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章三縣紅色政權的建立
茶陵，位於湖南省東部邊陲，因境內多山，居“茶山之陰”而得名。自古以來，由於地處“吳頭楚尾”，扼湘贛交通要衝，素為兵家必爭之地。
第一次國內戰爭期間，茶陵的群眾運動風起雲湧。 1926年7月，北伐軍第二軍六師、四師經桂東進入茶陵，茶陵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支部，在共產黨員楊孔萬、譚民覺等領導下，建立了茶陵縣農協、工會、學聯、婦女聯合會，成立了農民自衛軍。但是這一切，最後都被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鎮壓摧殘殆盡。 “馬日事變”後，中共茶陵特支的共產黨人，在血的洗禮中覺醒，收集了幾十個同志和十幾條槍，以潭灣山區為屏障，與敵人開展了殊死的鬥爭。
為了開闢茶陵的工作，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沿湘贛邊界游擊至湖南酃縣水口時，曾派出宛希先率一營兩個連前往安仁、茶陵等地，牽制進擊酃縣的敵人，攻其後方，迫敵回援。
1927年10月21日，宛希先率一營三、四連佔領了茶陵城。茶陵的衙門長官、豪紳地主聞風而逃。工農革命軍抄了縣署，砸開了警察局和監獄，解救了被關押的農運幹部和群眾。
工農革命軍在茶陵的鬥爭，使處在白色恐怖之中的茶陵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為了防止敵人反撲，兩天后，工農革命軍主動撤出茶陵，回師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團部和一營會合。隨後一同回到茅坪。
毛澤東在像山庵召開三縣黨組織負責人會議後，經過周密的思考，決定乘國民黨新軍閥李宗仁對唐生智發動戰爭、湖南敵人大部捲入和茶陵敵軍調離之際，再次攻打茶陵。
為了戰而必勝，毛澤東決定團部、一營及特務連統由團長陳皓及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領，全力出擊。 11月16日清晨，參加攻打茶陵的部隊在寧岡大隴整裝出發。
毛澤東從茅坪趕至大隴，檢閱了出征部隊。他的腳傷一直未好，不能隨軍出征。望著精神抖擻的全體將士，毛澤東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同志們，我們經過了近一個月的休養生息，今天就要上前線打仗了！現在茶陵縣城空虛，我們就要乘虛而入，來個開門紅！本來，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去，可是，我要革命，這隻腳卻不讓我革命，我只有在這裡預祝你們旗開得勝，凱旋歸來！”
“堅決拿下茶陵！”工農革命軍將士發出豪邁的誓言。
部隊踏著初冬的薄霜，經寧岡睦村、酃縣瑞口，於11月17日擊潰羅克紹挨戶團的騷擾，連夜潛入了與茶陵縣一水之隔的中瑤。
18日凌晨，一路路革命軍戰士化裝成賣柴、賣菜的老百姓，混進了茶陵城。進城後，化裝的戰士解決了守護城門的敵兵，工農革命軍旋即衝進城內。守城的敵軍還摸不著頭腦，就做了工農革命軍的俘虜，湘東清鄉司令羅定和偽縣長劉拔克聞風而逃。
茶陵，又一次回到了革命人民的手中。
茶陵打下了，但政權依舊。打下後的茶陵，只成立了一個縣人民委員會，派曾做過安徽旌德縣長的譚梓生擔任縣長，一切按舊政府的樣子，升堂審案，收稅完糧，衙門還是原來的衙門。團長陳皓等部隊首長則圖享樂，吃包餐。丟下土豪不打，專找商會派軍餉，也不開展群眾工作，作禦敵的準備。
茶陵群眾經過縣衙門，探探頭，咋咋舌，失望而去。這是個“換湯不換藥”的新政府。
有一天，中瑤鄉農會送來捕獲的轉移錢財的劣紳陳老三，要求縣人民委員會處理，恰被醉醺醺的陳皓撞見。陳皓要他們升堂擊鼓。農民們擊鼓後，陳皓將驚堂木一拍，完全一副“縣太爺”的架勢。當問得陳老三擁有土地190畝時，陳皓反倒訓斥農會幹部不應觸犯陳老三，因他不上200畝地，不算大地主，樂得陳老三叩天謝地。農會幹部和農民們氣極，抓起陳老三就走。路上碰到宛希先，知道這個“老宛”向著窮人，把這一五一十告訴了宛希先。宛希先聽後，對他們說：“邊界大地主少，打倒中小地主，沒收一切土地歸農民是毛委員的一貫主張。你們要好好看管陳老三，開展揭發鬥爭，發動農民起來革命！”農民滿意地走了。但宛希先卻因此遭到了陳皓等人的忌恨。
隨後，宛希先將茶陵的情況向毛澤東寫了封匯報信，派人急送茅坪。毛澤東接信後，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回信指示：“新的政權不能按國民黨那一套搞。要成立工農兵政府，發動群眾開展鬥爭。”“訪問譚震林同志記錄”。內部採訪資料。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宛希先召集茶陵縣委、總工會、縣農會負責人和軍隊各連黨代表開會，宣讀了毛澤東來信，重新討論茶陵的問題。經過協商，鑑於來不及召開縣工農兵代表大會，各方推選出自己的代表，組成縣工農兵政府。其中，工人代表譚震林，農民代表李炳榮，士兵代表陳士榘。會議並一致推選學徒出身的印刷工人、縣總工會主席譚震林，擔任茶陵縣工農兵政府主席。
11月28日，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立了。成立那天，江兩岸紅旗招展，成千上萬的群眾，歡天喜地，慶祝這一新政權的誕生。 “縣長公署”的漆匾砸掉了，“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牌子掛起來了，兩旁是一副通紅的對聯：工農兵政府，蘇維埃精神。共產黨員、知識分子楊紹震、羅尚德、羅青山、陳叔同等分別擔任了縣政府民政、財經、內務、青工等部門的負責人。
人民政府為人民。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後，立即發布了佈告，號召廣大工農群眾起來革命，建立工農武裝，懲治土豪劣紳，茶陵各地揚起了紅色的狂飆。
正當工農革命軍在茶陵開展群眾工作的時候，湘敵吳尚第八軍趁兩廣軍閥混戰結束，返回老巢，以一團之眾從安仁、攸縣方向向茶陵撲來。
形勢非常嚴峻。工農革命軍只有一營人馬，硬拼是十分危險的。此時本應及早回師寧岡，但團長陳皓卻下令拆除東門浮橋，與敵決戰。
拆去東門浮橋，即斷了工農革命軍回師的後路。宛希先等據理向陳皓陳述了此舉的不利因素，卻遭到團長陳皓、副團長徐庶、參謀長韓莊劍、一營營長黃子吉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背水一戰是激發士兵奮勇殺敵的“良策”。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宛希先等只好執行命令，暗中採取防範的態度。
12月26日，敵吳尚第八軍一個正規團，糾集湖南方面幾縣的挨戶團，向茶陵發起了猛烈進攻。工農革命軍在茶陵縣委、縣政府組織的各界人民及游擊隊、赤衛隊的配合下，英勇奮戰，憑險抵抗。戰鬥從早上一直持續到下午，敵人未能把茶陵城攻破。可是，就在這時，我軍彈藥即將耗盡，而且得到報告，中瑤方向又有一支部隊急馳而來。
失敗的情緒一時籠罩著茶陵城。然而，團長陳皓等卻顯得“異常鎮靜”，且表現出欣喜之色。宛希先等似覺疑惑，聯繫到陳皓等人終日吃喝玩樂，私吞繳獲黃金，排斥黨的領導，以及二連連長的私逃，東門浮橋的拆除等一樁樁可疑舉動，意識到陳皓等人有可能密謀叛變。
事情果然不出宛希先所料。原來，在敵人到達安仁、攸縣時，陳皓一夥即膽戰心驚，對革命喪失信念，開始進行陰謀反叛的活動。有一天，陳皓接待了一個叫陳明義的湖南人，原是敵十三軍軍長方鼎英的外甥。陳明義向陳皓說：十三軍軍長方鼎英是我舅父，也是你在黃埔軍校的教育長，我可以為你聯絡，請他給你一個名義番號，暫時存身，再圖後舉。陳皓聞言大喜，立即修書一封，交與陳明義暗中與方鼎英聯絡。剛才，當聞報中瑤方向來了支部隊，陳皓以為是方鼎英派來接應他的，一時倒暗自欣喜起來了。
然而，陳皓失算了。中瑤方向來的隊伍是在大汾遭襲時走失方向的工農革命軍張子清、伍中豪率領的第三營。他們折入桂東後，游擊到贛南崇義一帶時，無意中遇上了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暴動隊伍，隨後補充了彈藥裝備，並按照朱德指示，返回湘贛邊界。當行至茶陵邊境時，發現湘敵重重圍困茶陵，斷定城內是我軍守部，於是揮戈參戰，從後面殺來，解了茶陵之危。
當晚，軍事領導人圍繞革命軍的退向問題進行討論。宛希先、張子清、伍中豪等一致認為：天亮後，敵人將組織反攻，我軍必須立即撤離茶陵，回師寧岡。陳皓等人本想拖延時間，等待方鼎英部進逼茶陵，然後迫使部隊就範，卻又懾於眼前張子清等人的威力，不敢公開反目，於是藉故提出“南撤”，退往湘南。
因情況緊急，不宜再爭論不休，於是，宛希先等暫時接受了“南撤”計劃，決計出城後再定退向。
半夜時分，部隊秘密出城。茶陵縣委及游擊隊隨軍南撤。翌日天亮，部隊到達湖口。
湖口，是茶陵城南的一個集鎮，位於東向寧岡、南向湘南的岔道上。由於連續作戰和急行軍，戰士們顯得很疲憊。宛希先和張子清商定，部隊先休息一陣，然後東向寧岡。
當部隊開拔時，面對何去何從的問題，宛希先、張子清、何挺穎、伍中豪與陳皓、徐庶、韓莊劍、黃子吉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面臨這種僵局，陳皓心急如火，擺出團長架勢，以進一步擴大政治影響為藉口，強令部隊南撤，企圖投靠敵方鼎英部。
在陳皓一夥握有軍權的情勢下，部隊只好改道南向。但因軍心、人心不服，進軍速度緩慢。工農革命軍面臨著改弦易轍的危險。
正當革命軍處於危急之際，毛澤東率部到了湖口，並趕上了正在行進的部隊。
“停止前進！部隊重回湖口宿營！”護送毛澤東前來的陳伯鈞傳達了毛澤東的命令。
原來，毛澤東對茶陵的情況一直很關注。當時，去茶陵的部隊是工農革命軍的主力，毛澤東時刻牽掛著這支部隊的命運。因之，部隊臨行前，毛澤東千叮嚀、萬囑咐，告誡陳皓注意各方面的工作；又叮囑宛希先，打下茶陵後，務必保持每週聯絡一次，並把報紙及時帶回。宛希先的來信，使毛澤東對這支部隊更加憂慮，當從報紙上得知湘敵反攻茶陵的消息，更覺得部隊兇多吉少。於是，他不顧腳疾，要陳伯鈞帶上一個排，匆匆趕往茶陵。當走到茶陵縣城東門時，見浮橋被拆，又獲悉部隊南移，即斷定情況有變，連夜追趕上來了。
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到來，使陳皓等失去了一時的專橫。夜晚，毛澤東在湖口王其生家裡召開了連以上乾部緊急會議。會上，宛希先、張子清、何挺穎、伍中豪等揭露了陳皓等人在茶陵的醜行。正當開會之際，工農革命軍截獲了方鼎英派人送給陳皓的複函，陳皓等人叛變陰謀暴露無遺。在確鑿的物證下，毛澤東當即下令逮捕了陳皓、徐庶、韓莊劍、黃子吉四人。
第二天清晨，在湖口圩的草坪上，毛澤東召集了工農革命軍700餘名指戰員的大會，代表前委公佈了陳皓一夥陰謀叛變的罪行，宣布撤銷他們的職務，任命張子清代理團長。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革命的叛徒是可悲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現在屁股坐在羅霄山脈，兩腳伸出江西、湖南，向東有遂川、萬安，向南有桂東、崇義，向西有酃縣、茶陵，向北有永新、蓮花，周圍十多個縣，上千萬人口，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革命大有前途！”譚家述：《井岡山根據地創建時期的茶陵》。內部採訪資料。至此，湖口風波遂告平息。
毛澤東講話後，部隊向東疾進，返回寧岡大本營。茶陵縣游擊隊200餘人，也跟隨工農革命軍退到寧岡，後編入第二營。
12月29日，部隊在礱市沙洲上召開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列數了陳皓等四人叛變投敵的罪行，並處決了四個叛徒。在大會上毛澤東還總結了打茶陵的經驗教訓，首次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毛澤東為工農革命軍制定的“三大任務”，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人民軍隊的建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大任務”的製訂和頒布，明確了軍隊政治與軍事的關係，說明工農革命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消滅敵人外，還要做群眾工作，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還要籌糧籌款，自己解決經濟給養，不能全依賴地方，從而使部隊的政治工作、軍事鬥爭均有了更具體明確的目標。
時令進入冬天，山區顯得異常寒冷，可革命軍指戰員依然穿著單衣。寒冬威脅著這支工農軍隊的生存。
為了解決部隊冬衣和拓展紅色割據區域，毛澤東和前委根據遂川守敵薄弱的情報，決定攻打遂川。
1928年元月4日，工農革命軍的兩個營在毛澤東、張子清等率領下，從寧岡礱市出發，冒著刺骨寒風，翻山越嶺，向遂川進發，進抵遂川重鎮大坑。
大坑，在遂川之北，是遂川大土豪、大惡霸蕭家璧的匪巢。昔日革命軍在大汾與蕭家璧結下的仇恨，使參戰的指戰員們怒火中燒。當攻擊命令下達後，革命軍戰士同仇敵愾，奮勇拼殺，打得蕭家璧部狼狽而逃。我工農革命軍乘勝追擊，5日即兵臨遂川城下。
駐守遂川城的敵軍只有一個工兵連和地方民團武裝，聽說蕭家璧部在大坑慘敗，情知不是對手，即棄城而逃。我軍隨即佔領遂川縣城。
由於敵人戰前造謠，誣衊我革命軍，使不少市民受到蒙蔽，故我軍進城後，城內一派冷冷清清，不少店鋪關門。為此，毛澤東命令部隊以班排為單位進行分兵活動，發動群眾，打開局面。
在遂川，我軍繳獲了敵人幾百擔白布。毛澤東當即指示運回寧岡茅坪，著餘賁民負責籌辦被服廠。
在遂川，毛澤東檢查了大革命失敗後遂川的武裝情況，表彰了保存6支槍的王次榛等，鼓勵他們重新組織赤衛隊，開展武裝鬥爭。
8日，毛澤東又在遂川縣城天主教堂主持召開了遂川縣的黨員會議，重建了遂川縣委，以陳正人為書記，要求中共遂川縣委抓緊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
這時，派去長沙匯報秋收起義情況的何長工輾轉來到了遂川。毛澤東、張子清等會見了何長工，聽了他的匯報。當獲悉何長工已在粵北犁舖頭聯絡上了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餘部，毛澤東很是高興。隨即決定派何長工到王佐部隊去擔任黨代表，把王佐部隊爭取過來改造好。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寫信給萬安縣委，要他們努力鬥爭，向前發展，同革命軍相結合，並請他們到遂川來開聯席會議。
10日，遂川縣城的工作局面已基本打開，逃跑的市民也返回城中，產業界也恢復了生產，並相繼恢復了商業、船業、木業、作坊業等行業工會，組建了遂川縣工人赤衛隊。於是，毛澤東將工農革命軍團部和特務連留在城裡，繼續做群眾工作，其餘部隊組成宣傳隊兵分三路，到於田、草林、大坑等農村地區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子。
中旬，毛澤東在縣城五華書院主持召開了遂川、萬安兩縣縣委聯席會議。萬安的曾天宇、張世熙、曾延生、劉光萬等，遂川的陳正人、王瑞麟、王佐農等，工農革命軍前委代表宛希先、張子清等，參加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敵來我去，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爭“十二字訣”，以對付敵人的進攻。陳正人等對此記得很清楚。陳正人：《創立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鬥爭》。內部採訪資料。
聯席會議後，毛澤東即往來於遂川縣城與草林圩之間，直接領導分兵發動群眾的工作，同時，具體指導遂川縣工農兵政府的籌建，囑咐陳正人等著手擬制一個《施政大綱》。
陳正人等將《遂川縣工農政府臨時政綱》初擬出來後，毛澤東又親自作了修改。 《施政大綱》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土地、生產和人民生活諸方面的施政措施和方法，共有30多條，集中地代表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初期的政權主張。為了使群眾容易理解，毛澤東在修改時，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代替一些深奧語句。如“不虐待兒童”改為“不准大人打小孩子”，“廢除聘金聘禮”改為“討老婆不要錢”等等。
1月23日，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準備就緒。這天，負責宣傳的同志擬了幾副對聯，打算貼在主席台兩側，可選來選去總覺得不貼切。這時，正好毛澤東來了，大家知道他才高，就請他選定。毛澤東興致勃勃地看了一遍後，抽出其中一副，改了幾個字，大家一看，無不拍手稱好。這樣，經毛澤東修改後的對聯爲：
24日，正是大年初二，天氣回暖，風和日麗。一大早，一兩萬工農群眾，聚集在縣城張家祠的大草坪前，集會慶祝遂川縣工農兵政府的成立。大家喜氣洋洋，互相拜年，同慶善事降臨。在一片鑼鼓聲中，毛澤東、陳正人、張子清、宛希先、王次淳等登上主席台。約10時許，大會執行主席陳正人宣布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頓時，鞭炮齊鳴、鑼鼓喧天，口號聲、歡呼聲，此起彼伏。
毛澤東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同志們，鄉親們！新年伊始，遂川工農兵政府成立了！我們的工農勞苦群眾解放了！”他指著縣工農兵政府主席王次淳，說：“這位就是你們的縣長，叫王次淳，西莊人。前幾天還在挑大糞，現在要當縣長了。但是，革命靠一個縣長不行，還要靠大家團結。一根稻草，一拉就斷，把稻草擰成一股繩，就不容易斷了！”王次模：《憶遂川的革命活動》。內部採訪資料。
大會直開到下午2點。會後，處決了大劣紳郭渭堅。全場貧苦平民無不歡欣鼓舞。會後，老百姓唱起了新編的歌謠：
工農革命軍佔領遂川城時，由於地主豪紳、反動派對革命軍曾造謠誹謗，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為真，出現了街巷冷冷清清的局面。這種局面，在我工農革命軍的宣傳發動之下，很快地就扭轉過來了。但是，因為部隊分散活動，紀律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情況。如：革命軍有的戰士借了老百姓的門板和稻草沒有主動歸還；在許多同樣的門板中，又往往弄錯，睡過的地方也沒打掃乾淨等；更有甚者，有的戰士動不動就燒房子。 “有一次，四班去打一家土豪。這家土豪早跑掉了，留下了搬不走的相當漂亮的房子……四班長在這家土豪的大門上貼了一張條子，限令土豪在三天之內送來1000元錢，否則，就要將這座房子燒掉。三天過後，土豪並沒有把錢送來。於是，班長就領著戰士們把這座房子點著了。恰好，這時土豪從外面傳話回來說，請不要燒他的房子，錢湊夠了就送來……可是，這座房子已成廢墟，只在夾牆裡發現了幾籮筐已經熏黑的銀毫子。”這些情況的出現，有些是小事，燒房子則是大事了，反映到前委來，毛澤東甚為不安，覺得有必要向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員，制定一套切實可行的製度了。於是，1月25日，毛澤東在遂川縣城李家坪，召開了全體革命軍指戰員大會，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六項注意”。這就是：
（一）上門板；（二）捆稻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不拉，請來子要給錢；（六）不打人罵人。
這是我軍最早提出的“六項注意”。它是繼在荊竹山提出的“三大紀律”，以及從茶陵回師礱市宣布的“三大任務”後，又一項關於人民軍隊建設的紀律規定。對此，當時任遂川縣委書記的陳正人曾回憶說；“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經聽到六項注意了……那時也聽到三大紀律。主席很強調六項注意，部隊每到一地，都要嚴格檢查六項注意的執行情況。六項注意的每句話，都是老百姓的話，非常通俗、易懂。”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
正因為毛澤東和前委及時地頒布了“六項注意”，工農革命軍在遂川分兵時，才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戴，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六項注意”後來完善為“八項注意”，成為我軍的重要行動準則。
草林圩，是遂川縣四大圩場之一。遂川舊有一唐江、二營前、三草林、四大汾之稱。草林鎮上，群居著600多戶人家，近200家店鋪。這些店鋪，80％以上的中小商人主要經營茶葉、酒類、油鹽雜貨、香紙菸燭，以及各種手工業產品和土特產品。他們的資本很小，既受國民黨反動派苛捐雜稅的壓榨又受地主豪紳、大資本家的盤剝，生意冷清，瀕於破產。當時，草林圩的經濟命脈基本上被土豪黃禮瑞、郭朝宗開設的“遂昌”（當舖）、“元昌”（油行）、“元豐”（煙館）等大商號所壟斷，他們利用煙館、賭行、當舖、妓院等為非作歹，毒害人民。他們有錢有勢，橫行鄉里。黃禮瑞的大兒子是國民黨的省參議員，孫子是草林鄉的鄉長，他不僅在草林開了各種商號，在縣城也有幾個商號，連南昌都有他開設的化工章江公司和分館。除此以外，他家還擁有9000多擔谷田，幾千畝山林。草林圩幾乎是黃禮瑞家的獨霸天下。
工農革命軍三營九連來到草林圩時，草林圩上的中小商人受了黃禮瑞、郭朝宗等的欺騙和恐嚇，家家店門緊閉，上貼一張“存貨已空，改行務農”的告示，偶爾見到幾個老表，也都遠遠地窺視著，用驚恐疑惑的眼光打量著革命軍。當戰士們走上前去欲與他們攀談時，一個個都躲開了。
這可急壞了九連連長曾士峨和黨代表羅榮桓。看來，要打開局面，還得有耐心，要開展群眾工作。於是，曾、羅命令各宣傳隊，打著紅布小旗，分頭深入草林圩鎮各角落，耐心宣傳群眾，開展社會調查，並在草林圩的大街小巷和周圍各個村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打倒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保護中小商人！”“取消苛捐雜稅！”“工農革命軍是窮苦工農的軍隊”等等。老表們見這支部隊不擾百姓，說話和氣，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同以往的部隊不一樣，慢慢地開始和戰士們接觸、聊天，並陸續反映了各種情況。
經過各方面的調查，革命軍已完全查明：草林的冷清，完全是黃禮瑞、郭朝宗等土豪劣紳、大資本家暗中作祟的結果。
1月10日，毛澤東來到了草林圩。羅榮桓等將掌握到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後，當即指示：“拔掉這個釘子！”
曾士峨、羅榮桓立即帶領革命軍戰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查封了黃禮瑞、郭朝宗在草林開設的各種商號、當舖、煙館、妓院。繳獲了幾萬斤食鹽、幾千斤茶油、幾百擔布匹和數不清的日用百貨。
毛澤東隨即又指示部隊：將繳獲的東西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分給群眾，讓群眾過個好年。革命軍戰士連夜送物上門，貧苦農民笑逐顏開。
第二天，部隊又在草林萬壽宮召開了群眾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他說：“我們工農革命軍的宗旨是為天下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據我們了解，你們草林圩有111家店鋪，大資本的只有16家，中等資本的只有11家，小資本的84家。資本大的都是黃禮瑞、郭朝宗、劉漢青、胡海清幾個人開設的，他們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們才是我們打擊的對象。至於中小商人，我們的政策是保護的，一粒鹽、一寸布也不動，不罰款，不抽稅，允許自由貿易，保障合法經營，請商家放心。”遂川縣黨史辦採訪資料。
到會的群眾和中小商人們聽後，都覺得十分驚奇，於是紛紛開業。
1月16日，正是臘月二十四，山鄉傳統的小年。一大早，九連的官兵就把草林圩打掃得乾乾淨淨，在街道兩旁貼滿了紅綠標語，令人耳目一新。在萬壽宮的柱子上，貼著一幅醒目的對聯：
在場的群眾看了，無不交口稱讚。約10時許，從永新、寧岡、遂川各地趕來的農民成群結隊前來趕集。草林圩上萬頭攢動，熱鬧非凡。他們都歡喜地賣出自己的貨物，買回自家需要的年貨，整個圩場秩序井然。草林圩趕集，三天一次，有時竟達兩萬餘人。
草林圩復活了！
對於開闢草林圩的這段歷史，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欣喜地寫道：“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
草林圩的複活和繁榮，對於活躍和溝通根據地的商品交換，滿足根據地軍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起了很大的作用。
“邊界的經濟本來是一個小農經濟區域，自耕農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頗低……因為地處邊陲的原因，受資本經濟的侵蝕頗遲，洋貨業在市場不甚發達，有些地方的交易還是'日中為市'的逢圩辦法。”譚冠三：《在我記憶中的井岡山斗爭》。內部採訪資料。正因如此，湘贛邊界各縣，縣縣都有圩場，農村圩場成為私營工商業和農民之間進行商品交換的主要場所。這樣，對待中小商人和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正確與否，直接關係到根據地的經濟發展和革命根據地的鞏固。
毛澤東和邊界黨在井岡山斗爭初期，就明確地提出了“保護工商業”和“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草林圩的複活與繁榮，以及1928年7月間開闢的大隴紅色圩場，都是貫徹和執行了保護工商業政策的結果。
對於這方面的具體政策，目前尚未發現歷史文獻的記載。只有一些口頭資料。雖屬個人回憶，可信程度卻較高。
如譚冠三曾回憶說：“1928年初，我們從茶陵撤回井岡山，不到一個月的光景，部隊又進到遂川城過舊曆年。這期間，毛委員宣布了城市政策。在這以前，我們曾犯過一些錯誤，把商人、小販的貨物也沒收了，甚至連藥舖裡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岡山。毛委員發覺這些情況後，即作了糾正。他指出：我們反對封建剝削，只能沒收地主的財產，保護工商業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沒收封建剝削的部分，商業部分連一個紅棗也不能動。”譚冠三：《在我記憶中的井岡山斗爭》。內部採訪資料。
譚冠三還說：“在井岡山，執行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打下永新後，毛澤東同志親自在永新城召開過一次'書宣組'聯席會議（即由部隊黨支部書記、宣傳幹事和組織幹事——後來改稱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參加的會議），專門對政策問題進行檢查。當時，各項政策都很明確。對大地主，沒收他的浮財、糧食等（浮財和糧食，大部分分給農民群眾，留一部分下來作為軍糧），不殺他。對富農，一般不動他，有的也酌情籌款。對於工商業，特別是中小商業者（在縣城，大工商業不多，主要是中小工商業），採取保護的政策。籌款數字不大，採取'評議'的方法，讓他們根據自己的情況，自願拿出一部分錢來。還宣布了廢除苛捐雜稅這個政策。對工商業兼地主者，地主部分的財產，是加以沒收的；工商業部分，不沒收，採取了保護的政策。對於這些政策，工商業者都感到滿意。這樣一來，既籌到了款，解決了我們自己的供給問題，又不損害他們的利益，保護了他們，團結了他們，使他們擁護和支持我們。本來我們吃鹽是很困難的，後來由於有了正確的工商業政策，商人就願意和我們做生意，把鹽運進來，解決了吃鹽的問題。”“訪問譚冠三記錄”。
然而，這些保護中小工商業的正確政策，卻受到“左”傾錯誤的干擾。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曾記述說：“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
邊界保護中小工商業的政策，從具體到“一個紅棗也不能動”，可見一斑。這一政策，雖然遭到“左”傾錯誤的干擾，但總的來說，執行情況是好的。所以，充分調動了赤白區中小商人的積極性，不僅提供了軍隊自身給養的需要，同時也為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佈置長期的鬥爭，奠定了經濟方面的基礎。
工農革命軍在湘贛邊界點燃的革命之火，越燒越旺，照亮了江西黑沉沉的夜空。
江西的國民黨政府為之震驚，省府主席朱培德坐臥不安。 1928年2月上旬，朱培德下令駐吉安的贛敵楊如軒第二十七師，以八十一團和七十九團的一個營進攻萬安，威逼遂川；以七十九團的另一個營進占寧岡新城，向工農革命軍發動了第一次“進剿”。
其時，工農革命軍正在遂川境內分兵發動群眾。 “敵進我退”，毛澤東聞訊，即令部隊迅速集結，撤離遂川，軍返茅坪。
新城，是寧岡的縣城所在地，西連礱市，南通茅坪，北扼寧岡至永新的通道。敵人佔此據點，對根據地的武裝割據，造成了嚴重威脅。
為了保衛根據地，寧岡縣黨組織根據前委從遂川發來的指示，在革命軍返程期間，組織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日夜騷擾敵人。
2月中旬，工農革命軍第一團悄悄返回寧岡茅坪，會合了剛剛升編的袁、王率領的第二團。 17日，前委在茅坪攀龍書院召開軍事會議，部署攻打新城方案。決定：集中革命軍第一團、第二團的優勢兵力，對新城之敵取包圍之勢。由第一團第一營擔任主攻，攻擊新城東門；第三營主力攻打南門；教導隊和第三營的一部攻打北門；袁文才率第二團第一營在敞開的西門外設伏，準備殲滅從西門出逃之敵。
17日下午，前委在茅坪召開了戰前動員大會。毛澤東代表前委號召全體指戰員，一定要打好這一仗，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將敵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發展和鞏固已創造的割據成果。毛澤東還具體地分析了我軍的有利條件：以往，是敵人數倍於我，這次是我們數倍於敵，加上寧岡黨組織和人民的支持以及我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鬥精神，是一定能夠奪取戰鬥勝利的。毛澤東的講話，給到會的軍民以極大的鼓舞。
17日深夜，工農革命軍像一支利箭，直射新城。拂曉前，各部隊迅速進入指定位置。毛澤東、張子清等登上新城門外的旗山亭，指揮戰鬥。
駐守新城的守軍是贛敵七十九團王國政獨立營，及寧岡靖衛團。王國政是贛軍第七師師長王均的侄兒，該營裝備良好，訓練有素。此刻，正倚峙著四面高大的圍牆，做著升官發財的美夢。
天亮後，新城清晰地呈現在戰士們的眼前。這是座古老的小城堡，牆高2丈，厚8尺餘，每隔一段均闢有城堞，易守難攻。
清晨，蒙在鼓裡的城內守敵照常來到南門外操場出操。當剛架好槍支做起徒手操時，毛澤東、張子清當即發出了戰鬥信號。敵人如驚弓之鳥，棄槍逃入城內，緊閉城門。緊接著，東門、南門也打響了。城內敵營長王國政急令他的9挺機槍投入戰鬥，頓時，槍聲大作。
戰鬥進行得很激烈，直近中午，城門仍未攻開。各路指揮員有些焦急了。這時，旗山嶺指揮部裡的毛澤東卻異常鎮定。經過周密的思考，他決定施用火攻。由南門、北門發起佯攻，吸引敵人火力，然後由一營集中力量火攻東門。命令下達後，當地群眾立即送來了許多樓梯、煤油、稻草、棉絮等。於是，在東門外的一間民房裡，幾十個戰士揭開屋瓦，把部隊僅有的兩挺機槍架上屋頂，居高臨下，向敵人猛烈射擊。與此同時，幾十個戰士兩人一組，披著沾濕了的棉絮，夾著乾草、煤油，冒著槍林彈雨，湧向東門，點著了火。霎時，烈火熊熊，將東門燒穿了。隨即，一營戰士奮不顧身，穿過濃煙，衝進城內。
東門一破，城內守敵亂作一團，無心再戰。繼而，南門、北門也相繼攻破。三路部隊在城內奮勇拼殺，打得敵人紛紛逃竄。縣長張開陽、營長王國政急忙打開西門，企圖逃竄，卻遭到等候多時的袁文才部的猛烈射擊。敵人忙又欲退回城內，又被進逼的一、三營封死退路，成了甕中之鱉。混亂中，敵營長王國政被擊斃。敵士兵見大勢盡去，紛紛跪地投降。反動縣長張開陽奪路逃跑，躲入西門外的小溝裡，驚魂未定，被參戰的古城區大江邊暴動隊隊長文根宗生俘。是役，擊斃、擊傷包括營長王國政在內的敵獨立營和靖衛團共300餘人，生俘100多人，活捉敵縣長張開陽，取得了根據地創建以來的第一次輝煌勝利。
新城大捷，體現了毛澤東“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戰略思想和“圍三闕一、開門打狗”的靈活戰術。
從此，毛澤東便從遂川分兵和新城戰鬥的實踐中，提出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游擊戰爭戰術原則，並在以後的割據鬥爭中顯示出巨大的威力。
新城戰鬥的勝利，激盪著所有參戰的工農革命軍指戰員、地方赤衛隊和暴動隊員的心。 18日下午4時後，戰士們押著100多名俘虜，興高采烈、浩浩蕩盪地回師茅坪。長期以來，飽受地主豪紳、反動軍隊欺凌的工農革命軍戰士和寧岡翻身農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敵俘，不禁恨上心來。從新城返回茅坪的路上，一路將俘虜兵催促著，推搡著，高聲叫罵，俘虜兵稍有不是，即遭拳打腳踢，有的氣憤至極，竟開槍殺了俘虜。
這種現象，引起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注意和思考。第二天，毛澤東在茅坪的閻仙殿前，召開了工農革命軍戰士和俘虜兵參加的軍民大會。
毛澤東代表前委在會上分析了新城戰鬥的經驗，表揚了我革命軍戰士和參戰農民勇敢作戰的精神，同時，指出了我軍在俘虜政策上的問題。他說：“俘虜兵不能受到虐待，更不能殺。他們也是工人、農民出身。也是強迫當兵的，只要放下了武器，就要同等對待，並要受到優待。”
接著，毛澤東宣布了優待俘虜的幾條具體規定：（一）不許打；（二）不許罵；（三）不許搜腰包；（四）有傷的給予治療；（五）願留的，吸收參加紅軍；（六）願回去的，發給路費遣送回家。
當時，參加大會的軍民聽了，簡直不能理解。 “俘虜不管怎麼說也是'階下囚'，怎麼待為'座上賓'呢？”而參加大會的俘虜兵聽了，一個個卻傻眼了。國民黨的長官不是說，共產黨“青面獠牙”、“共產共妻”，抓住就要殺頭麼？他們都認為今天就是死期了，沒想到革命軍對俘虜竟這樣寬大。所以，當場就有不少人報名參加工農革命軍。原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將譚甫仁就是在那裡參加紅軍隊伍的。
由於前委採取了對俘虜的寬大政策，很快在邊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引起了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兵對我們注意，投誠來歸的日益增多。”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楊至誠在《一個俘虜兵的故事》中講了一個叫曹福海的俘虜兵，三次被俘，三次被放，最後在七溪嶺戰鬥中被俘後，帶來10多個國民黨士兵，棄暗投明，加入紅軍隊伍。曹福海在戰鬥中堅定勇敢，還提了排長，後來在大餘戰鬥中英勇犧牲。
對於俘虜政策所產生的威力，毛澤東曾在《井岡山前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說：“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人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於我們的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驚嘆！”聰明的敵人如李文彬旅，他們也仿效革命軍的做法，但由於他們軍隊的反動性質所決定，則很難收到效果。 “在再作戰時，我們的人還是有拖槍回來的。”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實行的寬待俘虜政策，對削弱和瓦解敵軍，補充和擴大革命力量所起的重要作用，是許多人所始料未及的。
打下新城後，前委即緊張地籌備寧岡縣工農兵政府的成立。毛澤東提議，新成立的縣工農兵政府設在礱市，首任工農兵政府主席由泥腿子出身的、在新城戰鬥中活捉敵縣長的古城大江邊村暴動隊長文根宗擔任。這一建議，獲得前委和寧岡縣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等的一致贊同。從此，礱市成為湘贛邊界紅色政權的第一個新縣城，並沿襲至今。
2月21日一大早，寧岡縣的貧苦農民，像潮水般地湧入礱市河東的大河洲上。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的會場，就設在這裡。沙洲的正前方用十幾個禾桶架著門板搭起了一個臨時主席台，上面懸掛著一塊長紅布，紅布上寫著“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審判反動縣長張開陽大會”的巨幅會標。工農革命軍戰士和寧岡的赤衛隊、暴動隊員、工農群眾近萬人席地而坐，氣氛熱烈而又歡快。湘贛邊界又一個紅色政權就要誕生了！
毛澤東、張子清、宛希先、何挺穎、袁文才、龍超清等軍隊、地方領導人出席了大會。 10時許，大會司儀肖子南宣布：大會開始，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頓時，鞭炮齊鳴，鑼鼓喧天，會場一片歡騰。
毛澤東在會上向到會的各界人士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今天的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從此，寧岡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貧苦工農要自己當家做主了！”接著，他把文根宗請到台前，介紹說：“這就是文根宗同志。就是他，在新城戰鬥中活捉了張開陽，立了頭一功！從今天起，他就要擔任大家的工農兵政府主席，大家要擁戴他、支持他，把寧岡的工作做得更好！”
毛澤東的講話，激盪人心，贏得台下軍民陣陣掌聲。
會上，還宣布成立中共寧岡縣委，龍超清任縣委書記；成立縣赤衛大隊，石敬庭任大隊長。龍超清、文根宗分別代表縣委和政府在會上發了言。
大會的最後一項議程是公審反動縣長張開陽。當肖子南宣布將張開陽押進會場時，全場軍民群情激憤。 4個赤衛隊員把張開陽押至土台右側，架放在1米多高的三根木架上面。新任縣政府主席文根宗一一宣布了張開陽的罪狀，並以寧岡縣工農兵政府名義，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文根宗的語音剛落，台下的赤衛隊員、暴動隊員一擁而上，你一刀，我一矛，把張開陽戳死了，結束了他反動的一生。
會後，寧岡各區、鄉工農兵政府相繼成立，並在縣工農兵政府的領導下，開展對敵鬥爭，建立地方武裝，創造湘贛邊界割據區域的堅實基礎。
在此期間，還成立了新邊陲政府。
新遂邊陲是指永新、遂川兩縣交界的井岡山區。它東從永新的旗鑼坳以進，南到遂川的小行洲；北是永新的錫坪、大小船；西邊是遂川的荊竹山以內的大小五井、茨坪、下莊、草坪、白泥湖、梨坪、羅浮等大小幾十個村莊，縱橫各五十餘里。
2月下旬，為了適應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前委決定將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等地分別劃出，單獨成立新遂邊陲特別區。特別區下轄茨坪、大井、土嶺、下莊、行洲、梨坪、白泥湖等十個鄉，人口近兩千，面積約76平方公里。
2月下旬的一天，新遂邊陲特別區工農兵政府在茨坪李桂生家成立，主席李尚發。區政府設土地、財政、組織、經濟、軍事、宣傳等機構。同日，中共新遂邊陲特別區委員會也建立起來，區委書記肖萬俠。
新遂邊陲特別區，隸屬遂川縣工農兵政府和縣委領導。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成立後，實行雙重領導。
特別區政府的主要工作是：發動群眾燒田契、分田地；組織打土豪、分物資；組織遞步哨、守哨口工事等。
區政府成立以後，組建了新遂邊特別區赤衛隊，有槍30多條，專門負責遂川、永新兩縣交界的防務工作。據李珍珠回憶說：“工農革命軍把他們從遂川繳獲的物資護送，到了黃坳就交給我們管。農民們挑來的各種東西、各種物資，有鹽、有油、有布匹、還有藥材等。這段時間，我們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來，護送農民把物資運上井岡山。”
在區政府的領導下，特別區的工作發展很快。茨坪等十個鄉都相繼成立了鄉工農兵政府和暴動隊。由於地處軍事根據地中，一遇打仗，暴動隊也要上前線參加運送物資和抬運傷員。
新遂邊陲特別區自1928年2月下旬成立後，一直堅持到1930年2月王佐被錯殺，井岡山失守才停止活動。應該說，新遂邊陲特別區的建立，為井岡山的軍事根據地的營造與鞏固，做了很多工作。它的建立，也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產物。
在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時期，毛澤東非常注重社會調查，了解社會狀況。 1927年11月，工農革命主力攻打茶陵時，毛澤東因為腳傷，在大隴送別了隊伍後，回到茅坪。為了全面了解邊界的政治經濟狀況，為製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據，毛澤東在茅坪的壩上、洋橋湖、馬沅一帶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當年寧岡縣委組織部長劉克猶回憶說：“1927年11月間，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剛剛開始誕生，工農革命軍攻打茶陵去了……這時，毛委員沒有去打茶陵，在步雲山附近的洋橋湖、壩上一帶搞社會調查。”“劉克猶自寫材料”，1973年。
毛澤東搞社會調查採取開座談會或個別訪問的形式。 “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別人開展討論”然後將獲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寧岡調查》。
1928年2月下旬，毛澤東又在永新的秋溪鄉一帶，搞了一個《永新調查》。對毛澤東在秋溪的調查，永新革命老人李步陵回憶說：“1928年2月間，毛澤東又從井岡山率領紅軍來到永新秋溪開展群眾運動，幫助永新縣委工作。毛澤東來到秋溪後，深入群眾，訪貧問苦，又和縣委的同志經常研究工作，帶來的紅軍則幫助我們群眾幹活。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和關懷下，秋溪、龍源口一帶的工作得到很大的發展。”“訪李步陵記錄”，永新縣黨史辦。
調查研究，是毛澤東的獨創。可是，當時黨內許多同志並不理解，也不重視。 1928年6月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來到井岡山區，毛澤東“要秘書把他到達井岡山後寫下的永新、寧岡等地的農村調查拿給我看。我一看，這些寫在商人賬本'總簿'、'坐簿'上的農村調查，一本一本地疊了尺多高。由於我不理解這些就是毛澤東同志為我們黨制定方針政策的依據，對這些調查材料，只當作一些故事或情況閱讀，一天的工夫就看完了。毛澤東同志見我啟而不發，知道我沒有看懂，失望地把這些退回來的調查材料收撿起來。”
然而，毛澤東辛辛苦苦整理而成的永新、寧岡二縣調查，由於戰爭的原因，都失掉了。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寫道：“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的幾個，井岡山的幾個，都失掉了。”
“井岡山的幾個”，指的就是《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
對失掉的這兩個調查，毛澤東“時常念及”。他在《尋烏調查序言》一文中說：“我過去做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調查，湖南那五個是大革命時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個放在我愛人楊開慧手裡，她被殺了，這五個調查大概是損失了，永新、寧岡兩個，1929年1月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一個朋友手裡，蔣桂會攻井岡山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個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調查的重視程度。正是毛澤東注重調查，使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掌握了大量的客觀依據，從而能在指導邊界的工作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顯示出超人的領導藝術。
從1927年10月起，至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經過艱難的創造與割據，先後在茶陵、遂川、寧岡三縣建立了紅色政權，根據地範圍已擁有寧岡全縣，永新、遂川、蓮花、酃縣、茶陵各一小部。這標誌著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已粗具規模，羅霄山脈中段工農武裝割據局面業已形成。
這一切都來之不易。誠如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述：“湘贛邊界的工作，從去年十月做起。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有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舊槍在井岡山附近，永新、蓮花、茶陵、酃縣四縣農民自衛軍槍支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群眾革命情緒已經被壓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黨的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亦開始建立黨的組織，和萬安縣委發生了關係。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
湘贛邊工農武裝割據從無到有，從弱到強，表明大革命失敗特別是秋收起義失利以後，我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開始尋找到了一條成功的道路——以寧岡為中心、以井岡山為依託的建立農村根據地的革命道路。
這一道路的探得，其成功的秘訣在何處呢？我們認為：主要得力於毛澤東的“三次決策”：
一是文家市會合後放棄攻打長沙、轉兵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的正確決策。
秋收起義三路人馬相繼受挫後，毛澤東在向文家市會合的途中，就以前委書記的名義給師長余灑度去信，“囑度即將部隊改道退萍鄉再說”。在文家市會議上，毛澤東竭力否定了“取瀏陽直攻長沙”的錯誤主張，作出“以前敵委員會決議，以保存實力，應退萍鄉”的決策，“次日部隊即向萍鄉退卻”。向萍鄉退卻，退往哪裡？退往“眉毛畫得最濃的”羅霄山脈中段，去當革命的“山大王”。這是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利後、引兵井岡前所作出的第一次正確決策。這一決策無疑是中國革命勝利的起點。正如何長工在《秋收起義和引兵井岡山》一文中所言：“此後，毛澤東同志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羅霄山脈中段轉移，開始了'引兵井岡山'。這是中國革命了不起的偉大戰略轉移。從此中國革命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走上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二是毛澤東關於以寧岡為中心建立軍事大本營的正確決策。
毛澤東率部上山以後，究竟確定在哪里安營扎寨，建立軍事大本營，是經過一番周密思考，最後作出抉擇的。
據文獻資料記載，毛澤東在引兵井岡、茅坪安家後不久，即1927年的12月份，就有“以寧岡為中心建立軍事大本營”的考慮。所據如下：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最新編著的《毛澤東年譜》（上卷）披露：（1927年）12月18日，在井岡山會師前，毛澤東曾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議改組前敵委員會，表示朱、毛兩部將建立聯合領導的意向。信中說：部隊行動，由朱德、陳毅、張子清、宛希先、餘賁民、袁文才、毛澤東七人組成前委，請批准。如係駐軍，則應組織湘贛特別委員會，指揮軍事及交界八縣黨務、農村暴動等，人員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劉真，請呈報中央批准。又朱雲卿應加入前委和特委。
此信原件及全文我們沒有見到。其中有兩點值得重視。一是12月18日之行文時間。此時正值工農革命軍第二次攻克茶陵之後，毛澤東去茶陵之前，他因腳傷留在茅坪從事社會調查。二是提及袁文才。這時的袁文才部正接受工農革命軍的整訓與練兵，尚未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可見，毛澤東1928年11、12月間在茅坪從事社會調查時，就已有了以寧岡為中心建立大本營的考慮。否則，他絕不會將寧岡的“山大王”袁文才列進前委委員名單，並請中央批准。顯然，毛澤東是把寧岡與袁文才、大本營放在一起通盤考慮的。
對此信，杜修經當年的一份報告可作印證。 “寧岡是一個多山的小縣，有一座大山，圍繞這山的有永新、遂川、酃縣、茶陵、蓮花五縣，寧岡是中心，易守難攻，而各縣民眾運動經過了半年來的經營，也略有基礎。同時向茶陵、永新進展，可以影響兩省，併兩省上游。以此地為大本營的意見，澤東同志早有了，便有邊界特委組織的建議。”
關於1928年12月以寧岡為中心建立大本營的構想，毛澤東起草的又一份文件亦可說明。 1928年5月2日，他以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共中央去信。其中說：“去年十二月前委會即有建議組織邊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另派得力同志來做書記，事實上毛同誌任軍事工作很難兼職。現於吉安來信之後，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組織起來，你認為如何？聽兄處明示。組織一定任組織，這以寧岡為中心，羅霄山脈政權之建立，黨之強有力，軍力去造就實在湘贛兩省之革命根據地之一，此理毛同誌等業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轉湖南省委轉中央，多久未見奉準駁明文，間從安源市委來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話，但並非省委明示。”
從上述三份歷史文獻資料可以判斷，毛澤東在上山後兩個月即1927年12月間，就有“以寧岡為中心”建立軍事大本營乃至“羅霄山脈政權”的構想，並提出了組建中共湘贛邊特委的建議，而且已“累次呈明在案”。意見是明確的，決心也開始形成，只是沒有得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明示”批准而已。
三是毛澤東對建立以井岡山為依託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正確決策。
井岡山，地處羅霄山脈中段。杜修經說：“寧岡是一個多山的小縣，有一座大山”，“易守難攻”，這顯然是指井岡山。楊克敏在1929年2月25日的報告中說：“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是很好的軍事根據地，於是創造羅霄山脈中段的割據，建立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為朱毛部當時唯一的工作和企圖，於是偉大的奮鬥和激烈的鬥爭，一幕一幕的開展起來。”陳毅在1929年9月1日的報告中說：“寧岡七縣皆同屬崇山峻嶺，尤以井岡山為最險要，周圍約有二百餘里，四軍得此地勢即可休整整頓，當時決定在寧岡建立軍事根據地，分兵到各縣游擊發動群眾鬥爭，這一個政策非常正確。”
杜修經、楊克敏、陳毅均是井岡山斗爭時期的重要人物，他們的這些思想，是在實踐中對割據鬥爭的觀察並接受了毛澤東的啟發而形成的。因為，毛澤東對以井岡山為依託的羅霄山脈中段的各項條件有過縝密的比較分析，爾後才形成了決策。
毛澤東是怎麼比較的呢？他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分析認為：羅霄山脈分北段、中段、南段，自廣東北部沿湘贛兩省邊界至湖北北部。 “北段地勢不如中段的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劃，則屯置比較大的軍力於瀏、醴、萍、銅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於湘贛兩省的影響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
中段呢？毛澤東在分析於四圍白色政權的中間，紅色政權能夠存在的原因時，曾提出必須具備下列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通過一年的割據，他認為中段的長處是這幾條都具備，而且在第四條中明確地說明：“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其他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各縣都有。”中段的缺點只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為此，毛澤東在同篇報告中特別強調軍事根據地的重要性，說：“在四周白色政權中間的赤色割據，山險的軍事根據地是不可少的。因為四周都是敵人，防禦要向四面防禦，非藉自然的山險以補助人力偶然的不足（如敵人最大最危急時），欲求在資產階級政權穩定的時候，赤色割據之長期存在，是很困難的。”
所以，毛澤東認定：“整個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
毛澤東關於建立以寧岡為中心、以井岡山為依託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決策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一決策始於1927年12月，最後確立大約在1928年的4月底5月初。這時朱毛兩部已勝利會師，羅霄山脈中段割據政權已粗具規模，半年多來的鬥爭實踐已充分證明毛澤東關於“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最初構想是完全正確的。為了佈置朱毛會師後的長期鬥爭，必須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戰略基地，必須下決策的決心。這一決策的最終確立，有三份歷史文獻可以印證：一是毛澤東1928年5月2日給中央的報告指出“以寧岡為中心羅霄山脈政權之建立”和組建湘贛邊特委的計劃。二是楊克敏向湖南省委報告中的記述：“邊界自毛部去春（1928）自湖南與朱部會合（今）重來後，確立了建立羅霄山脈中段的割據政權的決心。”三是中共湖南省委於1928年6月19日給邊界特委和四軍軍委的批复信函：“以羅霄山脈中段為根據地的計劃，省委完全同意。”可見，決心下了，計劃報了，省委也批了。這一決策的最終確立，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發展至關重要。這是後話。
以寧岡為中心、以井岡山為依託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割據局面形成後，一幕幕“偉大的奮鬥和激烈的鬥爭”又開始了。
正當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如火如荼蓬勃發展的時候，3月上旬，湘南特委軍事部長、湖南軍委特派員周魯來到了寧岡礱市。
沒想到，周魯一到，便下車伊始，信口開河，指責毛澤東及前委“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房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頭顱！”
周魯傳達了湘南特委的決定：取消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為師委，何挺穎任書記。師委是軍中黨的領導機關，地方上的工作由地方負責。毛澤東改任師長。
周魯還傳達了中央臨時政治局1927年11月擴大會議精神，即“毛澤東同誌所部工農軍的工作，中央認為未能實現黨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給毛澤東以“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的處分。周魯在傳達時，誤傳為中央開除了毛澤東的黨籍。
周魯還代表湘南特委指示毛澤東、何挺穎率領工農革命軍離開湘贛邊界，前往湘南，策應湘南“年關暴動”（即湘南起義）。
周魯所傳達的指令，使毛澤東、張子清、宛希先、何挺穎等大惑不解。他們與周魯進行了強烈的抗爭。但是，抗爭無用。按規定，前委必須接受湖南省委及其湘南特委的指導。上級的指示還得執行，這畢竟不是周魯個人的決定。
在黨中央“左”傾盲動主義的束縛和高壓政策下，邊界工作“頓失中心”，剛剛建立起來的根據地陷入迷惘之中。
在中共中央懲辦主義的政策下，毛澤東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譚政《在前委工作的見聞》中曾這樣記敘說：“儘管周魯傳達的意見是錯誤的，可是當時怎麼辦啊！毛澤東是黨員，他敢反中央嗎？這是一個紀律問題。公開反不可能，作鬥爭也難辦。”
為了執行湘南特委的指令，1928年3月中旬，毛澤東、何挺穎在礱市集中了工農革命軍第一、第二團，傳達了前往湘南、策應湘南起義的命令。決定：部隊分三路向湘南進發。毛澤東、何挺穎率第一團從礱市向酃縣；袁文才、何長工率二團一營從大隴出發；王佐率二團二營從大井出發，一起開往湘南。
毛澤東不能當前委書記、師委書記，只能當師長了。他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駁殼槍，向部隊講了話。他說：“軍旅之事，未知學也，我不是個武人，文人只能運筆桿子，不能動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當師長有點玄乎。可是，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三個臭皮匠，合成個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們有這麼多幹部，大家都是黨的骨幹，在斗爭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大家來當個參謀吧！”何長工：《偉大的會師》。
毛澤東的這番話，說得輕鬆、詼諧，可知情的人聽了，心裡無不酸楚楚的。
3月18日，三路人馬先後抵達湖南酃縣的中村。
部隊到中村後，沒有馬上直去湘南，而是集中在中村待命。原來，部隊到中村時，正值酃縣人民配合湘南起義，舉行“三月暴動”。 “到酃縣，他們看到湘東運動很發展，澤東的意思想到茶陵使湘東與湘南聯繫起來，周魯同志也覺同意。”於是，毛澤東一面派出毛澤覃率特務連往湘南與朱德部聯絡，一面領導部隊就地整訓，發動群眾，開展革命鬥爭。
3月19日，部隊師委和酃縣特別區委在中村周南學校，召開了聯席會議。毛澤東和何挺穎聽取了中共酃縣特別區委書記劉寅生的匯報，決定成立中共酃縣縣委，由劉寅生任書記。並將暴動隊中的優秀分子挑選出來，組建酃縣赤衛大隊，毛澤東和何挺穎從部隊中派出戴奇任赤衛大隊黨代表，何國誠為大隊長。與此同時，中共中村區委、區工農兵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