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一章八月失敗與黃洋界保衛戰
井岡山斗爭時期，湘贛邊界特委的組織關係是隸屬於中共湖南、江西兩省委雙重領導的，大政方針須請示兩省省委，只要兩方中的一方點頭首肯，才算合法，才能實施。
為此，毛澤東曾多次向中共湖南、江西省委報告，陳述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的計劃。據1928年5月2日毛澤東以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的名義在永新寫給中央的報告記載：“兩省邊界距離僅十餘里，兩省省委歷次管不到手，因同志的努力，黨的組織活動都在天天發展中。但從三月間周魯同志（湘南特委代表）來寧岡取消前委後，頓失中心，各自為政，起不良之現象。去年十二月前委會即有建議組織邊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另派得力同志來做書記，事實上毛同誌任軍中工作很難兼職……現於吉安來信之後，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組織起來，你認為如何？聽兄處明示。組織一定任組織，這以寧岡為中心、羅霄山脈政權之建立，黨之強有力，軍力去造就實在湘贛兩省之革命根據〈地〉之一。此理毛同誌等業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轉湖南省委轉中央，多久未見奉準駁明文，間從安源市委來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話，但並非省委明示。”
對於毛澤東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計劃，湖南省委的態度究竟如何？從現存的歷史文獻看，湖南省委是明確表示過同意的。 1928年第一號所載《湖南省委來信》給毛部的指示說：“兄處部隊幾月來轉戰數千里，急需得一相當的時期休息與整理。如常此爭城奪池飄泊不定，完全是土匪式的流寇行為，極須加以糾正。目前應積極的，更加深入贛西、茶陵一帶的鬥爭，造成群眾的割據，作軍事的大本營。因此，目前根據地的所得，在事實上萬分必要。不過這個軍事大本營的造成，要在深入發動廣大群眾的基礎上面。我們的意見，目前兄處應以寧岡做軍事大本營，與贛西湘東茶陵一帶均互聯絡也！”可見湖南省委對毛澤東和邊界黨所呈報告，給予了明確同意的表態性答复。
還有，1928年6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湘贛特委及紅四軍軍委的信》中又說：“以羅霄山脈為根據地的計劃，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信亦如此指示。兄處應根據上列各項的指示積極的發展羅霄山脈周圍各縣的暴動，造成以工農為主力的割據局面。”
中共湖南省委的這兩次來信，明確表態“完全同意”湘贛邊特委關於“以寧岡為大本營的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計劃”，這對當時的邊界鬥爭應該說是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的。但是，湖南省委的這種觀念卻並不牢固，對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主張也不堅定。因此，當指示信發出一星期後，即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改變了主張，並派代表杜修經、楊開明雙雙來到邊界，指令紅四軍離開大本營，“立即向湘南發展”，“留下二百條槍”，主力“殺出一條血路，向湘南資興、耒陽、永興、郴州一帶發展”，“以造成四縣的鄉村割據，對衡陽取包圍形勢”，而且要“毫不猶豫地立即執行”，聲稱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省委在指示信中還要求“澤東須隨軍出發”，特“派杜修經同志前來為省委巡視員”，“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以改變湘贛邊特委領導，敦促執行省委指示。
對於湖南省委的這種指令性的強硬指示，毛澤東及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很不理解、很為難。因之，毛澤東說：“湖南省委對於此間的行動計劃，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劃。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並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於是，當第二次信到時，邊界特委、軍委同湖南省委代表之間產生了一場激烈而又微妙的鬥爭。
紅四軍是留在大本營堅持鬥爭，還是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兵下湘南？在這關係到紅軍和根據地存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於6月30日晚上在永新縣城商會樓中，召開了湘贛邊特委、紅四軍軍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四軍軍長朱德，軍委書記陳毅，軍參謀長兼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團黨代表龔楚，三十一團團長朱雲卿、團黨代表何挺穎；特委委員宛希先、譚震林；永新縣委劉真、王懷、劉作述、賀敏學、賀子珍等。 6月30日同時抵達永新的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杜修經也參加了會議。共約20餘人。 《賀敏學同志的回憶》、《龍開富同志的回憶》。內部採訪資料。
20多位剛烈男兒圍桌而坐。會場上煙霧繚繞，氣氛十分壓抑。此時已是南方盛夏之際，不少人汗流涔涔。
會上，首先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傳達了湖南省委6月26日的指示。杜修經解釋了省委為何決定要向湘南發展的“理由”：因為中央把湘、鄂、粵、贛四省列為全國革命的中心，湖南是四省的中心，而湘南又是湖南革命的中心。只要整個湖南的局勢迅猛地向前發展，就可以促進全國革命的總爆發。
這顯然是過高地估計了革命的形勢和我們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湖南敵人的勢力，是一種盲目樂觀和十分有害的“左”傾觀點。大家聽後紛紛發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朱德、陳毅、王爾琢等都認為：四軍主力去了湘南，留下的200多條槍，難以擔負保衛邊界的任務，根據地將會重蹈“三月失敗”的覆轍。因此，四軍主力不能去湘南，而應繼續留在邊界工作，創造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他們請求湖南省委重新考慮，收回成命。
杜修經、袁德生則強調：這是湖南省委的決定，下級應服從上級，毫不猶豫地執行命令。
毛澤東據理陳述了四軍主力不能去湘南的理由，認為，去湘南有百弊而無一利：第一，目前敵人仍處暫時穩定時期，湘敵勢力強大，四軍前去，必將是“虎落平陽被犬欺”；第二，四軍剛剛按湖南省委的上次指示安頓下來，深入土地革命，大力宣傳群眾，各縣的群眾均已起來，不能離開邊界；第三，湘南的經濟已破產，不及邊界籌款容易；第四，傷病員太多，移師會造成人心不安；第五，不去湘南非保守觀念，而正是藉如今的形勢，矯正過去不太重視營造根據地中心區域堅實基礎的缺點；第六，寧岡地勢好，只要政策得當，完全可以與敵人進行長期的鬥爭。因此，毛澤東建議以四軍軍委、邊界特委名義起草一份報告，說明不能執行湖南省委指示的理由，請省委重新考慮。
毛澤東的意見和建議，獲得了絕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
杜修經、袁德生見邊界的同志意見一致，頗為堅決，只好同意會議的主張。於是，聯席會議最後決定：不執行湖南省委指示，四軍繼續留在湘贛邊界活動，深入各縣工作，建立鞏固的根據地。
永新聯席會議上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同湖南省委錯誤主張的抗爭，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原則立場和革命風格。
永新聯席會議後的第五天，即7月4日，毛澤東獨坐在永新商會的一盞油燈前，代表邊界特委和四軍軍委起草向湖南省委陳述紅四軍不去湘南的報告，建議省委收回成命。這是一個下級公然抵制上級省委決定的報告，在黨內尚屬首次；因此，毛澤東顯得格外謹慎。這種“抗命”報告，必須講究策略，講究分寸，周密思考，仔細運筆。他寫道：
湖南省委：
袁、杜二同志於六月三十日同時抵永新，所攜省委通告及中央對湖南工作決議案均悉。
在省委兩信中所指示的前後頗不同，前者要我們繼續建設羅霄山脈中段各縣政權以為軍事根據地，不更變一個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後者要我們於攻永新後，衝往湘南以避敵人“會剿”及解決經濟上之困難。此間六月二十三日擊潰楊池生後，四軍已大部來永新，向蓮花、安福及吉安之西南端游擊，籌款並發起暴動。即於六月三十日夜上由特委、軍委、永新縣委開聯席會議討論省委來信，袁、杜二同志皆參加，決定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有此根據地，再向湘、贛推進，則紅軍所到之處其割據方鞏固，不易為敵人消滅。
毛澤東根據聯席會上的發言和根據地的實際情況，以及湘贛兩省敵軍力量的對比，據理陳述建設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重要意義和四軍不去湘南的主要理由，說理論理，綿密周至。
他列舉了六條理由：
（一）在四軍本身有許多習於流寇式的生活，極不喜住定一處艱苦的做群眾鬥爭工作，充滿紅軍冒險的遺毒。近一月來經多方洗刷，同時永新、寧岡二縣群眾已普遍起來，他們才漸漸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張建設寧岡大本營的政策是對的。如現在又馬上改變，使四軍重新走入轉徙游動的道路，四軍之改造必更困難。前次省委來信指出四軍轉戰千里，近於流寇，必須擇地休息以資改造。此意非常正確，正在遵照執行，不宜輕率變動。
（二）在敵情方面，湘省敵人非常強硬，實厚力強，不似贛敵易攻。贛敵被我連敗四次，其膽已裂，且受我釋放俘虜影響，軍心大搖。計尚能作戰者僅王均之第七師，一師與一團駐萍鄉，二團分駐九江、南昌，料其難於抽調，抽調來攻，亦用適當武略戰而勝之。湘敵則不然，與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僅能將其小部擊退，而敵毫無所損，頑強如故。故為避免硬戰計，此時不宜向湘省衝擊，反轉更深入了敵人的重圍，恐招全軍覆滅之禍。現在湘南敵軍計有桂係兩師，二十一軍，向成傑一軍（三千槍），許克祥一師，吳尚一軍，敵力大於贛西七八倍。我軍縱可勝向、許，決無法勝吳、桂。我軍一去，馬上在吳、桂、向、許的包圍中，有立被消滅之虞，此點省委似未曾慮及。
這裡，毛澤東以婉轉的口氣毫不客氣又很有說服力地批評了湖南省委的主觀臆斷，一針見血，有理有節。
毛澤東接著寫道：
（三）寧岡能成為軍事大本營者，即在山勢既大且險，路通兩省，勝固可以守，敗亦可以跑，且敵人絕對無法把我圍著，若加上各縣黨與群眾的基礎，實在可以與敵作長期的鬥爭。若此刻輕易脫離寧岡，“虎落平陽被犬欺”，四軍非常危險。
紅四軍由於離開寧岡大本營，後來果然招致“八月失敗”，足見毛澤東的先見之明。可當時又擔心上級指責保守，於是，筆鋒一轉：
（四）此種主張絕非保守觀念。過去全國暴動，各地曾蓬勃一時，一旦敵人反攻，則如水洗河，一敗塗地。此皆不求基礎鞏固，只求聲勢浩大之故。我們此刻力矯此病，一面為軍事建立一大本營，一面為湘贛兩省暴動前途建立一鞏固基礎。現我們全力在永新、寧岡工作，日有進步，並向蓮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進，深入土地革命，創造地方武裝，再能有一些功夫，敵人再來進攻，頗有勝的把握。
（五）從經濟上說，四軍人數如此之多，每日菜金節儉需要現洋七百元。湘南各縣焚殺之餘，經濟破產，土豪打盡。朱部自二月抵耒陽時起，即未能籌到一文，僅靠賣菸土吃飯。此刻到湘南去解決經濟問題，乃是絕對的不能。真正解決目前經濟問題，只有在湘贛邊才有法想。
（六）傷兵增到五百，欲沖往湘南去，則軍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難問題之一。
毛澤東把理由擺足，最後闡明了聯席會議的立場：
根據以上六種實際理由，在新軍閥戰爭未爆發以前，尚不能離開寧、永、蓮往湘南。一俟此間基礎略固，外面有機可乘，四軍自可出茶、攸、醴、瀏參加湘省之總暴動。至此時與湘南通訊息，當竭力設法做到，以期彼此呼應，互為犄角。
上項意見，請省委重新討論，根據目前情形，予以新的決定，是為至禱！關於軍隊與地方詳細報告，容後奉呈。
毛澤東上書陳言，有膽有識，有理有節，洋洋灑灑，匠心獨具。然而，他未料到，有人置若罔聞，一意孤行。結果，紅軍和根據地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毛澤東上書陳言的第三天，敵情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出毛澤東所料，湘敵吳尚第八軍按湘贛兩省敵軍於7月7日“會剿”井岡山根據地的協約，乘我紅四軍主力遠在永新、寧岡空虛之機，發動進攻了。
7月4日，吳尚以第一、第二兩個師從茶陵、酃縣侵入寧岡。寧岡，頓時處於一片刀光劍影之中。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紅三十二團團長袁文才等率三十二團和寧岡赤衛隊、暴動隊一起上陣，在睦村、河橋、礱市一帶組成多道鐵網，四面騷擾，堅壁清野，阻擊敵軍。但是，一個三十二團與地方武裝畢竟不是敵正規軍兩個師的對手。 7月9日，敵人突破礱市防線，向新城推進，意欲與贛敵第六軍胡文鬥部和第九師楊池生部會合，在永新南北夾擊朱毛紅軍。
正在永新的毛澤東接到了寧岡告急的報告。
軍情緊急。紅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三十一團主力，應召火速趕回永新，相機應敵。
紅四軍軍委當即決定：二十八、二十九團回寧岡解危，三十一團在永新阻擊來自吉安方向的贛敵。未料，我軍棋慢一著，二十八、二十九團從間道出擊不及，與湘敵在永新新源咀錯道而過。湘敵聞我主力已歸，恐有所失，匆匆向蓮花前進。朱德、陳毅、王爾琢當即決斷，率部揮戈西進，襲擊湘敵老巢——酃縣、茶陵，迫使敵人回援後方，放棄“會剿”。
7月12日，紅二十八、二十九團攻克酃縣。
湘敵果然害怕，於14日急穿永新退回茶陵。湘敵剛退，贛敵王均、金漢鼎部5個團、胡文鬥6個團，共11個團進入永新。
朱德率紅軍大隊攻克酃縣後，本計劃再攻茶陵。但此時，湘敵已退駐茶陵，贛敵重兵又集聚永新，三十一團面臨嚴重威脅。於是，朱德、陳毅等決定率紅軍大隊折回寧岡，增援永新。
然而，天有不測之風雲。當紅軍大隊進至酃縣時，一場意外的變故發生了。
7月12日晚，紅二十九團藉口湖南省委有要四軍去湘南的命令，竟瞞著軍委和上級長官，私下召開士兵委員會，決定13日開往湘南！而且，“私下找好帶路的人，出動的時間都決定了”。
朱德、陳毅聞訊後，連夜找來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詢問情況，當即指示連夜加緊做工作，制止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事件發生。並且，連夜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派人急送永新。
紅二十九團系湘南宜章農軍組成。自1928年“年關暴動”至今，近大半年時間了，很多人存在著濃烈的思鄉情緒。永新聯席會議後，得知湖南省委要四軍前往湘南，欣喜一時變成了狂熱，在鄉土觀念的驅使下，發生了12日晚上二十九團士兵委員會私決回鄉的嚴重變故。
13日，王爾琢、胡少海向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傳達了軍委要紅軍大隊回永新增援的命令。是日，部隊一失以往的雄風，懶懶散散，士氣低落。二十九團要求回湘南的情緒依然很重，二十八團官兵則也不願回永新，提出要去贛南。
軍心渙散，乃兵家之大忌。對此，朱德、陳毅等都覺得很棘手。正在焦急之時，毛澤東派茶陵縣委書記飛馬傳信趕到酃縣。毛澤東在信中堅持永新聯席會議的態度，要朱德、陳毅說服部隊，不要去湘南，堅持邊界鬥爭。
朱德、陳毅、王爾琢都讚同毛澤東的主張。為說服部隊，朱德在酃縣洣泉書院外，向部隊講了話。他說：“弟兄們，毛委員在永新派人給我們飛馬傳信了！現在永新吃緊，我們要回兵永新！至於湘南，我們是要去的，但現在不能去。二十九團的同志們想'打回老家去'看看，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但宜章、郴州敵情不明，不知道有多少敵人。我們鬧革命，是全國性的革命。我們打土豪也不是打一省一縣的土豪，我們要打全國的土豪！我們要消滅反動派，也並不是消滅哪一省哪一縣的反動派，我們要消滅全國的反動派！”但軍長朱德的這番講話，二十九團官兵都聽不進去。會場上又鬧了半天，“朱德同志三勸四勸也不行”，二十九團戰士仍叫嚷著“我們自己指揮自己”，“殺回老家去”。
“軍隊當時的負責同志都感覺到非常棘手，後來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說暫時回去解了井岡之危，再行回湘南不遲，勉強將軍隊開出，十四號由酃縣城開至沔渡（酃縣境內到寧岡路），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兵士垂頭喪氣，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亂，軍心渙散。”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
朱德、陳毅感到事態嚴重。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太嚴重了！但對士兵們又不能威迫，真是為難極了。
15日，朱德、陳毅在酃縣沔渡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做說服工作。隨軍一起行動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非但不出面工作，反而“導揚其焰”，慫恿二十九團去湘南。在兩種意見爭持不休的情況下，陳毅只好提議派人回寧岡請示一下毛澤東再作定奪。杜修經當即自告奮勇前往寧岡。散會時，龔楚竟對杜修經說：“等你一天，你不來，我們就走了！”龔楚身為二十九團黨代表，非但不協助朱德做工作，反而成了“回湘南的主角”，到了目無組織、頭腦發昏的地步了！
事情偏不湊巧。當杜修經飛馬趕到寧岡茅坪時，毛澤東卻到永新去了。杜修經只見到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楊開明聽後，不假思索，就表態說：“決定了，就走吧！老毛那裡，我跟他說。”
於是，杜修經連夜趕回酃縣沔渡。士兵們見他回來，紛紛問他，“走不走？”杜修經手一揚：“走！”
朱德、陳毅等人聞知，知道再勸阻也無用了。為順應軍心，避免紅軍大隊分裂和走上極端之路，同時也擔心二十九團孤軍深入，有被敵擊破之虞，同意讓二十八團一同前往，出擊湘南。這是在當時特定的突發性變故的環境中作出的決定。
7月17日，紅軍大隊由酃縣沔渡出發，冒進湘南。
紅軍大隊離開沔渡後，二十九團回鄉心切，行軍如飛，日行100多里，一口氣走到水口宿營。
二十八團緊追不捨。二十八團是南昌起義部隊，他們本來不想去湘南的，但也不想去永新，他們提出想去贛南。如今，奉了朱德軍長和軍委之命，為保護二十九團，才去湘南。他們對二十九團竭力堅持回湘南的表現，覺得有點反常，說回去增援永新，一天才走30裡，說回湘南就日行130裡，真是不可思議。
得知紅軍大隊離開邊界前去湘南的消息，毛澤東覺得事態嚴重。他立即又寫了封長信，派人急追，力圖把紅軍大隊拉回來。送信人追到水口時才趕上紅軍大隊。朱德、陳毅等閱信後，在水口又召開了一個連以上乾部會議。會議由杜修經主持，朱德、陳毅、王爾琢、何長工、胡少海、龔楚等都參加了。會議的主題仍然是回邊界還是去湘南的問題。
會上，朱德、陳毅、王爾琢等還是維護毛澤東的意見，力主回邊界，但杜修經、龔楚等則堅持去湘南。王爾琢氣得與杜修經頂撞起來，杜修經竟反譏說：“是你聽省委的，還是省委聽你的？！”口氣極為強硬，弄得會議不歡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二十九團仍然向湘南移動，二十八團隨後跟進。因為沔渡會議後，杜修經曾去請示過邊界特委，有過特委書記楊開明認可的話，何況杜修經是湖南省委的代表，竭力堅持省委“向湘南發展”的意見，如今，大隊已遠離井岡山根據地了，二十八團更是無可奈何，只好跟著二十九團向湘南進發了。
二十八團的這種困惑，可以想見；而朱德作為一軍之長，則有著更多的困擾和隱憂。
因為，朱德知道駐守湘南重鎮郴州的敵方軍隊是范石生的十六軍。他擔心四軍與範部交火。朱德與範石生是當年雲南講武堂的同學，後又一起參加了蔡鍔領導的反袁護國軍，兩人雖信仰不同，各事其主，但私交甚篤。南昌起義主力部隊在潮汕失敗後，朱德率南昌起義餘部轉戰千里，在危難之際，曾得到範石生的真誠幫助。範石生給朱部解決了彈藥裝備及軍餉等軍需物資，朱部才得以渡過難關。後來，蔣介石電令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解決朱部，範石生又偷偷地將消息透露給朱德，讓朱德率部脫離險境，還贈送幾萬元現洋給朱部充作軍餉，爾後工農革命軍才折向韶關，到了湘南。如今，紅軍大隊前往湘南，攻打的對象會不會是昔日的友軍範石生呢？如果不是，固然為好，如果是的話，豈不落個不講義氣、忘恩負義的惡名？
對於這段交往，杜修經是不知道的，而陳毅、王爾琢知道，得到過範石生資助的二十八團官兵也知道。這怎麼能不讓朱德和二十八團官兵困惑呢！
紅軍主力被迫向郴州進發。
郴州，是湘南的重鎮，為國民黨專署駐地，也是湘粵贛三省的交通樞紐。
“從酃縣出發到郴州，那時真叫歸心似箭，像苦媳婦久別回娘家，腳桿子特別硬，三步交作兩步走。”7月23日，紅軍大隊兵臨郴州城外的鴉市坪。
24日，部隊到鴉市坪的第二天，一大早，紅二十九團官兵不知是複仇心切，還是欲搶頭功，連敵情也沒有偵察、研究，便開始了進攻。本來，紅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意欲等朱軍長他們到來再行動，可杜修經卻聲色俱厲地說：“還等什麼！範石生部是國民黨軍，我們是共產黨，放著敵人不打，還革什麼命！”
在上、下兩頭熱的情況下，胡少海掌握不住了，只好下達攻擊命令。及至朱德、陳毅、王爾琢趕到鴉市坪時，戰鬥已經打響了。
戰鬥片刻後，才知道駐守郴州的果然是范石生的部隊——第十六軍四十六師的一個補充團。
怎麼辦？朱德想起當時在汝城與範石生離別時，範石生說的一句話：“玉楷兄，此去一別，好自珍重。今後我們相遇時，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朱德猶豫了。隨即，他對杜修經、胡少海說：“範石生部是友軍，過去曾接濟過我們，和我們搞過統一戰線，不能打。”
這時候，沒有一點戰略觀念和統戰思想的杜修經卻說：“已經打響了，就打吧！”
在這位權高位重的湖南省委代表面前，朱德左右為難。打，對不住範石生和友軍；不打，難以說服杜修經和二十九團官兵。權衡再三，出於執行湖南省委指令的考慮，為了紅軍的利益，他違背了自己的意願。
一場不該打的戰鬥開始了。當時的部署是：二十九團以進攻牙石橋為目標，二十八團以進攻蘇仙橋為目標，一個個精神抖擻，向郴州城發起了激烈的進攻。
誰知，一場滅頂之災發生了，紅軍兵敗湘南！
駐守郴州的國民黨軍第十六軍四十六師師長張浩，被紅軍的突然襲擊打懵了。他知道前來進攻的部隊是朱德的紅四軍，也知道朱與範石生的關係與舊約，自認為紅軍的進攻，是朱部路過郴州，礙於國共兩黨的原因做個樣子的，於是下令補充團退守。
補充團不戰自退。二十九團不知內情，以為是守敵怯戰，於是愈加勇猛衝擊。一時，槍彈如雨，遮天蔽地，補充團的士兵一片片倒下。
二十九團的勇猛衝擊，把張浩氣壞了，欲請示範石生，範又到廣州去了。這位年輕剛烈的師長，面對著部屬的請求和士兵的傷亡，當即下令駐守在蘇仙橋的四個團從城北向縣城逼進。
此時，紅二十九團已攻入郴州。 “二十九團在四軍中槍枝雖較少，作戰能力頗強，黨亦較好，可是這一次黨完全失去了作用。”入城後，戰士們瘋狂地東奔西跑，不少人私自離開戰鬥群體，上街理髮、吃東西去了。傍晚時分，敵軍開始反撲，二十九團腹背受敵，情勢非常危急。
朱德、陳毅、王爾琢聞報，急令紅二十八團趕來增援，擋住了從蘇仙橋方嚮往縣城反撲的敵軍。戰鬥打得很激烈，紅軍傷亡很大。面對著數倍於我的敵人，硬頂下去是要吃虧的，於是朱德等發出了邊打邊撤往資興的命令。
當紅軍大隊退到郴州的東江時，一清點人數，二十九團千餘人的隊伍僅剩100多人，建制被打掉了。只有胡少海、龔楚帶了一二十個通訊人員和特務連少許人返回，建制稍完全一點的是蕭克帶領的一個連（六七十人）。二十八團也有些損失，但基本隊伍完好，建制健全。
紅二十九團垮了，幾乎全團覆滅。見到這種情狀，團長胡少海痛苦流淚，黨代表龔楚卻不以為然。後來得知：紅二十九團從城裡突圍出來時，一部分人員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在樂昌被土匪胡鳳璋部消滅；一部分散落在郴州、宜章各地，“不知所終”。
對於這段歷史，親歷者蕭克回憶說：
“7月24日打下郴州，二十八團住在城北邊，二十九團住在城南邊。將近黃昏，範石生的部隊從北面來反攻，同二十八團打，二十九團一聽到打槍就往南面走，老小和行李擔、伙食擔，夾在部隊裡亂跑，走出二三里路隊伍還是不停。我看情況不對，二十八團在打仗，二十九團怎麼不去增援，反而往南跑？不像行軍樣子。因此，我就叫我們這個連坐著，不要走動。這個連還比較整齊，只走散一些。北面二十八團還在打。我想軍部沒有命令去宜章，是聽到北面打槍帶著很大的盲目性向南亂跑的，思想向南好回家。我就帶著這個連往回走。走到晚上8、9點鐘，二十八團正向東面來的路上撤退，我們就跟著二十八團往東走。第二天，退到郴州的東江。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帶著傳令排也來了。因為隊伍掌握不住，去湘南時這個團有1000多人，陸續回來的不過100人左右。胡少海只帶了一二十個通訊員和特務連一部分加上些勤務人員。我那個連有六七十人，45支槍。這樣，二十九團餘下來的全部一共只有100多人，八九十條槍。其餘的往宜章方向走，後來聽說都潰散了。”
郴州一戰，我軍“先勝後敗，撤出戰鬥”，損失慘重。紅二十九團從此不復存在。此事史稱“八月失敗”。
在紅軍主力兵敗湘南的同時，邊界遭致極大損失。
8月上旬，由於紅軍主力遠征湘南，贛敵依仗強大軍力和精良武器，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猛烈的進攻。在此嚴峻形勢下，為保存實力，紅三十一團不得不退入永新的小江山區，紅三十二團和各縣地方武裝，也分別退入山區，堅持游擊鬥爭。一時，贛敵相繼佔領永新，隨後又佔領蓮花、寧岡，根據地的範圍迅速縮小，僅擁有寧岡的西區和北區，永新北鄉的天龍區、西鄉的小西江區、南鄉的萬年山區，蓮花的上西區，酃縣的青石崗區和大院區，以及遂川的大小五井山區。邊界的縣城和平原地區，盡為敵踞。
敵正規軍侵入根據地後，各縣的保安隊、挨戶團、靖衛團繼而為虎作倀，甚囂塵上，對根據地的革命群眾實行了瘋狂的報復，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白色恐怖遍及邊界城鄉。這時，邊界黨的組織和紅色政權大部塌台，各種群眾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在敵人的淫威下，富農分子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掛起白帶子，倒向地主豪紳一邊，甚至帶領白軍進行燒殺。各地的土豪劣紳、“還鄉團”乘機反撲，奪回農民已分得的田地，出現了“農民種田，地主割谷”的現象，整個邊界籠罩著一片陰霾，恐怖至極。
在永新，永新大土豪惡霸、保安隊長龍鏡泉帶領大股白匪，於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從永新縣城一直殺到田鎮，又從浬田鎮經南城直撲塘邊村，將塘邊、大屋、楊皂樹下、新嶺背等村莊燒成一片火海。僅塘邊一處就燒毀房屋48幢，祠堂11幢，許多來不及轉移的老弱病殘群眾均慘遭殺害。
寧岡，更是承受了空前的災難。因為寧岡是紅軍的大本營，根據地的腹心，敵人對寧岡的報復與燒殺尤為猛烈。湖南的國民黨軍從酃縣進入寧岡，把睦村、上寨一帶80多幢民房燒毀；贛敵到來時，一次就把壩上村300餘間房子燒盡；大隴、喬林、天坪一帶半數以上的房屋被焚；古城西源村是個3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被敵人燒為平地，130多人有40多人遭殺害；茅坪的葛藤坪，20多戶人家全被燒毀。據寧岡當年的老蘇區幹部蘇蘭春、謝合斌、胡洪秀、凌登雲、龍雲芳等回憶統計，在“八月失敗”中，寧岡被殺人數達942人，坐牢229人，隨軍外出113人，陣亡117人，損失槍支48支，土炮49門，鳥銃396支。國民黨軍和當地的反動武裝、豪紳地主對寧岡人民實行焚燒政策外，還使用了吊打、火烙、水牢、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蜘蛛上壁（四肢釘在牆上）、倒掛金鉤、活割剖腹、挖心肝、點天燈（肚子上挖個洞，點燈燒）等十多種慘無人道的刑法。古城二區宣傳委員謝衝波和東源鄉干部鄧海波，在“八月失敗”前後去執行一項偵察任務，不幸被地方反動武裝抓住，受盡敵人嚴刑拷打，至死拒不投降。敵人把他們押在新城西門外，割去他們的鼻子進行逼供。他倆痛罵敵人，敵人又割去他倆的耳朵、舌頭，直至將他們活活折磨而死。
這樣的例子在邊界各縣都有發生，慘不忍睹，不勝枚舉。
紅軍主力在湘南的失敗，邊界的失陷與受難，再清楚不過地說明在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必須注重根據地的創造與鞏固，不能採取分兵冒進的政策。
對於邊界的“八月失敗”，當年的關鍵人物杜修經，在半個世紀之後曾寫下沉痛的懺悔之言。他說：“正當革命事業向前發展的時候，我卻破壞了這一事業，造成了井岡山斗爭的'八月失敗'，使年輕的紅軍損失一半，邊界政權盡失，被殺之人，被焚之屋，難以數計，幾毀中國革命的根基，其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戰爭勝利的凱歌聲中，重憶'八月失敗'的經過及其先後，我仍是內疚之深，寢食難安！”杜修經所言倒屬懇切，自責之情溢於言表。
“八月失敗”是井岡山斗爭時期的一次重大挫折。
“八月失敗”的發生，蕭克認為是“上下錯誤傾向合流”的結果。這一觀點很有見地，耐人尋味。
在此，我們不妨剖析、闡發一下“上下錯誤傾向合流”的主要史實：
1.上面的錯誤傾向。
主要表現在：
（1）省委有指令。 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湘贛邊特委的信中指令：“省委決定四軍攻永新敵軍後，立即向湘南發展”，要“毫不猶豫地立即執行”，“殺出一條血路，然後用全力向茶陵、攸縣、酃縣、安仁發展，以與湘東南暴動相聯繫”。這就為紅軍大隊開往湘南提供了上級領導機關的政策依據和行動方針。
（2）杜修經的策動。杜修經為湖南省委特派巡視員、代表，在當時的情況下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他“導揚其焰”，即“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朱德在1962年參觀井岡山博物館時說：“八月失敗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起主要作用”，這是有道理的。因為，（1）杜修經只知形式地、機械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雖然他在6月30日的永新聯席會議上也同意了與會同志不去湘南的共同主張，但是，數天之後“又堅持省委意見”，變卦了；（2）在7月15日在沔渡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杜修經不僅“重提執行湖南省委的決定”，而且認為攻打湘南“還是有利的”；（3）杜修經在主持水口連以上乾部會議討論毛澤東來信時，仍然認為紅軍大隊回邊界“不能解井岡之危”，去打郴州還可“圍魏救趙”。當王爾琢反駁他時，他竟以勢壓人，指著王爾琢吼道：“是你聽省委的，還是省委聽你的？”（4）當7月24日紅軍大隊兵臨郴州時，杜修經下令紅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發起攻擊，朱德趕到加以製止時，他堅持說：“已經打響了，就打吧！”這些都說明杜修經在冒進湘南的全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實在是“八月失敗”的主要決策人物。
（3）楊開明的支持。楊開明是“八月失敗”前夕由湖南省委派充湘贛邊特委書記的。在分兵冒進湘南這一問題上，他是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支持杜修經的。當杜修經回來請示毛澤東和邊界特委時，毛澤東不在，他卻公然表態支持，說：“決定了，就走吧，老毛那裡，我跟他說。”從而，使紅軍大隊去湘南有了特委的認可。
2.下面的錯誤傾向。
主要表現在：
（1）二十九團官兵回鄉心切。他們“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竟瞞著軍委召開士兵委員會，擅自決定去湘南，連帶路人、出動時間都決定了，在朱德、陳毅等的勸說下，仍一味堅持去湘南，甚至提出“我們自己指揮自己”，表現出無組織無紀律的嚴重錯誤傾向。
（2）龔楚充當了“回湘南的主角”。他是紅二十九團的黨代表，卻使該團黨組織失去作用。據當年的二十九團老戰士回憶，二十九團從龍源口戰鬥換上步槍後，部隊日漸滋長驕傲輕敵情緒，走起路來昂首挺胸。 “這時剛好湖南省委派來了一個代表杜修經（當時不知其名），我聽一營黨代表李光中到我們一連說，省委代表要我們部隊回湘南去。這一來，一傳十，十傳百，一下子整個二十九團都傳開了，上至團長，下至士兵、伙夫，都喜歡得很。團長胡少海，宜章人，團黨代表龔楚，廣東人，他們也想回家，尤其是龔楚，他是回湘南的主角，告訴各營黨代表，並要他們告訴各連士兵委員會的負責人，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聲勢，整個二十九團產生動搖歸家的念頭，有時還出現不聽指揮的現象。”這樣就使，整個二十九團黨組織完全失去作用。當杜修經回寧岡找毛澤東商議時，龔楚對杜說：“等你一天，你不來，我們就走了。”可見龔楚當時簡直到了目無組織，頭腦發昏的地步。由於身為團黨代表的龔楚如此，二十九團黨組織才攏不住人心，官兵的思想情緒和極端行為無法遏止。
（3）胡少海也有過失。胡少海是紅二十九團團長，在冒進湘南的軍事行動中，態度曖昧，實際上是支持錯誤意見的。 “團長胡少海，宜章人……也想回家。”他在幾次會議和重要場合，沒有出面支持朱德、陳毅、王爾琢等人的正確主張，而是同杜修經、龔楚站在同一立場，致使團代表龔楚能為所欲為，杜修經有恃無恐。
（4）二十八團也不願回永新增援。二十八團雖然是為了保護二十九團才跟著去了湘南，但二十八團卻提出過要去贛南，也可見二十八團對建立根據地的思想根基也不深，客觀上助長了二十九團的軍事行動。
正因為如此，上、下錯誤傾向的作用，紅軍大隊冒進湘南便成為一種必然，造成失控局面而失敗。
“八月失敗”事發前，“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此事如何評析呢？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提及八月失敗時曾寫道：“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
這是前委書記毛澤東對軍委的一個含蓄的批評。
當時的軍委書記是陳毅。他和軍長朱德一直跟隨著紅軍大隊。對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他倆為什麼“未能加以阻止”呢？對這個問題，過去史學界一直是諱莫如深的。在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客觀、公允地加以評析。
我們認為，在紅軍主力冒進湘南的過程中，軍委和朱德確實做了許多勸阻工作，但阻止不力。朱德、陳毅一直是讚成毛澤東建設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劃，不贊成湖南省委要求紅四軍“向湘南發展”的錯誤主張的。為此，在各種會議和場合中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了“千言萬語的解釋”，但“三勸四勸也不行”，勸阻無效。當紅軍大隊在杜修經的鼓動、慫恿下進軍湘南已成事實時，朱、陳為順應軍心，避免紅軍走向分裂和二十九團孤軍作戰為敵所算，被迫同意紅軍大隊去湘南。這是在當時特定的環境和突發性變故中作出的決定。這種應變舉措是可以理解的，不應看得過重。
我們持上述這種觀點的主要史實依據有以下五點：
第一，在6月30日的永新聯席會議上，朱德、陳毅是明確贊成毛澤東意見，反對冒進湘南的。
第二，當“異外的變故”發生時，二十九團士兵委員會私下開會，擅自決定出擊湘南的消息一傳出，軍委立即採取了措施，進行了勸阻工作。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曾這樣記載：“朱德率領二十八、二十九團去酃縣，一致收拾酃縣，本因再攻茶陵，時永新已到贛敵，故又擬折回寧岡去永應援，豈知發生了一異外的變故：二十九團到酃後，因該團系湖南宜章農民，因不察邊界生活之苦，借湖南省委有令去湖南之命令……突然於12號晚士兵紛紛開士委會，一不通知官長及黨代表，竟決定13號由酃去湘南，私自找好帶路的人，出動的時間都決定了。軍委（四軍黨的最高機關）得訊即召集軍委擴大會、兵士代表會，多方面解釋阻止，無效。後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講亦無效，他們總是要去，他們說官長如果不允許他們去，他們就繳了槍單身去。後來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說暫時回去解了井岡之危，再行回湘南不遲，勉強將軍隊開動。”可見，事發後，軍委開了擴大會、兵士代表會，朱德作了演講，“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做了勸阻工作，“多方面解釋阻止”，但無效。
第三，部隊回沔渡後，朱德、陳毅針對當時的狀況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並派杜修經回寧岡請示毛澤東定奪軍事行動。對此，楊克敏記載道：“軍至沔渡後，二十九團士兵，仍要求回去。軍委看了這種情形，覺得如果勉強留住他們，不能作戰也是無用，15號在沔渡又開過一次擴大會……”杜修經也回憶：“7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沔渡，軍委為了近日部隊行軍紀律鬆弛，召開了一個團以上的干部會，由朱德、陳毅主持，何長工、王爾琢、龔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參加了。會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執行湖南省委的決定。但只覺得這個決定沒有毛澤東同志參加，應徵求他的意見，（軍委）讓我去特委找毛澤東同志商議後再行動。”可見軍委和朱德在此時仍是持審慎態度的。
第四，紅軍大隊至酃縣水口時，軍委再次對進擊湘南問題召開會議討論。 “軍至水口（酃縣）複決定準二十九團回湘南去，同時恐怕二十九團單獨回去，孤軍奮鬥為敵所算，乃復決定二十八團同去湘南。”此可看出軍委的決定事出無奈，從保護二十九團計，紅軍大隊才去了湘南。
第五，兵敗郴州後，在桂東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和朱德毅然決定紅軍大隊隨毛澤東回師井岡山。這個會議上總結了“八月失敗”的經驗教訓，批評了杜修經的錯誤，決定紅軍大隊重返井岡山，杜、龔兩人留在湘南組織湘南特委，開展湘南工作。這時，杜修經提出：“是不是要陳毅同志也去（湘南）？”朱德聽後大為惱火，說：“你硬是要把我們拉垮麼？”這“硬要拉垮”幾字，足見朱德的一貫態度。
因之，我們認為上述史實足可說明，軍委和朱德在面臨杜修經等三番五次將紅軍大隊拉往湘南的過程中，是做了大量的勸阻工作的，只是勸阻不力無效而已。當然，“如果態度堅決，多做思想工作，說服幹部戰士，是可以挽回的。”如今，在研究井岡山斗爭歷史時，提出這個問題討論，主要目的是為了弄清歷史真相，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深究個人的歷史責任。
“八月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據毛澤東的分析和歷史文獻的記述，可以歸納以下三個方面：
1.湖南省委對客觀形勢的錯誤估量和對軍事行動的盲動主義，是“八月失敗”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對此作了透徹的分析。他說：“各地許多小塊紅色區域的失敗，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就是主觀上策略有錯誤。至於策略之所以錯誤，全在未曾把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清楚。有些同志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也主張分兵冒進，甚至主張只用赤衛隊保衛大塊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敵人方面除了挨戶團之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則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的基礎，不顧主觀力量的可能，只圖無限量的推廣。他們的這種錯誤意見，就是今年八月湘贛邊界失敗以及同時紅軍第四軍在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
2.湖南省委代表的錯誤指令和導揚是“八月失敗”的直接原因。
毛澤東認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這個批評是十分中肯的。
3.當時紅軍大隊本身存在著的不利因素和決策上的失誤，也是“八月失敗”的原因之一。
這些不利因素是：（1）紅二十九團官兵動搖思家，失去戰鬥力；二十八團官兵雖不願去湘南，但提出去贛南，也是右傾悲觀情緒的表現，因而也影響了戰鬥力。 （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 （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同邊界失去聯繫，成了孤軍。 （4）湘南的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使這次行動變成單純的軍事冒險。 （5）因為不明了敵情，使錯誤意見佔了上風。 （6）準備工作做得不好，官兵不了解此次作戰的意義，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 （7）黨組織未能發揮作用，甚至完全失去了作用。因此，產生決策上的失誤，導致“八月失敗”。
從“八月失敗”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經驗教訓：
第一，要正確地估量形勢，保持黨組織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錯誤。正如毛澤東所說：“根據地建設還必須具備一個緊要的條件，這就是黨的組織的有力量和他的政策的不錯誤。”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湖南省委錯誤指令的根源，就在於對形勢的估量和政策上的失誤。
第二，在敵人統治勢力暫時穩定時期，不能分兵冒進，遠離根據地。楊克敏在總結“八月失敗”的經驗教訓時，曾談及這一點。他說：“這次失敗的經驗是：（1）在統治階級穩定之時，軍力切不可分開，分兵則為敵各個擊破。假如此次二十八、二十九團不去湘南，則決不致遭這樣的損失，而邊界也不致如此失敗；（2）在統治階級暫時穩定之時，割據的擴大必須採取節節推進的政策，而不宜採取捨近就遠的突進政策；（3）割據區域的深入工作為保持割據的根本要圖，切不可只圖擴大，而忽略了既得勝利的深入工作鞏固。”毛澤東說：“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採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第三，必須加強人民軍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實糾正軍隊中的小生產觀念和極端民主化。 “八月失敗”中二十九團表現出的鄉土觀念和士兵委員會的自由主義傾向以致轉向極端民主化的現象，都充分證明必須加強軍隊的思想政治建設。為此，毛澤東深刻地提出：“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當紅軍大隊遠離邊界出擊湘南後，邊界的軍事實力只剩下紅三十一、三十二兩個團。這時，佔據永新城的湘敵吳尚第八軍和贛敵王均第三軍、金漢鼎部、胡文鬥第六軍共計11團，協同“會剿”根據地。為了保衛井岡山根據地，邊界特委決定由袁文才率領紅三十二團防守寧岡，毛澤東率領紅三十一團以游擊戰爭在永新困敵。
7月中旬，毛澤東在永新西鄉召開了乾部會議，把三十一團分成東、北、中三路，分別成立了行動委員會指揮這次行動：以第一營的第二、三連組成東路行委，毛澤覃為書記，陳毅安為指揮，在永新東鄉活動；以第三營的第六、七連和第一營的第一連組成北路行委，宛希先為書記，伍中豪為指揮，在永新北鄉活動；以團部特務連和第三營第九連組成中路行委，以何挺穎為書記，朱雲卿為指揮，在永新城郊活動。中共永新縣委動員了萬餘名革命群眾，配合各路紅軍，參加襲擾敵人的軍事行動。為及時了解掌握永新城內的敵軍動態，還派譚震林在永新城內建立秘密軍事交通站，收集傳遞軍事情報。
在毛澤東的組織、領導下，第三十一團和永新數万革命群眾，以四面游擊的方式，日夜襲擾敵人，使敵寢食難安，將敵11個團之眾的贛敵圍困在永新城內及附近30里內達25天之久，堅決地遏制了敵人對根據地中心的推進。楊克敏記述這次困敵時說：“我們所佔的優勢是：（1）地勢熟諳；（2）敵情較明；（3）以逸待勞；（4）歷次敗敵，敵畏我威；（5）每次作戰都有群眾參加，把軍隊雜在群眾中去對付敵人，可以說得到群眾的擁護；（6）採用游擊的群眾戰術，軍隊與群眾在敵前後左右，出沒無常，擾亂敵人，使敵難以應付。敵人則完全反是，地勢又不熟，我們的情形他全莫名其妙，又無群眾幫助他們，士兵都懼怕我們作戰的勇敢。所以我們得以極少的部隊與多數倍於我們之敵周旋十餘日至二十五日之久，敵終無奈我何。”
永新困敵體現了毛澤東非凡的膽略與傑出的軍事指揮藝術，創造了紅軍游擊戰爭史的奇觀。
然而，紅軍大隊在湘南失敗的消息，及我根據地內的真實力量被敵探悉，敵人繼而大舉反攻。為保存有生力量，紅三十一團主動退出戰鬥，轉入山區進行游擊鬥爭，贛敵於是進占永新、蓮花、寧岡。
不久，贛敵忽然發生內訌，第六軍胡文鬥部6個團倉皇退出，隨後與王均的第三軍戰於樟樹。留下的贛敵5個團，亦倉皇退守永新城內。這時，如果我紅軍大隊“不往湘南，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至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瀏陽銜接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儘管因紅軍大隊遠出湘南而喪失了破敵良機，贛敵胡文鬥6個團退出根據地和金漢鼎5個團退守永新城內，即宣告了敵人第一次“會剿”的破產。
8月上旬，贛敵得悉紅軍主力遠去湘南的消息後，又毫無顧忌地向根據地發起了猛攻。這時，紅三十一團已退入永新山區。
為了挽救根據地的嚴重局勢，毛澤東於8月中旬在永新西鄉靠茶陵縣境的九陂村，召開了連以上乾部緊急軍事會議。軍中宛希先、朱雲卿、何挺穎、陳毅安，特委書記楊開明，永新地方黨、軍負責人等參加了會議。
會議的中心內容是總結永新困敵的經驗，調整應敵對策。
會議開始不久，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又來到九陂，並帶來了湖南省委給四軍的一封指示信（即《給湘贛邊特委的補充指示》）。 《補充指示》提出：“紅軍向湘東發展的戰略在目前形勢下是絕對的正確，紅四軍應很迅速地毫不猶豫地取得萍（鄉）、安（源），武裝安源工人，建立贛邊、湘東平江各區暴動的聯繫，與湘南暴動相呼應。”
對湖南省委的這封指示信，毛澤東感到十分氣憤。後來，他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記述道：“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
為此，毛澤東在會上曾大聲反問袁德生：“既然省委認為湖南的局勢異常高漲，那麼，請問：湖南的工人運動怎麼樣？有無罷工？學生運動如何？有無罷課？白軍工作如何？有無譁變？農民鬥爭如何？有無新的武裝暴動？”
袁德生被問得啞口無言。因為他剛回去不久，省委又派他來了，對上述情況一無所知。
會議對湖南省委在不明了情況的前提下，一會指示往湘南、一會又指示往湘東的武斷態度極為不滿，認為邊界只剩兩個團，如果再去湘東，本來處於十分危險的邊界將更加危險，因此會議決定不去湘東。
會議正在進行中，突然來了個叫賀禮昌的農民，是給紅軍大隊挑伙食擔子的。他給會議帶回一個驚人的消息：紅軍大隊兵敗郴州，二十九團幾乎全團覆滅！
會場的空氣頓時像凝固了，大家無不驚色。毛澤東，這個堅強無比的偉人，都為之潸然流淚！
於是，會議主題為之一變。經緊急商議，決定由毛澤東親率紅三十一團第三營前往湘南迎還紅軍大隊，留下紅三十一團第一營、特務連會同紅三十二團堅守井岡山。
湘南兵敗的消息，連袁德生也感到意外；與會人員的慷慨言行，使這位省委特派員也為之動容，一改初衷，表示同意此舉，不再提去湘東之事了。
九陂會議直開到深夜才結束。這個會議，很多黨史著作未曾提及，對邊界鬥爭來說，卻事關重大。
九陂會議後的第二天，毛澤東親率三十一團三營踏上了去湘南的征程。此時，8月驕陽，炎炎似火。毛澤東一行冒著酷暑，經三灣，穿茅坪，過大院，急速朝湘南桂東方向疾行，曉行夜宿，日行130多里。
毛澤東擔心紅軍大隊不回井岡山。一路上，對三十一團三營交待說，我們去迎回紅軍大隊，不要講他們的缺點，要嚴格遵守這一點，對他們採取團結和歡迎的態度，足見毛澤東的謀略與胸襟。
8月20日，毛澤東一行進入湖南桂東邊境，即派出人員四處探詢朱德部隊。來時，賀禮昌只告訴說二十八團在桂東一帶活動，可具體地點也說不清楚。經過四處打聽，當地群眾告知寨前圩一帶有一支千餘人的紅軍隊伍。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即發信同朱德、陳毅聯繫，告之一二日內即可到桂東縣城，望屆時來縣城會合。
8月23日，毛澤東率領的三十一團三營在桂東縣城與朱德、陳毅率領的二十八團會合。毛澤東先見到杜修經，當即問道：“朱軍長怎麼樣？朱軍長還好吧？”見到陳毅時，緊緊拉著他的手，說：“這次來是同三十一團做了工作的，不講二十八團的缺點，你可放心。打仗如下棋，下錯一著棋馬上就輸，取得教訓就行了。”
對這次在桂東會合，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記敘說：“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复疲憊不堪，乃決留一部分會同袁、王兩部守井岡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東方向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已由湘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桂東得到會合。”
桂東會合時，毛澤東見到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見到紅二十八團主力損失不大，甚是高興。朱德、陳毅、王爾琢等也十分高興與感動。他們未曾想到，毛黨代表親自率兵來湘南尋找和迎接他們。一時，兩團指戰員紛紛互相祝好問安。
隨後，毛澤東、朱德等軍中領導商議，藉這次會合之際，召開一次會議，認真總結紅軍大隊冒進湘南的經驗教訓，議決今後的行動和工作。
8月23日當晚，毛澤東在桂東唐家大屋主持召開了二十八團、三十一團營以上乾部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朱德、陳毅、王爾琢、何長工、宛希先、龔楚、杜修經等參加了會議。
會議的氣氛很沉悶。湘南之行，前後僅一個月，就突然少了一個團，大家的心情都很傷感。一種共同的強烈的失落感襲上心頭，指揮員們思念和懷戀著昔日二十九團的戰友們。
毛澤東向朱德等通報了紅軍大隊走後邊界的情況。他講了王均、金漢鼎、胡文鬥合計11個團向邊界“會剿”的情況，講了派江華送信請求紅軍大隊返回根據地的經過，講了根據地遭到重大損失的嚴重後果。與會同志聽了無不為冒進湘南而懊悔，為邊界喪失而痛心。
杜修經在會上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朱德、陳毅、王爾琢等也講述了紅軍大隊冒進湘南的經過，並各自解剖自己，承擔了應有的責任。會議根據杜修經在這次冒進湘南中造成軍隊與邊界同歸失敗的嚴重錯誤，決定建議湖南省委予以處分。
會議對今後紅軍的去向做了研究，並作出決定：經崇義、上猶重回井岡山根據地，並建立一個行動委員會，統率此次行動。根據冒進湘南以來的情況，在沔渡改造的前敵委員會的作用已經終結，前委書記陳毅本人也有請求撤銷的要求，大家遂一致推選毛澤東為行動委員會書記，帶領紅四軍主力重返井岡山。
毛澤東還考慮到湖南省委一貫對湘南工作的要求，以及5月間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團遣回湘南的農軍早已失敗的狀況，覺得有必要重建一個湘南特委，深入發動群眾，重創割據局面，與井岡山互為犄角。因此，提議請杜修經、龔楚兩人留下，組建湘南特委。參加會議的同志對毛澤東這一主張極為讚賞，經議決，指定杜修經暫任湘南特委書記，再報湖南省委核批。
杜修經對毛澤東提議他留下組建湘南特委並任書記，很是感動，當即表示服從分配，立功折罪。龔楚原本不想留下，見毛澤東點了他，大家又讚成，考慮到二十九團已失，自己在軍中失重，也就半推半就地應承了。
唐家大屋前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對以後井岡山的鬥爭有很大影響，特別是決定紅軍大隊重回井岡山，使邊界重開割據新局面有了中流砥柱。
在毛澤東主持召開桂東唐家大屋前委擴大會議之際，湘敵程澤潤師與吳尚部閻仲儒師兩個團加上桂東挨戶團，正兵分三路向紅軍猛烈攻擊。為此，朱德指揮二十八團一營搶占了三台山，三十一團三營奪取城西北觀前山，朱毛兩部臨危不懼，英勇戰鬥，打退敵人多次進攻。次日再戰時見敵久戰不疲，為保存實力，毛澤東、朱德決定由二十八團三營營長伍中豪帶該營往寒口，退高排，取道鵝形等地回井岡山；二十八團一營和三十一團三營分兵兩路，一路走增口，一路走白竹，向寨前轉移。 8月24日，朱毛部隊在寨前會合後，同向井岡山轉移。
為了擺脫敵人的追擊，8月25日，紅軍部隊向龍溪方向轉移。可當走到一個叫梨鑽界的地方又與敵人遭遇。紅軍指戰員英勇抗擊，終於把敵人打退，退至龍溪。在龍溪，會合了紅二十八團的第二、三營，爾後繼續東進。
在龍溪時，杜修經、龔楚與部隊分手，經沙田往資興方向組建湘南特委去了。在紅軍大隊退出郴州向桂東轉移時，紅二十八團曾經幫助建立了汝城、桂東兩個縣委，連同原有的資興、郴州兩縣委，計有4個縣委，於是才有組建湘南特委的必要。為了幫助湘南人民，紅軍部隊還撥出了80條槍給資興、桂東、汝城三縣，幫助成立了湘南游擊隊，並將二十八團三營黨代表唐天際留下擔任湘南游擊隊的大隊長。
紅軍部隊離開龍溪繼續東進後，往上、下莊越過十八坳轉入江西崇義縣境，才逐漸擺脫敵人的追擊。
回師井岡山是一路奮戰，一路艱辛。
讓紅軍將士痛心不已的是，在回師途中發生了王爾琢遇難的悲劇。
8月25日，紅四軍撤離桂東寨前圩繞道崇義、上猶返回井岡山時，擔任前衛的是紅二十八團第二營4個步兵連及團部機砲連、迫擊砲連，統由二營營長袁崇全率領。
從郴州撤兵以來，二十八團的一些官兵就對二營長袁崇全有點看法。戰郴州時，第三營和敵人打得很激烈，團長王爾琢傳令號兵通知二營前往增援，可營長袁崇全裝作未聽見，後幸三營撤得快，否則將全營覆滅。部隊退至桂東布田圩時，有人發現袁崇全想走另一條路脫離大隊。袁崇全的種種行跡，連朱德和軍委也覺得他靠不住，曾決定調動他的工作。但進入桂東後，忙於打土豪，發動群眾，分兵四處，來不及執行。
袁崇全確有反叛之心。井岡山的艱苦生活，他早就經受不起了。從湘南撤離後，他一直在尋找機會，設法把自己掌握的6個連拉走，投靠贛南敵獨立七師劉士毅。
出發前，朱德曾佈置部隊到三江口宿營。但袁崇全主意已定，仗著是營長、前衛指揮，命令部隊開往新地圩。戰士們不知內情，只想早日回歸井岡山根據地，都急速前進，因之，二營漸漸地與大隊脫離。
袁崇全的行跡，引起機槍連黨代表何篤才、六連黨代表趙爾陸、四連連長粟裕等人的懷疑。他們覺得方向不對。天黑宿營後，一些連、排幹部也紛紛向何篤才等反映情況。於是，何篤才等決定當面質問袁崇全。其時，袁崇全正和營黨代表杜松柏等以打麻將為名聚在一起商議如何行動，見何篤才等眾人前來責問改變宿營地一事，顯得有點緊張，但仍以團部有通知掩飾過去。
何篤才等回來後越想越不對頭，發現所有路口都被營部改派雙哨，便猜測到問題的嚴重性。何篤才、趙爾陸、粟裕等進行緊急磋商，決定將袁崇全不能掌握的四個連悄悄帶離，回歸軍部。當晚，在何篤才、趙爾陸、粟裕等人召集下，由何篤才帶領幾個戰士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