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龍源口大捷與紅軍的建設
井岡山會師後，邊界的武裝力量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三個師九個團，加上婦女和娃娃，近萬人。這個階段，我們的糧食又成了大問題。”嚴峻的形勢，使毛澤東也感到心憂。他在1928年5月2日於永新城寫給中央的報告中，幾乎有點慍怒地寫道：“豈有此理的湘南縣委和縣政府帶了一大批農軍一起跑來，現在有一萬人在這裡。”“一萬人的群眾拖泥帶水紀律太糟”，“吃飯大難”。
鑑於這種形勢，十分需要疏散、遣返部分湘南農軍、群眾回原地堅持鬥爭。這是因為一來“糧食困難，不利於主力部隊作戰，陳毅同志領導的第十二師大部分是梭鏢武裝起來的湘南群眾，5000多人，只有少數槍支和土槍，同強敵作戰力量有限。同時，湘南根據地基本上沒有留下什麼革命武裝，赤衛隊差不多都跟著上了山，地主土豪劣紳捲土重來屠殺百姓隨時都有可能。而想要戰爭持久，就必須設法安置這幾千人的梭鏢和徒手人員。”
於是，紅四軍軍委研究決定，湘南農軍除留少數能在二十八團、三十一團服務的和二十九團作為主力留下來外，第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團一律返回原籍，隨農軍上山的群眾也遣返原籍。
命令宣佈時，這些團的部分人員已在永新。此時，正是四軍第一次佔領永新城，在永新進行短距離分兵之際。據李奇中回憶：“1928年5月間，湘南地方武裝回湘南是在永新鄉下決定的。三十六團還在拿山打了一仗，頗為得手。5月底，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這幾團從江西的寧岡，經酃縣的水口向湘南轉移，到達資興縣邊界的彭公廟，便決定兵分數路，各自回去。”
由於湘南暴動後向井岡山根據地轉移的過程中，湘南農軍和黨政幹部基本上都跟上來了，因之，部隊走後，“湘南工作一敗如洗。”《杜修經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6月。此次遣返的農軍在彭公廟等地分手，各自回到原籍後，有的堅持了鬥爭，有的在當地很難立足，不少堅定分子慘遭殺害。但革命的火種是撲不滅的。郴縣、宜章、耒陽、安仁、資興、永興等地黨組織，迅即會合了從井岡山遣返回鄉的武裝力量，重新開始了湘南的革命鬥爭。
5月底的遣返湘南農軍告一段落後，6月上旬，工農革命第四軍的稱謂，根據中共中央的統一規定，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
中共中央在1928年5月25日《中央通告第51號——軍事工作大綱》中規定：“為保障暴動的勝利與擴大暴動，建立紅軍已為目前的要求，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國暴動成功，只要建立割據區域，便應當開始建立紅軍的工作。在割據區域所建立的軍隊，可正式定名為紅軍，取消以前的工農革命軍名義。”同年6月4日，《中央給前敵委員會的信》中指示：“關於你們的軍隊，你們可以正式改為紅軍。”
於是，同年6月16日，毛澤東在他起草的《湘贛邊特委致省委轉中央的信》中，就明確提出要“改造軍隊變成真正的紅軍”。
從此，工農革命軍就改為“紅軍第四軍”了。 “紅軍”的稱謂，開始傳遍井岡山。
湘贛邊界的紅色風暴，越刮越猛，令國民黨反動派坐立不安。 1928年6月中旬，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奉蔣介石之命，重振旗鼓，以第九師師長楊池生為總指揮，率九師3個團，加上慘敗的楊如軒二十七師的兩個團，共5團之眾，從吉安進攻永新，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進剿”。與此同時，湘敵吳尚第八軍的第二師也由平江調防攸縣，加強對湘贛邊紅軍的防堵。
面對敵人的來勢，紅四軍在永新所部即主動撤離，退回根據地的中心寧岡。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認為：湖南國民黨軍數量多而且戰鬥力較強，尚未進攻紅軍；而江西國民黨軍兵力雖號稱5團，但經過數次打擊，有畏懼心理。故應對戰鬥力較強的湘敵取守勢，對戰鬥力較弱的贛敵取攻勢，以小部力量箝制湘敵，集中力量打擊由永新地區來犯之贛敵。
6月20日，毛澤東、朱德、陳毅在寧岡古城召開了連以上乾部會議，詳細制定迎敵方案。決定：以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一營為主力，統由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利用寧岡北面屏障新、老七溪嶺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抗擊來犯之敵；袁文才、王佐率三十二團在寧岡、酃縣邊境活動，箝制吳尚第八軍；並廣泛地動員寧岡、永新群眾支前參戰，協助紅軍破敵。
迎敵大計確定後，各部隊依序而動。 21日，毛澤東率三十一團三營前往永新龍田、潞江一帶，發動群眾騷擾贛敵，牽制湘敵；袁文才率三十二團佯移酃縣邊境；朱德、陳毅、王爾琢則率紅軍主力移駐新城，密切注視敵軍行動。
從21日起，敵方也緊鑼密鼓，向我根據地推進。以第九師的3個團（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團）由永新向寧岡北面的新、老七溪嶺逼進，企圖攻占寧岡；以二十七師的2個團（第八十團、八十一團）駐防永新城。
敵人的行動，均被永新群眾告知已進入永新龍田、潞江一帶的毛澤東。毛澤東聞訊，即寫信給朱德、陳毅，通報敵人企圖，並提出破敵策略，派人急速趕往新城。
朱德、陳毅接毛澤東來信後，即於22日上午在寧岡新城召集有營以上乾部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討論並確定具體的作戰方案。正在開會時，袁文才部報告進駐攸縣、茶陵一帶的吳尚第八軍並無行動跡象。這樣，就排除了湘贛兩省敵軍的“會剿”，而只是贛敵單方面的“進剿”。於是，軍中領導更堅定了戰勝贛敵的信心，決定：朱德、陳毅、胡少海率二十九團及三十一團一營，在新七溪嶺阻擊敵二十七團；王爾琢、何長工率二十八團在老七溪嶺迎擊敵二十五、二十六團；袁文才率三十二團和永新赤衛隊埋伏在武功潭一帶，待我方得手後相機搗毀敵駐在白口的前線指揮部，截斷敵人退路；毛澤東率三十一團三營繼續在永新龍田、潞江一帶監視湘敵；寧岡、永新兩縣地方武裝和群眾協同紅軍作戰。
一場嚴峻的決戰在即。
先看新七溪嶺戰鬥。
七溪嶺，又稱梁公嶺，是橫亙在寧岡北面的一座群山，山中樹高林密，怪石岩，極為險峻。新、老七溪嶺一左一右，像兩扇鐵門，扼守著根據地的大本營。兩座山嶺各有一條小路盤旋而上，通往寧岡的新城。
6月23日凌晨，朱德、陳毅、胡少海率領紅二十九團、三十一團一營從新城出發，穿過“吊谷上倉”、“蛤蟆湖”棧道，搶在敵人前面，佔領了新七溪嶺的製高點——望月亭。
進攻新七溪嶺的敵人是號稱“江西最狠的部隊”——楊池生的第九師第二十七團。敵人憑藉著優良的裝備，氣勢十足地從龍源口向新七溪嶺逼進。
這天，大霧瀰漫，且是傳統的端午佳節。
日出後，敵二十七團官兵沿著小路向望月亭奔來，向先期到位的紅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發起攻勢，爭奪制高點。紅二十九團系宜章農軍組成，槍支不多，逐漸顯露出劣勢，陣地開始被敵突破。
這時，幸紅三十一團一營趕到，迅速集中火力，猛烈阻擊，才把敵人壓下去。但是，敵人自恃武器精良，彈藥充足，又集中七八挺機槍，壓向望月亭，搶占了地勢險要的風車口，並在風車口上架起幾挺機槍，掩護大隊敵軍向前衝鋒。紅軍被敵人密集的火力壓得抬不起頭來，情況非常危急！
軍長朱德見狀，立即趕至望月亭，提起一挺花機關（衝鋒槍）親自上陣，向敵人猛烈掃射，這時，一顆子彈打穿他的軍帽。朱德全然不顧，大聲命令：“摘掉敵人機槍！”
班長馬奕夫一馬當先，承擔了摘掉敵機槍的重任。他時而以樹木作掩體，時而又匍匐在怪石旁，很快地接近風車口。 “轟隆！”馬奕夫甩出幾顆手榴彈，把敵幾挺機槍炸得僅剩一挺，自己也中彈倒下。
“衝啊！”戰士們見狀，躍出壕溝。不料，敵人的機槍又吐出了火舌，一批戰士倒下了。
馬奕夫被劇烈的槍聲驚醒，看見身邊倒下的戰友，怒火中燒，一步一步地爬向敵機槍位置。隨即，他一躍而起，使盡全身力氣，抓住滾燙的機槍槍管，用胸膛擋住了機槍口。
“為馬班長報仇！”參戰的二十九團、三十一團一營戰士奉命發起了凌厲攻勢，終於把敵人壓下了風車口。隨即，又乘勢將敵人逼下山腰。驕橫的敵軍後來儘管組織了多次的衝鋒，始終無法逾越風車口。
再說老七溪嶺戰鬥。
在新七溪嶺戰鬥打響之後，紅二十八團與敵二十五、二十六團在老七溪嶺展開了激戰。
紅二十八團從新城出發，因路途較遠，匆匆趕到茅管坳時，對面的百步墩制高點已被先期到來的敵人所佔領。敵俯我仰，形勢非常不利。戰鬥打響後，敵人密集的子彈，壓得二十八團官兵無法前進。
“必須搶占百步墩！”紅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無所畏懼，多次組織突擊，但未能奏效。我方打到上午11時許，仍沒有衝上去。這時，敵人大批部隊倒向茅管坳壓來，紅二十八團如不迅速攻下山頭，不僅自己在山腰站不住腳，連新七溪嶺的部隊都有被敵人前後夾擊的危險。
在此緊急情況下，王爾琢和團黨代表何長工商議，決定組織作戰勇敢、有戰鬥經驗的黨員、幹部、老戰士，組成若干勇猛的衝鋒集群，輪番向敵人衝擊。每一沖鋒群24人，配備3挺衝鋒槍，5支梭鏢，7支步槍，9支駁殼槍，在迫擊砲的掩護下，短兵相接，拿下制高點。方案確定後，衝鋒集群很快組織起來，由二十八團三營營長蕭勁統領，向敵發起進攻。第一次、第二次……衝鋒未能奏效。
中午時分，敵二十五、二十六團散在各處休息。王爾琢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再次組織衝鋒集群攻擊。在密集的槍彈掩護下，蕭勁率領衝鋒集群迅速奔向百步墩。戰士們跟著營長義無反顧地向前猛衝。突然，一顆子彈打中了蕭勁的腹部，腸子湧了出來。蕭勁緊捂傷口，將腸子塞進腹內，叫人撕下衣袖緊緊捆住腹部，又繼續往前衝擊。戰士們踏著營長的血路，終於拿下了製高點。但是，蕭勁卻倒下了。
“為蕭營長報仇！”紅二十八團官兵在團長王爾琢的率領下，向敵人發起了猛攻。敵人見制高地已失，頓時人心大亂，紛紛潰逃。二十八團乘勢將敵人壓至龍源口。
這時，埋伏在老七溪嶺右側武功潭的袁文才三十二團，聽見老七溪嶺殺聲震天，知道二十八團已經得手，迅即向白口敵前線指揮部發起攻擊。前線指揮楊如軒前已領教過紅軍的厲害，見大勢已去，上馬就逃。一顆子彈飛來，擊中他的右臂。楊如軒連頭也不敢回，帶領師部殘兵，奪路逃往永新。
新七溪嶺的二十七團，聞知老七溪嶺兵敗，也無心戀戰，邊打邊退。朱德抓住戰機，旋即率部發起猛攻。
老七溪嶺的敵二十五、二十六團失去指揮中心，首尾挨打，全線崩潰，緊隨楊如軒向永新方向逃竄。追至白口的紅二十八團立時返身向新七溪嶺包抄過去，會同朱德指揮的紅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一營，在龍源口將敵二十七團團圍住。附近的數千地方武裝，也旋即趕至，搖旗吶喊。一時，龍源口上空殺聲震天。敵二十七團無處可逃，至下午三四點鐘時，全部被殲。
從白口前線指揮部僥倖逃出的楊如軒，及敵二十五、二十六團的殘兵敗將，一路棄槍棄物，奔向永新縣城。紅三十二團和永新地方武裝立即跟踪追擊，一路俘敵繳槍，勢如破竹，一直追至永新城外，見天色已晚，便在城外安營。
留在永新城的前線總指揮楊池生見部隊慘敗，心虛膽寒，這才明白朱毛紅軍的厲害。於是，連夜拔營而逃，退回吉安。
龍源口戰鬥是紅四軍成立以來進行的最大規模、最為激烈的一次戰鬥。對此，楊克敏在1929年2月25日的《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記載說：“6月23日龍源口（永新境內，由寧岡入永新的道路）一戰，贛敵共3團，楊如軒指揮之，我軍亦3團與敵戰一日之久。敵為二十五、二十六團江西軍隊之最狠的部隊，戰鬥力最強，都係老兵，技術熟練。這次的戰爭敵我兵力相當，為江西所未經過的大戰，其間進退周旋，經過許久的肉搏，因為我們占得地形的優越，敵仰我俯，居高臨下，悻悻一鼓敗之，其間戰機的危險非常嚴重，不為敵人所敗者幾希。在未下令攻擊之先，雖命令永新縣黨部準備暴動響應紅軍，以致收取夾攻之效，實行群眾戰的口號。此役敵3團全潰，繳槍約七八百支，楊如軒帶花逃跑，俘虜敵兵官長士兵甚多，敵死傷數百，我方亦有死傷。敵遂退出永新，永新即完全為紅軍佔領。”
對這次紅軍的輝煌勝利，邊界軍民作歌謠熱情讚道：
龍源口大捷後，紅四軍乘勝第三次佔領永新城。至此，贛敵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進剿”即告破產。
龍源口戰鬥的勝利，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後，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全盛時期。”
龍源口戰鬥擊破贛敵第四次“進剿”，紅軍三佔永新後，永新完全處於紅色割據之下，永新是一個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的大縣。它北通蓮花、萍鄉，西接茶陵，東鄰吉安，南連寧岡，水陸交通都很方便；境內崇山峻嶺，地形很是複雜。永新無論從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看，都顯得極為重要。
為了佈置長期的工作，造成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進一步實踐“大力經營永新”的方針，6月26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禾川中學主持召開紅四軍連以上乾部、地方黨和地方武裝負責人聯席會議。會議總結了龍源口戰鬥的經驗，研究了紅軍短期分兵、開展群眾工作的問題。對這次會議，劉型在回憶錄中寫道：“毛主席親自主持會議，會議內容：分析了當時的形勢，部署作戰計劃。當時的形勢是：朱培德的兩個師被打垮了，敵人退回吉安南昌去了，湖南方面的敵人也不會馬上來，我們要爭取時間，把部隊分散去做群眾工作，建立地方武裝，建立政權，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款子。這個會議到會的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團，共200來人。”
永新分兵的原因是：毛澤東和特委、軍委都預料，“敵人受此重創後，必然不久又會來反攻，所以決定乘敵未反攻以前，期於最短期間內，用大力造成群眾與黨的相當基礎，則敵再次來攻，我們可增加幾分勝利的可能性。因此空出十天二十天的工作計劃，在軍中抽調大批同志和其他各縣（如遂川、茶陵、酃縣）的負責同志集中到永新一縣加緊工作。”
同時，毛澤東與剛剛由湖南省委派到邊界充任特委書記的楊克敏（即楊開明）談了他為何要“大力經營永新”的想法。毛澤東說：“我們看永新一縣，要比一國還要重要。所以現在集中人力在這一縣內經營，想在最短的期間內，建設一個黨與民眾的堅實基礎。以應付敵人下次的會剿。”
會議的第二天，部隊即開始分兵。 “派隊四出游擊進行籌款，組織黨、組織蘇維埃，分田，組織工農武裝等工作。派出之部隊各成立一行委指揮之，計派二十九團全部去蓮花，二十八號佔領蓮花全縣，同時又派隊來吉安與安福的邊界游擊。”
毛澤東則去了塘邊。這時，中共永新縣委、縣工農兵政府機關也遷至塘邊。毛澤東和永新縣委書記劉真同住在一戶貧農家。毛澤東之所以再次來到塘邊，一是因為原先來過這裡從事調研試點工作，情況熟悉；二是塘邊一帶人口稠密，方圓20裡，居住了全縣近五分之二的人口；加之地形好，進退自如，把這裡的工作做好了，爾後向外發展，對永新全縣割據局面的形成是很有利的。
毛澤東在塘邊，首先抓了黨組織的工作。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塘邊由一個支部發展到11個支部。接著，又領導當地群眾建立政權以及暴動隊、赤衛隊等組織。同時，還“補”了土地革命一課。毛澤東深入群眾，訪貧問苦，在群眾中留下了許多佳話。對毛澤東在塘邊的工作，韓偉回憶說，從七溪嶺戰鬥至八月失敗前，毛澤東在永新西鄉夏幽塘邊住了一個多月。除了在縣城主持召開紅四軍軍委、湘贛邊界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和在石灰橋指揮三路行委、23個赤暴團將來犯的11個團敵兵圍困外，其餘時間都在塘邊。
在毛澤東和紅四軍廣大指戰員的工作下，永新的工作發生很大變化。這次分兵，不僅建立了各種黨群組織，深入了土地革命，而且地方武裝赤衛隊、暴動隊發展到七八千人；同時，還營造了僅次於井岡山的第二個軍事根據地——九隴山軍事根據地，使之成為邊界各縣地方武裝的軍事屏障。
井岡山斗爭時期形成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是紅軍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原則。
對“十六字訣”的形成與提出，即“發明權”的問題，史學界曾有一些不同看法。根據我們的研究，認為：
1.“十六字訣”的原型（即“十二字秘訣”）最早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初期游擊戰爭的實踐中總結和提出的。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區後，以寧岡為大本營，分派部隊四處游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至1928年2月，先後攻下了茶陵、遂川、寧岡三個縣城，取得了豐富的游擊戰爭經驗，並提出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原則。在游擊戰爭的實踐中，毛澤東不但善於運用古代兵家著作中的理論知識，而且善於吸取井岡山與綠林武裝的盤旋經驗，並加以改造與提高，形成新的獨特的游擊戰術。他對井岡綠林朱孔陽（朱聾子）的“打圈子戰術”的改造，就是一個實證。韓偉在《毛委員教導我們用兵作戰》一文中回憶說，1928年12月工農革命軍攻打茶陵撤到湖口地區時，毛澤東就曾向部隊官兵講了戰術問題：“戰無常法，要善於根據敵我情況，在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原則下，拋掉舊的一套，來個戰術思想的轉變。打仗也像做買賣一樣，賺錢就來，蝕本不干……他還講到走路問題，說：走路，連兩三歲小孩也會，可是說到打仗，走路是一門好大的學問哩！他舉了個例子，從前井岡山上有個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幾十年交道，總結了一條經驗：'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委員說打圈是個好經驗，當然土匪打圈是消極的。我們要改它一句：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就虛，殲滅敵人，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強敵來了，先領他兜個圈子，等他的弱點暴露出來，就要打得準，抓得狠，要打得乾脆利落，要有繳獲。最後他笑著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術。”這裡，我們可從“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之中，看出毛澤東對游擊戰術的最早總結。這些，顯然已具有“敵進我退，敵疲我打”的含義。
這種樸素、淺顯的游擊戰術思想，到1928年初又發展、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毛澤東在攻克遂川後，又總結歸納出“十二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毛澤東的“十二字訣”，是1928年1月於遂川縣城召開的遂川、萬安兩縣縣委聯席會議上提出的。當年的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在《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一文中回憶說：“在遂川時（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擊戰爭的十六個字原則了，特別是這年的上半年，聽得就更具體了。”參加遂、萬聯席會議的許大權（萬安縣委委員、縣蘇秘書長）、曾華英（萬安縣委委員）也回憶說，毛澤東曾在遂川聯席會議上提出了“十二字訣”。許大權說：“1928年古歷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川召開贛西南農民暴動聯席會議，由張世熙、劉興漢、郭定元等人參加，會後在羅塘的沙窩裡召開了會議（名稱忘了），討論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訣。”曾華英說：“毛主席在遂川聯席會議上，教導我們對付敵人的辦法，要看敵人多少，了解敵人的情況，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人來了我們就退，敵人退，我們就後面追。”遂川縣革命博物館資料，1971年。會議參加者、當年萬安縣委書記張世熙在1928年7月12日的《萬安工農鬥爭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動經過情形》的報告中記載：萬安黨組織於1928年1月7日“接毛澤東佔領遂川信，再動員群眾準備消滅敵軍，而敵軍於17日（舊曆，陰曆為1月9日）聞風棄城逃走，萬安縣城遂被工農群眾佔領”。不久，敵軍大舉進攻，萬安農軍撤出萬安縣城，“與敵人搏戰的策略是：'堅壁清野，敵來我退，敵走我追，敵駐我擾，敵少我攻。'因此相持半月，敵軍無可奈何。”可見，毛澤東在遂川、萬安兩縣委聯席會議上就最早提出了游擊戰術，即“十二字秘訣”。而萬安縣委又根據這“十二字秘訣”，進行了具體的運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十二字秘訣”，其實已包含了“十六字訣”的主要內容，基本上是“十六字訣”的雛形。顯然，毛澤東是“十六字訣”游擊戰術的奠基人。
2.“十六字訣”的形成，蘊含了朱德的游擊戰爭經驗。
朱德，長期從事軍事鬥爭，有著豐富的游擊戰爭經驗。他曾經說：“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多。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採取了游擊戰爭的戰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後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了批評。其實，這就是游擊戰爭的思想。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1927年冬，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分部隊在轉移途中，也逐漸認識到應將打大仗轉變為打游擊戰，在崇義整訓時，就提出了“人”字戰術隊形的新戰術。 1928年4月他率領部隊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部會合後，適逢江西敵軍頻頻前來“進剿”。為此，朱德以他深厚的軍事素養和作戰實踐，率領部隊於5月間連續地取得了五斗江、高隴、草市坳、龍源口等戰鬥的勝利。在這些勝利中，有的是突擊戰，有的是伏擊戰，實際上都運用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戰術。因此說，朱德亦為“十六字訣”的形成作了重要貢獻。
3.毛澤東是“十六字訣”的形成和提出的理論概括者。
“十六字訣”的實際形成是井岡山時期的1928年的五六月間。但最早見諸於歷史文獻記載的是毛澤東於1929年4月5日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記載了“十六字訣”和其他游擊戰術。信中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踪，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許多參加井岡山斗爭的黨和紅軍的領導人，都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概括的。朱德在1962年6月說：“關於游擊戰術以至整個戰略問題，還是後來由毛主席系統、完善地解決的。”彭德懷1937年說：“毛澤東同誌曾經發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的游擊戰術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陳毅1939年說：紅軍游擊戰爭，其戰術特點包括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毛澤東的十六字訣內，又可包括在黃公略的'化零為整，化整為零'的兩個戰術口號之內。”
當年參加井岡山斗爭的老同志張宗遜、蕭克、何長工等，都回憶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提出和概括的。在此不一一贅引。
除“十六字訣”外，紅軍還創造了一套游擊戰術。
隨著游擊戰爭的深入與擴大，紅四軍的游擊戰術也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發展。這些豐富、具體的游擊戰術，有力地指導了當時的游擊戰爭，使得根據地一天一天地擴大。
紅四軍的一套游擊戰術，除前已引述的毛澤東的《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有記載外，楊克敏1929年2月25日《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記載得也較為詳細：“紅軍的戰略是：每次作戰必須盡量使群眾參加，實行有廣大群眾參加的群眾戰；敵強於我，避免強戰，敵弱於我，設法殲滅；作戰要有政治意義和群眾基礎，反對軍事的投機主義；作戰是科學的、藝術的，反對盲目的軍事冒險主義；下一與群眾共生死的鬥爭決心，反對逃跑的失敗主義；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潰我進，行動敏捷，出沒無常，採用游擊的方法以困敵人；紅軍兵力主集中，赤衛隊則以分散為宜。”
陳毅在1929年9月1日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記載更為詳盡，共記錄了紅四軍的14條游擊戰術。當然，其中亦包含了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到贛南閩西後半年多來游擊戰術的新發展。茲引錄於下：
（1）關於行軍的：在前衛之前四五里或前衛之後四五里，均須派遣便衣持短槍偵探以防敵人意外襲擊或無益之衝突。
（2）關於駐軍的：每月對付敵人方面必須遣一連或一排以上之武裝游擊隊作三十里左右之偵探，及宣傳工作，若發現敵人，該隊一面抵抗，一面飛報，使我軍能準備應付或撤退，不致打不必要的仗。
（3）紅軍不攻堅。若土豪跑到炮樓裡去了，或敵人閉城固守，或據險抵抗，紅軍絕不去攻擊他。因為：a.攻堅費時日。 b.攻堅我之損失必數倍於敵。 c.在游擊中我軍砲兵是不健全的。 d.若輕易攻堅，一個時期急切難下，四面的敵人很易從四麵包圍攏來。關於此點指揮官務要有決心，不要輕易憑氣憤去亂乾一下。
（4）打圈子脫離敵人包圍與窮追。大敵前來，我不能與之作戰，則利用打圈子的辦法，向沒有敵人的地方跑，我軍須要走得路使敵趕不上，同時經過的地方要有群眾及黨的組織，才有人擔負前後偵探工作，不致受敵前後夾擊。
（5）在沒有黨及群眾組織的地方，不輕易作戰。
（6）不明敵情，絕不作戰……
（7）單純軍隊的襲擊，偵知敵距我有百里以外，我軍輕裝盡一夜工夫跑到，出敵不意而殲滅之。
（8）用群眾封鎖的襲擊。在敵接近我時，我方有群眾的組織，四面斷絕敵人交通，使敵人不知我軍已在其附近，然後利用拂曉將其擊潰。
（9）用群眾擾敵，紅軍以主力解決敵人……
（10）在後有追兵，前有阻擋部隊的時候，或追兵過於強硬的時候，為了脫離敵人，可以一部隊伍距敵四五里引其走大道，大隊則取間道脫離敵人或猛出敵後而襲擊之，或用農民在另一路上劃路標，貼標語，以引誘敵去窮追，我軍從小道沖出。
（11）不打硬仗，不能有十分把握的仗就不打。殺人三千，自損八百，這是一句好話。尤其紅軍幹部補充困難，子彈不易，打了勝仗不能得槍械在紅軍戰術上均是失敗。
（12）敵人若進攻我的根據地，我軍則繞道去劫其後方，此為圍魏救趙之老辦法，紅軍常用有效。
（13）我要攻擊某處，不直接前去，偏偏走旁一個方向，到了中途忽然打轉，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擊潰敵人。
（14）敵人急急追來，擇一個好地形，埋伏得好好的，俟敵一來一網打盡。
上述戰術，是對“十六字訣”的具體化和進一步發展。陳毅把這套戰術稱之為“四軍的法寶”。可見，這一套游擊戰術的運用，在當時起了多麼重要的作用。紅四軍正是運用了這些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法寶”，才無往而不勝的。
在紅軍中各級設立黨代表，是紅軍初創時期人民軍隊建設的一項重大措施。黨代表的設立，有力地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軍隊中的貫徹執行，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紅軍實行三大任務、執行革命紀律起了很大的作用。為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充分地肯定了黨代表的作用：“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從表面看，似乎既稱紅軍，就可以不要黨代表了，實在大謬不然。”
對於紅軍黨代表的工作職責，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提到的“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黨的支部書記”外，囿於史料原因，過去始終不甚明了。近年，在湖南省安化縣檔案館，發現了一份《黨代表工作大綱》，頗為珍貴。這是1928年7月間紅四軍在郴州對敵作戰時失去的，被敵十六軍政治部擄去，而刊載在其內部通報上。 《黨代表工作大綱》（簡稱《大綱》）共分：“軍隊方面”、“民眾方面”、“黨的方面”、“做報告”、“民眾的調查”五個部分，對黨代表的任務、職責、工作方法等，均有明確、詳盡的規定。從這一珍貴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
1.《大綱》確定了黨代表的根本任務。
其任務分有兩項：（1）注意士兵教育和管理；（2）作戰時的工作。因為“黨代表是代表黨在軍中工作，所以對於黨的主義及政策，應該隨時使士兵了解”，必須確保在紅軍中及紅色區域貫徹執行黨的主張和方針政策。
2.《大綱》規定了黨代表的工作職責。
從《大綱》可以看出，黨代表的工作職責應擔負軍隊、民眾、黨務、報告、調查等五個方面的工作。每個工作項目均有具體的要求。這樣，黨代表在工作中既有章可循，又職責分明，體現了黨代表制度的科學化與製度化。
3.《大綱》對黨代表提出了嚴格的要求。
《大綱》規定：“黨代表應為各同志模範，並使各同志和非同志在本黨政策之下都積極工作”；“黨代表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均需站在黨的觀點上”；“黨代表在軍隊中，在民眾中，均在黨的指揮之下，積極發展黨和團的組織，並使黨和團為群眾核心。”為此，黨代表必須是一個有高度責任心的優秀黨務工作者，而不是光耍嘴皮的“政工人員”。
4.《大綱》提出了黨代表的工作方法。
《大綱》規定黨代表的工作方法應注意兩方面：即做報告，從事民眾調查。要求黨代表實行報告製度，“注意民間調查和官兵調查”。為此，還開列了調查及報告的詳細項目。
由於大綱有了這些規定及要求，就規範了紅四軍各級黨代表的行為。當年曾是三十一團三營九連黨代表的羅榮桓，“從當連黨代表開始便堅持了一條：凡是要求同志們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範行動作為無聲的命令。打仗衝鋒時，他和陳連長（陳伯鈞——引者註）肩並肩站在隊伍的最前頭，退卻時又在最後面負責掩護。行軍時，他的肩頭經常扛著幾支病號或是掉隊戰士的槍。宿營時，他每宿都要查舖，逐個將戰士們的夾被蓋好。每逢發零用錢，他和連長、司務長又總是最後去領。他自己病了，咬著牙堅持工作。可戰士病了，他卻要一天幾趟噓寒問暖，還要吩咐伙房給做香噴噴的病號飯……”
正是由於有許許多多像羅榮桓一樣嚴格執行《黨代表工作大綱》的各級黨代表們，從而使得大部分來自僱傭軍隊的紅軍士兵，“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戰”。以致敵人在繳獲《黨代表工作大綱》時，驚呼：“紅軍黨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眾，敵人組織如此，吾人應加猛醒！”
井岡山時期的《黨代表工作大綱》，是我軍最早的政治工作條令。這個大綱的基本精神，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和黨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紅四軍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在四面白色政權包圍之中，物質生活極其菲薄，戰鬥又十分頻繁，但部隊始終“仍能維持不敝”。靠的是什麼？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紅四軍創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原則。
堅持黨的領導是紅四軍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則。為了實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毛澤東採取了組織與思想兩方面的措施。在組織上，當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三灣時，就主持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班排成立黨小組，連以上設立黨代表，營以上建設黨委，從而使黨對軍隊的領導有了堅強的組織保證。在思想上，主要是加強對軍隊的思想教育工作。毛澤東本人就是做思想教育工作的楷模。他給教導隊學員上課，給袁文才地方武裝部隊戰士講課，給四軍戰士講政治形勢和革命宗旨、性質，詮釋“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從而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的信心，增強了他們的鬥志。
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紅色政權，這是紅四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從1927年10月起，毛澤東就把群眾工作作為一項重大事情來抓。是年11月間，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城。當時，團長陳皓等人不做群眾工作，整日迷戀花天酒地，毛澤東知悉後，立即指示部隊要以發動群眾為目標，幫助地方建立赤衛隊和工農兵政府。當陳皓等人叛變陰謀敗露後，毛澤東又在寧岡礱市向部隊宣布了“三大任務”，其中第三條就是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1928年1月，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後實行的分兵，目的就是為了發動群眾。在以後紅軍每攻克一處城地，都把做群眾工作擺在首位。正是由於把做群眾工作作為紅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來抓，根據地割據區域才得以迅速發展。
紅軍內部的政治工作，主要是進行政治訓練。這項工作由各級黨代表按照《黨代表大綱》的規定組織實施。同時，舉辦不定期的訓練班，培養政治幹部，提高受訓人員的政治工作水平。據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記載，紅四軍的政治訓練，主要有七種方式：（1）講演。由黨代表或軍事首長召集全體戰士講話，進行生活批評，或作政治報告和工農運動概況報告。 （2）講課。軍隊如有3日以上的休息，則由黨代表每日向部隊上一小時的政治課。每月講授的課程均有計劃，有大綱，內容連貫，使紅軍能學到系統的政治常識。 （3）早晚點名講話和呼口號。內容是對當日士兵生活的批評，對次日行動的簡短動員和佈置。 （4）每次作戰或進行群眾工作以後，組織部隊總結工作經驗教訓，使紅軍受到生動實際的教育。 （5）開展識字運動。如教紅軍戰士認識革命標語，並講解其政治內容，使士兵從中受到教育。 （6）組織紅軍參加群眾大會，舉行各種紀念會、聯歡會，使戰士得到政治教育。 （7）在士兵委員會內，將士兵編成若干小組，開展對政治問題的討論和對工作的批評。
紅四軍的上述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政治工作，對部隊政治素質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言：“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出怨言。”
紅四軍除對內對外做好政治工作之外，還要利用戰鬥空隙之際，進行必要的軍事訓練。軍事訓練的目的，在於提高紅軍士兵的軍事技術素質。
當時，紅軍的組成有六大部分：一是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二是參加秋收起義的國民政府警衛團；三是平江、瀏陽等縣的農民武裝；四是湘南暴動後上山的湘南農軍；五是國民革命軍江西、湖南的投誠部隊；六是邊界各縣的農民地方武裝。經過長期的戰鬥，部隊兵力損失很大，前三項只剩下三分之一，湖南農民也傷亡很大。雖然，前四項“至今還是紅軍第四軍的骨幹，但已遠不如後二項多”。並且，按常規，“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所以，進行短時間的軍事訓練，就顯得非常重要。
紅四軍的軍事訓練，主要採取四種方式：一是日常操課。由參謀長或軍官制定日常操課表，按日實施，操課注重傳令、偵探、警戒、瞄準等基本常識及野外實習。二是作戰後或月末進行講評。由軍事首長報告作戰經過並指出戰鬥中的優缺點。三是進行實地訓練。如戰士值勤時，由軍官實地傳授有關軍事知識。四是專題討論。由各級負責軍官召集各級軍事會議，就某個專題進行報告討論。
加強軍事訓練，提高軍事素質，在井岡山斗爭初期就已開始實施。早在1927年10月中旬，當工農革命軍沿湘贛邊界游擊到酃縣水口時，就在松山壩進行過實彈射擊的軍事訓練。 12月，毛澤東和前委又在寧岡礱市創辦了第一期軍官教導隊，呂赤任隊長，陳伯鈞、陳士榘、張令彬、袁炎飛等任教員。教導隊裡既學政治、又學軍事，每日“三操兩講”，實地傳授軍事技術，講授戰略戰術。後來，雖因敵人的頻繁“進剿”而停辦，但到1928年11月間，又在茨坪續辦了一期。這兩期教導隊的開辦，為軍隊和地方培養了大批的軍事幹部和指揮人員，促進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創造與發展。
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游擊戰術、政治工作和軍事訓練，是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良好開端和光輝典範。周恩來曾盛讚紅四軍建設的經驗“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的”。這些寶貴經驗，對當時全國其他根據地的紅軍建設，都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