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章井岡山會師

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在朱德、陳毅的率領下，通過“贛南三整”（天心圩整頓、大餘整編、上堡整訓）後，“部隊走向統一團結了，紀律性加強了，戰鬥力也提高了”。但是，給養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隆冬即將到來，部隊戰士還穿著單衣單褲，糧食、薪餉、彈藥、醫藥等更是嚴重的問題，亟待解決。 怎麼辦？朱德想起過去雲南講武堂的同班同學範石生。範石生現任國民黨第十六軍軍長，駐防廣東的韶關和湖南的汝城、資興一帶。 起義軍能否與範石生部合作呢？這個問題當時在起義軍幹部中引起激烈爭論。一部分人認為可行，這不僅可解決給養問題，還可相機爭取範石生往左轉；一部分人擔心會掉進軍閥部隊的大染缸，難以自拔。朱德針對這些不同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搞合作不是右傾投降，只要我們堅持組織上獨立、政治上自主、軍事上自由的原則，利用好合作關係，對革命還是大有好處的。朱德的這一正確主張，得到了起義軍黨組織的批准。

於是，朱德即與範石生寫信，表示願意就合作事宜與他談判。 11月中旬，範石生回信表示：請朱德到汝城談判。經過兩天磋商，範石生接受了朱德的條件，同意：（一）朱德部暫用十六軍四十七師一四零團番號；張子清、伍中豪率領的部隊，暫用十六軍四十七師一四二團番號。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楷，故稱王楷），名義上任一四零團團長兼四十七師副師長和十六軍總參議。 （二）同意朱德部提出的組織上獨立、政治上自主、軍事上自由的原則。 （三）先發給一個月軍餉，並配以一定數量的槍支、彈藥、服裝等軍需用品。 起義部隊終於解脫了困境。隨後，朱德、陳毅率部移至韶關。在南下抵達韶關時，傳來了廣州起義失敗的消息，原定部隊前去參加廣州起義的計劃遂成了泡影。於是，部隊便在韶關西北的犁舖頭駐紮下來，藉以休息訓練。

在韶關，受毛澤東派遣與湖南省委及衡陽特委聯絡，並相機打聽南昌起義部隊下落的何長工，獲悉朱德部在犁舖頭的消息，於是急忙趕至犁舖頭，見到了朱德、陳毅、王爾琢等人，溝通了毛澤東部與朱德部的相互聯繫。 朱德部與範石生部建立合作關係的消息，不久即為蔣介石所知。蔣介石急電令廣東軍閥李濟深轉告範石生，即將朱德部隊“就地解決”。範石生得悉後，將消息透露給朱德，讓他趕緊脫離，並給朱德部送來萬元銀洋和10箱子彈，以示友好。朱德召集部隊領導人陳毅、王爾琢、龔楚等緊急商議，決定將部隊開往群眾基礎較好、易於隱蔽的湘南宜章山區，然後再從長計議。 1928年1月3日夜晚，部隊以“野外演習”為名，冒著滂沱大雨，切斷了敵人的電線，從仁化改道西進，直奔湘南。

從此，南昌起義餘部肩負起新的使命，踏上了新的征途。 朱德見到何長工之後知道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活動在湘贛邊界的消息，非常高興，希望能與毛澤東相會。於是，當即派出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前往井岡山聯絡。毛澤覃受命後化名覃澤，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副官的身份，身穿國民黨軍的服裝，帶著國民革命軍的證件，由崇義、上猶地區往桂東、茶陵、酃縣直奔井岡山區，在茶陵與寧岡交界的坑口，碰上陳伯鈞率來的袁文才部戰士，由陳伯鈞派人將他送到寧岡茅坪，見到了毛澤東。從而，實現了朱毛兩部的聯絡。 朱德部進入湘南後，來到了宜章縣境的莽山洞作短期的休整。中共宜章縣委獲悉朱德、陳毅部隊進入莽山後，縣委書記、湘南特委委員胡世儉和縣委委員高靜山、毛科文等即前來聯繫，並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攻打宜章，但不是硬攻，而是採取智取的辦法。即：由胡少海以範石生第十六軍一四零團副團長的名義，寫信給宜章縣長，說是奉範軍長命令由家鄉抵抗從廣東北上的共軍，藉以麻痺敵人，爾後率兩個加強連，進城控制局面，並邀請以縣長為首的反動頭目赴宴，來個“一鍋端”，最後由朱德率主力進城，解決縣團防武裝。

胡少海，原名胡鰲，是宜章縣城一個富豪子弟。北伐革命時，他曾在北伐軍任過營長；北伐失敗後，他堅持革命，一直隱藏在樂昌一帶打游擊。這些情況，多年來一直未暴露。所以，朱德挑選他來唱主角。 1928年1月11日，打著範石生部十六軍一四零團旗號的胡少海率先遣部隊來到了宜章城邊。聽說“胡五少爺”（胡少海排行第五）帶隊到來，城內的政府官員及土豪劣紳欣喜異常，一個個出城迎接。隨後，朱德、陳毅率主力也大搖大擺地進入宜章城。 進城後，朱德、陳毅迅速地以布防名義指揮部隊悄悄地包圍了縣政府、警察局、團防局所在地——養正書院，當晚宴席上一舉擒獲了敵縣長等反動官紳，解決了警察局、團防局的武裝，繳獲槍支近400支，俘虜警察、團丁400餘人。接著，起義軍砸開了監獄，救出了被關押的革命者和群眾，並打開糧倉，把糧食分給窮苦工農。一時，宜章城內，歡聲笑語，人們高呼：“起義了！”“勝利了！”

智取宜章的勝利，拉開了湘南起義的序幕。 1月13日，工農革命軍和宜章縣委在城西門廣場召開了群眾大會。朱德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並宣布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朱德、黨代表陳毅、參謀長王爾琢、政治部主任蔡協民。宜章到會群眾無不熱烈稱慶。 智取宜章，是在舊曆年前10天，所以又稱“年關暴動”。宜章年關暴動的勝利，有力地推動了宜章的革命鬥爭，一時震動整個湘南。 “農奴聚義起宜章，晃晃梭鏢刺大天。”蕭克詩句。在朱德、陳毅部智取宜章城後，革命浪潮在宜章洶湧澎湃。隨即，又先後爆發了粟源、石、白沙等地的農村暴動，出現了從城鎮到農村的一派大好形勢。 宜章暴動勝利後，朱德、陳毅等根據南昌起義勝利後沒有深入開展工農群眾鬥爭的教訓，決定軍隊和地方黨組織立即赴郴縣、耒陽、永興、資興等縣發動各地的群眾鬥爭。

南昌起義軍在宜章的勝利，驚動了蔣介石。他立即命令許克祥“即日進剿，不得有誤”。於是，急於報復的許克祥，親率6個團的兵力，向宜章撲來。 為了保存力量，朱德、陳毅指揮著這支僅1200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當地群眾的配合下，與敵人展開了游擊戰和運動戰。從1月31日起，先後取得了岩永、粟源堡、坪石戰鬥的勝利，共俘敵1000餘人，繳獲槍支1000餘支，迫擊砲、山炮30餘門，子彈無數，重創了敵人的銳氣，武裝了宜章獨立第三團。尤其是坪石大捷給敵人以殲滅性的打擊，是起義軍進入湘南後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它極大地振奮了整個湘南工農群眾的革命情緒，對推動湘南起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對此，朱德說：“我們軍隊起來就靠那一仗。”朱德：《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

坪石大捷後，部隊立即揮師北上郴州、耒陽，發動湘南總暴動。 2月4日至16日，朱德、陳毅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湘南各縣黨組織和起義農軍的配合下，相繼攻占了郴縣、永興、資興、耒陽，組建了工農革命軍第三師（師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第四師（師長鄺庸，黨代表鄧宗海）；第七師（師長鄧允庭，黨代表蔡協民）；永興赤衛警衛團（團長尹子韶，黨代表黃克誠）；資興獨立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起義隊伍發展到一萬餘人。在起義中，還先後建立了中共祁陽、資興、安仁縣委，成立了郴縣、永興、耒陽、資興、桂陽、安仁等縣蘇維埃政府。 在這大好形勢下，3月16日至20日，湘南工農兵政府代表會議在永興縣召開，選舉產生了以陳佑魁為主席，朱德、陳毅、何長工等21人為執行委員的湘南工農兵蘇維埃政府。

與此同時，湘南各縣的工會、農會、婦運會、青運會（包括少先隊、兒童團）、商運會等群眾組織也紛紛恢復、重建，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武裝暴動，並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插牌分田的土地革命。 湘南蘇維埃運動的興起，震撼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組織基礎，威脅了湘粵兩省敵人的安全。 湘南起義初期，湘桂軍閥混戰正酣。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組織的“西征軍”與湖南軍閥唐生智相互交手狗咬狗，但隨著“西征軍”進攻長沙，唐生智被迫下野東渡日本，至3月上旬，一場鬧劇趨於收場。於是，在蔣介石的調度下，湘粵軍閥又把槍口對準湘南革命力量。為了撲滅這團革命烈焰，敵人組織了近9個師的兵力，對湘南革命力量進行南北夾擊。 面對著這一嚴重局勢，本應保持清醒的頭腦，採取正確的策略，堅持鬥爭。但是，這時的湘南特委卻滋長著強烈的複仇情緒和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極力推行中央領導人的“左”傾錯誤思想，提出“以赤色恐怖來對付白色恐怖”的指導方針，實施大燒大殺及強迫命令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破產的錯誤政策，即所謂的“焦土戰略”，燒毀從耒陽到宜章的“湘粵大道”兩側30里以內的所有房屋，實行所謂“堅壁清野”，使敵人進入湘南後無法立足，不攻自潰。結果，失去了民心和社會的同情，損害了黨的威信，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引起不少地方的中間分子反水；加上豪紳階級的利用，一時，掛起白帶子，反對工農革命軍，極大地削弱了革命的勢力，動搖了湘南武裝力量的基礎。曾志：《郴州在暴動中》。就這樣，在敵人過於強大兵力的猛烈攻擊下，在湘南特委“左”傾政策的影響下，轟轟烈烈的湘南總暴動到三月底歸於失敗。

在這個大敵壓境，敵眾我寡的關鍵時刻，朱德、陳毅等一方面抵制湘南特委的“左”傾錯誤，盡量減少損失，挽回群眾影響；一方面為保存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的有生力量，率部主動轉移，撤離湘南，向井岡山靠攏。 朱德在作出主動撤離湘南的決策後，為使部隊安全轉移，一方面指示安仁的唐時雍（即唐天際）迅速發動安仁暴動，並派出部隊給予支援，同時將工農革命軍一師主力及司令部由耒陽移至靠近安仁邊界的驁山廟；一方面調集耒陽數万農軍，做好防止敵軍南犯的準備。 3月下旬，毛澤覃率特務連到達耒陽，向朱德匯報了毛澤東部已進入湖南，準備策應湘南暴動部隊的行動。於是，朱德於3月29日正式下達撤離命令。一場奔向井岡山的偉大戰略轉移行動開始了！

湘南人民群眾眼見這支浴血南昌、轉戰湘粵的雄師移師南向，無不懷著依戀之情。附近的群眾都成群結隊地圍著革命軍指戰員們，把煮熟的雞蛋，大把的菸葉，連夜趕製的米粑，塞給在這塊土地上奮戰了三個多月的將士們。懷著對父老鄉親的眷戀之情，工農革命軍指戰員離開湘南，踏上了新的征程。朱德、陳毅兵分兩路，互為犄角。朱德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及耒陽第四師經安仁、茶陵方向向江西寧岡進發；陳毅率宜章第三師、郴縣第七師向資興、桂東移動，逐漸向江西寧岡靠攏。 朱德一路離開耒陽縣城後，由觀音閣直入安仁。沿路敵軍懾於朱德的威名，不戰自潰，安仁縣長周一峰也棄城而逃。 4月1日朱德部佔領安仁城。部隊稍事休整後，繞道茶陵，於4月20日退至酃縣沔渡。安仁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主席唐天際，按照朱德指示，完成警戒尾追之敵的任務後，率領安仁縣黨政幹部和農軍撤出縣城，一路邊打邊趕，在酃縣沔渡追上了朱德部隊。 由陳毅率領的宜章農三師和郴縣農七師東撤後，在折嶺重創了前來尾追的範石生部一個團和宜章縣鄺鏡明保安隊，於4月8日到達資興。同日，黃克誠帶領永興縣農軍千餘人，劉泰、鄺鄘帶領耒陽縣農軍700餘人，黃義藻、李奇中率資興農軍1600餘人也趕到資興集結。當集結隊伍尚未撤出資興縣城時，敵第十三軍二師的一個團即尾追而來。郴縣農七師第三團在團長蒙九齡的指揮下，與敵展開了巷戰。戰鬥中，雙方傷亡較大，蒙九齡在戰鬥中不幸犧牲。正在這時，何長工、袁文才率工農革命軍第二團趕來支援，敵人才不敢繼續追擊。向井岡山進發的這支龐大的農軍，人員繁雜，其中有許多老人、小孩、婦女，加上沿途的群眾，隊伍越走越多，越走越大，行軍速度也就越來越慢。為了保障部隊和群眾的安全，陳毅等軍中領導只得精心組織、疏導，鼓勵移師的信心與鬥志，引導部隊和群眾向著井岡山方向前進。當部隊到達資興彭公廟時，會合了從井岡山下來的何長工、袁文才率領的部隊，於是一路往桂東插入酃縣的中村、水口，於4月21日到達酃縣沔渡，一同與朱德部隊主力會合。 在沔渡小街上的一間民房裡，陳毅、何長工、袁文才和湘南幾個縣委的負責同志會見了朱德。朱德十分高興，他所期望的勝利撤離湘南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為了進行兩軍會師的準備工作，4月22日，何長工、袁文才率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先行離開沔渡，回師寧岡。 毛澤東在酃縣中村給部隊上政治課時，聞訊朱德部在湘南起義失敗，並招致敵人南北夾擊，隨即命令部隊兵分兩路：毛澤東親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向桂東、汝城前進，由何長工、袁文才率第二團插向彭公廟方向，接應和掩護朱德部隊。 3月30日，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到達桂東縣沙田圩。由於大惡霸何鑑的造謠，沙田的勞苦群眾不明底細，都離家躲進山里去了。為了打破敵人的謠言，毛澤東命令部隊開展工作，分頭行動，以班排為單位，寫標語，出告示，進山喊話，替老百姓做事，很快使躲藏的老百姓返回家園。 31日，正值沙田圩趕集逢圩，毛澤東又把工作做到了圩場。他親自到圩場上召開群眾大會，登上戲台演說，大講窮人為什麼窮，富人為什麼富以及工農革命軍的宗旨、性質等道理，號召貧苦工農起來打土豪分田地。毛澤東的這些話，經桂東籍的一團三營八連黨代表陳奇翻譯後，引起了當地群眾的極大興趣，都紛紛表示擁護工農革命軍的主張。根據群眾的要求，當天下午，毛澤東在桂東萬壽宮主持召開了桂東縣工農兵代表會議，成立了桂東縣工農兵政府，由陳奇擔任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同時，成立了中共桂東縣委員會，由陳奇兼任書記。並從部隊撥出幾十支槍，將汝桂邊區游擊隊定名為湘贛邊區游擊大隊。 由於黨和政府機關的成立，以及地方武裝的擴大，桂東縣的革命烈火迅速燃燒起來，幾天之間，全縣各區、鄉的紅色政權紛紛建立，一場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運動席捲桂東。 工農革命軍在沙田所開展的群眾工作，收效很大，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歡迎。然而，由於各種原因，燒殺行為和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也時有發生。 “在四都的東、西水燒了很多的屋”“訪陳樹禮同志記錄”，有一次燒土豪的房子時，竟殃及旁邊的老百姓房子。打土豪時，也出現了許多誤會的事情：把老百姓娶媳婦的新嫁妝當作土豪財產予以沒收，把給挨戶團隊長做過事的木匠也抓起來，甚至把老百姓也抓起來。 這些現象，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對燒殺和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極為憤慨。他批評了這些行為，指出要嚴格執行我軍的一貫政策，不要被那些“左”的傾向擾亂了視線。他還對部隊的干部戰士說：“燒房子有什麼用。要消滅的是封建剝削思想，反動勢力。房子留下來，革命勝利以後，還可以用來辦學校嘛！” 為了徹底糾正這種現象，4月3日上午，毛澤東把部隊集中在桂東沙田圩後的老虎衝三十六擔丘的田中，向工農革命軍一團全體指戰員，桂東縣沙田一帶的赤衛隊員、少先隊員，正式頒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毛澤東說：“燒房子這類事情行不通，燒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現在要頒布幾條紀律。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條，不拿工農一點東西；第三條，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當時，毛澤東還一條一條地作了解釋。毛澤東講了以後，“營長給部隊講，回去以後，要記熟念熟。部隊晚上點名時，黨代表又講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內容”。這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根據地以來第一次比較完整地頒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是人民軍隊的基本法則。它自在荊竹山首次宣布後，內容不斷地調整和充實。這次在桂東沙田，就將原來的“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改為“不拿工農一點東西”。 隨著人民軍隊的不斷發展，“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來發展完善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老紅軍陳士榘敘述了這個過程。他回憶說：“關於三大紀律，在新的情況下，不斷地在內容上進行了修改，例如將'籌款要歸公'改為'繳獲要歸公'，'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改為'不拿一個雞蛋'，到陝北後又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六項注意，到了1929年向贛南閩西進軍後，部隊經過贛粵邊三南地區（龍南、定南、全南），向廣東東江地區發展。這些地方比較閉塞，封建統治勢力很強。我們來到這裡，沒有調查了解，還是按照過去的習慣，到野外大便，隨便到溝裡、河裡洗澡，結果引起群眾的嚴重不滿。毛澤東同志在群眾中了解到這些反映後，立即把六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並且迅即向部隊宣布。”新添的兩項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以後又改為“院子打掃乾淨，挖衛生坑（廁所）。”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集中體現了我軍軍民一致、秋毫無犯的新型軍民關係，明確了人民軍隊所肩負的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位一體的任務，成為我黨建軍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提出和頒布，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對於正確處理軍隊內部特別是軍民之間的關係，對於團結人民群眾和瓦解敵軍，都起了重大作用。 毛澤東率部前來湖南接應朱德、陳毅的消息，立即被敵人探悉。為了撲滅湘南起義烈火，以李朝芳為“湘南剿匪總司令”，範石生為“剿匪前線總指揮”的湘粵兩省敵軍，更加瘋狂地向湘南發起了攻勢，並發出了合圍命令。 在形勢岌岌可危的情況下，毛澤東率部毅然承擔了掩護與決戰的風險，於4月5日兵臨桂（東）汝（城）邊境的寒嶺界下。汝城“宣撫團”團總何其朗，已在寒嶺界修築工事，日夜防守。此時，擺在毛澤東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盡快越過寒嶺界，楔入汝城，阻擊南來之敵，策應朱、陳部隊安全退出湘南。 4月6日，大霧瀰漫，寒嶺界籠罩在一片濃霧之中。這正是攻擊的極好機會。於是，毛澤東下達了作戰命令。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兵分兩路同時向寒嶺界發起了攻擊。敵人正在吃早飯，突然聞得槍聲四起（其實是當地群眾前來參戰，用鞭炮燃放在油桶中助陣），倉促上陣，因不明底細，心驚膽怯，被我軍一舉擊潰。我軍乘勝進抵田莊圩。 7日，毛澤東率部從田莊圩出發，在汝城銀嶺腳、鴨屎坪一帶擺開戰場，又再次擊潰反動武裝何其朗部。 8日，在汝城縣黨組織和群眾的支援配合下，又擊潰了從粵北來的土匪武裝胡鳳璋部兩個排，一舉攻占了汝城縣城。 4月9日，胡鳳璋土匪武裝主力不甘失敗，向汝城縣城壓來。毛澤東、張子清等當即分析了形勢，認為策應朱德部的目的已基本達到，為避敵鋒芒，當即率部撤出汝城，回師井岡。 退出汝城後，毛澤東率部日夜兼程，於4月10日進至資興的龍溪洞。龍溪洞是一個美麗的小山村，清澈的溪水繞山而過，匯入東江。此時，正是南方的初春，綠水、青山把龍溪洞裝點得更加嬌媚。但這一切，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都無心去領略，只盼朱、陳部安全退出湘南。 毛澤東部自離開酃縣水口後，連日征戰，幹部戰士已是很疲倦了。毛澤東、張子清決定讓大家在龍溪洞休整一兩日再走。於是，為安全起見，派出一營副營長陳毅安率一個連兵力，南出龍溪洞，四面搜索警戒。 但不久，陳毅安卻回來了。 原來，陳毅安率連隊出發後，沒走多遠，便碰上了由龔楷、蕭克帶領的宜章石獨立營。 宜章石獨立營是1928年1月19日石暴動勝利後組建的一支農民武裝。石暴動的領導者是彭曬、彭睽。彭崎、彭嚴、彭孚、彭成一、彭東明等都是重要骨幹。還有女同志彭、彭娟、彭儒、彭概、彭霞、彭謙、劉浮（黃沙人、嫁到石）、吳統蓮（即吳仲廉、彭崎的愛人）等，表現都很突出。當時，工農革命軍中都盛讚他們是宜章的“彭家將”。獨立營成立後，由彭曬任營長，朱德部派來了龔楷任黨代表，後蕭克從嘉禾趕來參加暴動，石黨支部知道他在北伐時當過連長，又參加了南昌起義，因而蕭克被任命為獨立營副營長兼第一連連長。 此後，宣章獨立營活躍在宜章西南的黃沙區和靠近廣東的莽山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堅持游擊鬥爭。獨立營共500餘人，80多支槍，300多桿梭鏢。當退入騎田嶺，堅持一個星期後，得知朱、陳部已東移，於是獨立營也向東撤。此時，宜章、耒陽、郴縣等地均陷敵手。他們晝伏夜行，躲開了敵軍的崗哨與民團的搜索，越過了敵人嚴密封鎖的郴宜大道，於4月中旬到達資興龍溪洞，並在這裡遇上了毛澤東部的陳毅安連。 聽了蕭克的匯報，毛澤東對宜章獨立營的艱苦鬥爭非常讚賞，拉著蕭克的手，高興地說：“好哇！沒接到朱德，接到個蕭克！” 一番話，把大家引得哄堂大笑。 隨後，兩部合二為一，繼續向東轉移上山。 毛澤東率部在資興龍溪洞會合了宜章獨立營後，旋即大踏步向東邁進。當部隊到達酃縣水口時，又會合了由胡少海率領的湘南農軍宜章第三師。這時，毛澤東得知朱德、陳毅已率領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農軍萬餘人退至酃縣一帶，心中非常欣喜，急忙率部向寧岡進發。 然而，這時發現湘敵吳尚第八軍程澤潤師的張敬兮團和羅定率領的挨戶團已向酃縣追來。必須拒敵於寧岡門外。毛澤東當即下達了阻擊命令。 工農革命軍一團迅即趕往酃縣縣城。由於一團行動快捷，當敵人到達酃縣縣城時，我軍已依次佔領了湘山寺、龍王廟、咯麻形等高地，毛澤東、張子清在接龍橋之北的山頭上指揮戰鬥。一營擔負正面阻擊，三營負責迂迴包抄。戰鬥從中午打到傍晚，擊退敵人十多次的衝鋒。敵人遭到重創，見天色已晚，只得向茶陵方向潰逃。 這次的酃縣阻擊戰，為朱德、陳毅部從沔渡一帶安全退往寧岡贏得了時間，為朱毛兩軍勝利會師創造了條件。不幸的是，張子清團長在阻擊戰時腳部受傷，一顆子彈打進踝骨裡。 在毛澤東部的掩護下，朱德、陳毅率所部萬餘人先後退入寧岡，受到了根據地人民的熱烈歡迎。 為了歡迎朱、陳部隊的到來，先行回到寧岡的何長工、袁文才第二團，在寧岡縣委的緊密配合下，在礱市、古城一帶廣泛發動群眾，籌集了可供兩萬人吃半個月的糧食。礱市附近家家騰出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歡迎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的部隊勝利到來。 隨後，毛澤東率部回到了井岡山根據地大本營——寧岡。 毛澤東回到寧岡礱市的消息，立即傳遍了龍江兩岸。 朱德、陳毅聞知，立即和王爾琢等軍中領導，走出下榻的龍江書院，來到門外等候。 毛澤東聽說朱德等住在龍江書院，也在何長工的迎接下，帶領何挺穎、宛希先等趕往龍江書院。 何長工遠遠看見了朱德，便對毛澤東說：“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邊是陳毅同志。”毛澤東點點頭，微笑地向他們招手示意。當走到書院門口時，朱德搶先幾步，毛澤東也加快了腳步，早早把手伸出來。很快，兩位巨人的手便緊緊地握在一起了！他們都使勁地搖晃著對方的手臂，那麼熱烈，那麼深情！ 朱、毛會見了！ 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見。歷史記載著1928年4月24日這一天！關於井岡山會師的時間有多種說法，傳統的說法是1928年4月28日，經考證，我們在本書中認同、採用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年譜》中所說的日期。 走進龍江書院後，毛澤東把身邊的干部何挺穎、宛希先、伍中豪、袁文才以及寧岡黨政負責人龍超清、劉輝霄等介紹給朱德；朱德也將身邊的陳毅、王爾琢、胡少海、龔楚、鄧允庭等介紹給毛澤東。 龍江書院內，頓時飛起陣陣的歡笑聲。毛澤東顯得非常高興，帶著祝賀的口吻說：“這次湘贛兩省的敵人竟沒有整到你！”朱德不無感激地答道：“我們轉移得快，也全靠你們的掩護！” 兩支部隊的領導人，邊走邊說，穿過龍江書院前廳、中廳，一齊登上了三樓的文星閣。 在文星閣中，大家依次坐下，互相交談了轉移和接應的情況，氣氛十分融洽、熱烈。 為了商議兩軍會合有關大事，毛澤東與朱德商定：先行召開軍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產生軍委，確定乾部人選。 從此，一個壯麗的花環，在朱、毛的指間織就；井岡山的鬥爭和中國革命史揭開了新的一頁。 兩軍會師後的第二天，即4月25日，在寧岡縣龍市龍江書院召開極為重要的會議，即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對於這個會議，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記載說：“紅軍至四月在寧岡開第一次全軍代表大會選舉軍委。”除此之外，未有更多的記載。但可判定：會議是在兩軍會合後，故將其時間鎖定在4月25日。因為，井岡山會師是一場大會師，是大小七八支武裝力量的大會合部隊雜，人員多極需統一部隊編制，產生全軍最高領導機關——軍委，才能一定乾坤。此事迫在眉睫，不容延宕。只有軍委產生後，才能確定乾部人選，商研一些重大問題。 對於這次會議，蕭克同志回憶說：“紅四軍成立大會以前，在一個房子裡開過一個各個部隊的活動分子大會，有一兩百人參加，我也參加了這次會。毛澤東、朱德、王爾琢等人都講了話……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德同志在表決一個問題時，他在數舉手的有多少，這是一個黨內會議。”蕭克：《梭鏢營匯入紅四軍》。內部採訪資料。粟裕回憶說：“在龍江書院，毛澤東和朱德同誌及陳毅同志在這裡進行了歷史性的會見，接著，兩支部隊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選舉了軍委書記，毛澤東同誌任軍委書記。”朱良才回憶說：“成立大會前在礱市靠河邊的一棟廳堂很長的高大樓房裡開了一個乾部會。有一百多到二百人參加。在會上宣布成立紅四軍。”陳士榘回憶說：“各次全軍代表會的時間地點，可能在古城、新城、礱市、茅坪都開過，第一次是在礱市開的，成立軍委。” 可見，毛澤東、朱德出席並主持了這次重要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為：1.決定朱、毛兩部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6月根據中央指令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取意源自北伐戰爭葉挺獨立團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即四軍），時有“鐵軍”之稱。紅軍沿用這一聲名遠播的番號，既能壯大聲威，迷惑敵人，又寓意發揚光大，再立新功。 2.決定四軍編為三師九團的序列及軍、師、團主要領導人；3.成立軍委，並選舉毛澤東擔任軍委書記。 20世紀80年代中期，湖南省安化檔案館在清查檔案時，發現了1928年7月紅四軍二十八團、二十九團攻打郴州時被敵繳去的一部分文件，該文件材料被國民革命軍第十六軍政訓部抄錄轉發在《湘贛共產之陰謀》文存，其中有一份關於紅四軍軍事委員會23人名單。據其載：“八、匪軍的組織（一）軍事委員會委員23人：朱德、陳毅、毛澤東、宛希先、何挺穎、袁文才、王爾琢、何長工、龔楚、胡少海、張子清、劉宋、劉海雲、王佐、宋喬生、蔡協民、王得勝、王英、薛濤、石金德、陳桂秋、劉仁堪、劉清泉。其軍委之下，有'組織會議'、'宣傳科'、'組織科'、'士兵委員會'。”從這23人的名單上看，軍委成員囊括了毛澤東、朱德部和袁文才、王佐部的主要領導人，同時還有不少下級軍官、士兵代表，應該說具有相當的廣泛性和代表性。不過，現在還沒有可靠的文獻資料予以印證。 根據四軍軍委的決定，1928年5月4日，在寧岡礱市舉行了兩軍勝利會師和四軍成立大會。 5月4日這一天，陽光明媚，春意盎然。礱市，沉浸在一派喜氣之中。龍江河東岸的沙洲上，一個用許多禾桶、門板搭起的堅實高台，被無數紅旗簇擁著，上方一塊紅色橫幅上寫著一排大字：“慶祝兩軍會師和四軍成立大會”。 8時許，一隊隊的戰士挎著鋼槍、背著梭鏢大刀魚貫進入會場。一隊隊臂戴紅袖章的赤衛隊員，一隊隊來自寧岡各地的群眾，也相繼湧入會場。寬闊的礱市沙洲上，紅旗漫捲，鑼鼓喧天，萬頭攢動，到會人員計有兩萬以上。 約10時，由黨、政、軍、工農各界代表組成的主席團成員，坐上了主席台。 “熱烈慶祝兩軍會師和四軍成立大會，現在開始！”大會司儀何長工的話音剛落，會場頓時響起一片歡呼聲、口號聲、鞭炮聲、鑼鼓聲。 排列在主席台前的上百個司號員，一齊吹響了軍號，號音激越嘹亮，軍容威武雄壯。 軍樂奏後，大會執行主席陳毅宣布了部隊領導人和序列。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朱德說：“我們黨領導下的兩支革命武裝會師了。這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大事。但是，敵人卻很難過。那麼，就讓敵人難過去吧，我們不能照顧他們的情緒，我們將來還要消滅他們呢！這次勝利會師，我們的力量擴大了，又有井岡山作為根據地，我們就可以不斷地打擊敵人，不斷地發展革命。”最後，他希望兩支部隊會師後，加強團結。他又向群眾保證，紅軍一定會保衛紅色根據地，保護群眾分田的利益。 朱德的話堅定而有力，贏得了陣陣熱烈的掌聲。 毛澤東講話時，指出了這次會師的偉大意義，分析了紅軍部隊的光明前途。他說：“我們不光要打仗，還要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現在我們在數量上、裝備上不如敵人，但是，我們有馬列主義，有群眾支持，不怕打不敗敵人。敵人即使有孫悟空的本事，我們也有方法對付他們，因為我們有如來佛的本事，他們總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荷花出水有高低，敵人也是有強有弱，兵力分佈也難保沒有不周到的地方，我們抓住敵人的弱點，狠狠地打一頓，打勝了，立刻分散到敵人背後去捉迷藏。這樣，我們就能夠掌握主動權，把敵人放在手心裡玩。” 毛澤東這番話，把大家說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 接著，參謀長王爾琢及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也講了話。 最後，來自兩軍的文藝骨幹登台表演了文藝節目。宜章縣委書記胡世儉表演了二胡獨奏；彭琦和另外一名同志表演了雙簧；彭儒跳了單人舞。還有花鼓戲、四川小調、寧岡採茶、京劇清唱……節目多姿多彩。 大會從上午10時一直開到下午1時才結束。 井岡山會師和紅四軍的成立，開創了根據地的新局面，迅速取得了“四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群眾割據的發展”，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使根據地進入了全盛時期。 “井岡山會師，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對當時堅持井岡山區的鬥爭，而且對以後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堅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動全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粟裕：《激流歸大海》。 井岡山會師，是中國人民軍隊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但是，對井岡山會師的時間、編制序列等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提法和爭議。 （關於會師的時間有三說：一是目前的傳統說法，即4月28日；一是4月上旬；一是4月中旬。關於編制序列，一是“三師九團說”；二是“二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三是“三師八團說”。同時，還涉及紅四軍是否設有政治部，陳毅是否任政治部主任等問題。 1.關於井岡山會師的時間問題。 認為井岡山會師在4月28日的主要依據是：（1）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四月，朱毛兩部及湖南農軍退寧岡，乃再開始邊界的割據。”（2）朱德1962年《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中說：“1928年4月28日，我們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這部分隊伍和湖南地方武裝，在寧岡縣的礱市同毛主席直接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3）何長工、蕭克、龍開富、唐天際、賴毅等老同志的回憶均持此說，其中何長工說得較為肯定。 從上述三方面資料上看，歷史文獻未直接載明，基本上是依據當事人回憶認定的。但是，所得的4月28日的會師時間與保留下來的另一些歷史文獻發生很大矛盾。 因此，有人提出了“4月上旬說”。 “4月上旬說”，對會師時間的結論太早，且與歷史文獻不相符，早已被史學界所否認，在此不贅。 於是，又有了“4月中旬說”。 “4月中旬說”的主要依據是：（一）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給黨中央的報告稱，“據吉安來人報告，毛澤東部確與朱德匯合”。以報告的時間扣去消息幾經傳遞的時間，會師時間似在4月中旬；（二）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寫給中央的報告。這是四軍成立後第一次佔領永新城時寫的。報告說：“追擊毛部之楊如軒師，結果反被毛部趕至贛邊。其八十一團部擊潰於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團前被毛繳械，三營現在亦被朱部擊潰於永新。”以此為據，有人認為從成立四軍—黃垇戰鬥—五斗江戰鬥—一佔永新的軍事行動，大約需要半個月時間，故按5月2日往上溯，得出會師時間應在4月中旬。 我們認為：會師時間不是4月中旬，也不是4月28日，而是4月24日前後。主要依據是： 第一，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所云“據吉安來人報告，毛澤東部確與朱德部會合”之語，當指4月中旬末由何長工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同朱德部在酃縣沔渡的會合，而不是毛澤東所率的第一團已與朱德部會合。因為，4月中旬時，毛澤東率領一團於4月9日才退出汝城，這有當年敵軍報告為證，4月中旬，毛部仍還在資興龍溪洞一帶，尚未上山。 第二，國民黨追剿軍的報告亦可印證。 （1）1928年4月20號《湖南國民日報》載：“張團敬兮於本月18日抵攸，民眾異常歡迎。聞安仁之共匪集中茶陵。張團準與李朝芳師長會剿。想不久可望肅清雲。”張敬兮團系吳尚第八軍程澤潤師所屬，正是被毛澤東部一團在酃縣接龍橋戰鬥中所擊潰的追剿軍，其4月18日尚在攸縣，可見毛澤東部到達酃縣時當在其後，接龍橋戰鬥也應在4月20日之後。 （2）國民黨第十三軍第二師週參謀長梗（23日）酉電稱：“職協同第八軍一部於漾日（23日）收復酃城，朱毛殘部數千竄贛西。”此電可證毛澤東部在酃縣接龍橋戰鬥後撤出時間應在22日或23日，回到寧岡礱市的時間也當在24日前後。 由此可見，朱毛兩部會師的時間應為4月24日前後。 2.關於會師時的編制序列問題。 一是“兩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此說是指第四軍下轄第十師，第一十一師和教導大隊，兩師各轄三個團，即第十師下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團，第十一師轄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團，另成立一軍直教導大隊，陳毅任大隊長。 這種說法的依據是：（1）毛澤東於1928年5月2日在永新寫給中央的信。其中說：“前湘特委決定朱毛兩部合編為第四軍，指定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朱部編為第十師，毛部編為第十一師。湘南各縣農軍編入兩師中，朱兼第十師師長，宛希先任黨代表；毛兼第十一師師長（本為張子清，因他受傷毛兼代），何挺穎任黨代表。另一教導大隊，陳毅任大隊長。”此外，杜修經1928年7月向湖南省委的報告，說到有六個團，卻未說有幾個師，也未說有教導大隊。 本來，毛澤東的報告時間早，最具有價值。但是，文中所記載的編制序列，不僅與大量的井岡山斗爭親歷者如何長工、蕭克、朱良才、黃克誠、李克如、李奇中等人的回憶不同，且與現存的其他歷史文獻也不一致。因之，這當是4月底按湘南特委指示縮編後的編制。 二是“三師九團”說。與“二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不同的另一件說法是朱毛會師後編為三師九團。其主要依據是： （1）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雲：“據一吉安被俘而放回的一連指導員講，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即朱毛的部隊）有槍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三個師，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宛希先代），軍委書記宛希先。十師長朱兼，為第二十五師餘部所編，為全軍精銳；十一師長毛兼，為江西工農革命軍編，十二師長陳毅，為平、醴、耒一帶農軍所組成。”該情況因由“被俘而放回的一連指導員”所提供，故有些地方失實，如把原本是毛澤東的黨代表和軍委書記說成是宛希先。但提到了有三個師，十二師師長是陳毅。 （2）1928年9月1日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到了4月朱部2000餘人，湘南農軍8000餘人，毛部千餘人，袁王各300人，如此龐大軍隊有統一指揮訓練的必要，乃決定成立紅軍第四軍，以朱為軍長，毛為黨代表，改編為三師，率（卒）以槍械不足乃改編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團，取消師部由軍部直接指揮全軍約萬餘人，槍僅2000餘。”這裡，明確講“編為三師”，後“因槍械不足”，才改編為六個團。可見，編三個師時就不止六個團，應當還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個團。 （3）何長工1933年8月1日在《紅色中華》發表的《井岡山斗爭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造》一文中說：“至1928年3月末（用的可能是陰曆——引者）朱德同志領導'八一'與湘南暴動的遺產帶入井岡，與毛部會合，在寧岡礱市始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軍長兼十師師長，毛黨代表兼十一師師長，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十二師師長，共編九團。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黨代表何長工，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三十一團團長張子清，黨代表何挺穎，三十二團團長袁文才，黨代表陳東日，三十三團團長戴成本，黨代表黃克誠，三十四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三十五、三十六團不詳。特務營長宋喬生。”何長工是井岡山斗爭時期的重要人物，文章是1933年所寫，記憶尚清，雖三十團未寫，但明確記載了三個師，九個團。 （4）還有一件歷史文物亦可說明有三個師九個團。即至今寧岡縣茅坪八角樓牆壁上仍保存著當年十二師三十五團團部所寫的三條標語。其內容是：“消滅國民黨頭子代表土豪的走狗！”“共產黨是為無產階級謀生活的！”“工農暴動起來消滅一切反革命！”落款是：“紅軍第四軍十二師三十五團團部。”茅坪是當年井岡山根據地的黨政軍所在地，八角樓系毛澤東住地，可以肯定，朱毛礱市會師時，由於部隊逾萬，三十五團駐紮在茅坪一帶。這些標語是紅軍走後，當地群眾用石灰漿將牆壁刷新遮蓋起來的，解放後才重新洗刷出來，恢復本來面目。白牆黑字，筆跡清晰，明白無誤，當可作證。 （5）黃克誠、蕭克、李奇中、李克如、朱良才等老同志，均回憶編了三個師，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個團，並回憶第三十四團團長為鄺，黨代表鄧宗海；第三十五團團長黃克誠，黨代表李一鼎；三十六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此外，陳毅在解放後曾有一首詩，詩中有“憶我盡長梭鏢師”之句。 至此，我們可以認定，朱毛會師後確有過三個師九個團的編制。至於“三師八團”說是指沒有三十團，但歷史文獻有多處記載有三十團，此說大同小異。 那麼，在朱毛會師後編制序列的這一重大事件上，何以會出現不一致的記載呢？我們認為：這是會師後到5月底有過三次變化所致。第一次是4月25日的紅四軍第一次黨代會上，確定建立三師九團的編制；第二次是4月底按湘南特委指示，縮編為兩師六團一教導大隊；第三次是5月底，“因給養困難”，三十團、三十三團、三十四團、三十五團、三十六團“轉回湘南”。此事陳毅的報告及一些老同志的回憶均有說明。因此，研究朱毛會師後的編制序列問題，必須從會師前後的變化中作出分析，而不能僅僅根據某一種記載、說法去判斷。 3.關於紅四軍軍部是否設政治部和陳毅任職問題。 這個問題有兩個歷史文件可以說明。一是毛澤東於1928年11月25日起草的《井岡山前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記載：“此間軍隊今年四月以前都有政治部，因影響不好，方取消。有政治部，使官兵群眾認為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幾個人做的，餘人即以單純打仗為職務，取消了政治部，人人要打仗，人人要做政治工作（政治訓練與民眾運動），才把單純的軍事腦筋打破。”二是楊克敏1929年2月25日《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記載：“設政治部是國民革命軍的遺留，軍中官長士兵都討厭這個名詞，取而代之的士兵委員會，在近一年時間中，各項工作都不錯，比設政治部由政治部督促要強得多。”此兩件報告都說明，從1928年4月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成立起，到1929年1月楊克敏由井岡山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做匯報為止，“近一年時間”中都取消了政治部，而代之以士兵委員會。自然，陳毅在井岡山時期就沒有任過政治部主任。陳毅是1929年6月到閩西後才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 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序列表 （1928年4月至5月）軍長：朱德 黨代表：毛澤東 參謀長：王爾琢 教導大隊大隊長兼士兵委員會主任： 陳毅 （1929年6月改任政治部主任） 第十師師長：朱德（兼） 黨代表：宛希先 第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 黨代表：何長工 第一營營長：林彪 黨代表：熊壽祺 第二營營長：袁崇全（後叛變） 黨代表：杜松柏（後叛變） 第三營營長：蕭勁 黨代表：吳弼 第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 黨代表：龔楚 第一營營長：朱舍我 黨代表：××× 第二營營長：李光化 黨代表：胡世儉 第三營營長：肖榮標 黨代表：彭曬 第三十團團長：劉之至 黨代表：××× 第十一師師長：張子清（因負傷由毛澤東兼代） 黨代表：何挺穎 第三十一團團長：張子清（兼） 黨代表：何挺穎（兼） 第一營營長：員一民（後）陳毅安 黨代表：毛澤覃（另說匡祖泉） 第三營營長：伍中豪 黨代表：楊岳彬（後叛變） 第三十二團團長：袁文才 黨代表：陳東日 第一營營長：袁文才（兼） 黨代表：陳東日（兼） 第二營營長：王佐 黨代表：康健 第三十三團團長：鄧允庭（一說戴成本） 黨代表：鄺朱權（一說黃克誠） 第十二師師長：陳毅（兼） 黨代表：鄧宗海 第三十四團團長：鄧宗海（兼） 黨代表：劉泰 第三十五團團長：黃克誠 黨代表：李一鼎 第三十六團團長：李奇中 黨代表：黃義藻 軍直屬單位： 特務營營長：宋喬生 黨代表：敬懋修 紅軍醫院院長：曹嶸 黨代表：蕭光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