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四章改造袁、王部隊
袁文才、王佐，是大革命前夕雄踞在井岡山的兩支重要綠林武裝首領。大革命失敗後，在黨的政策和力量的感召下，袁、王兩人都相繼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成為湘贛邊界農民武裝力量的首領，井岡山上的“雙雄”。
袁文才、王佐，均出生於1898年。袁文才，是寧岡縣茅坪馬沅坑村人；王佐，是遂川縣下莊人。他倆的個人經歷不同，遭遇不同，但政治命運相同，對舊社會的反抗意識相同，因而當他們走上“綠林之路”後，便一拍即合了。
袁文才、王佐兩支部隊，有以下一些共同特性：
1.袁、王兩支武裝力量都是被封建軍閥、地主豪紳的橫徵暴斂、巧取豪奪，逼上樑山的。
袁文才青少年時期，幾次輟學，後來，妻子又被謝姓土豪強佔，繼而又為捐稅事與豪紳結下深怨。正在痛苦之際，活躍在半岡山的“馬刀隊”頭領胡亞春主動相邀“上山”。袁文才雖知“馬刀隊”的人員均是被官府逼上山的，卻又放不下讀書人的臉面，但不上山又難報平日之怨仇，於是答應暗中與“馬刀隊”來往。豈知，不久後消息走漏。謝姓土豪聞知，認為抓住了袁的“把柄”，欲除之為快，便請來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雖聞訊逃出魔掌，然而母親被敵人殺害，房子亦被燒毀。家破人亡的慘狀和深仇大恨，終於把他逼上了“梁山”絕路。
王佐，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人世的艱辛，苦難的生活，造就了王佐對地主豪紳的刻骨仇恨。於是，王佐轉改習武，練得一身好拳腳。 1923年起，民國軍閥混戰時的一些散兵游勇在井岡山一帶占山為王。走投無路的農民揭竿而起，這給自小就想把土豪劣紳剝皮抽筋的王佐提示了一條反抗求生之路。在一次給綠林頭目朱孔陽（外號朱聾子）縫衣的時候，朱孔陽見王佐有膽有識，便邀他充當“水客”（即搞偵探）。從此，王佐帶著反抗豪紳階級的宿怨走上了“綠林生涯”。
2.袁、王部隊不同於一般嘯聚山林、殺人越貨的山寨土匪，而是以打擊土豪劣紳為目標，以“劫富濟貧”為口號的綠林武裝。
袁文才上山後，“馬刀隊”首領胡亞春等大為高興。因為他有文化，被封為“司書”。他擅長文墨，頗有謀略，辦事考慮周全。在內部經濟管理方面，他建議細水長流，改變了過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習俗；在“吊羊”問題上，他主張對大豪大富者下手，反對侵犯平民利益；在防禦國民黨官府“進剿”方面，他提出了一些靈活的戰術。從而，袁文才深孚眾望，不久便提為“參謀長”。此後，正因為“馬刀隊”的打擊目標直指土豪劣紳，所以，當官府軍來剿時，往往時常得到貧苦農民的幫助。王佐同樣如此。在他脫離朱孔陽自命為王、自立山頭後，仍以打擊土豪劣紳為主要目標，並因此與遂川反動豪紳尹道一結下深仇。
3.袁、王部隊在成為農民自衛軍後，由於共產黨組織的力量，他們都逐漸樹立起革命的目標，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
袁文才通過龍超清、劉輝霄等共產黨人的幫助，於1926年底加入了共產黨。王佐在編入工農革命軍後，也於1928年4月成為共產黨員。由於他們得到共產黨的教育和群眾的幫助，“馬日事變”後依靠井岡山的天然山險和穿山游擊與官府作對的經驗，巧妙地保存了自己，各自保存了60支槍。袁文才並在黨的領導下，實行土客兩籍革命派相結合，控制寧岡達一年之久，為毛澤東引兵井岡建立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時的袁、王部隊，在性質上已有了質的變化，已從“綠林武裝”而演變成農民革命武裝了。
4.袁、王部隊也有歷史的局限性，並帶有較濃厚的綠林積習。
袁、王部隊在改編為農民自衛軍之前，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在一種自發、樸素的“劫富濟貧”的利益驅動下，過著散漫的“綠林生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誰也不放在眼裡，油子習氣很重。在改編為農民自衛軍以後，仍然有著較濃厚的綠林習氣，“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有時不大聽調遣，擁兵自重，自以為是。
總之，對於袁、王部隊的特性、性質，要作歷史的具體的分析，不能籠統地斥之為“土匪”、“綠林”武裝。袁、王兩人及其武裝部隊，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習氣或錯誤，他們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卻是功不可沒的。當年在井岡山戰鬥過的老紅軍、老同志都一再論及此事。熊壽祺說：“記得主席講過：袁文才對革命是有幫助的，三灣改編後的工農革命軍兩營人，沒有袁文才答應，我們是不容易進去的，就是進去了，也難站住腳，就像紅軍到延安，跟劉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樣。”“熊壽祺談話記錄”。內部採訪資料。陳伯鈞說：“在井岡山一年多，渡過了革命的難關。那時候沒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沒有井岡山根據地。”“陳伯鈞同志談話記錄”。內部採訪資料。譚震林說：袁文才、王佐“他倆是地頭蛇，沒有他們兩個人支持，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沒那麼容易。我們上了井岡山，有了這個險要地方，也還要靠他們來守，群眾擁護他們，他倆對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有功勞的”。
1927年9月29日，前委和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著重解決了工農革命軍的縮編問題和對軍隊的領導問題，這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但是，部隊的傷病員問題、輜重安頓問題、經濟給養問題、進軍方向問題，都未能得以解決。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和“山大王”袁文才接洽、談妥，是難以如願的。因此，在10月3日的古城會議上，毛澤東宣傳了工農革命軍的主張和意圖，肯定了袁文才在寧岡開展革命活動的成績，讚揚了袁文才的革命精神，並表示願意和袁文才和衷共濟，說服了袁文才的代表，繼而在10月6日的大蒼會見中又說服了袁文才。顯然，這種說服工作，取決於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沒有正確的方針、政策也是難以維持長久的。
古城會議的重要歷史意義除了討論和決定在井岡山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外，同時也在於確定了對袁文才、王佐部隊實行團結、改造的方針。對此，何長工回憶說：“在古城會議上，討論對袁、王部隊的方針時，有人曾提議，解除他們的武裝，把他們解決，他們那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完了。毛澤東同志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採取大魚吃小魚的吞併政策，三山五嶽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嶽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嶽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毛澤東同志說服我們，不能只看到幾十個人、幾十杆槍的問題，是個政策問題；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地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變成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
這就是毛澤東的眼光，毛澤東的膽略與胸懷。正是因為這種眼光、膽略與胸懷，才使袁文才情動於衷，讓工農革命軍在自己的“營巢”——茅坪建立醫院、留守處，工農革命軍才得以安營扎寨，休養生息，從容地進行游擊鬥爭活動。正因為這樣，隨後王佐也請革命軍進駐了他的“巢穴”——茨坪。此後，兩人都給予了工農革命軍以經濟上的幫助，使工農革命軍渡過了難關。而且後來袁、王部隊都“變成了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袁文才、王佐成為工農革命軍的正、副團長。在井岡山武裝割據鬥爭中，袁、王部隊發展為紅四軍的4個主力團之一。
倘若不是對袁、王部隊採取團結、改造的方針，這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沒有他們兩個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不行的。”“如果他們反對我們，我們是站不住腳的。”
古城會議上確定對袁、王部隊採取團結、改造的正確方針，給工農革命軍帶來一片生機。鑑於袁文才部在大革命時期即接受廠中共寧岡黨支部的領導，並參加了奪取寧岡縣政權的武裝暴動，袁文才本人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此，袁部的政治素質比王部要好些。根據袁、王兩部的不同情況，毛澤東和前委決定首先對袁文才部開展工作，幫助袁部進行軍事訓練，提高軍事政治素質，並通過袁文才對王佐施加影響，逐步促進王部的改造。
1927年10月中旬，當工農革命軍游擊到湖南酃縣水口時，毛澤東即派遊雪程、徐彥剛、陳伯鈞、金蒙秀到袁文才部幫助工作。
袁文才部此時駐紮在茅坪的步雲山白雲寺。袁文才對毛澤東派來的教官甚為喜歡，隨即任命遊雪程為連長，徐彥剛為副連長，陳伯鈞、金蒙秀等為排長。
為了把袁文才部早日變成懂政治、會打戰、有遠大革命目標的革命隊伍，遊雪程等與袁文才確定了練兵的目標。首先從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對自衛軍戰士進行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幫助他們明白為誰打仗，為誰鬥爭的道理；然後進行隊伍整頓，把一些壞分子清洗出去，吸收一些鬥爭性強的青年貧苦農民參加；同時，在軍事上嚴加要求，學習軍事知識，提高殺敵本領。袁文才對這些措施表示讚賞。
此時，時令已是初冬。袁文才部雖號稱一營，其實只有一連，平時分散，有事集中。陳伯鈞回憶說：“我們去後，就將他的兵集中在步雲山練兵，遊雪程是主要負責人……練兵期間，著重進行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政治教育內容主要是講時事，講形勢和講革命出路問題；軍事訓練著重練習射擊和基本隊列等。”
前委和毛澤東對步雲山練兵極為關心。當時，毛澤東正患腳疾，未隨部隊出征茶陵，留在茅坪一邊養傷，一邊開展社會調查。袁文才為他在洋橋湖找了棟房子住下。洋橋湖離步雲山只有里把路，毛澤東便時常過去看看。當看到袁部戰士冒著嚴寒，進行緊張的操練，覺得這支部隊進步很快。為使袁部早日擯棄過去沾染的舊思想、舊習氣、舊作風，毛澤東找到袁文才，告誡他要下決心整頓部隊，將那些豪門子弟和不良分子清除出去，吸收些階級覺悟高的青年參加部隊。此事，袁文才原來雖有覺察，但一直下不了決心。經毛澤東一點撥，便堅決地將那些不良分子清洗了出去，從礱市等地招了一個新連，不僅充實擴大了隊伍，而且使隊伍顯得更年輕、更富有戰鬥力。為此，袁文才對毛澤東更是心服口服。隨後，遊雪程等即按前委的指示，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組織和士兵委員會，使部隊發生了巨大變化。
有一次，毛澤東來到步雲山，見自衛軍戰士們正在開飯，議論紛紛。原來是冬季來了，部隊增加了人，市場上沒有什麼菜賣，這餐吃的是野菜。毛澤東來到戰士們中間，舀一勺野菜放在碗裡，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一個戰士說：“毛委員，這麼苦，你吃得下？”毛澤東回答說：“這野菜雖然苦，可有豐富的政治營養呢！我們幹革命，就要吃大苦。沒有今日的苦，哪有明日的甜呢？”戰士們聽了，深受感動。
遊雪程、徐彥剛等抓住“毛委員吃苦菜”這件事，在部隊中進行討論，引起極大反響。從此，部隊戰士們情緒更為高漲，有人還把艱苦的生活編成樂觀的歌謠：
在毛澤東的教育啟發下，經過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包括袁文才在內的全體農民自衛軍指戰員思想覺悟都有了明顯的提高，戰鬥力也大為加強。這一切，袁文才無不看在眼裡，喜在心中。他深有感觸地對人說：“毛委員的帶兵經驗真神，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這一輩子跟定了他！”
1928年1月上旬，遵照毛澤東的派遣，何長工完成了與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餘部聯絡的任務後，一路輾轉，回到江西遂川。此時，毛澤東正率工農革命軍在遂川縣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子。何長工一回來，前委即決定要他去王佐部任黨代表，開展改造王佐部隊的工作。
何長工對茨坪一帶活躍著一支由王佐領導的帶有綠林習氣的農民自衛軍已有所聞。他說：“聽說要我上山，心裡真有幾分猶豫。雖然王佐部跟袁文才部一樣，打的是農民自衛軍旗號，都有劫富濟貧、反抗舊勢力的進步性，但是階級觀念模糊，流寇思想、遊民習氣很重，而且王佐不是黨員，是蠻牛……我單槍匹馬一個人，怎能完成這項艱鉅任務呢？”
“'不要怕'，毛澤東同志看出我的顧慮，便鼓勵我說：'去了以後，困難是有的，要邊工作，邊學習，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還說，你去做工作，他願意革命了，自己提出要派人去，我們就派人去，那時候要派多少人，我們就派多少人。”
“他還特別強調指出，把他們爭取過來改造好了，不僅使'北門的拳頭越打越多'，鞏固了我們的後方，同時還為今後改造舊軍隊摸索一些經驗。”隨後，毛澤東提出了“既不能緩，又不能急”的方針。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何長工堅定了信心。何長工受命以後，帶著毛澤東親筆寫給王佐的信，從遂川縣城出發，經堆子前、黃坳，來到了王佐駐地——茨坪附近的下莊。
王佐聽說是毛委員派來的黨代表，以上賓款待，擺酒接風。席間，頗有綠林豪氣，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第二天，王佐集合他200餘人的隊伍，向大家介紹了何長工，並要求大家尊重黨代表，但未等何長工說話，王佐卻一聲“散”字，部隊轟然而散，弄得何長工有口難言。他知道，這是王佐對他存有戒心。
果然，王佐把何長工安置在離司令部有一里之遙的一間小屋裡，還派了個高個子“勤務兵”來“照顧”他，防止他到處察看和接近士兵。
遵照毛澤東指示精神，何長工決計把工作從王佐家中做起。於是，有事沒事，常與王佐母親範辰妹、哥哥王雲龍、妻子羅夏英接近，並藉機幫他們家做點事情。從中，何長工了解到王佐是個孝子，最聽他母親的話，便經常有意地接近他母親，向她宣傳些革命道理。與此同時，何長工還發現王佐有兩個心腹，一人叫刁飛林，一個叫李克昌。這兩人都性情豪爽，頗易接近，就主動和他們聊天談心，很快地相互親近起來了。經過一段時間，王佐覺得何長工並沒有拆他的台的意思，加上他母親及刁飛林等人從中說些好話，王佐逐漸打消了疑心，主動向何長工接近，並透露出與宿敵尹道一的深怨，請教何長工有無辦法把尹道一除掉。
尹道一是拿山反動民團總指揮，有名的惡霸地頭蛇，倚仗國民黨反動派的權勢，欺壓百姓，無惡不作。王佐部幾次與他交鋒，差點被“吃掉”，連自己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殺掉了，於是結下深仇。剷除尹道一也是工農革命軍的打擊目標。為此，何長工與王佐、刁飛林、李克昌等認真地研究了殲除尹道一的計劃。決計在靠近永新拿山方向的旗鑼坳一帶設伏，由王佐親自去拿山誘敵佯攻，何長工與金蒙秀、刁飛林等率主力埋伏坳內，來個聚而殲之。
翌日，兩支人馬依計而行。王佐率部直撲尹道一的司令部石門，何長工率部在旗鑼坳設伏。尹道一不知是計，昔日驕橫之氣驅使他率團丁一路朝王佐追殺過來。王佐邊打邊退，直把尹道一引入旗鑼坳。何長工、刁飛林見尹道一上當，立即下達命令，用密集火力封死退路，一個猛衝，打了下去。尹道一毫無準備，當場被活捉、刺死。戰士李珍珠等把尹道一的頭顱割下，用包袱包好，收拾戰利品，收兵回山。
消滅了宿敵尹道一，使王佐欣喜萬分。當晚，大擺宴席，慶祝勝利。從此，王佐十分信服毛澤東派來的黨代表，表示：“從此以後，我王佐跟定了共產黨；你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刀山火海也不含糊！”
何長工抓住這有利時機，請示前委，增派了康健、肖萬俠、宋任窮等到王佐部開展工作，發展黨的組織，籌建士兵委員會，教唱革命歌曲，進行政治、文化教育。
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王佐部隊發生了很大變化。王佐還主動提出要求加入共產黨呢！ 1928年春夏之交，王佐的這一願望得到實現，由何長工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根據袁文才、王佐的要求，以及團結、改造兩支部隊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和前委認為改編袁、王兩支農民自衛軍的條件業已經成熟，決定將袁文才、王佐兩部合編，組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
1928年2月上旬的一天，寧岡大隴歡聲笑語，人聲鼎沸。袁文才、王佐兩支農民自衛軍升編大會在大隴的朱家祠前舉行。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團長張子清代表前委主持大會，宣布袁、王兩部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下轄兩個營，第一營以袁文才部為基礎，第二營以王佐部為基礎，共500餘人。前委任命袁文才為團長，兼第一營營長；王佐為副團長，兼第二營營長；何長工為團黨代表，賀敏學為團黨委書記。從第一團派來的遊雪程、徐彥剛、陳伯鈞、金蒙秀、熊壽祺、陳東日、康健、肖萬俠等分別在一、二營擔任連、排長或黨代表。
大隴升編，標誌著毛澤東和前委對袁、王部隊的改造工作取得重大勝利，也標誌著這兩支部隊的新生。第二團成立後，毛澤東和前委指示要繼續加緊部隊的政治工作，使這支少數人掌握的武裝，變為黨絕對領導下的革命武裝；使綠林作風、遊民習氣很重的部隊，變為有組織、有紀律、有戰鬥力的部隊；在部隊內部，則要求以革命的上下級關係、同志關係來代替封建僱傭的關係，以及加強無產階級思想教育等等。隨後，根據袁、王的要求，前委又從第一團抽調了宋任窮、蔡協民、譚梓生、袁炎飛等一些同志到第二團去擔任各種領導職務。從此，這支起源於綠林武裝的隊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茁壯地成長。
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隊的成功，為改造地方武裝、擴大人民軍隊提供了新鮮經驗。第一，對袁文才、王佐這種綠林起家的地方農民武裝，只有採取團結、改造的方針，才能奏效。不團結，則工農革命軍難以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不改造，又不能使這支部隊真正承擔起中國革命的重任。團結、改造是謀求鞏固、合作的政治基礎，是統一在黨的領導下實現革命目標的必要條件。第二，改造地方武裝，必須認真分析他們的本質特徵，採取不同的方式和策略，既不能緩，又不能急，必須從爭取其領袖出發，達到爭取全體或大多數人參加革命陣營的目的。第三，袁、王這兩支從綠林演變過來的農民武裝，只有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才能獲得新的生命，才能有明顯的政治方向。離開了黨的領導，無論是綠林武裝還是農民武裝，都是沒有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