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章邊界進入全盛時期

6月23日的龍源口一仗，打敗贛敵的第四次“進剿”，紅四軍迅即佔領永新、蓮花，紅色割據區域得到廣泛推廣。這時，“割據區域計有寧岡全縣，永新全縣，蓮花全縣，吉安一小部分，安福一小部分，遂川之北鄉，酃縣之東南鄉一部，橫直數百里”，面積達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約50餘萬。根據地由此進入全盛時期。 在紅色區域推廣的高潮中，酃縣、蓮花工農兵政府宣告誕生。 酃縣，是紅軍經常活動的地方，本來形勢發展很快，在1928年3月間，全縣就發生了暴動，暴動勝利後，成立了酃縣赤衛大隊，何國誠任大隊長。但是，由於叛徒出賣，5月中旬，酃縣縣委機關遭到破壞，縣委書記劉寅生不幸犧牲。為了重新開闢酃縣的工作，湘贛邊界黨的“一大”後，毛澤東在寧岡茅坪幫助重新組建了酃縣縣委，指派李卻非為縣委書記。酃縣新縣委成立後，立即回到酃縣，分赴各地重新開展工作，恢復黨組織，建立革命武裝。在新縣委的積極努力下，酃縣的工作大有起色，相繼建立了東南部的青石崗、大院等鄉政權，縣赤衛隊也四出游擊，打了幾個勝仗，拔掉了敵人的幾個據點。於是，1928年6月上旬，在大院的大壩裡召開了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酃縣工農兵政府，推選徐鼎燕任縣政府主席。

蓮花的工作，在“馬日事變”後，幾乎被敵人打塌了，僅剩下賀國慶冒死保存的一條槍。但蓮花縣的革命黨人不屈不撓，到1928年2月間，就憑著這一支槍，發展到20餘支，並成立縣赤色隊。後來，毛澤東又指示部隊給蓮花赤色隊送去幾條槍。 3月，在湘南特委派周魯來到寧岡的同時，湘東特委也派人來到蓮花，指令新生的紅色武裝去湘東醴陵一帶開展活動。蓮花特支的同志沒有執行這一指令，繼續在蓮花縣境深入開展打土豪運動，避免了類似“三月失敗”的損失。 4月底，赤色隊擴大為紅色獨立團。獨立團在縣特支的領導下，打土豪、捉劣紳，端敵巢，鬧得紅紅火火，有力地推動了蓮花縣的工作，端陽節前夕，還搗毀了縣警察局橋頭派出所，處決了罪大惡極的派出所長文正賓，為推翻反動政權鋪平了道路。

龍源口大捷後，毛澤東、朱德命令紅二十九團分兵蓮花，協助蓮花縣的工作。盤踞在蓮花縣城的反動靖衛團聽說紅軍到來，慌忙潛逃出城。 6月28日，紅二十九團佔領蓮花縣城。隨即打開監獄、倉庫，釋放了被監禁的工農群眾，把糧食分給群眾，並清算了豪紳劉恆泰的當舖，把財物分給貧苦農民。接著，分兵四處，廣泛發動群眾。蓮花縣黨組織的朱亦岳、劉仁堪等聞知紅軍進入蓮花，立即趕到縣城，與紅二十九團接上關係，統一部署了蓮花縣境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有關事宜。在紅軍的幫助下，蓮花全縣的群眾普遍發動起來了。 6月底，全縣以鄉農會為單位，每鄉派2名農民代表在縣城萬壽宮召開了農民代表大會，宣告蓮花縣工農兵政府成立，選舉劉仁堪為縣政府主席。同時各地還成立了赤衛隊、少先隊、兒童團等群眾組織。蓮花全縣除一小角外，8個區130個鄉都建立了紅色政權，基本上實現了一片紅。

湘贛邊界黨組織的發展與壯大，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曾記敘說：“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黨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黨時期，五月以後為大發展時期。” 邊界黨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得力於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的領導，1928年3月，前委應湘南特委要求而撤銷，工農革命軍開往湘南，邊界領導“頓失中心”，造成“三月失敗”，黨的組織遭受嚴重損失。 井岡山會師後，“再開始邊界的割據”。隨著軍事鬥爭的勝利，毛澤東等採取了從政治上到組織上的一系列正確措施，使邊界黨的組織很快得到恢復，並有了新的發展。這些措施主要是：一是在組織上，建立了邊界特委，統一了邊界各縣黨組織的領導。 1928年5月20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召開，會上討論了黨的各項工作，制定了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政策，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從而為邊界黨進入大發展時期奠定了基礎。二是在“一大”會議上，毛澤東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從政治上闡明了黨的前途，堅定了邊界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對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信心。三是“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是正確的”。由於政策正確，當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湘贛兩省敵軍頻頻前來“進剿”，兵力數倍於我時，出現“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的局面。到6月23日龍源口一仗後，邊界的割據區域迅速推廣，進入全盛時期，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都有了黨的縣委、茶陵有特別區委。各地黨員的數量，“大約永新有兩千，寧岡千餘，茶陵千餘，酃縣百餘，遂川二百餘”，總計5000餘人。在革命高漲之際，邊界各縣黨的工作也不斷地得到發展。黨的組織逐漸由秘密到半公開以至完全公開，有的地方甚至公開掛出黨的招牌，公開徵收黨員。 “在赤色政權下的各縣，黨的發展在農村非常的快速（如永新、寧岡……）。”邊界黨員一時竟“增到一萬以上”，不少投機分子混入黨內，到9月“洗黨”時才清除出去。

在邊界黨組織壯大的同時，邊界的地方武器也有很大的發展。 湘贛邊界各縣的地方武裝，在“馬日事變”以前，均有一定的基礎，各縣都有農民自衛軍。 1927年7月，寧岡、遂川、蓮花、安福等縣的農民自衛軍會攻永新後，還組建了贛西農民自衛軍，以王興亞任總指揮，袁文才、王佐任副總指揮。這時，邊界各縣“槍數：攸縣三百，茶陵三百，酃縣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蓮花六十，寧岡（袁文才部）六十，井岡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馬日事變後，除袁、王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六枝，蓮花保存一枝，其餘概被豪紳繳去”。 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後，邊界各縣的地方武裝才又有了新的發展。到1928年五六月間，隨著紅四軍軍事鬥爭的節節勝利，以及紅色割據區域的逐漸推廣，邊界的地方武裝亦逐漸地發展與擴大。寧岡、永新、蓮花、遂川、茶陵、酃縣各縣，都建立了半脫產的縣赤衛大隊，分別由謝華光、賀敏學、陳競進、王次楱、譚家述、何國誠擔任大隊長。此外，各縣的區、鄉兩級，都以鄉為單位，建立了赤衛隊、暴動隊。暴動隊多以梭鏢、大刀、鳥銃為武器，人數以鄉的大小為比例，以保衛鄉政權，鎮壓反革命為職任，協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赤衛隊的武器比暴動隊好些，有五響槍、九響和單響槍等。赤衛隊、暴動隊平時分散務農，戰時則集中協助紅軍部隊抗敵。

在根據地創建初期，赤衛隊的指揮員一般由軍隊派人擔任，由於頻繁的戰鬥，下級軍官損失太多，所以，在1927年12月，毛澤東在寧岡礱市舉辦了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教導隊的學員除培養部隊下級軍官外，也從地方選派一些堅定勇敢的分子到教導隊學習，結業後回到地方擔任赤衛隊指揮官。 各縣的赤衛隊大都經常地和豪紳階級的保安隊、靖衛團、挨戶團作戰，有時鬥爭非常激烈。在斗爭中，他們的軍事素質不斷地得到提高。蓮花縣靠著賀國慶冒死保存下來的一支槍，不斷地與豪紳地主鬥爭，到1928年2月發展為蓮花赤衛隊，4月底又發展為蓮花紅色獨立團，有130餘人，幾十支槍。當時，赤衛隊和暴動隊是有年齡要求的，25歲至35歲的男性青壯年可到赤衛隊，35歲至45歲的則編在暴動隊。

為了加強地方武裝的戰鬥力，紅四軍還時常將繳獲得來的槍械，撥出一批充實各地赤衛隊。對此，湖南省委曾有明確指示。如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湘贛邊特委的信》就說：“四軍向湘南開動前，應由二十八團撥步槍二百條交永新蓮花農民，總合當地農民原有武裝約有四百條，積極地擴大赤衛隊的組織，實行赤色戒嚴，即可抵抗敵軍的進攻，以造成工農為主體的贛西割據。”可見地方武裝在當時省委領導人眼中的重要性。 正是在紅四軍的幫助下，邊界各縣地方武裝才得以迅速發展。到根據地全盛時期，“各縣槍數：寧岡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蓮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縣九十，遂川百三十，萬安十，共六百八十三。”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還記載：“各縣的地方武裝，赤衛隊各有快槍數拾或兩百餘不等，槍枝半由紅軍中撥給，半由自己在斗爭中得來，合計赤衛隊的槍枝共有九百餘枝……各縣的赤衛隊，作戰能力都還不錯，因為經過的鬥爭多，完全是在屢次的戰爭中磨煉出來的。”可見，各縣赤衛隊、暴動隊這類地方武裝，已成為紅軍的重要配合力量，他們與正規紅軍一起，共同擔起了保衛紅色根據地的重任。

紅軍軍械處，源於袁文才舊部的槍械修理所。 1925年，袁文才下山接受“招安”時只有7條槍，當了寧岡縣保衛團的團總。在共產黨員龍超清、劉輝霄的說服下，1926年袁文才率保衛團起義，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寧岡縣公署，成立了寧岡縣人民委員會。龍超清任委員長，袁文才任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這時，袁文才連同起義中繳獲的縣清鄉局的槍和收編寧岡下水灣綠林謝福蘭等人的槍，手頭共擁有60支槍，但其中有不少是壞槍。袁文才想起妻叔謝凡經，許多絕活無事自通，請他幫助修理壞槍。謝凡經家受袁文才庇護良多，自然應允，便在壩上網形裡試修了幾天，居然真修好了兩支槍。這樣，袁文才便叫謝凡經帶了幾個人搬進步雲山的白雲寺，正式辦起了一個小小修械所。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後，聽說袁文才有個修械所，甚為讚賞。工農革命軍中這時正有不少壞槍，便與袁文才商定，從工農革命軍中找了幾位懂修槍的戰士（其中還有一位會做步槍的送子簧、退子鉤的師傅），將修械所擴增至八九人，並改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修械所”。 井岡山會師後，湘南農軍近萬人上山，槍支顯得特別緊張，陳毅為師長的十二師，幾乎是“梭鏢師”。為了增加武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商議，抽調了一批湖南水口山鉛錫礦工出身的戰士，充實到修械所，把修械所正式改為“軍械處”，並將水口山工人出身的軍部特務營長宋喬生派任軍械處處長。 軍械處成立後，工人增至20多人，設備也有所添置。工人們忘我勞動，源源不斷地把修好的槍送往部隊。同時，他們還擴大生產項目，試造土硝、土炮。開始，幾番試驗都失敗了。但宋喬生、謝凡經等毫不氣餒，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終於造成了一門土炮。毛澤東、朱德等聞訊很高興，指示部隊每打一個地方要注意收集台鉗、鑽頭等，並佈置地方政府組織人員廣收廢鐵，充作土炮原料。

龍源口戰鬥後，部隊繳獲了敵人七八百支槍，內有不少壞槍。為了武裝地方赤衛隊，軍械處再次擴大規模。經毛澤東提議，1928年7月間，軍械處從步雲山白雲寺遷至茨坪，並將王佐部鐵匠出身的參謀長刁飛林調入軍械處。 在宋喬生、刁飛林等人的領導下，軍械處的工人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經過反複試驗，終於能造“來火槍”、“單響槍”了。 對於這段歷史，當年謝角銘的兒子、謝凡經的侄子謝翔龍說：“步雲山紅軍軍械所，是我叔父謝凡經開始搞起來的。1927年農曆八月底，毛主席的隊伍開到茅坪，來了將近一千人。袁文才幫著他們在茅坪設立了後方留守處、醫院。那時節，毛主席的隊伍也有一些壞槍要修理，而且來了一個姓宋的人更加會修槍，見袁文才有這麼一個小攤子，就要合起來搞；袁文才當然同意。到了紅軍幾次打下永新後，這個修械處的人更多了，把南北殿的十幾個房都佔滿了。後來，修械處又移到茨坪去了。”

紅軍軍械處的創辦，為部隊及地方武裝修造槍支武器，提高軍事戰鬥力，作出了出色的貢獻，成為我軍最早的“兵工廠”。 紅四軍一系列軍事鬥爭的勝利，使湘贛兩省敵人極為驚恐。他們在繼續策劃新的“會剿”計劃的同時，又從經濟上對根據地實行了嚴密的封鎖，企圖將紅軍困死在井岡山區。一時赤白邊界的貿易被隔斷，各縣農民的農副產品、手工業產品、竹木等運不出去，日常生活所需的工業品、日用品運不進來，布、藥材、火柴、煤油等十分緊張，食鹽更成為根據地的奇缺。 面對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和特委的同志都甚為焦慮。這時，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和袁文才等向毛澤東建議：在靠近酃縣邊界的大隴開辦一個圩場，以此溝通赤白區的貿易，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 毛澤東等十分贊同這一主張，當即指示寧岡縣委籌備實施。 1928年5月，寧岡縣黨組織在茅坪攀龍書院召開了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大隴建立紅色圩場的決定，後又指定朱述庵、陳次謀、劉克勳、趙諧克、吳光遠5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大隴圩場的籌建工作。 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袁文才任政府主席。毛澤東“對搞經濟工作的同志明確指示：井岡山山區不僅出產大米，還有大批木材、竹子、茶油和工業用的桐油等土產，你們要設法將這些東西偷運到赤白交界的地區去，和白區的小商販以及那裡的人民群眾換回我們需要的物資，並指示地方政府組織工作隊到人民群眾中去廣為宣傳，說紅軍要在大隴開辦紅色圩場，進行蘇區和白區的物資交流。邊界周圍各縣的商人和老百姓聽說紅軍要在黃洋界山下的大隴鎮開設紅色圩場，都很高興，很擁護。” 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1928年7月15日（農曆五月二十八日），大隴紅色圩場正式開圩。按農村慣例，每逢農曆二、五、八為圩日。因為有廣泛的宣傳，開圩那天，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向圩場。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有來自寧岡本縣各地的農民。有紅軍採買人員，也有來自遂川、酃縣、茶陵邊界的小商小販。圩場上，土特產、中草藥、油類、家禽野味等應有盡有，還有外地運進來的布匹、食鹽、藥材等。為了防止壞人破壞圩場的正常貿易，袁文才還派出部分赤衛隊員、暴動隊員和地方乾部維持秩序。整個圩場熱鬧非凡，買賣公平，呈現—派興隆景象。 “大隴紅色圩場開闢後，白區的商販和人民群眾一致反映：'我們來到紅色大隴圩場做生意，感到什麼都比白區新鮮，心情格外舒暢，紅區和白區真是兩重天！我們哪怕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到根據地來做生意，支援根據地人民的鬥爭。'井岡山根據地人民群眾說：'毛委員真英明……'大隴圩場開得好，不僅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渡過了難關，而且促進了根據地的工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的發展。” 大隴圩場同草林圩場比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政府管理圩場，領導圩場。大隴紅色圩場開圩以後，直接由大隴區工農兵政府管理，成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負責組織圩場的貿易活動，處理圩場上出現的問題。區政府還派出赤衛隊員在圩場巡邏，保護圩場正常貿易。二、公營經濟參加圩場的貿易活動。大隴區工農兵政府在圩場辦了一個商店，商店裡貨物很多，價格公道，凡是使用根據地自己鑄造的銀元在這個商店裡買東西，優先供應，並給予適當的優待。”“訪問蘇蘭春記錄”，內部採訪資料。 大隴紅色圩場開闢後，一直堅持到1929年1月紅四軍下山，最後才被敵人破壞。解放後，當地人民又重新恢復，並沿用當年的圩日，至今興隆不衰。 萍鄉安源曾是中共湖南省委、湘東特委等領導機關所在地，中國工人運動的策源地；這裡雲集了安源煤礦和萍鄉路礦的數万工人。 1927年9月湘贛邊秋收起義爆發時，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的主體就是安源的路礦工人。從瀏陽失利到文家市會合後，有一支60餘人的安源工人爆破隊，在楊明、王耀南的帶領下，跟著秋收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堅持根據地的割據鬥爭。安源工人在井岡山的出色表現，引起前委書記毛澤東的興趣和關注。 1927年冬，毛澤東在致信湖南省委時，曾請求湖南省委增派安源工人到部隊中來工作。湖南省委接毛澤東信後，亦表贊同，但要求毛部“向萍鄉推進”，“佔領安源”，將有大批工人“加入軍隊”，但因毛部剛到井岡山，立足未穩，不可能率部回頭再去萍鄉、安源。湖南省委在復函中這樣寫道：“目前安源工人痛苦異常，每日得一角工資，都萬分困難，三餐不飽。兄處如向萍鄉推進可短期的佔領安源，吸收大批的工人加入軍隊，改造軍隊的成份。”《湖南省委來信》，1928年5月。並又告知：“湘東特委已陸續派大批工人同志與非同志來兄處當兵，望接收。”《湖南省委、中央巡視員給毛澤東、朱德軍委信》，1928年。 安源工人上井岡山，最早實現的是劉型率領的萍醴游擊營。 1928年4月湘桂軍閥混戰結束後，敵人派兩個師的兵力對醴陵農村進行瘋狂的報復，致使醴陵黨組織及革命武裝遭受嚴重損失。為保存力量，他們得知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正在永新、茶陵一帶活動，於是，萍醴游擊營撤出醴陵，經萍鄉、蓮花往永新尋找毛澤東部隊。他們採取白天游擊，晚上行軍的計劃，擺脫了敵軍，但走到萍、攸交界處，又遭到羅定反動地方武裝的阻擊。激戰脫險後，進入蓮花縣城，與蓮花縣黨組織取得了聯繫，一路轉戰，備受艱辛。 1928年5月下旬，這支近200人的隊伍，只剩下50多人到達永新田，終與紅四軍三十一團匯合。劉型回憶說：“我們上井岡山時，原有100多人，經過六工陂打了一仗，到山上時只有50人，這裡面有些是安源礦工。”轉引自《安源工作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聯繫》。後來，這支萍醴游擊營編在紅三十一團一營一連，劉型任連副黨代表。 另據宋新懷回憶，“在1928年5月間有幾百長沙學生與安源煤礦工人克服了許多的困難，上了井岡山。”轉引自《安源工作與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聯繫》。袁旦初也回憶說：“毛主席要安源市委派工人到井岡山去當紅軍的下級幹部，我在安源時曾派過一批去。”袁旦初：《1928年前後安源市委與井岡山的聯繫》。 在湘贛邊界的鬥爭中，青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早在大革命時期，邊界各縣即有了共青團的組織。大革命失敗後，各縣團的組織同黨的組織一樣，都被敵人打散了。 1927年11月初，毛澤東在寧岡茅坪象山庵召開寧岡、永新、蓮花三縣原黨組織負責人會議，傳達了黨中央的“八七”會議和團中央的“八一二”會議精神，要求三縣黨的負責人迅速回歸各地，重建黨的組織，發動群眾，開展鬥爭，同時注意共青團組織的恢復與發展。 象山庵會議後，寧岡的龍超清、劉輝霄，永新的劉真、劉作述、王懷，蓮花的劉仁堪等，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開展了艱苦的鬥爭。於是，黨、團員同時發展，黨團基層組織同時建立。 1928年2月18日，工農革命軍攻克寧岡新城。 21日，寧岡縣團委與縣委一起在礱市成立，由肖子南任縣團委書記。團縣委建立後，全縣4區39鄉，區有團區委，鄉有團支部。 4月井岡山會師後，紅四軍軍委抽調了一批共青團員（大部分是從衡陽四師及警衛團起義過來的學生）到寧岡幫助團的工作，一時全縣團的組織普遍開展，廣大團員參加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紅色政權，表現出很高的熱情。隨後，參軍參戰，支援前線，組織少年先鋒隊、兒童團等，工作十分積極。 1928年2月底，永新縣團委成立，縣委書記劉真兼任團縣委書記。隨即在小江山田西村成立了第一個團區委，書記王新九。 6月，永新大部分地區都建立了團的基層組織。 與此同時，遂川、蓮花、酃縣等都恢復了共青團組織，成立了團縣委，普遍開展了團的工作。酃縣的團縣委書記是萬達才，遂川、蓮花的不大清楚。 1928年5月，湘贛邊界特委、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都相繼在茅坪成立，根據地出現一派大好形勢。為了推動邊界共青團的工作，在邊界工農兵政府裡面專設了一個“青年運動委員會”，由肖子南、劉真、胡波負責，具體指導湘贛邊界各縣的青年工作。 是年7月，湘贛邊共青團特委正式成立，團特委書記是史訓川。有關湘贛邊共青團特委的成立及組建情況，歷史文獻見諸甚少，僅楊克敏1929年2月25日《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略有記載。報告雲：“邊界青年團比黨要進步得快，團的特委是去年7月間由湖南省委派來兩個同志到邊界後才成立的。團的數目字，有二千五百以下，二千以上之多，各縣有黨的組織同時也有團的組織，軍隊最近也開始了團的組織，特委本身算健全，書記為湘委派來的同志史訓川擔任。下級幹部人材，也相當的充分，可以說能夠做得工作下。各縣的團都有些工作，如參加蘇維埃、赤衛隊，自組先鋒隊、兒童團，做文化工作等事。” 湘贛邊界共青團特委的成立，有力地推動了邊界革命鬥爭尤其是青年工作的發展。 1928年4月，朱毛兩軍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後，兩軍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產生了四軍軍委，選舉毛澤東為軍委書記。 5月，召開邊界黨的“一大”，因毛澤東專任特委書記，軍委書記改由陳毅擔任。紅四軍軍委和邊界特委成立後，部隊與地方黨都有了統一的領導機關。在特委和軍委的領導下，根據地的軍事鬥爭頻頻取得勝利，紅色割據區域不斷推廣，土地革命和政權建設不斷深入與加強，邊界進入鼎盛時期。這些成績的取得和大好形勢的出現，根本原因就在於邊界黨和軍隊黨制定了一整套正確的政策。 這些正確的政策是：1.堅決地與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失敗的逃跑主義；2.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3.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4.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5.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6.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各個擊破；7.割據地區之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 這七項正確政策的製定與形成，是在總結1927年10月至1928年5月半年多鬥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在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它基本上概括了井岡山時期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是中國紅色政權理論的基本點。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在1928年10月概括和提出了著名的“工農武裝割據”的偉大思想，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湘贛邊界的割據鬥爭。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正確適當的政策和策略，加上邊界地形有利於鬥爭，湘贛兩省敵軍的進攻又步調不一，才有1928年4月至7月各次軍事鬥爭的勝利和群眾割據的大發展，使得“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對此，毛澤東預料，只要堅持這些政策，“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使此割據有日益發展之勢”。 然而，由於湖南省委及其代表杜修經的錯誤指導，在統治階級相對穩定之際，貿然採取了冒進湘南的政策，指令雄踞井岡的紅四軍離開大本營，釀成了“八月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