艱苦、複雜的工作中，毛澤東逐漸形成和得出了一個重要思想，即：“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建黨學說中的精髓。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邊界“二大”以後，邊界特委加大了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邊界各縣的黨組織通過“洗黨”運動也大大提高了戰鬥力。
5.克服土客籍矛盾對黨的組織的影響。
湘贛邊界除了地方主義、家族觀念的影響外，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這種矛盾演繹發展為“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尖銳對峙。
土客籍問題，是井岡山斗爭時期一個特殊而尖銳的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惡習。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後，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 “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開始，這個問題並未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因為從三灣改編到茅坪安家期間，寧岡的土籍革命派龍超清、劉輝霄與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劉克猶等，配合很默契，他們之間還曾共同控制寧岡達一年之久。可後來，隨著鬥爭的深入，這個矛盾便漸漸顯露出來了。
1927年底，寧岡縣農協下通牒，要捉拿寧岡8個土豪，其中土籍有6個，客籍只有2個。有些跟土豪有某種裙帶關係的土籍群眾就說，打土豪土籍吃了虧。後來，在人事權力問題上，土客兩籍出現了相互傾軋的現象。 1928年2月間，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毛澤東推舉活捉敵縣長張開陽的土籍農民、暴動隊長文根宗出任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對土籍人文根宗當縣長有意見。文根宗出任不到3個月，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輪流坐莊”，每屆任期3個月，最多不能超過兩屆任期。由於客籍革命派擁兵自重，是年5月，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擔任。然而，甘金煌只擔任一個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權的縣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為由，把甘給撤換了。
對此事，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的一些負責同誌曾出面乾預，批評了龍超清和袁文才。然而，儘管毛澤東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渦的龍超清、袁文才等人，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驅使，始終難以超脫，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問題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寧岡前後分了三次田。第一次是1928年2月新城戰鬥後，因居住山區的客籍農民未分到居住平疇的土籍人的大田而遲遲分不下去；第二次在5月，改“以鄉為單位”為“以區為單位”，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農民中有瞞田不報無法查清而未能分勻；第三次是“八月失敗”後，又重新分了一次，還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紛爭未能分好。
邊界“八月失敗”時，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殺土籍。一時，土籍農民大部“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壓迫客籍人。後來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經毛澤東佈置紅軍大力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之後，才使他們安心回家。
“土籍的黨，客籍的槍”，在邊界實際上指的是邊界黨內以土籍領袖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同以客籍領袖袁文才、王佐為代表的軍事勢力之間的對立。因邊界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一時難以整治，於是，毛澤東和邊界特委便斷然採取了組織措施，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
這著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日漸趨於緩和。然而，這種矛盾的紛爭和宿怨，始終未能從根本上消除。到1930年2月，導致了一場沉痛的歷史悲劇。
“八月失敗”以後，黨內有些同志被暫時的困難和挫折所迷惑、嚇倒，對前途感到渺茫，把曾經在5月間出現過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又提了出來。這種錯誤思潮的再次產生，表現了極大的危害性。為此，毛澤東感到有必要再次答复這個問題。
1928年10月4日至6日，毛澤東和邊界特委在寧岡茅坪的步雲山白雲寺，主持召開了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有邊界各縣黨和軍中黨的負責人共100多人。毛澤東代表第一屆特委會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報告詳細地論證了國內的政治形勢，邊界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原因，肯定了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重大意義，同時，再次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
會議的主要議題和結果是：（1）通過毛澤東為本次大會起草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2）改選邊界特委，重新推舉了毛澤東、朱德、陳毅、譚震林、陳正人、龍超清、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農、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19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鑑於8月間的永新九陂會議曾改選楊開明任特委書記，但8月底楊開明患病，由副書記譚震林代理，這次會議上，原本也擬選楊開明任二屆特委書記，由於他仍患重病，故由譚震林代理書記，陳正人為副書記。 （3）在選舉產生新的特委的基礎上，對邊界黨的改造與建設、各縣工作問題、農村鬥爭問題、工人運動問題、兵士運動問題、宣傳問題、訓練問題、蘇維埃問題、土地問題、青年團問題進行了討論和決議，並通過了《井岡山土地法》和《工會組織法》。
毛澤東在會上作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即《決議案》的第一部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就國內的政治狀況、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湘贛邊界的割據與八月失敗、湘贛邊界的割據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經濟問題、軍事根據地問題六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與論證，並從理論上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偉大思想。
毛澤東的論述，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和特點，不僅對“左”傾盲動主義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時對“紅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右傾悲觀論調再一次進行了科學的回答。這個報告極大地鼓舞了與會人員的信心，使以後邊界黨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統一。
邊界黨的“二大”決議案，詳細地論述了邊界的鬥爭現狀，系統地總結了邊界黨在自身建設中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明確地提出了加強地方各級黨組織建設和改進邊界各項工作的措施和要求，並強調“指出過去黨內的錯誤，洗刷黨內機會主義的遺毒，改造各級黨部，使之走上真正無產階級領導的道路，是今後各級黨部重要的責任”。
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誌著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紅色政權理論的初步形成。 “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紅色政權理論，體現了我黨在幼年時期對中國革命特點的認識，為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這是毛澤東的一大貢獻。
邊界“二大”以後，根據地的割據局面出現了新的轉機，紅色區域迅速擴大，革命政權日益鞏固。
此時，根據邊界“二大”的決定，邊界特委開辦了黨團訓練班。
湘贛邊界的黨、團組織自1927年10月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來到後，幾經努力，均已恢復。廣大黨團員在一年的鬥爭中，也得到廣泛鍛煉，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 “但因為邊界是個農村經濟的環境，加之黨的歷史很短，獨立鬥爭很少（因為有紅軍可靠），故機會主義的遺毒、農民黨的傾向，在邊界各級黨部中表現出特別可怕的色彩。”
這些“可怕的色彩”，表現在：有的黨員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贊成焚燒政策，主張與敵人硬拼；有的黨員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對敵人的進攻表現出畏縮、懼怕現象，懷疑紅旗打不長久，因而悲觀失望；有的黨員缺乏鐵的紀律，隨意性很強；有的黨員鬧地方主義和土客籍矛盾，引起隊伍內部不和等等。邊界黨既要領導黨員和群眾同地主豪紳作鬥爭，又要從事黨和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加上應付惡劣的環境及客觀上的困難，因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有意無意而對於基本工作疏忽了”。因而，“洗刷黨內機會主義的遺毒，改造各級黨部，使之走上真正無產階級領導的道路”，就提到了議事日程。
為此，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決議案》中指示：“過去各地黨之所以沒有力量就是因為黨員沒有訓練，甚至入黨式都沒有過，現在每個黨員都須進行黨的基本理論的訓練。”這種黨團訓練班，據當年特委書記楊克敏（即楊開明）記載，“辦了一期6個月的訓練班”。
第一期黨團訓練班於“二大”以後開辦於寧岡茅坪象山庵。 《訪張桂庭、劉桂生、謝梅香同志記錄》。內部訪談資料。參加訓練班的黨團員，由各地黨組織選派，分期分批，集中學習。學習的時間，視情況而定，一般為一個半月。
邊界特委為訓練班制訂了訓練大綱。其中分訓練內容、訓練方法和訓練要求，請有知識的老黨員幹部給予輔導、訓練。同時，要求各地縣委也相應舉行短期訓練班。訓練的內容主要以授課為主，對黨員進行政治教育、形勢教育、階級教育、黨的性質和基本理論教育。
在加強對邊界地方黨團員訓練的同時，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也在軍隊中開辦了黨團訓練班，組織軍隊黨團員進行系統學習。對此，王紫峰迴憶說：“八月失敗後，在遂川打了一仗後經茨坪到茅坪，在寧岡又打了一仗，隨後在龍源口又打了一仗不久就開始整訓……這時我調到湘贛邊特委舉辦的黨團訓練班學習”。 “湘贛邊界特委黨團訓練班設在茨坪。有100多名黨員參加了訓練，時間是三個月。訓練內容：講階級鬥爭史、革命發展史，講政治、群眾工作，也講時事，早晨還出操。軍事訓練搞些隊列、隊形變換。我在訓練班只訓練一個多月就出來了，訓練班有一個指導員專門給我們講課。”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同志，十分重視黨團訓練班的工作，經常抽空到訓練班去察看，並親自給黨團訓練班的學員講課。
黨團訓練班的開辦，有效地提高了黨團員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質，為加強根據地黨的建設和提高黨的戰鬥力，奠定了思想基礎。
紅四軍自1928年4月下旬在寧岡礱市成立以來，一直處於頻繁的戰鬥之中，南征北戰，馳騁羅霄。 5月間在寧岡茅坪召開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後，直至11月間才戰事稍寧。於是，為了整頓軍中的黨，處理半年來軍中的政治、軍事、黨務等各種重要問題，11月13日至15日，前委在寧岡新城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據1928年11月16日編輯的《紅軍第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案》記載：“六次大會於11月13日預備會，14日正式開會，15日閉會，計到代表79人。四軍全軍的支部除三十二團一營遠在永新派代表來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參加，各代表攜提案30餘種，經一度整理將意見相同者合併計得17種。大會討論了政治、軍事、黨務各種重要問題，尤其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有長時間之辯論，這是六次大會的特點。關於各種提案，因代表身負重責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討論，乃決定移交新軍委討論執行。新軍委選舉最初由大會主席團提49人候選名單，經大會選定23人為六屆軍委委員，組織執委會進行一切工作，大會於15日閉幕。這次大會一切決定關係紅軍前途及邊界發展至巨。”
紅四軍黨的“六大”一致通過了《政治問題決議案》、《黨務問題決議案》、《軍事問題決議案》、《經濟問題決議案》、《紀律問題決議案》等5個重要文件。
在《政治問題決議案》中，六次代表大會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國內和國際形勢、蘇維埃運動的產生與存在、目前的政治任務等問題。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階段。這個革命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其內容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完成中國民族之解放，對內推翻軍閥完成土地革命，將封建剝削關係消滅，使中國被壓迫群眾得到民權自由。”因之，紅四軍今後的任務為：擔負邊界各縣“負有影響二省革命運動的使命”，“建立布爾什維克的黨，領導群眾擴大民權革命運動，深入紅軍所到區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發展以促統治階級的分崩離析”。
在《黨務問題決議案》中指出：“紅軍各級黨部，不應公開處理各種事務，竭力恢復秘密狀態，黨的機關可設置在各級士委會內”；“健全軍委，軍委須經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經常成立政治訓練班，陶鑄黨務工作人才”，“在戰鬥中發展黨員”；強調“連支委為紅軍黨的工作核心，黨代表則為此工作核心之負責者，並負有計劃督促政治工作之公開任務，在事實上目前黨代表制度不應取消”。這些均同中央6月4日來信的指示精神及紅四軍前委討論中央來信所作的決議相一致。
在《軍事問題決議案》中，對建立軍事根據地，加強軍事根據地的建設，加強政治訓練，健全軍隊組織等方面的問題，均予以充分的注意，並作出了12項具體計劃；同時，還進一步強調了經濟公開、實行軍中的民權主義和加強組織紀律的重要性。
參加“六大”的代表所提出的17項提案，如：健全軍事政治學校，優待敵軍俘虜，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健全士兵委員會，派員和湘鄂贛紅五軍聯絡，整飭軍紀黨紀，屯積糧食於後方等，這些提案對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紅四軍黨的“六大”經過充分的討論，選舉產生了以朱德為書記的23人組成的第六屆軍委，即紅四軍軍委。對內是軍中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隸屬於前委；對外即為邊界工農兵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 《決議案》對此未有記載，但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曾記載說：“十一月十四日紅四軍第六次全軍大會，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其中的23人軍委委員名單，目前未見任何歷史文獻記載，難以確定。有人將湖南安化縣發現的23人軍委委員名單，視為紅四軍“六大”產生的名單，似為不妥。因為那份資料中的23人中仍有王爾琢、龔楚，而王爾琢已在“八月失敗”中犧牲，龔楚已派湘南特委工作，“六大”是絕對不會再選舉該兩人進軍委了。究竟是哪23人組成軍委，哪5人任常委，尚有待於發掘新的史料方可確定。
紅四軍黨的“六大”，總結了紅軍半年多艱苦創業的鬥爭經驗，明確了今後的任務，產生了新的領導機構，對紅四軍黨的建設以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井岡山時期，各級紅色政權稱蘇維埃政府（始稱工農政府），井岡山老表稱“埃政府”。
在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1927年9月19日），提出“成立蘇維埃”的政權主張時，毛澤東正率領工農革命軍向湘贛邊進行戰略轉移。由於戰鬥的頻繁和嚴重的白色恐怖，使這支部隊與中央湖南省委長時期失去聯繫，從而未收到中共中央的這個決議。因此，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初創時期建立的革命政權，仍稱“工農兵政府”，直至1928年5月才正式改稱“工農兵蘇維埃政府”。
1928年1月4日工農革命軍打下遂川後，為使新建立的紅色政權有章可循，毛澤東指示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起草了一個代表紅色政權權力的“工農兵政府”的施政綱領。據陳正人回憶說：“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的時候，他要我們起草了一個工農兵政府的政綱，有30多條。請主席（毛澤東）審閱時，主席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群眾語言作了修改。如'不虐待兒童'改為'不准大人打小孩'，又如'廢除買賣婚姻'改為'討老婆不要錢'。這樣群眾就容易懂了。”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
這個綱領，以前從未見到，近年從湖南安化縣發現的國民黨十六軍政治部1928年截獲的湘贛邊界檔案材料中，保存有《遂川縣工農縣政府臨時綱領》的翻印件，目前見到的文本共24條。
《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綱領》，集中地反映了工農貧苦階級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政權主張。在當時，其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個政綱的產生與毛澤東的思想觀點與具體指導是分不開的。
隨著井岡山會師後根據地的發展，湘贛邊界恢復了與中共江西、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聯繫，黨中央的政權主張、政策逐步在湘贛邊界得到實踐與發展。 1928年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下轄茶陵、遂川、寧岡、永新、酃縣、蓮花6個縣蘇維埃政府和新遂邊界特區蘇維埃政府。縣蘇維埃政府之下為區、鄉蘇維埃政府。這時，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組織機構便逐步健全起來了，下設：土地部、軍事部、財政部、政法部、工農運動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
湘贛邊界紅色政權誕生後，究竟如何建設，如何完善，全靠中國的革命者自我摸索。在頻繁的戰鬥中，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不等不靠，不唯上，不唯書，靠自己的才學、膽識和根據地軍民的群策群力，一切從實際出發，在斗爭中摸索、實踐，不但使紅色政權日益鞏固，而且創造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把“民主集中主義”（即民主集中製）運用於政權組織。
邊界紅色政權的性質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權，是邊界廣大軍民為之流血犧牲而爭得的權力機構。但由於邊界複雜的社會歷史條件和黨與紅軍缺乏政權建設的經驗，在一段時期中，“各級蘇維埃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符實。工農群眾乃至黨員，多數還沒有認識蘇維埃意義。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大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之一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這是不懂得什麼叫蘇維埃，不懂得工農兵代表會是個固定的最高權力機關，執行委員會只是代表會定期會議閉幕時候的一個處理各事機關，這是邊界許多地方對於政權機關的最大錯誤。”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為了糾正這些錯誤，前委和毛澤東等除在思想上加強向群眾宣傳“民主集中主義”，制定詳細的蘇維埃組織法外，還十分注意在實際鬥爭中吸引廣大群眾參加蘇維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義”廣泛地應用於群眾組織，使“民主集中主義”在革命鬥爭中顯示效力，讓群眾自己去了解，成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這樣，既利於鬥爭，又把紅色政權普遍地真實地建立起來。
此外，前委和毛澤東還針對有些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辦事脫離群眾，缺乏群眾的監督，區、鄉兩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和常委會很少開會，遇事總是由主席、秘書、財務、赤衛隊長或暴動隊長各自處理的現象，提出注意健全各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辦事制度。為此，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厲行民主集中製”，改變“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委員中亦用得不習慣”的狀況；二是對少數蘇維埃政府中的貪污腐化分子，進行徹底清理和嚴肅處理。
（二）正確處理黨政關係，實行黨政分開。
邊界的武裝割據和紅色政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的，黨在邊界的干部和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黨和蘇維埃政權的關係中，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 “雖然沒有黨命令政權機關的事，卻亦沒有尊重政權機關獨立的意義。黨在黨員乃至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裡直接地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錯誤在各處是很多的。政權機關里黨團組織有些沒有，有些組織了用得不完滿。”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這是一種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偏向。它一方面使黨的組織沉緬於政權事務，削弱了黨的領導；另一方面也束縛了政權機關的操作功能，降低和削弱了蘇維埃政權的作用。
為了加強紅色政權的建設，邊界前委和毛澤東對黨政關係及其分工作出了明確規定：（1）“以後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而不是包辦政府的行政事務；（2）“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時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干政的錯誤是要避免的。”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這是我黨歷史上最早提出的“黨政分開”的政策主張，也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黨政分開”的重要思想。
此外，邊界黨對各級黨組織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在1928年10月4日召開的湘贛邊界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規定：“各級黨部與各級蘇維埃的關係要弄清楚，免除黨即政府的弊病。關於黨與政府不同，特委鬚髮一通告，各級黨部要作一普遍宣傳。”
這樣，由於自覺地意識到並正確地處理了黨與蘇維埃的關係，就既確保了黨對蘇維埃工作的領導，又充分發揮了各級蘇維埃政府的作用，從而促進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鞏固和發展。
（三）整頓組織，純潔內部。
邊界紅色政權在建立過程中，因為鬥爭的複雜，致使一些小地主、富農和投機分子乘機混入黨內，並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這給紅色政權造成嚴重危害。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這一問題，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及知識分子爭著要幹，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貧農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