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八章土地革命風暴的興起
1927年10月，工農革命軍在寧岡茅坪“安家”以後，在邊界各縣開展了廣泛的打土豪籌款子的游擊活動，大長了貧苦農民的志氣，大滅了地主豪紳的威風，從而揭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的序幕。
1928年2月，毛澤東派毛澤覃在寧岡大隴喬林村進行土地革命試點。 3月，工農革命軍在酃縣中村、桂東沙田等地進行了分田的嘗試，為邊界普遍開展土地革命摸索和積累了一些寶貴經驗。
但是，這時的土地革命試點，是尚不深入也不鞏固的，以至敵人一到，土地仍被地主豪紳奪去。 “三月失敗”時，邊界被敵人佔領一個多月，土地革命成果盡行失落。
朱毛兩軍會師後，雖然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之時，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頻繁不斷，力量強大，但是，根據地的割據局面反而一天一天擴大，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這是什麼原因？這是因為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實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其中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群眾真正發動和組織起來了。
究其源：“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乃是1928年5月20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與製定的。大會歷時3天，認真討論了邊界的土地革命深入問題。會後，在寧岡茅坪倉邊村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設立了土地部，譚震林任土地部部長。隨後，邊界各縣政府都設立了土地委員會，具體負責領導土地革命運動。為了幫助各地搞好土地革命，毛澤東和邊界特委還從軍隊中抽調了大批幹部，深入到寧岡、永新、遂川、蓮花等縣發動群眾調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導分田。如：譚震林去了小江區，何長工去了東源荷花形村，王紫峰去了葛田村等。
對於邊界的土地革命，譚震林回憶說：“我們攻遂川、寧岡、永新等縣，建立縣工農兵民主政府後，就著手抓土地革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但1928年4月以前，邊界土地革命還未深入，3月間湖南省委又將正規部隊調往湘南，致使邊界陷敵一個多月。這再次證明武裝鬥爭的勝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對於紅色根據地的鞏固是十分必要的。4月底，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礱市會師，成立紅四軍，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制定正確政策，這才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者緊密結合起來。”“很快就使邊界紅色區域發展到鼎盛的時候。”譚震林：《井岡山斗爭的實踐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此後，“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
可見，邊界黨“一大”，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深入開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標誌。
湘贛邊界黨的“一大”選舉產生了第一屆湘贛邊界特委後，為了統一邊界各縣政府的領導，5月底，毛澤東又在寧岡茅坪召集了湘贛邊界各縣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會，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由袁文才任主席，下設軍事、財政、土地、司法、青年、婦女部以及工農運動委員會。軍事部由張子清負責；財政部由余賁民負責；土地部由譚震林負責；司法部由鄧允庭負責；青年部由肖子南、劉真、胡波負責；婦女部由吳仲蓮、彭儒負責；工農運動委員會由宋喬生、毛科文負責。
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設立在茅坪倉邊村的袁家大屋，為邊界政府最高權力機關。本來，政府主席是推舉毛澤東擔任的，但毛澤東考慮到他主要抓黨和軍隊的工作，地方政府的事，還是以地方同志擔任為好，便提議、推舉袁文才當了主席。邊界政府下轄茶陵、遂川、寧岡、永新、蓮花、酃縣等各縣政府。至全盛時期，邊界各縣區、鄉政府相繼建立，“民眾普遍知道了各級'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寧岡民眾簡稱為'埃政府'的（客籍土話'我們'稱埃，埃政府就是'我們的政府'），別的地方簡稱為'蘇政府'”。
邊界政府成立以後，將土地革命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各縣、區、鄉都相應成立了土地委員會，統籌土地革命的事情。為了幫助各地的土地革命，由邊界政府統一從軍隊中抽調了許多幹部、下到各地指導土地革命工作。
然而，由於實踐經驗不足，“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招牌，在五月間就掛起來了，但成立得很倉促，極不完備”。 “各級蘇維埃是成立了，但名不副實。”工作沒有實際的開展。
在初期的工作當中，不少地方的小地主、富農，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貧農委員只作配角”。這種現象，對當時的土地革命及其他工作，帶來了不少影響。邊界政府雖曾發過一個佈告，而在充分發揮權力機關的職能上做得很是不夠。有的地方是黨包辦一切，有的地方只停留在“每日只是替黨部通信的交通，替紅軍搬運糧食，派使做偵探，管理赤衛隊”等瑣碎的工作。這種現象，直至後來群眾都充分發動起來了，把那些鑽入紅色權力機關的壞分子清洗出去，充分認識到蘇維埃的權力和作用，才“慢慢糾正過來”。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1928年底至1929年初，邊界曾籌備召開各縣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力圖健全邊界蘇維埃政府的組織。為此，成立了一個秘書處作為籌備機關，同時建立了軍事委員會和經濟委員會。但由於湘贛兩省敵人第三次“會剿”的發動，致使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未能實現。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儘管如此，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的成立，及各縣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對當時的形勢發展還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在1928年6月15日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曾說了這麼一句話：“民眾在打土豪後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後相信黨相信蘇維埃。”
1928年5月至7月，邊界各縣在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的統一領導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
由於有了大隴試點、中村插牌分田、塘邊試點分田等小規模分田鬥爭經驗，因此當土地革命全面鋪開時，也就有了一定的“模式”。當時的具體步驟和主要做法是：
1.成立分田領導機構。
這個機構就是各縣、區、鄉的土地委員會。 “它是由工農兵代表大會（縣、區、鄉各級都有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由5～7人組成，工農兵政府在討論分配土地時，就由他們先進行研究，土地委員會還要作調查研究。”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1970年12月。調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製定分田方案和劃分階級，分田時是以階級成分來決定是否分田的。但那時劃分的階級，都比較簡單，“主要對準地主、富農來進行土地革命”。
2.紅軍幹部下到各地指導分田。
邊界的土地革命運動全面開展時，邊界特委抽調和派出了大批紅軍幹部深入各縣的鄉村，發動群眾，調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導分田。當年被派到寧岡葛田鄉的王紫峰迴憶說：“我在手槍隊只有一個多月，後來地方上要幹部，就從軍隊中抽調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鄉13區蘇維埃政府工作時，曾搞過分土地，所以把我調出來了。我到葛田村幫助分土地。鄉里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登記人口，登記土地。當時對'抽肥補瘦'還不懂，我們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沒地或少地的農民。以一個大村為單位，按人口平均計算需要多少土地，在這個範圍內調整補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們沒收，富農的土地沒收多餘部分。分好了，就登記姓名、畝數和規定歸誰使用，然後插牌子。我們在葛田村幫助農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畝多田。”
3.以鄉為單位進行土地分配。
以鄉為單位來進行分配土地的方法，是在試點的基礎上取得的。 “原先是以村為單位進行分配，在實踐中，證明這個辦法是不好的，是容易為地主、富農所利用的。後來改為以鄉為單位來分配土地，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是比較好的。這個辦法是毛主席調查研究，經過鬥爭實踐的摸索和總結才找到的。”這個辦法較之毛澤東在1927年8月19日湖南省委會議上提出的《土地綱領》前進了一大步。 《土地綱領》規定的是“以區為單位”，而在此時及以後形成的《井岡山土地法》卻提出了以鄉為單位、以幾鄉為單位、以區為單位三種方法，不僅更機動，也更切合各地的實際，更能調動貧苦農民的積極性。
4.按人口平均分配。
在邊界各縣，當時實行的是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分配標準是以人口為單位。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 “小孩得大人之半數田，手工業者地主一律照分。”後來接到中央六大決議案，中央只主張“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而不是“沒收一切土地”，但在邊界已經實行，如改過來將貧民分到手中的土地再還給富農、地主，就會挫傷貧農階級的積極性，所以就決定“分了田的已算了事，以後再分按中央政策辦”。
5.實行以原耕為基礎，好壞搭配的原則。
井岡山區，地域廣闊，土地貧瘠與肥沃情況差距很大。開始“在分配土地時，原來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後來發現，這辦法有利於富農，不利於貧雇農，因為富農的地，一般是比較好的，貧雇農種的地，一般是比較差的。如果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那麼，富農中的好田就分不出來……後來主席提出要'抽肥補瘦'，把富農的好田抽出來，補給貧雇農耕，這樣才能真正滿足貧雇農的土地要求”。所以，“當時按4擔谷1畝估計，分上、中、下三種田，田也造冊，按上、中、下搭配分”。
在邊界土地革命中，雖曾一時出現過一些“左”的做法，但基本上執行政策較好，注意了正確對待中間階級，保護中小工商業，地主也分田等，土地分配後還組織複查，看看是否公平合理。
這一年的莊稼，獲得了很好的收成。寧岡一帶的群眾都踴躍交公糧。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記載說：“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徵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
經過4月起至7月的群眾土地鬥爭，湘贛邊界各縣的土地基本分配完成。土地革命的深入，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貧苦農民的鬥爭積極性，不僅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也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戰爭，加快了根據地的發展。
井岡山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運動，是在“前無成法”的情況下摸索進行的。 “因為從11月底起，即與省委斷絕交通，黨的一切主張政策全不知道。”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但是，井岡山的土地鬥爭在特委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有力地促進了根據地的發展與建設。依據當年的一些歷史資料及經歷者的回憶，井岡山土地鬥爭的歷史經驗，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1.全面掌握邊界的土地狀況和階級關係。
毛澤東是注重調查研究的先行者。他在1927年冬，就親自到茅坪壩上、洋橋湖一帶及永新的秋溪一帶，做深入細緻的社會調查，並寫下了《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科學地分析了“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裡，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裡。分別說來，贛邊以遂川為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除萬安情形此間無直接調查外，寧岡、蓮花兩縣土地雖說自耕農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佔比較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與四十之比。湘邊茶、酃兩縣相差不遠，約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毛澤東除自己從事調查外，還要求紅軍及地方乾部直接參與此方面工作，作為一項任務來完成。在1927年11月間開辦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時，毛澤東就要求教導隊學員下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帶進行調查。調查的內容很廣，如：行政區劃、人口、階級、土客籍矛盾、土地佔有情況、文化風俗等一概都要了解，然後填寫調查表。譚冠三在《回憶毛主席在井岡山的偉大革命實踐》中說：“毛主席很強調宣傳隊要作調查研究（對整個紅軍也是這樣強調的）。毛主席對工商業怎樣？地主怎樣？工人怎樣？都要調查清楚。還要求我們了解資本家是怎樣剝削工人和農民的，地主是怎樣剝削農民的，工人、農民又是怎樣被剝削的，以及每個村莊里的階級成分，每個人的政治態度，也都要調查清楚。我們在一個地方作了調查以後，都要上報。經過調查，我們處理各種問題，解決各種問題，就能分清敵友，團結多數。”
2.充分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
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起來革命，是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軍的一項重要任務，土地革命鬥爭中尤其如此。因為，當時邊界的貧苦農民不懂得階級與階級壓迫的關係，總以為自己貧窮是“命中註定”，“八字不好”，“命苦”，因此，“第一步跟他們進行打破'宿命論'的教育……第二步就是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幫助他們樹立鬥爭勝利的信心……農民發動起來了，有了階級覺悟，有了鬥爭的決心，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進行土地革命了。否則，如果游擊區還不鞏固，基礎還不好，就很少可能進行土地革命。即使進行了農民也不敢要地主的土地”。
群眾起來了，土地革命搞起來，便要武裝群眾了。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佔去了。”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所以，紅軍在與敵人戰鬥獲得勝利後，毛澤東即指示將繳來的武器，除武裝部隊外，還要將一些槍支送給地方。這樣，正規部隊走後，遇上反動地方武裝的挑釁，紅色政權和土地革命成果就不會丟失。
3.正確地制定切實可行的土地政策。
土地政策的製定是當時邊界開展土地鬥爭中的一個最為棘手的問題。開始時，無章可循，全靠摸索。如在沒收對象問題上，是沒收一切土地，還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在分配標準問題上，是按人口標準平均分配，還是按勞動力標準分配？或是兩者兼顧？在分配區域問題上，是以鄉為單位分配，還是以村或是以區為單位分配？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分配後的土地所有權是歸蘇維埃政府所有，還是歸農民所有？土地能否自由買賣、租賃？如何區別對待中間階級？地主要不要分田等等，都需要作出正確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這一大課題，在當時全黨及各個根據地都在探索階段，並無成法可循。而井岡山根據地自創立之來，幾月間與組織失去聯繫，“六大”決議直至1928年11月才送至井岡山。這就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摸索出一條新路。由於毛澤東和邊界黨注重了社會調查研究，傾聽了群眾的要求，從而，比較正確、科學地解決了這些實際問題。如在土地分配標準問題上，邊界執行的還是以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後“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為標準”，但“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依然照顧了老人與小孩。在《井岡山土地法》頒佈時，人口與勞動力兩個標準都採用了，並提出：“兩個標準，以第一個為主體，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適用第二個標準。”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這就既切合了邊界的實際，又與中央的政策相吻合，做到了二者有機的統一，受到根據地廣大貧苦農民的擁護。又如邊界在土地分配區域的問題上，也表現得比較靈活：寧岡四區就是以區為單位分田的，協調了原以鄉為單位客籍農民認為吃虧的矛盾；永新的小江區，則是三四個鄉作為一個單位去分配的。
4.抓好典型，以點帶面。
井岡山根據地的土地革命並不是一開始就全面鋪開的，而是分為三個階段進行的：首先是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間為發動群眾和試點（大隴、中村等）階段；1928年5月至7月為土地革命全面深入開展階段；1928年9月至12月為土地革命的鞏固階段。在此當中，都抓了幾個典型，並以典型推動全面。如派毛澤覃在大隴喬林進行土地革命試點，毛澤東本人在中村親自抓點，以及後來的塘邊試點，都體現了毛澤東注重實際，以點帶面的工作方法，和立足當前、放眼長遠的政治眼光。
5.正式紅軍的存在是土地革命的保證。
1928年7月，正當邊界土地革命處於高潮之際，中共湖南省委數次改變主張，把紅軍主力拉往湖南，致使邊界招致“八月失敗”，造成“農民分田，地主割谷”的嚴重後果。 “八月失敗”的這種後果，說明了沒有紅軍作為根據地的中流砥柱，土地革命是難以開展的，開展了成果也是難以鞏固的。誠如譚震林在《回顧井岡山斗爭歷史》中所說：“沒有正規部隊和廣大地方武裝的配合，就不能戰勝敵人，土地革命就無法開展，農民群眾也不可能充分動員起來支持革命，已經佔領的地方也保不住，到頭來即使建立了紅色政權，也站不住腳；而沒有鞏固的根據地，武裝鬥爭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後方和依托。”
綜觀井岡山根據地的土地革命的經驗，表明了一個顛撲不滅的真理：即在四周白色恐怖包圍之中的小塊紅色根據地，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緊密結合，相互依靠，才能求得存在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