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七章紅色區域的拓展

兩軍會師後，極大地增強了井岡山根據地的軍事實力，卻也引起湘贛兩省敵軍的恐慌。 1928年5月2日，蔣介石也給湘粵贛三省政府下達了“克日會剿”的電令。 在工農革命軍由湘南向井岡山區轉移時，湘敵雖將全省劃分為五個“清剿”區，企圖“以一個月為期”肅清在湖南境內的工農革命軍。當工農革命軍退入井岡山區後，湘敵的“追剿”有所放鬆，而贛敵則從4月下旬起加緊了對井岡山根據地的“進剿”。 4月下旬，贛敵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率全師兵力撲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二次“進剿”。時敵七十九團從七溪嶺方向正面推進，八十一團從拿山、五斗江方向側面迂迴，企圖對根據地中心寧岡形成南北夾擊之勢。 毛澤東、朱德等聞訊，即召集了紅四軍軍委會議。經過半年多武裝割據的實踐，毛澤東已摸索總結出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等作戰秘訣，加上朱德系雲南講武堂行伍出身，既有護國討袁戰爭的經驗，又有游擊輾轉作戰的閱歷，軍事上是行家里手。軍委很快部署了避敵主力，攻擊側翼，聲東擊西，集中兵力殲敵一路的作戰方針。決定朱德、陳毅、王爾琢率二十八、二十九團擔任主攻，迎擊敵八十一團；毛澤東、何挺穎率三十一團到寧岡、永新交界的七溪嶺阻擊敵七十九團。

4月底，敵八十一團團長周體仁自恃裝備精良，加上求勝心切，派出一個營從拿山趕往黃坳，自己則率大隊人馬大搖大擺向五斗江推進。此時，王爾琢率二十八團正巧與敵人在黃坳遭遇。二十八團系南昌起義部隊，身經百戰，吃敵一個營不在話下，但朱德卻讓二十八團虛晃一槍，退守小行洲，繼而，派二十九團悄悄地向黃坳疾進，包圍了敵人。二十八團接而不打，讓二十九團參戰，這是朱德等人的妙計。 翌日拂曉，黃坳戰鬥打響了。二十九團系湘南暴動農軍，上山後第一次與敵作戰，個個英勇頑強，奮不顧身。敵人掉以輕心，沒有防備，一時丟下大堆屍體，潰逃拿山。敵團長周體仁接報告後，以為是“小股赤匪，不足為患”，仍向五斗江逼進。 這時，第二十八團已改變進軍方向，正在五斗江迎候敵軍的到來。

是夜，朱德仍未命二十八團出擊，而是派小股部隊和遂川赤衛大隊一起，輪換整夜騷擾敵軍，弄得敵週體仁團疲憊不堪。 第二天，敵八十一團繼續向五斗江開拔，待進入包圍圈後，團長王爾琢一聲令下，頓時，我二十八團全力出擊，槍彈齊飛，打得敵人潰不成軍。週體仁這才知道遇上朱德的主力了。於是，不敢戀戰，奪路而逃。朱德、王爾琢見狀，率部緊接追擊，一口氣追至拿山。 翌日天亮後，朱德、王爾琢又率部一鼓作氣，乘勝追至永新。永新是敵楊如軒二十七師的大本營，開始敵八十團和師部還想負隅頑抗，在我軍的凌厲攻勢下，軍心大亂，只得棄城而逃。我軍乘勝第一次佔領永新城。 正向七溪嶺進犯的敵七十九團，聞知八十一團在五斗江慘敗，隨即向吉安潰逃。在七溪嶺阻敵的毛澤東，見敵人自行潰逃，知道朱德部已經得手，於是，一路跟踪追擊，也進入永新城。就這樣，會師以後的紅四軍勝利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進剿”。 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城致信中央，欣喜地寫道：“追擊毛部之楊如軒部，結果反被毛部趕至贛邊。其八十一團擊潰於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團前被毛繳械，三營現在亦被朱部擊潰於永新。現在毛部之三十一團亦由寧岡開來了，永新敵軍潰吉安，此次繳械三百支。”這就是首戰五斗江——紅四軍一佔永新。

五斗江戰鬥的勝利，取得了朱毛會師後的首次大捷，工農革命軍和根據地人民無不歡欣鼓舞。 毛澤東率三十一團來到永新後，即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商定：乘此大好時節，“採取對內對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為中心而附近各縣發起暴動。對內建立黨（軍隊的），軍隊籌款子做衣服；對外幫助地方發起工農暴動，建立工農政權分配土地”。不直下吉安，而“把打吉安的工夫來做這些事”，顯得更有意義。 安排了二十九、三十一團在永新縣境分兵城鄉發動群眾、開展革命鬥爭，二十八團留守永新城一面休整一面工作後，毛澤東帶三十一團一部來到永新西鄉的塘邊一帶，著手進行邊界土地革命的試點工作。為了幫助毛澤東做好土地調查工作，永新縣委派出已回永新工作的賀子珍、徐佩沂等協助調查。

在此以前，即1928年2月間，毛澤東為了搞好邊界的土地革命，已派出毛澤覃到寧岡大隴的喬林進行土地革命的試點工作。毛澤覃到喬林村後，積極依靠當地群眾，進行了邊界最早分田的試驗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 3月間，毛澤東率部來到湖南酃縣中村時，又曾進行了一次土地革命的試點，但因策應湘南暴動，來去匆匆，中村分田未能成功。因而，對這次的塘邊試點，毛澤東顯得格外重視。 在塘邊，毛澤東忙得不可開交，夜以繼日地調查、訪貧。他讓賀子珍、徐佩沂請了一些農民到住地開座談會，詳細地了解塘邊一帶的基本情況。原來，塘邊的土地佔有情況和各地一樣，土地絕大部分掌握在地主豪紳手中。塘邊村48戶貧苦農民，只擁有43畝地，而地主徐美山一戶就佔有191畝，可見邊界土地的高度集中程度。

為了征求貧苦農民對土地分配的意見，毛澤東和藹地要農民們發表各自的看法。當時，在座談會上，有個叫徐幫勳的貧苦農民，家有9口人，只有4個勞力，便向毛澤東提出：按勞力分田不好，這樣老人孩子沒有田，應按人口平均分配；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也不好，這樣會傷害自耕農的積極性。 毛澤東虛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為進一步掌握農民群眾對土地革命的要求，毛澤東還與胡波（區委書記）、賀子珍等一起，到夏幽、南城、漢山等村進行座談、調查，後形成了《永新調查》（可惜在以後的戎馬倥傯中遺失了）。 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在塘邊形成了一個分田臨時綱領，共17條。這時，塘邊各村都建立了土地委員會，進行了土地丈量、登記等準備工作。爾後，在17條綱領的指導下，一場分田地運動在永新西鄉展開了。

毛澤東在塘邊調查研究期間，工農革命軍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進行了近距離的分兵，深入鄉村發動群眾。蕭克回憶說：“第一次打進永新之後就分兵，前鋒部隊到了天河，我們二十九團團部駐在石灰橋，主要做群眾工作。”何長工說：“一打永新之後，紅軍在永新境內有一個禮拜左右的分兵，以西鄉為主，向東方發展。西鄉基礎好，吉安天河那邊力量薄弱，三十一團在西鄉。” 毛澤東在塘邊的試點，有力地指導了永新縣的土地革命運動，同時，也為湘贛邊界土地革命運動的深入開展樹立了樣板，為《井岡山土地法》的形成與製定積累了經驗。 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攻占永新縣城後，永新四鄉群眾在永新縣委的組織下，歡天喜地地抬豬運酒，送進縣城慰勞部隊，四軍在縣城休整了兩天。隨後，由永新縣委主持，在縣城校場坪召開了歡迎四軍、慶祝永新勝利解放的軍民大會。四鄉群眾肩背著鳥銃、梭鏢、馬刀等，趕到縣城參加大會。北鄉萬碩村的80餘名群眾，為了趕上大會，竟在三更造飯，戴月進城。是日，到會群眾萬人以上，會場洋溢著熱烈歡樂的氣氛。

毛澤東在大會上講了話。他以深入淺出的話語，指出了勞苦大眾終年辛勤勞動而不得溫飽的根源，肯定了永新黨組織和永新人民為反抗統治階級而鬥爭的貢獻，號召永新人民起來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擊暴動。同時，毛澤東還交代了政策，如農民自由往來，商人自由買賣以及公買公賣等。會上，毛澤東還宣布成立永新縣工農兵政府。永新縣黨史辦編：《永新人民革命史》，內部發行。 會後，選舉彭文祥擔任永新縣工農兵政府主席，以及縣政府委員。永新縣工農兵政府下設軍事部、財政部、裁判部、土地部、婦女部等，縣政府機關設在縣城左家祠。 永新縣工農兵政府，是繼茶陵、遂川、寧岡工農兵政府之後成立的湘贛邊第四個工農兵紅色政權。永新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後，在毛澤東“大力經營永新”、“永新比一國還重要”的思想指導下，配合四軍在永新境內的近距離分兵，積極開展“創造群眾割據，佈置長期鬥爭”的工作，以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堅實基礎。永新縣委、縣政府的領導人劉真、劉作述、王懷、賀敏學、賀子珍、彭文祥等，積極引導、配合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三十一團廣大指戰員，深入到東鄉東里、石橋、高橋，南鄉洲湖、龍安、煙閣，西鄉芰田、塘邊、夏幽、南城、沙市，北鄉花溪、象形等鄉村集鎮，領導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發展地方武裝，建立紅色政權。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永新縣境內普遍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擊暴動，群眾發動起來了，紅色政權建立起來了。如：以九隴山為中心，成立了東南特區工農兵政府；以天龍山為中心，成立了西北特區工農兵政府等。 為了加強永新的工作，大力經營永新，“造成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毛澤東和四軍前委還派出軍中得力干部譚震林、蔡會文、宛希先、陳士榘等，分別到小江區、東南特區、西北特區指導工作。譚震林曾回憶說：“所謂大力經營永新，就是要在全縣深入土地革命，層層建立黨的組織，建立工農兵政府和地方武裝，打倒土豪劣紳，把田分下去，各項政策貫徹下去。在永新，我們半個月內分兵發動群眾，建黨，擴軍，成立紅色政權，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形成了比較鞏固的根據地。”

朱毛軍佔領永新城的消息很快由南昌傳到南京。蔣介石十分驚恐，急令湘贛兩省“加緊剿匪，不得有誤”。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沒想到，裝備精良的楊如軒二十七師竟敗在朱毛手下。於是，命令楊如軒率二十七師全部，由吉安返攻永新；另加派王均第七師一個團，楊池生第九師一個團，由樟樹調防湘贛邊界。其部署是：第二十七師師部、第七十九團和第九師的第二十七團一個營進撲永新城，其餘近4個團南渡禾水，由龍源口向寧岡進攻。 5月13日，贛敵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進剿”。 當聞知敵人開始向永新進攻時，第四軍在毛澤東、朱德率領下，即主動撤離永新，避敵鋒芒，退回根據地中心寧岡。 如何打破敵人的“進剿”？毛澤東、朱德等退歸寧岡後，即在礱市劉德盛藥店進行了商討。與敵硬抗，肯定不行；最好是能把敵人引出來，分而殲之。經過策劃，三十一團一營於5月16日奔襲茶陵高隴。

高隴，是國民政府主席譚延的家鄉。 16日，三十一團一營佔領高隴。次日，在高隴與湘敵展開激戰。朱德、王爾琢率二十八團也從寧岡趕來參戰，是役，殲敵數百人，繳槍數百。第三十一團亦傷亡數十人，營長員一民不幸犧牲。 紅軍奔襲高隴的行動，果然調動了駐永新的敵人。楊如軒不知這是毛澤東、朱德的“聲東擊西”之計，見四軍西出茶陵，急令主力南渡禾水，企圖乘虛進占寧岡；同時命令七十九團團長劉安華前往西鄉，出擊田、龍田；楊如軒本人則隨師部和一個特務營坐鎮永新城指揮督戰。 毛澤東聞訊後，命令二十九團、三十二團及寧岡、永新的地方武裝趕往新、老七溪嶺，利用山險，阻敵北進；並派人星夜急馳高隴，告之朱德率二十八團及三十一團一營火速揮戈東向，奔襲永新，直搗楊如軒師部巢穴。 朱德接信後，急率部隊銜枚疾進，一口氣行軍130多里，於18日傍晚趕至永新田。聞敵劉安華部前來，即設伏在草市坳的黑棟山一帶等候敵人。 5月19日，敵七十九團團長劉安華率部大搖大擺地走近了草市坳。劉安華做夢也未想到，朱德部已神速來到了草市坳，並布下了伏兵。王爾琢一槍打響，立時，二十八團的機槍、步槍同時吼叫。劉安華懵了，急令部隊搶占制高點，但我軍早已安置在山頂的4挺機槍一齊打響。劉安華見勢不妙，撥馬回馳，一顆子彈飛來，結束了他的性命。七十九團官兵見團長斃命，紛紛丟槍做了俘虜。 朱德、王爾琢留下地方武裝打掃戰場，又率部乘勝前進，兵臨永新城下。 坐鎮永新城的楊如軒正和他的姨太太在聽留聲機，突聞七十九團失利，紅四軍兵臨城下之消息，壓根不相信。直到槍聲大作，子彈已打到屋頂，這才如夢初醒，換了身便裝，跳城出逃。此時，朱德率部正加緊攻城，一顆子彈呼嘯而來，楊如軒把頭一偏，子彈飛過，保了條性命，打穿了耳朵。楊如軒嚇得癱瘓在地，被衛兵架起，往吉安方向逃去。 進犯寧岡的敵八十團、八十一團，聞七十九團被殲，劉安華斃命，永新失守，師長掛花，嚇得急忙退出七溪嶺，改道逃往吉安。 草市坳和永新城一役，共殲敵一個團，擊斃敵團長，擊潰敵師部，擊傷敵師長，繳獲山炮2門，迫擊砲7門和大批槍支彈藥，截獲敵銀洋20餘擔，創造了四軍成立後的光輝紀錄，乾脆、利落地打破了贛敵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進剿”。是為草市坳戰鬥——紅四軍二佔永新。 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二佔永新，打破贛敵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三次“進剿”後，根據地的形勢為之一變，邊界的武裝力量頓增，軍事鬥爭迭獲勝利，紅色區域不斷拓展，著實令人興奮。更令人興奮的是，幾經報告要求成立邊界特委一事，終於從吉安縣委轉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明確核定“批准湘贛特委之組織（茶、攸、酃縣、寧岡、蓮花、永新、遂川），批准於五月廿一、廿二兩日召集各縣代表大會，決議政治問題，政治紀律，暴動口號，政綱，選舉負責人”。 關於建立湘贛邊界特委一事，毛澤東於1927年10月率工農革命軍來到邊界後，在12月間就曾以前敵委員會名義向江西、湖南兩省委以至中共中央報告邊界的情況，“建議組織邊界特委”。 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來到寧岡，取消了前委，致使邊界“頓失中心，各自為政，起不良之現象”，因此，召集邊界各縣黨的代表大會，形成統一的領導核心，成立湘贛邊界特委，就顯得非常急迫和勢在必行。 4月24日前後，朱毛兩軍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後，割據區域日益鞏固與擴大，除建立有較鞏固的寧岡全縣紅色政權外，還擁有了遂川、茶陵等縣紅色政權，並積極向永新、蓮花、酃縣，以至安福、吉安推進。形勢的發展需要有一個堅強統一的黨的領導機關。 隨著邊界鬥爭的不斷深入與發展，江西、湖南省委以及中共中央都注視著這種局面的發展。 1928年2月21日《湖南省政治任務與工作方針決議案》中，就有“屬於湘贛邊特委之茶陵、攸縣、安仁”的提法，可見湖南省委已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 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向中央的報告也有“間以安源市委來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話，同時，5月湖南省委還擬“派人前往成立湘贛邊特委（管茶、攸、酃、寧岡、永、遂、蓮花七縣）”。 在得到上級黨組織正式批复的情況下，毛澤東等決定乘二戰永新後的穩定之機，召開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組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 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28年5月20日在寧岡茅坪的謝氏慎公祠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寧岡、永新、遂川、蓮花、酃縣5個縣委和茶陵特別區委及軍隊黨的代表共計60餘人。綜合“訪問何長工同志記錄”、“訪問劉型同志談話記錄”、“陳正人同志回憶資料”等史料。毛澤東主持這次會議。大會的議程是：（1）總結井岡山根據地創建半年來的經驗教訓；（2）討論、制定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政策，政綱等；（3）討論如何深入土地革命問題；（4）選舉產生領導機構，成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 在總結半年來的工作時，毛澤東在會上發了言。毛澤東的發言主要是針對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有一些人失去信心，認為前途渺茫，產生了悲觀情緒，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勢，闡明了中國革命的特點，指出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經濟落後而又發展不平衡的受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國家，這樣，帝國主義支持的各派新舊軍閥的割據和戰爭不斷發生，中國小塊紅色割據也就有長期存在的可能性。對此，毛澤東後來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曾記敘說：“當著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國游擊戰爭發生不久，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區域——井岡山的同志們中有些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疑問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指出來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復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 大會討論和製定了鞏固和發展根據地的政策。即：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較強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的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整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這七條政策的製定，對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大會就如何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問題進行了廣泛熱烈的討論。大會決定在湘贛邊界全面深入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活動。大會還通過了政治問題、政治紀律、暴動口號、政綱等決議。 大會選舉產生了中共湘贛邊界第一屆特委會。選舉毛澤東、朱德、陳毅、劉寅生、宛希先、譚震林、劉天干、謝桂標、龍高桂、王佐、龍壽宇、賀志華、劉炎、譚普祥、陳競進、陳正人、劉輝霄、陳韶、劉真等19人為特委委員，毛澤東、宛希先、劉真、譚震林、謝桂標5人為常務委員，毛澤東為書記，宛希先負責組織工作，劉真負責宣傳工作。 邊界“一大”會議選出的特委委員名單，後曾刊登在特委“通告簿”上。 1928年7月，紅四軍二十八團、二十九團曾與敵作戰於湖南郴州，戰鬥先勝後敗，四軍文件被敵人截獲，國民革命軍十六軍政訓部摘錄了這份名單，把它編在題為《湘贛共產之陰謀》文中。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湖南安化縣檔案館所存的敵偽檔案中發現。這份名單與毛澤東的《井岡山的鬥爭》所載的人數稍有不同，毛澤東記載為23人。這是因為在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關於軍事工作給湘贛特委及四軍軍委的指示信》中，有“省委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袁文才參加特委，並指定蓮花兩個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的緣故，加上楊、袁等4人剛好為23人。因此，這一特委名單是可靠的。 毛澤東出任邊界特委書記後，四軍軍委書記改由陳毅擔任。 大會開了三天，至5月22日結束。湘贛邊界特委成立後，為邊界黨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領導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和邊界各縣黨的組織。特委機關設立在寧岡茅坪的攀龍書院。 湘贛邊界黨的“一大”的召開和邊界特委的成立，有力地推動了根據地的迅速拓展和邊界各縣的工作。此後，邊界各縣都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由於邊界黨的政策的正確，“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群眾割據的發展。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據的發展”，相反“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邊界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邊界黨的“一大”以後，毛澤東幸得軍事鬥爭之空暇，在袁文才的保媒下，與賀子珍在茅坪象山庵結為伉儷。 賀子珍，原名賀桂圓。 1909年桂子飄香的時節誕生在永新禾川鎮一個叫“海天春”的小茶館裡。老家祖居永新煙閣鄉黃竹嶺村。賀子珍4歲那年，其父受一場官司牽連而破產，後在永新縣城開了家茶館維持生計。賀子珍懂事後，不喜歡“桂圓”這名字，她要自強、自立、自我珍重，遂改名“自珍”，又稱“子珍”。大革命爆發後，賀子珍隨兄長賀敏學一起，積極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從而在斗爭中顯示出才華，擔任了永新縣首任團支部書記和縣黨部婦女部長。 1927年3月，中共永新縣委批准她為中共正式黨員，並委任她為縣委婦委書記。賀子珍與兄長賀敏學、妹妹賀怡（銀圓）當時都成為永新縣委委員，成為著名的“賀氏三兄妹”。大革命失敗後，賀子珍隨王興亞、袁文才率領的農民自衛軍，參加攻克永新的戰鬥，後撤往寧岡茅坪一帶堅持“打埋伏”，成為井岡山上的第一個女戰士。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來到寧岡茅坪。在袁文才為毛澤東接風洗塵的酒席中，袁文才將寧岡、永新堅持革命鬥爭的“頭面人物”劉真、賀敏學、賀子珍、龍超清、肖子南等請來作陪。席間，毛澤東結識了賀子珍。這時的賀子珍已出落得秀美、成熟，英姿勃勃。 11月初，毛澤東在茅坪象山庵召開了寧岡、永新、蓮花縣黨組織負責人會議，賀子珍出席了這次會議。在這次會上，毛澤東那偉岸的身影，豐富的學識，超人的膽魄，給賀子珍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她對毛澤東甚為敬佩、仰慕。象山庵會議後，賀子珍時患瘧疾，留在茅坪養病。毛澤東也因為行軍引起的腳傷未癒，沒有去打茶陵，留在茅坪一面養傷，一面從事調查研究工作。這樣，他們又有幸見面了。當賀子珍得知毛澤東在搞社會調查時，便把自己對邊界的寧岡、永新一帶的土地佔有情況、階級狀況一一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她講得有根有據，頭頭是道，認為要發動群眾，首先必須爭取農民，而要爭取農民，就首先必須實行土地革命。她的見地，很受毛澤東讚賞。毛澤東這才發現，賀子珍不僅外貌標致、美麗，而且很有主見，很內秀。賀子珍身體康復後，在茅坪一帶協助地方做群眾工作。 12月間，前委書記毛澤東要前去茶陵查陳皓等人叛變投敵之事，但前委的工作又無人料理。於是，毛澤東將賀子珍抽調到前委工作，擔任前委和毛澤東的秘書。她按照毛澤東的囑咐，認真地蒐集報紙，分門別類，剪貼收藏好，重要的地方做上記號，或畫上粗線條，以備毛澤東參閱。賀子珍的字寫得也很工整，毛澤東的文稿修改一遍，她就謄抄一遍。 四軍第一次佔領永新後，毛澤東率三十一團從寧岡來到永新。為了指導邊界的土地革命，毛澤東決定在永新西鄉塘邊一帶搞試點，摸索土地鬥爭經驗。為了協助毛澤東工作，永新縣委派賀子珍隨同毛澤東前往塘邊。在塘邊，賀子珍與毛澤東一起，走鄉串戶，召開座談會，進行土地革命的深入調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他們在塘邊相處了40天，相互間產生了愛情。有一天，毛澤東主動地把自己的經歷、家事和楊開慧杳無音訊的狀況告訴了她。賀子珍被毛澤東的坦誠所感動，覺得：毛澤東為了革命，四處奔波，拋家離室，備嘗艱辛，身邊需要有人照料。毛澤東與賀子珍的戀情被人覺察後，熱心的袁文才便趁著邊界“一大”以後的寬鬆日子，從中撮合，當了毛澤東的紅娘。 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袁文才備了幾道菜及寧岡老酒，弄了些山里特有的土特產，為毛澤東、賀子珍在茅坪象山庵籌辦了簡單的婚禮。是年，毛澤東35歲，賀子珍18歲。 賀子珍晚年在回憶井岡山這段美好歷史時說：“我們終於結合在一起。沒有舉行什麼儀式，熱心的袁文才做了幾個菜，大家熱鬧了一下。”從此，“我擔任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和機要秘書”，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 紅四軍自1928年4月朱毛會師，到1929年1月出擊贛南，“7個月中，共開過六次代表全軍代表大會”。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如此重要的會議，除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有簡略的記述、第六次代表大會有決議案傳世外，其餘各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時間、地點、內容均無記載，成為井岡山斗爭史研究的一項空白。為此，在本書修訂再版之際，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番認真考證，以饗讀者。 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井岡山會師、成立軍委時已作論述，在此不贅。 第二次代表大會朱毛會師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注意。於是，蔣介石急忙調兵遣將，企圖將這一弱小的武裝力量扼殺於搖籃中。江西敵軍楊如軒部向龍源口方向推進，越過七溪嶺，直犯根據地中心寧岡。面對敵人的來犯，四軍剛剛新編，“豈有此理的湘南縣委和縣政府帶了一大批農軍一起跑來，現在有一萬人在這裡”，“一萬人的群眾拖泥帶水紀律太糟”。因而，如何迎敵，如何整理部隊等問題，嚴峻地擺在朱毛等軍中領導的面前。成敗得失，係於一發，至關重要。所以，召集全軍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也就顯得勢在必行了。於是，4月下旬，在寧岡礱市舉行了“二大”。會議的內容應為：1.討論如何迎敵，部署迎敵方案；2.對部隊進行整理，遵照湘南特委決定，將三師九團的編制，縮編為三師六團一教導大隊；3.撤銷政治部，完善士兵委員會。依據是： 1.何長工曾回憶到五斗江戰鬥前有過重要會議。他說：“1928年5月份，當時敵八十一團從遂川來，師部扎在永新，我們紅軍正好在礱市一帶，戰前，我們在礱市召開了營以上乾部會議，作了部署，決定進軍五斗江，迂迴拿山，打其側翼，相機佔領永新。”何長工：《關於井岡山斗爭的片斷回憶》，訪談資料，原件存井岡山會師紀念館。蕭克、熊壽祺等也都有過類似的回憶。至於是“營以上乾部會議”呢還是全軍的“二大”，我們以為是“二大”的可能性大些。因為，何長工回憶道，就是在打完黃坳戰鬥後，“在拿山，朱德同志正式宣布我擔任二十八團黨代表”。熊壽祺也是這時“從紅三十二團，即袁王部隊的第一連調到紅二十八團，即王爾琢團的第一營”，曾志也回憶說蔡協民是在五斗江戰鬥後調三十二團任黨代表，她本人也調至三十二團黨委辦公室工作。宋任窮也有同樣回憶。幹部人事的變動，顯然是為整頓部隊。毛澤東在5月2日於永新城寫給中央的報告也說到了這次整頓。他寫道：“一萬人的群眾拖泥帶水紀律太糟（一部分除外），正在大加整頓日益良善。”正好印證如此大的動作，通過了最高層會議，即召開全軍代表大會定奪。 2.毛澤東5月2日給中央的信反映了四軍在4月下旬的重大變更情況。該信的第三點記述了五斗江的戰鬥的情況，並有“現在毛部之三十一團亦由寧岡開來了”的話，可見部隊當時都在寧岡，部署應在寧岡進行。信中第5點記述說：“前湘特委決定朱毛兩部合編為第四軍，指定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朱（德）部編為第十師，毛部編為第十一師，湘南各縣農軍編入兩師中。朱兼十師師長，宛希先任黨代表，毛兼十一師師長（本任張子清，因他受傷毛兼代），何挺穎任黨代表。另一教導大隊，陳毅任大隊長。”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會師後（確切說是在決定編為三師九團後）接到湘南特委的指示信，於是對剛剛新編的部隊，按湘南特委的決定重新進行了縮編。即將會師時的三師九團，縮編為二師六團一教導大隊。兩軍會師編成三師九團的編制，這在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8年9月1日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何長工1933年8月1日發表在《紅色中華》的文章《井岡山斗爭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造》，以及茅坪八角樓中至今保留的當年十二師三十五團團部的標語，都記得明明白白。為何剛過一個星期，5月2日的毛澤東的報告卻出現另外一種說法？其實，這正反映了四軍在4月下旬末有過一次變更。而這麼重大的變更，則非經過全軍黨的代表大會不可了。 3.關於撤銷政治部。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是這樣記載的：“此間軍隊4月以前有政治部，因影響不好，方取消。”這正證明4月下旬四軍軍委有過重要會議議決，也是很多老同志回憶陳毅當過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同時也是為什麼陳毅在毛澤東5月2日的信中成了教導大隊長的最好詮釋。 4.毛澤東5月2日的報告第4點亦證明有過會議及決定。文中說：“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對內對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為中心而附近各縣發起暴動，對內建立黨（軍隊的），軍隊籌款做衣服，對外幫助地方發起工農暴動，建立工農政權分配土地。因此決定把打吉安的工夫來做這些事比較的有意義的多。”此處的“因此決定”屬哪一層決定？我們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四軍黨的“二大”才能擔負此任。這與該報告第7點關於“黨則師委軍委團委各支部開了黨的訓練班”的話聯繫起來，更說明4月下旬召開了全軍黨的“二大”，且對上述問題作了決定。 第三次代表大會。五斗江戰鬥的勝利，四軍第一次佔領了永新城。為了充分了發動群眾，四軍在永新進行了短距離的分兵。對我軍的勝利“王均已嚇得屁滾尿流，急調七師二十七團一部分及七師的二十一團，星夜開赴吉安增援，準備在吉安拼一死戰”。敵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見援兵到來，迅即率兵返身向我革命軍打來。此時永新境內尚未全面發動，硬打硬拼定然不行。於是，毛澤東、朱德將全部部隊撤回根據地中心寧岡，等待良機，伺機殲敵。 可是，這時的江西省委卻樂觀地起來，給朱毛紅軍發來指示：“西南已到迫近總暴動的時期，黨應以最大的力量創造這一割據局面，並與湘東南粵西北匯合一片……毛部應立即向寧岡、永新以南發展，以游擊戰爭的方式幫助贛南群眾鬥爭，馬上匯合到贛南總暴動，解決七師奪取贛州。” 江西省委的信是4月25日寫給中央的，從所引之語分析，肯定另向朱毛紅軍作了專門指示。這與5月2日毛澤東給中央的信中第12點中“現於吉安來信”，“前兩日接吉安縣委的信”的話聯繫起來，可以肯定是接到了這封指示信。此時，革命軍在永新雖然籌到一筆款子，但時間短暫，各項工作尚未來得及開展。加上部隊同時受到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的領導，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不執行不好，執行起來又脫離實際。這從毛澤東5月2日信中第4點“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及整個報告全都是要點式的語氣分析，無疑是對4月25日江西省委指示的答复。同樣，從信中要點式的寫法看，也可以基本判定：毛澤東、朱德在接到江西省委的信後，作了簡單的商議，鑑於敵人來勢洶洶的原因，來不及在永新召集大會，於是由毛澤東將4月間的情況及以後的設想簡要地向江西省委和中央寫了一個回信，然後，將部隊帶回了寧岡。但是，到底如何執行江西省委的指示，佈置今後的工作，仍是當時的一件大事。為此，5月上旬末部隊回到寧岡後即召開了四軍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 對於“三大”的內容，從當時的形勢和要求分析，應該是：1.討論江西省委來信，確定迎敵方案：2.根據江西省委的指示，確定四軍的奮鬥目標；3.醞釀建立邊界特委。依據是： 1.關於第一項內容，這可從毛澤東5月2日信中第4點“所以不直下吉安者……”一段話及高隴、草市坳戰鬥的史實得出。毛澤東在信中談“不直接下吉安”乃是要“以永新為中心而附近各縣發起暴動，對內建立黨（軍隊的），軍隊籌款子做衣服，對外幫助地方發起工農暴動，建立工農政權分配土地”，可是，這一目標並未完成部隊就撤回到了寧岡，繼而（16日）部隊去了湘東南，發生了高隴戰鬥，三十一團一營營長員一民犧牲，17日，朱德率二十八團前去救援，18日再戰高隴，擊潰湘敵一個團，隨即向永新進發，19日，於草市坳殲敵七十九團，擊斃敵團長劉安華，隨後乘勝追擊，第二次佔領永新。短短幾天中部隊行動變化這麼快，可見已是經過了高層會議作了新的部署。 對此，有一件敵偽資料可以佐證，那就是魯滌平、何健在5月18日給吳尚的一則電文。電文云：“永新楊師長池生、楊師長如軒，銑（16日）電節稱：據探報，寧岡有少數共匪，朱毛分駐礱市、大隴、茅坪一帶，聞該匪會議決定，以一部攻酃縣，以一部攻蓮花、永新。”據此，既可看出5月上旬末部隊曾回歸寧岡，也可看出上述部署正是高隴、草市坳戰鬥的計劃。其中說是“會議決定”，更證明部隊在寧岡時曾開過一次高層次會議。 2.關於二、三點內容。對此，毛澤東在5月2日信中說：“（九）兩省邊界距離餘縣，兩省省委歷次管不到手，因同志的努力，黨的組織活動都在天天發展中。但自從三月間周魯同志（湘南特委代表）來寧岡取消前委後，頓失中心，各自為政，起不良之現象。去年12月前委會即有建議組織邊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另派得力同志來做書記，事實上毛同誌任軍中工作很難兼職……（十二）……現於吉安來信之後，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組織起來，你以為如何？聽兄處明示。組織一定任（應為'要'字——引者註）組織，這以寧岡為中心羅霄山脈政權之建立，黨之強有力，軍力去造就實在湘贛兩省之革命根據地之一，此理毛同誌等業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轉湖南省轉中央，多久未見奉準駁明文，間從安源市委來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話，但並非省委明示。前兩日接吉安縣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已核定的話，並毛同誌任書記的話，仍非省委明示。這怎辦起來呢？又怕挨無味的罵。” 從上引的長長的一段話中，這二、三點的會議內容應該說是很清楚了。其一，創建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是迄今保存下來的歷史文獻中毛澤東關於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根據地的最早記載），建立湘贛邊特委兩件事，均係極其重要的大事，毛澤東雖“累次呈明在案”，但未“見奉準駁明文”，仍不敢擅自做主，這樣，毛澤東當需放在一定高層會議議決，而當時前委已取消，自然須軍中黨的代表大會了。其二，文中的“大家意思”，不正說明已經在一定程度和範圍的會議上討論了麼？而這一定程度和範圍的會議，按當時的環境與形勢，也只有軍中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了。 第四次代表大會。紅四軍經過五月中旬的草市坳戰鬥的勝利，並第二次佔領永新城，江西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進剿”即被打破。楊如軒、楊池生所部龜縮吉安，再也不敢輕舉妄動，邊界處於暫時穩定之際。 此時，邊界的軍事形勢是很好的。但是，由於戰鬥的頻繁和殘酷，加之艱苦的條件，四軍的許多薄弱環節也再次表露出來了。關鍵是黨的組織。四軍中的黨組織，原來朱德部是比較好的，然而，在向井岡山退卻中，“到耒陽、郴縣後，湘南黨由軍隊中調出一部分去了，加以這次退出湘南的忙亂中來不及整理，黨的工作是不很好”。 “這團的黨的干部負責人不十分健全，加上兵士成分多葉部老兵與歷次俘虜，下級軍官幹部一度犯了'機會主義'的毛病。同時因為作戰能力強，便覺得是'所向無敵'的樣子，並染了國民黨軍軍官的習氣，因此有黨員的意志超過黨的意志趨向”。毛澤東部“黨的歷史比較深，不過各級負責人盡是學生，有少數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強過了兵士的意識”。另外，“紅軍第四軍中有一最不好的現象，就是分團主義，二十八團的槍支與三十一團的槍支是不平均的，屢次開會議決要平均，可是議決自議決，實際是行不通的……關於這個缺點，軍中負責同誌已經註意到了，正極謀糾正之。” 這些情況，在四軍成立後，曾幾經整頓，但由於戰鬥頻繁，始終未達目的，從而嚴重地影響了四軍的革命目標的實施。草市坳戰鬥及二佔永新的勝利，打破了敵人的第三次“進剿”，也就有了時間和條件了。同時，因江西省委批准了建立湘贛邊界特委的計劃，同意在“5月21至22日召集各縣代表大會”，故整頓軍中的黨及部署邊界特委成立事宜，也就顯得十分迫切並有著重要的意義了。對此，何長工在1933年8月1日刊載在《紅色中華》的文章《井岡山斗爭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造》中記載：當部隊第二次佔領永新後，“我軍於拂曉前飽載而回歸寧岡”。何長工為何說“飽載而回歸”？毛澤東的一個報告為此作了解釋：“最近有一次軍事勝利，於5月殲楊如軒七十九團及二十七團一營工兵大砲隊機關槍連，師部衛生隊輸送隊打得落花流水，虜獲頗多……奪獲迫擊砲台七尊，山炮兩尊，光洋20餘擔。但敵精銳兩團仍是在附近永新縣城一帶，不敢窮追。”從而可判定：19日紅軍二佔永新後，連夜從永新撤回了寧岡。鑑於馬上要召集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是，20日上午到茅坪後，即召集了四軍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討論和解決兩個問題：1.研究整理四軍黨的組織；2.討論產生邊界特委“一大”的候選人。依據是： 關於第一項內容。 1.杜修經1928年6月15日《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其中云：“及敵人一次圍剿（應是第三次進剿——引者註）的形勢被他們擊破後……再又竭力於存在部隊的整理，算是有了頭緒。”2.1928年農曆四月二十九日（公曆6月16日）毛澤東在茅坪代表湘贛邊界特委《致省委轉中央的信》。文中說：“軍隊中一部分下級軍官軍事投機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鬥爭跑到贛南去，這已成為黨內的一種奮鬥，及特委成立用特委命令把他們勉強地制止。” 這兩段話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及敵人一次圍剿的形勢被他們擊破後”，和“及特委成立”兩句，擊破敵人的第三次進剿是草市坳戰鬥，特委成立是5月21—22日，這就把時間鎖定在20日了。這就是說明整理四軍軍中黨組織及糾正部隊的錯誤乃是四軍黨的“四大”的一項重要內容了。 對於第二點內容，從常規道理上講，要馬上召開邊界“一大”，理當事先醞釀產生特委候選人，而當時只有軍委，自然要通過這一形式才合理合法。有趣的是，目前保留下來的歷史文獻關於邊界“一大”的內容，卻記載前述國民黨安化縣清鄉委員會卷宗56目錄號3卷本中。經過詳細研究後，我們認為這是一份候選人名單，證實邊界黨的“一大”確實經過此次軍委代表大會產生。理由有二：（1）1928年農曆四月二十九日（公曆6月16日）毛澤東寫給湘贛兩省委轉中央的信中的內容有諸多不同。安化材料載：“常委5人：毛澤東、宛希先、劉真、譚震林、謝桂標。候選委員4人：朱德、陳毅、劉輝霄、龍高桂。毛澤東為書記。宛希先為組織，劉真為宣傳。”而毛澤東則記述：“宛希先、毛澤東為常委，朱德、陳毅、劉輝霄為候補常委，暫推毛為書記。”故認定是遞交給邊界“一大”的候選人名單。 （2）安化材料說：“朱德任軍委會書記”，但事實上毛澤東為書記，湘贛邊界特委成立後，才改選陳毅為書記。這一事實在以後的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向中央的報告》亦是如此記述。而且，朱德擔任軍委書記是在紅四軍黨的“六大”。正說明四軍黨的“四大”提名朱德，最後邊界“一大”會議上卻選了陳毅。 如此分析過來，上面對紅四軍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時間、地點、內容的推斷是可以成立的。 第五次代表大會。 1928年春後，湖南省委機關連續遭到敵人破壞，省委與各地關係一度中斷。 5月，中央派賀昌同志重建了湖南省委，恢復了與湘東、湘西、湘南等地的聯繫。同時，加強了對邊界工作指導。新省委根據1927年10月後毛澤東的多次報告，專門研究了井岡山根據地與四軍的建設問題，就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深入土地革命等工作，作出了14項決議，並派杜修經攜信前來並巡視邊界。杜修經受命後，多次赴井岡山未果，成功到達邊界已是5月下旬了。這時，邊界已根據江西省委指示成立了邊界特委。毛澤東接到杜修經帶來的湖南省委來信，讀後非常高興，建議杜修經向軍委傳達。於是第二天在礱市召開了軍委會。次日，毛澤東、朱德、陳毅陪同杜修經巡視了邊界的後方設施。晚上返回茅坪後，又召開了一個“幹部會議”。 “這個會議，幹部到了不少，會場好像是一個小禮堂的樣子，會議期間，我傳達了省委指示信的精神。” 對這個會，毛澤東在農曆四月二十九日（公曆6月16日）《致省委轉中央的報告》中記載：“5月30日，此間召集軍委擴大會，由杜同志報告政治情形並宣讀省委來信，擴大會完全接受。”根據毛澤東的信及杜修經的回憶，結合四軍黨的“六大”《決議案》中關於“四軍五次大會是本年五月在寧岡茅坪開的”記敘，可判定這次擴大會即是四軍的第五次代表大會。 會議的內容是：（1）傳達討論湖南省委指示，制定邊界特委和軍委政策；（2）改選軍委書記；（3）決定遣送三十、三十三團回湘南，撤銷師的建制，軍直轄團；（4）健全團委，將軍中CP與CY合併。 第一項內容的依據是毛澤東6月16日的信。該信後半部分所寫的9個問題，幾乎全是針對湖南省委的14項決議所作的答复，時值杜修經巡視之際，可見係經會議作出的決議。同時，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講到邊界進入全盛時期的原因“就是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中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這七項正確政策的製定，必然要經過高層會議，而陳毅作為軍委書記乃是特委成立之後的事，可見是在這次會議上製定的。改選陳毅為軍委書記一事，毛澤東6月16日的信如此說：“軍委成立，省委指定毛澤東為主席，此節似無必要。因此間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軍委組織亦完善，書記為陳毅同志。”杜修經1928年6月15日的報告則記得更明晰：“第四軍組織成立後，打破了敵人圍剿的形勢，得用力於黨的整理，召集全軍代表大會，成立軍委。書記原為毛澤東同志，後因澤東任邊界特委書記，即改選陳毅充當。”無疑是四軍黨的“五大”中的一項內容了。 至於第三項內容，毛澤東在6月16日給中央的信說：“此間系朱毛部及湘南農軍而成，現在湘南農軍已回去活動，原系師編制，後改為團取消師部組織軍部直接指揮。”陳毅在1929年9月1日《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記載：“到了4月……成立紅軍第四軍，以朱為軍長，毛任黨代表，改編為三師。率以因槍械及人數不足改編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團，取消師部由軍部直接指揮。卒於5月底因給養困難，三十團、三十三團轉回湘南。”當年曾任三十六團團長的李奇中在其《回憶湘南游擊隊》中亦說到：“5月底，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這幾團從江西的寧岡，經酃縣的水口向湘南轉移，到達資興縣邊界的彭公廟，便決定兵分數路，各自回去。” 第四項內容在毛澤東6月16日的報告中亦有記載。他說：“軍中CY組織，在過去湘南特委指示要成立，數月經驗在工作中感到許多不便，在四軍CY第二次大會決定合併，此次擴大會亦認為有合併的必要，不過這非局部所能解決，須省委作最後之決定，但此主張與取消派不同。”可見四軍“五大”是討論並決議了的。 以上是關於井岡山時期紅四軍黨的二大至五大的初步考析。 “二大至五大”的問題，長期以來因無文獻資料記載，一直無人問津，成為一個懸案。這裡所作的考證與分析，乃是一種學術上的探索，難保准確無誤，僅作引玉之磚。 “六大”的情況有文獻，本書第三章專題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