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章創業奠基

毛澤東、袁文才在大蒼會面後，一個回到了古城，一個趕回到茅坪，各自忙得不亦樂乎。為了迎接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袁文才和龍超清等動員茅坪群眾用8張礱徹夜礱穀，以解決部隊用糧；著人買了2頭大肥豬，準備以山區特隆重的禮儀來歡迎革命軍的到來；組織了幾十個婦女將攀龍書院、閻仙殿等公產神產族產打掃得乾乾淨淨；調集了18桿抬銃，以備明日放銃壯威；邀集讀書人趕寫標語；請當地採茶三角班來唱戲；通知茅坪百姓，騰房子，下門板，打地舖，墊好稻草，以備部隊住宿。 “寧岡蘇幹張桂庭、謝梅香座談會紀錄”。內部採訪資料。 袁文才本人還將見到毛澤東的感想告訴妻子謝梅香。謝梅香連夜準備毛澤東的衣衫、布鞋，並叮囑袁文才准備轎子，因毛澤東腳疼，要把毛委員抬進茅坪。 “寧岡蘇幹張桂庭、謝梅香座談會紀錄”。內部採訪資料。

毛澤東在古城也向革命軍的干部們傳達了大蒼會面的情況，細緻安排了次日去茅坪的行軍路線，並宣布了部隊紀律要求和應注意的事項。 10月7日，工農革命軍兵分兩路，向茅坪進發。毛澤東、何長工等率軍官隊、衛生隊走雨露石、大蒼、荷花形、馬源方向的近路直插茅坪；陳皓率團部和一、三營走龍市、葛田、大隴進茅坪。 與此同時，袁文才一大早，先組織一部分農民自衛軍下礱市，把毛澤東贈送的100條槍挑了回來。隨即親自帶領30多人，抬著一張睡椅轎子，往大蒼方向迎接毛澤東。當袁文才一行到達大蒼時，毛澤東的隊伍已經到了。袁文才要毛澤東坐轎，換上謝梅香準備好的衣服。毛澤東堅持不坐轎，也不換衣服，只換上那雙新布鞋，依然一身戎裝，走在隊伍前面。

當兩路部隊在馬沅會合後開進茅坪時，茅坪群眾在龍超清的指揮下，18桿抬銃一齊扣響，村頭閻仙殿前四個漢子把早已綁好的兩頭大肥豬架上長凳，以當地傳統的最高禮節——殺豬迎接。戲班子敲響鑼鼓，吹起嗩吶，老表點燃鞭炮，熱烈歡迎工農革命軍的到來。 “寧岡蘇幹張桂庭、謝梅香座談會紀錄”。內部採訪資料。 這一切，使工農革命軍指戰員頗受感動，有的還高興得流了眼淚，真好像是到家了。 毛澤東在茅坪作了簡短的講話，大意是說：工農革命軍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是專門為窮苦百姓打天下的隊伍，一路上歷盡千辛萬苦，今天來到寧岡的茅坪，終於有了自己的落腳點了。這個地方很好，山高林密，地利人和，又有袁總指揮的幫助，我們一定要同袁總指揮和農民兄弟親密合作，共創大業。 “寧岡蘇幹張桂庭、謝梅香座談會紀錄”。內部採訪資料。

袁文才也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龍超清也代表寧岡縣黨組織講了話。 當天晚上，毛澤東參加了寧岡縣黨組織在攀龍書院召開的黨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講了話。他分析了全國革命形勢，講了“馬日事變”後黨的應急措施，講了八七會議精神，並詢問了寧岡黨組織的情況。當了解到“馬日事變”後，寧岡有些黨員畏怯形勢，逃離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躲進茅坪一帶“打埋伏”、不敢出來活動時，毛澤東說：“你們要打活埋伏，敵人來了我們先躲著；然後，這裡出來，那裡出去，到處打他們，才能把敵人打垮。”他還針對黨組織的情況說：“你們的黨組織根基不穩，光知識分子不行，還要發動工農群眾，以後要注意階級出身，要深入基層，做發動群眾的工作。”當年寧岡縣委組織部長劉克猶的回憶。內部採訪資料。

會後，毛澤東在袁文才安排的住地——茅坪謝慈俚的家裡（即現在的八角樓——引者註）接見了永新、蓮花縣在茅坪藏匿堅持鬥爭的共產黨員賀敏學、王懷、劉作述、劉仁堪、賀子珍等。 10月7日，工農革命軍進駐寧岡茅坪後，在寧岡縣黨組織和袁文才的幫助下，在茅坪的攀龍書院裡創辦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所醫院——茅坪後方醫院。院長曹嶸，黨代表趙發仲。 說是醫院，其實很簡陋，條件極差，缺醫少藥。據當時任職的老中醫賴章達回憶：“毛主席1927年10月（割禾後）來到寧岡，衛生隊設在茅坪，有40人左右，紅軍醫院在攀龍書院。中醫賴幹華、陳金（湖南人），西醫吳鵬飛。11月參加的有賴章達、黃少古（茶陵）、謝貽階（茅坪）三位中醫。現小膳廳是中醫醫療室，輕傷員、擔架隊住樓上，床鋪攤在樓板上。起初傷病員只有四五十人，傷員用的中藥靠大隴、灘頭藥店供給……藥空了，我們便上山挖了70多種土產草藥，有銀花、土茯苓、木通、麥冬、金英子、茴香、車前草、五瓜皮、厚朴等。1928年4月，毛主席發動打永新……繳到400多擔藥放在茶山源（當時，部隊的藥庫設在茶山源——引者註），這時藥材豐富了，部隊、群眾都來此買藥。”

據1928年5月調入茅坪後方醫院工作的肖明回憶：“當時的茅坪紅軍醫院裡面有隊長（姓莫，廣東或廣西人），黨代表姓葉（湖南人，長征時犧牲）。下面還設醫務室（有2個中醫和2個西醫，一個醫師姓曾，還有一個中醫，腳有點跛），看護排有10多個人，排長姓范，湖北人，擔架排10多個人，事務排有10多個人，管理後勤等事務工作。醫院可以容納四五十個病人，進進出出的病人比較多，當時從永新送來的傷兵比較多。醫院的藥材十分缺乏，雖然各地黨組織想方設法衝破重重困難，把昇汞（治槍傷用）、碘片等西藥送到根據地裡，但總是不夠用（一般是先送留守處，再由留守處分到醫院和連隊裡）。因此，醫院經常組織醫務人員和附近的群眾上山採草藥。採藥時，由懂的人採個標本，然後大家照樣子採。當時用中草藥一般的病都能治好，洗傷口用鹽水洗，硝鹽也能用，但要過濾才行。”

為了解決醫療困難，邊界黨曾多次向湖南和江西省委以至黨中央報告，請求送幾名西醫和一些藥品來，但未能如願。為此，醫院的醫護人員只好自己動手，用竹子製成鑷子、軟膏刀、軟膏盒等，用消過毒的剃刀代替手術刀，用土布代替紗布，對用過的紗布洗了又用，用完又洗，直至完全不能用再廢棄。 對醫院的這種艱苦狀況，當年派往湘贛邊巡視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於1928年7月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也曾提及：“軍中生活……醫藥—買藥困難，傷兵很苦……”毛澤東於1928年7月4日代表中共湘贛邊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也說：“傷兵增至五百，欲沖往湘南去，則軍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難問題之一。” 毛澤東對紅軍醫院的建設甚為關心，經常去看望傷病員和醫護人員，問寒問暖，還把當地群眾送給他的雞蛋轉送給傷病員吃。靠著這種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紅軍醫院不僅是醫治疾病的場所，而且成為一個政治大課堂。至今，還流傳著許多這方面的動人佳話。

在建立紅軍醫院的同時，工農革命軍還在茅坪建立了一個後方留守處。留守處設在茅坪的象山庵。留守處主任是原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副師長余賁民。 何長工在《秋收起義和引兵井岡山》中說：“在古城會議上，決定要在茅坪設立一個後方，把衛生隊放在那裡，要安下家來。第二天我與曹嶸同志帶100多傷兵來到茅坪，把他們安置在攀龍書院。這是我軍第一個後方留守處。”羅榮桓在《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中說：“南進到寧岡古城後，毛澤東同志召集了古城會議……由於地方黨組織的幫助，還建立了一個後方。”1971年4月19日寧岡縣老革命幹部座談會認定：“茅坪的紅軍醫院是部隊一來茅坪就辦的，那個地方原先叫攀龍書院。紅軍留守處設在像山庵。”當年在三十二團當理髮員，曾給毛澤東、朱德、陳毅、餘賁民等理過發的茅坪老蘇幹朱洪炳，於1976年7月2日在茅坪象山庵舊址回憶座談會上說：“象山庵除了紅軍的教導人員住在那里外，還設立了一個留守處、幹部醫療所，還駐紮了一個機砲連。留守處的負責人是餘賁民。”

可見，在像山庵設立留守處是確定無疑的。留守處負責統管軍官隊、衛生隊、輜重隊、機砲連等後勤單位。據當年桃寮被服廠的工人劉應龍等老同志回憶，1927年11月底在桃寮創辦了紅軍被服廠，負責人也是餘賁民。這就證明留守處包攬了部隊的所有後勤攤子。這樣，讓副師長、前委委員而且連毛澤東都稱“賁老”的餘賁民來挑這副重擔子，當“後勤部長”，是為合乎情理的安排。 在當時極為險惡的環境之中，700多人的隊伍，若找不到一個落腳點，設置留守處，把“包袱”放下，部隊怎麼可能輕裝出擊，去開拓新的局面呢？ 對此，當年寧岡東南特區團委書記蘇蘭春說過一席話，很值得回味。他說：“有一天，我問袁文才團長，會見時說了些什麼？袁文才告訴我說：毛委員講，聽說八一部隊會下廣東，他準備去韶關，找賀龍、葉挺的部隊，留下的部隊就交給我帶。我問他留下的是些什麼人？他講有連長、營長還有師長。袁文才說，這麼多大人物，我一個初中生能帶得下去？於是決意推辭，口裡卻說：你們既然來了，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傷員和部隊的糧油我管，但錢寧岡有限，還需要到酃縣、茶陵、遂川一帶去打土豪。毛委員聽得袁文才這樣講，就高興地留下傷病員和留守機關，然後帶領部隊去了湘南。”蘇蘭春：《回憶寧岡的革命鬥爭》。

後方留守處的設置，使初來乍到鞍馬勞頓的工農革命軍放下了“擔子”，解除了後顧之憂。這對於部隊輕裝上陣，開始沿湘贛邊界出擊，起了重要的作用。作為副師長的餘賁民負責這攤工作，也是功不可沒的。 10月7日，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受到了袁文才和寧岡縣委以及茅坪群眾的熱烈歡迎。此後，為了解決工農革命軍的糧食供應，袁文才指令在大蒼會見擔任守門的蘇蘭春等幾個青年，連夜下鄉將全縣各公產、神產、族產的谷收攏起來，趕運到茅坪；為使革命軍戰士住得舒適，龍超清動員茅坪一帶的群眾，家家戶戶作了準備，安排得妥妥帖帖。這一天，茅坪顯得熱鬧非凡。 對毛澤東的住宿安排，袁文才經反复考慮，最後確定安排在茅坪村中央的老中醫謝慈俚家的樓上（即現在的八角樓）。

這樓上原先住的是賀敏學（即賀子珍的哥哥，永新縣農民暴動主要領導人之一）。 1927年7月18日袁文才率部聯合王興亞、王佐部和蓮花農民自衛軍，將被關押的賀敏學等永新革命派救出退往寧岡後，袁文才就安排賀敏學住在這個樓上。 1984年7月28日，賀敏學故地重訪，來到八角樓時說：“馬日事變後，袁文才把我們從監獄裡救了出來，我就住在這樓上。主席來了以後，我就讓給主席住。”袁文才把毛澤東安排在老中醫家裡住，是為了便於毛澤東及時調養腳傷，可見考慮十分周全。 7日晚上，毛澤東參加寧岡黨組織召開的黨員大會後，袁文才將在茅坪一帶堅持鬥爭的永新、蓮花、寧岡三縣共產黨“頭面人物”召集起來，來到了八角樓。 毛澤東親切地會見了他們。在這裡，毛澤東結識了賀敏學、劉真、王懷、劉作述、賀子珍、劉仁堪、劉輝霄、劉克猶等人。 當袁文才介紹到賀子珍時，毛澤東竟有點驚訝了。他沒有想到：在井岡山的革命派“頭面人物”中，竟然還有一位女性，且是個美貌姑娘。當然，誰也沒有想到，這次會面，竟是毛澤東、賀子珍後來成為革命伴侶的開端。 這晚，毛澤東詳細地向大家詢問了邊界寧岡、永新、蓮花、遂川、茶陵、酃縣的情況。參加會面的同志也一一回答了毛澤東的提問。這次會見對毛澤東在以後經營、領導井岡山的鬥爭產生了重要影響。 10月上旬，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後，在當地黨組織和袁文才的幫助下，在茅坪設立了留守處和後方醫院，放下了輜重，得到了休整，部隊輕裝上陣，開始出擊。這一史實，史稱“茅坪安家”。 如何稱之為“安家”呢？這是因為： 第一，工農革命軍轉戰千里，居無定所，進駐茅坪後，方找到了一個落腳點。這個落腳點，在蓮花沒有解決，在三灣沒有解決，在古城也沒有落實，直到茅坪才落實、解決。誠如譚政《三灣改編前後》中所云：“部隊在轉移中，每天總是從天未亮就出發，直到黃昏以後才宿營，經過平、瀏、銅鼓、萍鄉、蓮花，到達永新的三灣村，休息了三天，著手改編部隊。這算是紅軍發展史上的一個難點。自從長壽街戰鬥失利後，湖南的敵人拼命地跟著我們後面追趕，總想把我們這些革命的種子弄得精光。民團、保安團也來欺負我們，沿途不准我們藉路。沒有經過鍛煉的小娃娃，哪裡經得起這樣的風波。當時，疲勞、困苦、飢餓、驚慌的情緒充滿了部隊，加上瘧病、痢疾傳遍了每個戰士……三灣改編以後，把傷病員放在茅坪，把沒有人背的槍送給袁文才。部隊才經古城、龍市到酃縣水口，再到遂川大汾圩。”可見，到了茅坪，才找到了一個落腳點，才有個安身之處。 第二，進駐茅坪後，部隊放下了擔子，輕裝上陣，以寧岡為大本營，開始新的戰鬥。後方留守處的建立，把軍官隊、輜重隊、機砲連等後勤機關留下，減輕了部隊的壓力；而後方醫院的建立，更使100多名傷病員得到了妥善安置，不僅傷病員減去了連續行軍的痛苦，而且部隊也免去了拖累，增強了戰鬥力。 10月中旬以後的分兵游擊活動，正說明了這一點。對此，範樹德回憶說：“部隊到了寧岡，把一些傷病兵送到茅坪，從而使病員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使戰鬥兵與傷病員分開，減輕了負擔，提高了戰鬥力。”範樹德回憶井岡山斗爭。內部採訪資料。所以，譚震林說：“到了茅坪，就是安下了革命的家，這就是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開始。”何長工也回憶說，古城會議後，“我與曹嶸同志帶著100多傷兵來到茅坪，把他們安置在攀龍書院。這是我軍第一個後方留守處。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這個終點，已經終點了，引兵井岡山區，終點在寧岡，後方在茅坪”他又說：“茅坪是革命根據地安家的地方，寧岡是革命發家的地方，沒有寧岡就沒有井岡山根據地，這是歷史的事實。”譚家述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也說：“毛澤東同志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在秋收暴動後，由平江、瀏陽退到湘贛邊，以寧岡為根據地，向茶陵、遂川、永新、酃縣等縣發展游擊戰爭。”譚家述：《第六軍團誕生和發展略歷》。內部採訪資料。賴毅回憶說：“古城會議以後，兵分兩路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活動，如果進軍目的地未到達，部隊是不會分散行動的，這時確定了在茅坪設立後方。在茅坪設立後方，在茅坪安家。” 第三，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出擊一個月後，又返回大本營茅坪，隨後將湘贛邊特委、湘贛邊工農兵政府等黨政首腦機關設在茅坪。據何長工回憶，在寧岡茅坪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一大”，“毛澤東同志作了形勢報告，對敵我力量進行了對比，指明了革命前途，進一步確定了要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毛澤東同志說，現在我們有了家，就不要亂跑了，要在這裡發家”。可見，毛澤東本人也是把寧岡茅坪視為革命之“家”的。 綜上所述，茅坪“安家”在史實上是可以確認的。所謂“安家”，就是安營扎寨，以此為大本營。當然，“安家”並不意味著進軍的終結。而是以此為基點，開始新的更廣闊的戰鬥。 工農革命軍在茅坪“安家”後，於10月中旬起，開始了沿湘贛邊界各縣的游擊活動。當部隊游擊到湖南酃縣水口時，經過整訓與休息，實行了短距離的分兵。 工農革命軍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部隊給養和擴大政治影響，以創造井岡山武裝割據的基礎。所據如下： 當年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在1928年6月15日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中說：“毛澤東部……後來則以寧岡為大本營，分派部隊向各處游擊。平均九天一次戰爭都勝利且造出了一點民眾的基礎。” 賴毅在《從三灣改編到井岡山》中記述說：“古城會議後部隊分兵活動……毛主席給我們說，要下去。分幾路下去，要擴大政治影響……下去以後要貼佈告，要宣傳我們部隊的宗旨、性質……佈告要用'團長郭亮'的名義。” 張宗遜也說：“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古城後，那時，吃飯穿衣是大事情，上井岡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那時去的水口、大汾都是比較大的地方，去這些地方都為解決吃飯穿衣的問題。”張宗遜：《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幾個問題》。內部採訪資料。他指出游擊的目的是“為解決吃飯穿衣的問題”，即部隊的給養問題。 羅榮桓在《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中也指出：“當年10月初，毛澤東同志帶領部隊向遂川方向展開游擊活動。那時，天氣已經逐漸寒冷，戰士們還是穿著破爛的單衣，給養十分困難並且也沒有休整的機會……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衣和給養，我們進駐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鎮。” 工農革命軍沿湘贛邊游擊的第一站，是湖南酃縣的十都。這時，處事周密的毛澤東考慮到應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取得聯絡，匯報秋收起義部隊的情況，於是派出何長工前去長沙、衡陽，尋找湖南省委。繼而，部隊往石洲、坂溪等地，移師水口。 水口，是湘贛邊區屬酃縣的一個小村莊。工農革命軍來到的消息不脛而走。中共酃縣黨組織獲悉這個消息後，立即派周里前來與革命軍接頭。毛澤東在團部朱家祠會見了這位酃縣共產黨組織的代表。毛澤東詳細地向周裡詢問了有關酃縣黨組織的情況，當聽得周裡匯報說酃縣在“馬日事變”後只有一個臨時支部、3個黨員時，當即指示周里：要廣泛地發動農民群眾尤其是受苦農民，恢復農會，準備暴動，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 豈料，大浪滔滔，魚龍混雜。師長余灑度、團長蘇先駿竟在這個時候不告而別。 曾在餘灑度部下任特務連長、三灣改編後改任一團二連排長的譚希林，親歷了余、蘇二人脫逃的經過。他是這樣記敘的：“在水口時，部隊的司令部住在朱家祠。我們這個排住在離水口三四里遠的一個亭子裡，擔任向酃縣方向的警戒任務。到水口的第三天，原師長余灑度和三團團長蘇先俊開小差，經過我們的崗哨，被我們攔住了。問他們到哪裡去，他們說：'我們要走，是毛委員允許我們走的。'我們說：'沒有證明不能通過。'結果還是把他們兩個攔住，並立即報告毛委員。毛委員氣量大，他說：'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吧'。” 餘灑度、蘇先駿脫離革命後，日子並不好過。餘灑度後來投靠蔣介石，因貪污軍餉，販賣鴉片，被國民黨處以極刑；蘇先駿到長沙後，出賣了郭亮同志，1930年被我軍擊斃。 餘、甦的脫逃，引起毛澤東的深思。他決計在水口建黨，以鞏固三灣改編的成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各連隊黨代表挑選一批工農革命骨幹，發展入黨。在部隊移駐水口時的第二天下午，秘密通知有關入黨對象去團部開會。 山區的深秋之夜，安謐而又寧靜。當各連黨代表領著6名戰士來到水口圩葉家祠堂的時候，毛澤東等已在葉家祠的後廳小閣樓等候了。閣樓中，擺著一張農家方桌，幾條長板凳，桌上的馬燈映著通紅的光，桌子正前方橫垂著兩張長方形的紅紙，一張寫著“CCP”三個字母，一張寫著“犧牲個人，嚴守秘密，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服從黨紀，永不叛黨”六句入黨誓詞。井岡山根據地創建以來的第一次建黨活動就要在這裡舉行。 人到齊後，毛澤東宣布開會。各入黨介紹人首先介紹了新黨員的情況。在介紹完新黨員的簡歷和政治表現後，毛澤東向6名新黨員一一詢問了一些問題。 “你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賴毅等人說：“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國民黨，加入黨更有力量。”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隨後向他們解釋了入黨誓詞和“CCP”三個字母的意思。接著，毛澤東握起右拳，帶領6名新黨員作了莊嚴的宣誓。 這次發展的6名黨員是：賴毅、陳士榘、李恆、歐陽健、鄢輝、劉炎。根據陳士榘、賴毅、譚希林等人回憶綜合而成。 莊嚴、洪亮的聲音在閣樓中迴響，6名新黨員激揚著特有的亢奮，發出了終身征戰的誓言。從此，他們以新的姿態堅定而勇敢地踏上了艱苦的征程。 水口建黨，是我軍歷史上一次最早的建黨活動。其後，各連隊都相繼舉行了建黨活動。這不僅為部隊增添了新的血液，而且，眾多的優秀分子投入黨的懷抱，使中國共產黨像一塊巨大的磁鐵，成為一個堅強的載體。 正當工農革命軍在水口開展群眾工作之際，酃縣黨組織周里前往酃城偵察回來報告：茶陵敵軍兩個團向水口撲來。 毛澤東聞訊，當即決定兵分兩路：由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二、三連插向茶（陵）安（仁）邊境，襲擾敵後，迫敵回撤，然後即返茅坪；毛澤東則親率團部和三營、一營一連、特務連折入遂川縣境，繼續游擊，發動群眾。 10月22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主力到達遂川西部的大汾鎮。豈知，這支弱小的部隊在此遭受了一次大的劫難。 劫難的由來是遂川縣反動武裝頭目、靖衛團團總蕭家璧的突然襲擊。蕭家璧，人稱“蕭屠夫”，一貫心狠手毒，殺人不眨眼。當部隊剛剛在大汾住下，他即揚言不准革命軍駐紮，如果不走，就要拔刀相見。 對於這種威脅，從大革命的血泊中走過來的革命軍已司空見慣，何況現今還有數百枝鋼槍。於是，團部未予理睬，照常派崗、宿營。 是夜，寒氣襲人，烏雲沉沉。工農革命軍指戰員們剛進入夢鄉不久，蕭家璧便糾集了三四百靖衛團丁向大汾發動突然襲擊。密集的槍聲劃破了山鄉之夜的寧靜。毛澤東當即命令三營營長張子清、副營長伍中豪向敵人進行回擊，搶奪圩外被敵人佔領的製高點，他自己則率領團部和一營一連、特務連，沿山溝繞到敵後，欲與三營呈夾擊之勢，消滅來犯敵匪。 戰鬥越打越激烈。革命軍因鞍馬遠征，十分疲勞，加上人生地疏，倉促應戰，難以抵擋敵人的進攻。團部欲與三營聯絡，又被蕭家璧靖衛團隔斷。於是，毛澤東下達命令撤退。然而這時，三營卻不知哪裡去了。 此刻，可以說是工農革命軍自三灣改編以來最慘的時節。對此譚政在《三灣改編前後》記述說：“第一營的一連以及團部、特務連由毛澤東同志帶領，部隊雖然沒有損失好多，但每一個人都很狼狽，毛澤東同志也只穿了件長袍子。大家吃了飯，他還沒有吃飯，後來搞到了飯又沒有東西盛，就用衣服兜，用兩根樹枝當筷子。”吃飯以後，隊伍走走停停，盼望能與三營會合，但三營始終未能出現。原來，三營在匆忙中退出戰鬥，卻走錯了方向，向南轉到桂東去了。後來，三營在張子清、伍中豪的帶領下，又轉到上猶縣鵝形，與朱德、陳毅的部隊取得了聯繫，參加了朱德部的上堡整訓，得到了物質和彈藥補充，直到12月才離開朱德部，轉輾到茶陵，歸還建制。 部隊來到黃坳時，收集失散人員。這時，毛澤東身邊只有30多人了。隨後繼續行軍。戰士們卻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愁眼相對。這時，毛澤東毅然站了起來，挺直身子，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頭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 毛澤東鎮定、堅強的精神，頓時感染了戰士們。 30多個戰士紛紛提槍入列。接著，後面的隊伍也趕了上來，總共收集200餘人。 大汾劫難後，在毛澤東的率領下，這支“艱難奮戰而不潰散”的革命隊伍，趁著蒼茫夜色，又踏上新的征程。 部隊往荊竹山方向走去。荊竹山，坐落在遂川、酃縣之交，鋸齒形的筆架峰中分兩省，荊竹山就橫臥在左面的狹長山谷裡，山上長滿各種竹子，尤以荊竹居多，故名“荊竹山”。 在荊竹山，毛澤東遇見了王佐部隊的“探水隊”（即偵察隊）隊長朱持柳。在朱持柳的熱情安排下，工農革命軍夜宿荊竹山。這天，是10月23日。 原來，在茅坪期間，袁文才就向毛澤東介紹了“把兄弟”王佐的情況，並親自寫信一封，交與毛澤東。毛澤東率部沿湘贛邊界各縣游擊來到水口時，一面派出遊雪程、徐彥剛、陳伯鈞、金蒙秀回返茅坪，幫助袁文才練兵；一面派出艾成斌帶著袁文才的信上井岡山聯絡王佐，當時，毛澤東部來到茅坪的消息，已傳到了王佐耳中，但王佐心存戒備，直到看見艾成斌帶來的信函才知詳情。王佐素來尊重袁文才，時刻不忘袁文才救命之恩，知道袁文才介紹的毛澤東工農革命軍是共產黨領導的窮人隊伍，於是派出朱持柳前往荊竹山一帶打探工農革命軍下落，與毛部聯絡，不期而遇。第二天，朱持柳派人急赴大井，向王佐報信。 為了部隊上山後能與王佐部搞好關係，防止違反群眾紀律的事情發生，毛澤東於部隊出發前，在荊竹山村前“雷打石”處向大家講了話，第一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 對此，陳士榘在《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中回憶說：“在荊竹山，毛委員首先給我們介紹了身邊一個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來的代表，歡迎我們上山的。接著，毛委員簡略地介紹了井岡山的情況，又說：今天，我們就要上井岡山了，要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係。要和王佐的部隊搞好關係，做好群眾工作。於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這是工農革命軍最初頒布的“三大紀律”。隨著根據地建設的不斷深入，毛澤東後來又提出了“六項注意”，並在革命戰爭的實踐中逐步加以完善，形成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我黨建軍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 工農革命軍離開荊竹山後，經雙馬石、菖蒲洲，於10月24日進抵大井。在大井，革命軍受到了王佐及農民自衛軍的熱烈歡迎。王佐騰出大井的新屋場營房讓毛部住宿。這天，王佐還差人殺了四頭肥豬，大擺宴席，熱情款待工農革命軍將士。席間，王佐向毛澤東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及發展史。 毛澤東對王佐的遭遇深表同情，對他能在革命低潮時保存60支槍甚為讚賞。考慮到日後的工作，毛澤東當即決定贈送70支槍給王佐，請他派人到茅坪找餘賁民提取。王佐聞訊大喜，亦當場表示贈送500擔穀子接濟工農革命軍。 在大井，毛澤東還應王佐之邀，指揮部隊與王佐部一起，於當晚奔襲拿山尹道一保衛團團部——石門。尹道一是拿山一帶的惡霸，一貫欺壓百姓，魚肉山民，又是王佐的宿敵。當毛澤東、王佐等率領數百人於翌日清晨到達石門時，尹道一聞訊逃跑，工農革命軍一連連長員一民帶隊首先沖入村內，擊斃幾十個團丁，砸爛了保衛團團部，隨後返回大井。毛澤東將繳獲的十幾支槍全部送給王佐。王佐部連同毛澤東贈送的70支槍，突增80餘支槍，部隊上下喜氣洋洋。 第二天，王佐樂呵呵來到新屋場毛澤東住地，誠意邀請工農革命軍進駐比大井更為廣闊的地方，王佐的司令部住地——茨坪。 毛澤東對王佐的盛情十分感激。 “八七”會議時，毛澤東曾向瞿秋白表示，要“上山與綠林交朋友”。沒想到，秋收起義南下後僅一個多月，果真在井岡山結識了袁文才、王佐兩個“綠林朋友”。 10月27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進駐茨坪。 茨坪，歷史上稱過柿坪，也叫過仕坪。前一種說法是這一帶盛產柿子而得名，後一種說法是這裡出了個中過探花的讀書人。茨坪地處湘贛邊陲，四周崇山峻嶺，古木參天，住著幾十戶人家，是當時井岡山四周最大的村莊。 經過與王佐的交往，毛澤東覺得王佐比袁文才更豪爽、更直率。來到茨坪後，毛澤東覺得這裡確是個好地方，有很好的山險，很好的群眾，但人口太少，產糧不多，雖利於屯兵，卻難以養兵。 幾天后，宛希先率一營兩個連完成了茶、攸一帶的牽敵計劃後，帶著一批現洋和一大捆報紙，也來到茨坪。工農革命軍的兩個營劫後重逢，讓人不勝歡喜。這時的茨坪，紅旗招展，成了工農革命軍的天下，到處充滿歡聲笑語。毛澤東也為得著時報感到高興。 在茨坪，毛澤東經常與王佐談心，有時徹夜長談，啟發王佐的思想覺悟。王佐常對人說，毛委員這個人是最有學問的，跟他談上一夜話，真是勝讀十年書啊！此後，毛澤東成了王佐心目中最敬佩的人。 在茨坪，毛澤東還抓緊時間，請來了李正龍、李和秀等五六個農民以及其他人士進行社會調查，了解井岡山的政治經濟、風土人情及人民生活狀況。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王佐在新遂邊區的村子中招募了80多個新兵，然後將自己150餘人的隊伍云集在上井，進行整訓、練兵。毛澤東應王佐之邀，指派工農革命軍團部的艾成斌、劉堂富分別擔任王佐部隊的軍事、政治教官，又調來在茅坪步雲山幫助袁文才練兵的金蒙秀，協助王佐統管部隊。此後，部隊堅持三操（早操、午操、晚操）兩講（講形勢、講軍事）的有序練兵，是為“上井練兵”。這次練兵，使王佐部隊的素質和戰鬥力有了較大的提高。 11月初，毛澤東率部回到了茅坪。工農革命軍半月來的游擊，無論是政治上、軍事上都得到了進一步的鍛煉和提高。茅坪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村里村外，到處是耀眼的標語，餘賁民、袁文才已把茅坪“赤化”了。 毛澤東在茅坪聽取了余賁民、袁文才有關半個月來茅坪革命工作的匯報，隨後指示袁文才：立即通知永新、蓮花、寧岡三縣在茅坪藏匿、避難、堅持鬥爭的黨內負責人到像山庵開會。 象山庵，是茅坪、馬源坑進去的一個古庵，建於清康熙年間。繁華時曾有過近百個庵民，大革命時，成了袁文才農民自衛軍的棲息之地，如今是工農革命軍的後方留守處。古庵並排三棟三進，九殿十八井，雕樑畫棟，氣派非凡。 在像山庵里，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永新、蓮花、寧岡三縣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這是個鮮為人知卻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創有著重要意義的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重建和恢復邊界黨的組織，開展群眾武裝鬥爭活動。永新縣的王懷、劉真、劉作述、賀敏學、朱昌偕、賀子珍；蓮花縣的朱亦岳、劉仁堪；寧岡縣的龍超清、袁文才、劉輝霄等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召開象山庵會議，是針對邊界黨組織的狀況而決定的。 10月間，工農革命軍到達邊界時，因為“馬日事變”，邊界各縣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黨的組織差不多全被敵人破壞了。 “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要在羅霄山脈中段創造紅色割據，黨組織的重建乃是頭等大事。為此，毛澤東到茨坪數天后，迅即回到茅坪，著手抓這件大事。 據當年參加會議的賀敏學回憶說：“毛澤東首先要大家匯報情況，以後又向大家作了關於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指示，並要求大家回去迅速地行動起來，建立黨的組織，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款子，以鞏固和發展地方自衛軍。”賀敏學：《回憶毛主席在井岡山地區湘贛邊界及永新縣的革命鬥爭》。內部採訪資料。當年寧岡縣委組織部長劉克猶也回憶說：“毛澤東在像山庵召開的三縣黨組織負責人會議，我沒有參加，後來黨組織負責人傳達了。我記得是：毛澤東說，現在各縣要抓緊時間重建黨的組織。目前，黨組織的情況是工農分子太少，知識分子太多，所以黨組織不鞏固，革命不堅定。” 會議結束後，寧岡、永新，蓮花等縣迅速掀起了打土豪分浮財的群眾性游擊暴動，並在斗爭中恢復和重建了黨的組織。 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立黨的時期。”“到今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縣委，酃縣有了特區，蓮花亦開始了黨的組織，與萬安縣委亦發生了關係。”可見，象山庵會議是毛澤東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重要一環。 工農革命軍從茶陵回到寧岡後，毛澤東為了佈置長期的鬥爭，針對部隊“傷、亡、病、逃，損失甚易”和“軍事技術太差”的狀況，決定創辦一個軍官教導隊，培養和訓練下級軍官以及邊界各縣的赤衛隊指揮人員。 軍官教導隊設在礱市的龍江書院。龍江書院建於1840年，原是江西的寧岡，湖南的茶陵、酃縣三縣客籍捐款建起來的客籍子弟最高學府，建築甚為寬闊、雄偉。 教導隊的隊長由呂赤擔任。呂赤，四川人，黃埔四期學生，參加過北伐戰爭。三灣改編後，曾擔任軍官隊的隊長。這時候的軍官隊，人員已所剩無幾了。選擇呂赤出任軍官教導隊隊長，足見毛澤東的知人善任。 1927年12月底，軍官教導隊創辦起來了。學員共有100餘人，都是從部隊裡及地方武裝中選派的班長和積極分子。為把教導隊辦好，呂赤又挑選了懂軍事技術的陳士榘、張令彬、陳伯鈞來擔任區隊長，從部隊中挑選袁炎飛和一個姓黃的山東人擔任教官，並由蔡鐘擔任教導隊黨代表。 開學那天，舉行了開學典禮。百餘名學員服裝各異，卻精神抖擻，聚集在龍江書院“明道堂”，聆聽毛澤東講話。 毛澤東說：“同志們，軍官教導隊今天正式開學了。這是件值得慶賀的事情，你們是教導隊的第一期學員，應該感到驕傲。從今天起，你們就要在這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人，不是在娘肚子裡就懂馬列主義，懂用兵打仗的，所以要學習。但要在短期內學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就需要有移山倒海的氣魄。我們共產黨人鬧革命，推翻軍閥政府，消滅封建剝削，完成土地革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需要有移山倒海的氣魄！”“譚震林回憶”，1982年採訪錄音整理。 毛澤東的講話，給學員很大鼓舞。 呂赤辦學有方，訓練有素。他將教導隊編為三個區小隊，陳士榘、張令彬、陳伯鈞分任區小隊長，要求各區小隊從嚴治兵，按規辦事，展開競賽活動。 按照辦學要求，教導隊以軍事教育為主，兼學政治、文化。軍事方面有隊列、單兵刺殺、地形地貌、軍事指揮等練習內容；政治方面有階級鬥爭、土地革命、政權建設等內容；文化方面則以解釋“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統治”、“實行土地革命”、“擴大人民武裝”、“建立紅色政權”等政治口號，開展識字活動，把學政治與學文化結合起來。此外，教導隊還很注重實踐，經常組織學員到附近農村、山地開展群眾工作，進行實地軍訓。 毛澤東對教導隊的工作很關心。有一天，進行單兵刺殺訓練時，寧岡學員謝華光總是不得要領，氣得袁炎飛教官想發脾氣了。正巧毛澤東來了，他了解到這種情況後，啟發謝華光要帶著階級仇恨來練，就好像敵人就在前頭。受此啟發後，謝華光刺殺得又狠又猛，步伐整齊，一時傳為美談。 有一天，黨代表蔡鐘請毛澤東給學員講講革命：什麼叫革命？革什麼命？怎樣革命？蔡鐘說他講不透。 毛澤東應允了。他來到教導隊，深入淺出地闡明“革命”的意義，使學員們一听就懂。時隔半個多世紀，當時的學員譚震林還能記憶猶新地講述毛澤東怎樣用湖南鄉間常見的水車舂米的例子，來說明為什麼要革命的道理。他說，毛澤東一邊打著手勢，一邊說：“大家都知道舂米吧！舂米的方法，一個是你拿著棍棒，你頓一下，我頓一下，把穀子舂成米。另一個方法是用水車，上面安一根棒子，棒子上捆塊石頭，水一沖，水車不停地轉動，下面的石臼就不停地舂米，這個方法就革了前一個方法的命，更進步了。還有一個方法就是用機器碾米，機器轉動起來，穀子很快就變成米，這又是一場革命，又進步了。”“我們革命的目的是什麼？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人力的生產，變成用機器的生產。要達到這個目的靠誰呢？靠群眾自己。那麼，群眾怎麼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是靠我們共產黨員去給他們講。所以你們到哪一個地方，都要注意這個問題。”“譚震林回憶”，1982年採訪錄音整理。 由於經濟上的困難，教導隊的學習條件極差。沒有桌子，學員們就用磚塊架木板代替；沒有凳子，就席地而坐；沒有紙，就用竹片、筍殼、杉皮充當；沒有筆和黑板，用木炭作筆在地上劃。就這樣，軍官教導隊的學員們在山鄉的陋室裡，頑強地學習，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 邊界的鬥爭“一天比一天激烈”，教導隊原定經常辦下去，可第一期辦至1928年2月下旬攻打寧岡新城時就結束了，直至“八月失敗”後才在茨坪又辦了一期。那時，工農革命軍已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教導隊亦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軍官教導隊。隊長呂赤不幸在1928年3月間死於一起槍走火的意外事故，教導大隊長便改為梁軍擔任，副大隊長為周子昆，黨代表為蔡會文。 在第一期教導隊中學習的學員，結業後回到各自崗位，積極地投入了艱苦的鬥爭並擔當重任。如：寧岡的謝華光擔任了縣赤衛大隊長；蓮花的劉仁堪擔任了縣工農兵政府主席等，他們在井岡山武裝割據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軍官教導隊的開辦，為我軍培育了一大批早期軍事指揮人才，為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的創建造就了一支富有鬥爭經驗的干部隊伍，同時，也為我軍後來創辦各種軍事訓練班及軍事院校提供了寶貴經驗。 1928年元月初工農革命軍打下遂川，繳獲幾百擔白布，運回寧岡茅坪後，後方留守處負責人餘賁民即按毛澤東指示，在茅坪桃寮村辦起了根據地的第一個被服廠。首任廠長由余賁民兼任。 被服廠設在桃寮村的張家祠。說是被服廠，其實是把分散在茅坪周圍壩上、牛亞陂、馬沅坑等地的裁縫集中在一起，縫製軍用衣被。一切全是土法上馬：找來幾塊門板，用凳子架起當案板；採來“牛眼籽”（一種野生植物），加上茶梓殼粉、黃梔子粉摻和在一起做染料，把一匹匹白布染成灰色，或加點靛青染成藍色配用。 在遂川，還繳獲了6架縫紉機。可是，請來的幾十位裁縫，終年生活在封閉的山溝，縫衣全系手工，誰也沒有見過縫衣機，更談不上使用了。為此，餘賁民又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在部隊找了6個會踏縫紉機的戰士，送到被服廠當師傅。據當年在被服廠當工人的劉應龍回憶，這6個戰士是：林善賓、羅華曙、吳千金、賀世喜、王志兵，還有一個忘記叫什麼名字。 有了機器縫製，工效比手工提高了十幾倍。為了讓在前方打仗卻依然穿著兩層破舊單衣的革命軍戰士早日穿上新衣服，被服廠的工人幹勁沖天，日夜加班。很快，一批軍衣、軍帽、子彈袋、乾糧袋、綁腿等，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了。然後按數捆好，寫上大小型號，統交輜重隊隊長范樹德和團部後勤參謀楊立三分發給各連隊。 毛澤東對被服廠的工作十分關心，讚賞。 2月中旬，部隊從遂川返回寧岡，毛澤東便同張子清等一起來到桃寮，看望被服廠工人，並為被服廠寫了塊廠牌，名曰“中國工農革命軍被服廠”。可惜，這塊廠牌後來被敵人燒毀了。 工農革命軍在草林、於田等地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子時，還籌集到一批棉花，也運回桃寮，製作了一部分棉衣。 被服廠實行的是按勞取酬制。據當年的縫工劉應龍、李繼祖等回憶，做一套衣服給130個銅板，快的每人每天可做4套，慢的做2到3套不等，統由組長收攏驗收，然後付兌。 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以後，被服廠已發展到130多人，分成13個作業組，流水作業，有力地保證了工農紅軍的軍需供應。當時，餘賁民凋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財政部任部長，被服廠廠長改由林善賓擔任。廠裡還成立了黨的組織，制定一整套的管理辦法，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程序化生產。 桃寮被服廠的創辦，充分體現了革命軍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範樹德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後勤工作》中對此作了頗為詳細的記述。他回憶說：“為了解決部隊的穿衣問題，我們籌建了被服廠，用繳獲來的各色布匹，加工、縫製軍服，解決部隊的一部分穿著問題。當時籌建被服廠一事，主要是由余賁民負責的……打遂川時，大概有6部縫紉機運上了井岡山……我記得，桃寮這個地方比較隱蔽，這幾部縫紉機在這裡被安裝起來了，轉動起來了，為我們在井岡山堅持鬥爭出了力……被服廠的產品，一般是根據需要來配發，按需要的緩急和現有東西的多少分別給下面以不同的補充。由此可見，我們軍隊的吃、穿、用，都是採取了取之於敵、取之於民，利用當地條件自力更生解決的。” 八月失敗以後，被服廠從茅坪桃寮遷至茨坪的李家祠，繼續開辦。 桃寮被服廠的成功創辦，在當時的簡陋條件下是個奇蹟。它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