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二章毛澤東引兵井岡

毛澤東的“上山”思想由來已久。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革命處在十分危急的關頭。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十分弱小，要在全國的中心城市與強大的國民黨反動派相抗衡，顯然是不明智和不可能的。無數的中國共產黨人，都在思考、在探尋一條新的出路。就在這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優秀分子，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吸取了中國歷代農民領袖和“山大王”的經驗，提出了“上山”的主張，為中國革命的戰略轉移找到一個落腳點和新的出發點。 中國共產黨人的“上山”思想，從現有掌握的史料看，可以追溯到1927年5月上旬。據大革命時期在瞿秋白身邊工作的羊牧之回憶：“五次大會結束後的第二天晚上，我上樓去看秋白，覺得他消瘦了許多，我安慰他說：'該休息了。'他淡淡一笑說：'形勢緊迫啊！汪精衛與蔣介石暗中勾結，已逐漸轉向公開了，我們極有可能要被迫上樑山，我同志要在思想上積極準備，增強黨性，嚴守黨的紀律，一切聽從黨的決定。'他笑了笑又說：'上樑山就上樑山，我出國去蘇聯那年，從北京南下到濟南向父親辭別時，雖想到鄆城、陽谷、梁山泊一帶實地看看，可惜沒時間'。”“1927年5月下旬，在鮑羅廷房間裡，召開了一個討論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會議，有鮑羅廷、瞿秋白、張太雷等參加，會上有人舉梁山泊為例，要招兵買馬，與反革命進行周旋。”

“五大”是5月9日結束的，結束後的第二天應是5月11日。這時候，瞿秋白就說要“上樑山”，可見中央高層決策集團已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開始醞釀這種思想。但是，這尚是個人的看法，並未形成中央的決定，而且這種思想僅是萌芽，還處在一種朦朧狀態。 最早並明確提出“上山”概念的是毛澤東。 1927年6月，毛澤東在武漢召集“馬日事變”中從湖南出來的同志開會，就號召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槍桿子保衛革命”。 “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更加明確地提出了“上山”思想，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主要是討論湖南省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當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問題。陳獨秀在會上提出：國民黨各軍招兵時農會會員和自己武裝可應招加入。毛澤東卻提出了“上山”的主張，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毛澤東的這個思想，是他長期從事農運、深刻認識中國革命鬥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的結果。只有“上山”，才能“保存實力”，才有辦法和希望。這種上山“保存武力”、創造“基礎”的思想，使毛澤東能在險惡的環境中立於不敗之地，並且在實際鬥爭中不斷得到深化與昇華。

“縱然失敗也不應去廣東而應上山”。毛澤東的“上山”思想，在“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以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7月20日，中共中央（代號安中原）和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農民部（代號宗容明）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9號——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的文件，明確指出：“農民武裝現時沒有以'農民自衛軍''農軍'這類名義公開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以三種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的名義存在，如'挨戶團''保衛團''聯莊會'之類；b.平時分散，秘密訓練，一遇戰事則隨時集中；c.兩種形式都不可能時則可以'上山'。” 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將“上山”與奪取政權聯繫起來了。

8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議討論了湖南問題，決定改組中共湖南省委，由毛澤東、彭公達與中共湖南省委商選新省委名單報告中共中央。會議批評了湖南省委（夏曦為書記）不應主張湖南組織一個師的軍隊尾隨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而應使湖南形成一個廣大基礎，將革命力量擴大到全省。在批評中，毛澤東指出：“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在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前不久我起草經常委通過的一個計劃，要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個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縱然失敗也不應去廣東而應上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

毛澤東的這個發言，則進一步反映出他“上山”思想的堅定性。 “縱然失敗也不應去廣東而應上山。”在這種堅定的“上山”思想指導下，毛澤東隨即起草了一份《湘南運動大綱》。他在大綱中提出一個構想：“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佔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 對此，李維漢曾回憶說：“毛澤東曾提出了一個湘南暴動計劃，他（毛澤東）認為即使武裝起義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該上山。” 毛澤東當時的設想，是在湘南造成一個以汝城為中心的割據局面，以一師的兵力去推翻和奪取敵人統治的湖南省政府。在當時的形勢下，具有這種魄力、膽略的還只有毛澤東。後來因情況變化，他的這一設想未能得到實施。湘贛邊秋收起義前後，他的“上山”思想就顯得更加明確、堅定和自覺了。

“上山結交綠林朋友”。譚震林同志回憶說：“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批判了陳獨秀的錯誤路線，主張黨獨立地領導中國革命，以武裝鬥爭推動土地革命，奪取政權。他指出，民眾運動沒有槍桿子是不行的，須知政權是槍桿子裡出來的。當時，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他回答說：我不願意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鐘期光也回憶說：1927年8月中旬，“在楊家和平江黃金洞交界的地方，在一個小屋裡，毛主席跟我們十幾個人講了話。毛主席說，我們的人不多，但我們要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以百當千，人是最寶貴的，要千錘百煉，要能走路，並說了上山為王的典故”。 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召開的軍事會議上，饒有興味地聽取了安福縣農民自衛軍負責人王興亞介紹贛西寧岡、遂川兩位“綠林老庚”袁文才、王佐的情況。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秋收起義的準備階段中，毛澤東曾考慮過秋收起義的退路問題。起義成功固好，倘若失敗則應上山與綠林交朋友，搞武裝割據。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部上了井岡山後，立即與當地的兩位“綠林頭目”——袁文才、王佐交上了“朋友”，這絕對不是偶然的。以後的事實也表明，正是依靠這兩位“綠林朋友”的鼎力相助，才順利地在羅霄山脈中段站穩了腳步，初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當然，在秋收起義失利之後，這種“上山結交綠林朋友”的想法，也是敵人逼迫出來的結果，正所謂“逼上樑山”。 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毛澤東的“上山”思想，到秋收起義部隊遭受嚴重挫折時，開始出現一次質的飛躍。即從“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對“上山”後依靠力量的思考，到上山要乾一番事業、以“革命的山大王”來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

對此，何長工曾撰文回憶說：在秋收起義失利後，毛澤東主張“上山當山大王”。當時，有些人不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覺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大王去了，這叫什麼革命。毛澤東同志耐心地說服大家。他說：“我們這個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張、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武裝。中國政治不統一，經濟不平衡，矛盾很多，我們要找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到了井岡山以後，就碰到一個問題，“就是這個地區有王佐、袁文才兩支農民武裝……當時不少人主張用武力消滅他們。毛澤東同志不同意，他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嶽的朋友還多著呢，歷史上有哪個把三山五嶽的'土匪'消滅掉了！我們要團結、改造他們，把三山五嶽聯合成一個大隊伍，統治階級就拿我們沒辦法”。

可見，毛澤東的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思想，並非一般人所說的上山當“綠林”、“響馬”，更不是什麼“落草”、“藏匿”。毛澤東是在熟諳中國歷代農民起義“占山為巢”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革命經驗。這種“上山”思想不斷發展的結果，形成了中國革命的一條獨特的道路。 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實際上就是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當年隨毛澤東上山、解放後成為我軍高級將領的朱良才，在回憶毛澤東講到上山武裝割據和革命根據地的關係時說：“毛主席打了一個通俗有趣的比喻，說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屁股一樣。因為一個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老是走著，老是站著，定然是不會持久的。腳走酸，站軟了，就會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據地，才能夠有地方休整，恢復氣力，補充力量，再繼續戰鬥，擴大發展，走向勝利。”朱良才：《這座山，它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革命回憶錄》，第一集。

中國革命正是靠著毛澤東這個“革命的山大王”，才一步一步走向勝利的。 “上山”思想的實質與意義。 “上山”，是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前後的三個月中提出和形成的重要思想。 “上山”思想的實質，就是將革命工作的重心，從敵人統治力量較強的城市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較薄弱的農村山區去。 從“馬日事變”後到秋收起義前毛澤東的歷次發言和講話看，他提出的“上山”思想蘊含著三個當時革命鬥爭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是注重軍事鬥爭，組織革命軍隊；二是發動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三是上山結交綠林，造成軍事基地，即革命根據地。這三個基本問題的思考，構成毛澤東“上山”思想的科學內涵。 “上山”思想對中國革命的複興和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一，上山為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保存革命武裝、積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徑。 秋收起義失利後，工農革命軍如果繼續堅持攻打長沙，那麼，必將是以卵擊石，造成全軍覆沒。中國南方的廣大山區，地處偏隅，交通閉塞，“山高皇帝遠”，敵人鞭長莫及，藉此積蓄革命力量，休養生息，徐圖發展，然後重振旗鼓，相機奪取政權，乃是萬全之策。後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上山為中國革命的戰略轉移找到了一個落腳點。 大革命失敗後，特別是秋收起義遭受嚴重挫折後，是繼續在中心城市搞暴動，還是到廣大的農村和山區去，這是一個關係到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抉擇。 “上山”，即是這個戰略轉折的開始，就是向農村進軍，在農村山區找一個立足點，把進軍與退卻結合起來。革命軍主動退到山區去，是為進一步在廣闊的農村和山區進行長期的武裝鬥爭。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 第三，上山為中國共產黨人建立農村根據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邁出了第一步。 上山，固然是被強大的敵人逼出來的行為，但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借鑒歷史經驗探尋出來的成功之舉。倘若不“上山”，就不會有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也就沒有“以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和實踐的產生。正因為把革命的武裝力量引上了山，才將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設想付諸實施，並在長期革命鬥爭實踐的過程中，探尋出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 隨著形勢的發展，不僅毛澤東率領的革命武裝上了山，後來朱德、彭德懷率領的主力部隊以及地方武裝也上了山。湘贛邊界的山區，保存和集聚了一批批的武裝力量和革命精英，蘊藏著中國革命的火種。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上山”之舉，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成功之路。 20世紀20年代後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創建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不是偶然的。不是歷史唯獨鍾情於井岡山，而是湘贛邊界有著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堅實的客觀基礎。毛澤東歷來在註重軍事的同時，非常注重武裝割據的條件。地處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具備了進行長期武裝割據鬥爭的條件。誠如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一文中所闡述的：“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 湘贛邊界的優越地勢與豐富物產。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位於江西、湖南兩省邊陲的羅霄山脈中段。它包括江西西部的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和湖南東部的茶陵、酃縣六個縣，面積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餘萬。巍巍蒼蒼的羅霄山脈北起湖北的通城、崇陽、通山，南至廣東的南雄、始興，沿著湘贛之交，南北綿延數百公里。總體看來，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太迫近大的政治都會；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對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毛澤東在考察羅霄山脈中段後得出結論說：“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 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境內重巒疊嶂，連綿不斷。高山和丘陵面積，佔全境總面積85％以上，其中遂川、寧岡、蓮花達90％以上。逶迤的山嶺又以其獨特的走向，各自形成雄偉的山脈。如寧岡的萬洋山，永新的天龍山、萬年山，蓮花的武功山，遂川的江西坳，海拔一般在1000米至1500米之間，其中坐落在湖南酃縣境內與江西交界的酃峰高達2115米。 湘贛邊界不僅地勢險要，且有豐富的物產。在連綿的群山中，分佈著許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盛產糧油。從高山流出的泉水，匯成無數小溪小河，形成豐富的水系。如永新的禾水，蓮花的琴水，寧岡的龍江，遂川的泉江，酃縣和茶陵的洣江等，組成一幅秀麗多姿的圖畫。湘贛邊界地處亞熱帶濕潤性氣候，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期短，無霜期長，為農作物的生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中，尤以寧岡為長，古縣誌上記載可“一年耕而三年食”。莽莽的山嶺中，生長著茂密的森林。植物多達3800餘種，蒼松翠柏四季常青，茂林修竹漫山遍野。這裡除了盛產糧食、茶油、竹木外，其他農作物如花生、大豆、菸葉等也均有相當產量。藥材遍山皆是，山果四季不斷，地下礦產也品種多樣，儲量很高。 豐富的物產，為工農紅軍割據湘贛邊界提供了必需的經濟給養力。 但是，由於地處偏隅，交通閉塞，農業經濟相對落後。生產力低下，耕作技術上是人力拉犁，有的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沒有近代工業，僅有些榨油之類的小作坊。境內百姓刀耕火種，松火油燈，過的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加之土豪劣紳橫行，土地高度集中，給工農武裝割據造成了一定困難。 堅實的黨群基礎。湘贛邊界儘管地處偏隅，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同樣沖刷著這裡的每一塊土地。經過革命的洗禮，邊界產生了共產黨的組織和革命的群眾運動，且具有很好的基礎。 大革命時期前夕，邊界走出了一大批在南昌、吉安、長沙、北京等地求學的青年學生，如永新的歐陽洛、王懷、劉真、劉作述；寧岡的龍超清、劉輝霄、劉克猶；蓮花的朱亦岳、朱繩武、陳競進；遂川的陳正人；酃縣的劉寅生、何國安、周里；茶陵的楊孔萬、李炳榮、譚民覺等。他們在五四運動及大革命的浪潮中，先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中共黨、團組織。他們利用寒暑假回鄉的機會，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組織各種形式的研究會，在湘贛邊點燃了革命的火種。北伐軍進軍江西、湖南前後，他們又分別接受黨的派遣，回鄉建立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從事革命活動。在他們的領導下，邊界各縣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工會、學生、婦女運動也普遍興起。各縣還建立了農民武裝力量，有槍970支。當大革命的高潮到來時，邊界六縣在革命派的領導下，均先後推翻了本縣的豪紳統治，掌握了全縣政權。寧岡、永新、蓮花還建立了縣級革命政權。在寧岡縣，土、客兩籍革命派聯合起來，於1926年推翻反動政權後，掌握全縣政權達一年之久。這些革命活動為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的到來，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大革命時期，邊界六縣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掀起了群眾性的革命高潮。在永新，歐陽洛等領導建立了10餘所農民夜校，培養了一大批農運骨幹。 1926年7月中共永新支部成立後，建立了永新縣農會，組建了永新縣農民自衛隊。在寧岡，共產黨員龍超清、劉輝霄等創辦了進步團體“文明社”，與反動的“新民社”相對抗，團結培育了一批革命志士。並以“招安”名義爭取了袁文才的綠林“馬刀隊”下山，繼而發展袁文才入黨，使“馬刀隊”成為我黨掌握下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1926年10月國共合作北伐勝利之時，龍超清、袁文才領導全縣人民舉行武裝暴動，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縣政權，成立了寧岡縣人民委員會和農民自衛軍。 當北伐軍進入湖南、江西後，邊界六縣的群眾運動更是高漲。 1926年7月，北伐軍攻克酃縣、茶陵。茶陵縣黨組織在小車地區成立了農民協會，發動群眾清算了大豪紳統管的公堂公產、義倉；8月間成立了中共茶陵特別支部，直接受中共湖南區委領導；10月成立了茶陵縣農民協會。在酃縣，劉寅生和湖南省農協會派來的共產黨員朱子和等乘北伐軍攻克酃縣之機，領導建立了縣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在蓮花，9月間北伐軍攻克蓮花後，建立了蓮花縣農民協會組織和農民自衛軍，並解散了土豪劣紳掌握的蓮花縣行政委員會，建立了國共合作的革命政權蓮花縣政府。北伐軍由蓮花進入永新時，永新農民自衛隊配合北伐軍攻克了永新城，10月建立了國共合作的永新縣行政委員會和農民協會。在遂川，當北伐軍從廣東經上猶、南康攻克遂川後，在中共遂川特支領導下，全縣工農群眾運動頓起高潮。各區鄉都建立了農會組織，入會農民達2萬戶。 1927年春，遂川革命農民還搗毀了反動土豪蕭家璧的老巢，清算了號稱遂川“四大金剛”的反動官紳羅普權、謝際可、李應策、張萬安的罪行，遂川人民為之一振。 湘贛邊廣大革命農民的鬥爭，從一開始就把鬥爭目標集中於推翻地主豪紳階級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工農政權和武裝力量，表現出極大的勇氣。這不僅動搖了“三座大山”在邊界統治的基礎，而且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的農民群眾的偉大力量。 “馬日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實行了血腥鎮壓。一時，邊界血雨腥風，哀鴻遍野。邊界各縣黨的組織大部塌台，農會遭破壞，槍支也被敵人繳去。但是，邊界人民並沒有屈服，他們拿起武裝，轉入地下，仍然堅持鬥爭，並保存了寧岡袁文才、遂川王佐各60條槍及遂川6支槍，蓮花1支槍。 1927年7月間，永新、蓮花、遂川川等縣舉行武裝暴動，先後救出了被捕的農會幹部和革命群眾。安福、寧岡、遂川、蓮花等縣農民自衛軍，在王興亞、袁文才、王佐等率領下，於7月20日攻克永新城，救出了被關押的賀敏學、胡波等80多名黨員、幹部。隨後組建了贛西農民自衛軍，王興亞任總指揮，袁文才、王佐任副總指揮。後因強敵進攻，農民自衛軍主動撤離，分散行動，一部分隨王興亞轉入安福、萍鄉，後參加秋收暴動。永新縣的黨組織則退入寧岡的茅坪一帶堅持鬥爭。 袁文才、王佐的綠林武裝及其演變。袁文才、王佐是分別活躍在寧岡的茅坪和遂川的茨坪一帶的兩支綠林隊伍頭目。他們是綠林，而不是“土匪”，在性質上屬於大革命時期寧岡、遂川人民反抗地主豪紳壓迫的農民地方武裝。 袁文才，排名顯泉，又名選三。 1898年出生於寧岡縣茅坪馬沅坑村的一個客籍農民家庭。少年時念過幾年私塾。成年後，因新婚妻子被當地土豪強佔，從此與豪紳結下深仇。 1922年憤然考入永新禾川中學，希冀有朝一日出人頭地，報仇雪恨。在永新禾川中學，他結識了當地進步青年劉真、賀敏學、王懷等，始知“天下烏鴉一般黑”，繼而踴躍投入新文化運動。豈知，學業未完，父親猝然去世，只得中途輟學回家務農。 袁文才回鄉後，對當地土豪劣紳的殘酷盤剝更為仇視，故常邀集茅坪青年與之作對，引起豪紳的極大不滿。其時，在茅坪半崗山活躍著一支以胡亞春為首的綠林“馬刀隊”，專吊土豪劣紳的“羊”（即綁票）。因胡無文化，“吊羊”時要請人寫“勒令”，知袁文才具有反抗精神，且與豪紳有仇，便勸袁上山為伍。袁文才只答應暗中與他們來往。不久，消息走漏，土豪謝冠南得知，奏請官府派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聞訊躲入山中。反動軍隊撲空，惱羞成怒，將袁家洗劫一空，燒毀了房子，槍殺了袁母。袁文才歸來見狀，怒火中燒，於是懷著奪妻、殺母之恨，毅然投奔“馬刀隊”，落草半岡山。 因袁文才有文化，又足智多謀，一到“馬刀隊”即顯露才智。他向胡亞春獻計，在經濟上要節約，做到細水長流；政治上要“劫富濟貧”，保護平民百姓利益；戰術上要避強就虛，像老綠林朱聾子一樣，與對手“打圈圈”。袁文才此舉很得胡亞春賞識，不久便由司書升為參謀長。從此，“馬刀隊”如虎添翼，不斷襲擊豪紳地主武裝，隊伍逐漸擴大。 1924年，袁文才率部攻占寧岡縣城新城，燒毀了縣衙門，寧岡縣知事左樹暄懼其名聲，棄城出逃永新。 “馬刀隊”嚴重地威脅著豪紳地主階級。他們紛紛告急，要求派兵“進剿”。 1925年春，江西省政府派出第三軍第八師牛文田團劉漢濤一營兵力，分路“進剿”。袁文才等憑藉地形熟悉，巧妙地與“進剿”軍進行周旋，使敵人疲於奔命，毫無收穫。 “馬刀隊”從此名聲大噪。 與袁文才同時，王佐帶領著一支綠林隊伍活躍在遂川縣的茨坪一帶。 王佐，又名云輝，號南斗。 1898年生於遂川縣下七村的貧苦農民家庭。由於生父和養父均相繼過世，王佐自小就跟人打短工，13歲轉學裁縫。三年從師過來，除學了門手藝，還練就了一身武藝。由於他藝高膽大，在給井岡綠林頭目朱孔陽（朱聾子）縫衣時，被朱聾子聘為“水客”兼採購。 1924年，王佐脫離朱孔陽，自己買了桿毛瑟槍，拉了十幾個農民兄弟自立門戶，自擁首領，打出“劫富濟貧”旗號，幹起了綠林生涯。以後，隊伍慢慢擴大，發展到50來人。王佐的綠林武裝，自然也引起豪紳階級的不滿，遂川豪紳同樣搬來官兵“進剿”，可怎麼也無法把王佐剿滅。於是，敵人便使出“軟”招，招撫王佐下山，封其為“新遂邊陲保衛團”副團長（羅冬生為團長）。王佐生性耿直，不久便自行其是，重操舊業。 1926年，部下發生內訌，王佐險些被殺。他逃奔到茅坪袁文才處，向袁文才求援。袁、王兩人年庚相同，鬥爭目標、生活經歷相近，於是兩人義結金蘭，拜為“老庚”（即同年兄弟）。隨後，袁文才幫其剷除了內訌分子，王佐重新歸位，遂發展到60支槍。 此後，袁文才在井岡山麓的茅坪，王佐在井岡山上的茨坪，互為犄角，遙相呼應，雄踞於羅霄山脈中段的叢山莽林之中。 1925年夏，中共寧岡縣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在斗爭中認識到掌握武裝的重要性，決定利用自己是江西省議會議長兒子的身份，說服縣知事沈清源對袁文才進行“招安”，然後再爭取他站到共產黨一邊來。縣知事沈清源因連年“進剿”袁文才“馬刀隊”勞而無功，當即依計而行。於是，龍超清與共產黨員劉輝霄等，親赴“馬刀隊”駐地與胡亞春、袁文才談判。龍超清、劉輝霄曉以大義，並表示願做人質，袁文才終被說服，但“馬刀隊”頭目胡亞春卻不肯下山。於是，袁文才、李筱甫、謝桂標等一行15人，攜帶6條槍下山到新城接受“招安”，編為寧岡縣保衛團，袁文才任團總。三個月後，縣公署又把下水灣一支綠林“招安”編在袁部，擴充為一個中隊，槍支人員大增。 1926年7月，龍超清受中共江西省黨組織派遣，回縣從事農運，開展革命工作。在工作中，龍超清、劉輝霄等特別注意關心和爭取袁文才這支武裝，幫他招兵買馬，擴充隊伍，並經常找他談話，宣傳共產黨宗旨和目標，啟發他走上革命道路。在龍超清、劉輝霄等人的啟發幫助下，袁文才終於表示願意聽從黨組織吩咐。 1926年10月，袁文才率縣保衛團起義，龍超清等發動工農暴動密切配合，一舉攻下縣城新城，摧毀了縣清鄉局，繳槍14支，驅逐縣知事出境，成立了寧岡縣人民委員會（龍超清任委員長）。縣保衛團改編為縣農民自衛軍，袁文才任總指揮。 從此，袁文才及其“馬刀隊”獲得新生。 1926年11月，袁文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袁文才充分發揮槍桿子的作用，於1927年間先後擊斃、趕跑三個來寧岡執政的反動縣長，使寧岡的政權始終掌握在共產黨手中。 繼寧岡縣黨組織爭取了袁文才部並編為農民自衛軍後，遂川縣黨組織也對王佐開展了工作。王佐在袁文才的影響下，也在1927年1月率部下山，編為遂川縣農民自衛軍，王佐任總指揮。 “馬日事變”後，邊界黨組織及農民武裝遭到嚴重損失，各縣農民武裝盡悉被敵人繳去，僅遂川保存6支槍，蓮花保存1支槍。唯獨袁文才、王佐卻依然各自保存了60支槍，成為邊界兩支有力的農民地方武裝力量。 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向中央的報告》中曾稱湘贛邊界是“地利人和之邊界”。這句話頗有道理。因為這裡有羅霄山脈作屏障，崇山峻嶺，易於藏兵，可進可退；且物產豐饒，黨和群眾又有相當基礎。此外，由於地處偏隅，為湘贛兩省“結合部”，敵人統治力量極為薄弱，邊界永新、寧岡、蓮花、遂川、茶陵、酃縣六縣敵人駐軍極少，基本上是地方保安武裝。 1926年至1927年10月間，永新只有陳修爵部，後被北伐軍朱耀華部趕跑，茶陵、酃縣一帶有戰鬥力的反動力量是羅定的湘東保安團，寧岡豪紳為“清剿”袁文才部，曾請來八師二十四團和二十三團王秉清營，旋即因無功而返，遂川亦只靠坐鎮贛州的劉士毅獨立七師遠遠窺視。 及至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上山後，雖然引起敵人的注意力，但敵人在湘、贛兩省邊界兵力的部署依然極不平衡，湘敵偏強，贛敵則偏弱。據中共湖南省委1928年7月統計，湖南全省敵軍共有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第十四、第三十五軍共7個軍，合計20個師又2個教導團。但在兵力分佈上，各地極不平衡。湘贛邊的茶陵、酃縣、攸縣只有第八軍的兩個師，而在湘南地區則集中了第七、十三軍和獨立第三師共5個師的兵力。因此，湘贛邊仍是湘敵在湖南統治中較弱的一環。 滇系軍閥朱培德統治下的江西，軍事力量則遠比湖南薄弱。 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記載：“反動勢力已脆弱萬分，西南四五十縣僅駐二十七師和七師兩師人，且戰鬥力均甚弱，尤其是最近兵士的動搖，更為他們的致命傷。現二十七師以七十九團守永新，八十一團守遂川，八十團守泰和，萬安、吉安僅有師部直屬軍隊五六百人。” 江西敵人不僅數量少，而且分佈戰線長，與湖南的軍事力量相比差距很大。正因為敵人在湘贛邊界統治力量的薄弱，才為井岡山的武裝割據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可乘之機。也正因為湘、贛兩省敵軍的力量強弱不同，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才可採取不同的策略，各個擊破，使根據地的擴大波浪式地向前推進。 再則，由於敵人營壘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更削弱了邊界反動統治的力量。湘贛兩省軍閥各據一方，擁兵自重，互相猜忌，鉤心鬥角，完全是為著自己的地盤和實力，以鞏固其統治。湘系軍閥雖然力量較強，但因割據區域六縣中湘省只有兩縣，對其威脅不大，因此對“會剿”往往不感興趣而消極保全。由於井岡山割據區域主要在江西，江西敵人雖企圖“努力進剿”，但力量薄弱，難以取勝。這樣，兩省敵人雖多次高唱“會剿”，結果往往出現“會”而不“剿”或“剿”而難“會”的局面。 同時，湘贛兩省軍閥與邊界的豪紳地主之間也充滿了矛盾，邊界各縣豪紳之間亦有矛盾。隨著反動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衝突的激化，便演變為白色政權之間的分裂和戰爭。所以，毛澤東根據這些現象，深刻指出：“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塊。” 在分析了井岡山武裝割據的客觀基礎後，我們再來看看毛澤東是如何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引兵井岡”的。 1927年9月25日，工農革命軍在蘆溪沖破敵人的伏擊後，進入了蓮花縣境。中午時分，部隊到達高灘村，並收集了被打散的部分隊伍。毛澤東即時向部隊作了簡要的講話，號召指戰員們要經得起失敗的考驗，不要被眼前的困難所嚇倒。爾後，部隊進抵高灘村宿營。中共蓮花縣黨組織負責人甘明山、賀國慶等聞訊，立即趕到高灘村。晚上，毛澤東不顧鞍馬勞頓，召開調查會聽取甘明山、賀國慶等關於蓮花、永新一帶敵情及地勢的匯報。 蓮花，地處贛西，屬羅霄山脈中段的山地丘陵區，東南與江西永新、寧岡接壤，西南與湖南茶陵、攸縣相連。早在大革命時期的1926年，蓮花就有了黨的組織，黨的負責人是朱繩武、朱亦岳、陳競進。當時，蓮花的工農運動迅猛發展。各地都成立了工會、農會，並建立了蓮花農民自衛軍，有槍60支。大革命失敗以後，反動派到處抓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血雨腥風遍布城鄉。為保存實力，農民自衛軍被逼退入上西區“打埋伏”。 1927年7月，朱繩武被敵人殺害。隨後，蓮花大土豪李成蔭用金錢收買永新等地的地方武裝，又到上西來追殺農民自衛軍。 9月18日，農民自衛軍得知縣城反動武裝已撤離，當即由陳競進、賀國慶率領自衛軍和群眾800餘人攻打縣城。未料入城後，農民群眾不懂軍紀，高聲呼叫，被敵人發現，遭到路過的兩連敵正規部隊襲擊。農民自衛軍犧牲70餘人，被捕90餘人。 “九一八”撲城失利後，反動派變本加厲，到處追剿革命同志，逼繳槍支。結果，槍支損失59支，僅賀國慶保存了一支槍。 毛澤東聽了匯報，義憤填膺。為了營救革命同志，毛澤東決定攻打蓮花縣城，並立即召集軍中乾部進行具體部署。 26日清晨，工農革命軍在甘家村召開軍民大會，槍決了幾個從萍鄉抓來的豪紳，鼓舞了群眾的鬥志。隨後，軍民冒雨向蓮花縣城發起進攻。當時，城內沒有國民黨正規軍，只有李成蔭的保安隊。不到半小時即攻克蓮花縣城。這是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從文家市退兵後奪下的第一個縣城。隨即，搗毀了國民黨縣黨部和偽縣長公署，活捉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官，砸開了監獄，解救了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並打開糧倉，將糧食分給貧苦農民。蓮花縣的革命群眾歡欣鼓舞，奔走相告：“蓮花來了革命軍！” 在蓮花，工農革命軍與中共江西省委取得了聯繫。秋收起義爆發前，中共江西省委就非常注意工農革命軍這支武裝的情況，派出了一個交通員，來到秋收起義部隊第三團駐地銅鼓進行聯絡。三團黨組織也派出了當時在團部秘書處任文書的宋任窮，與江西省委交通員“去江西省委請示下一步的行動”。當宋任窮他們走後不久，秋收起義就爆發了。 據宋任窮1974年10月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談話時回憶：“我走了以後，毛委員來到了銅鼓，領導部隊舉行秋收起義。因此，文家市會師我未能參加。江西省委派來的那個交通員，年紀比我大一些，有20多歲。南昌暴動後，敵人的白色恐怖很嚴重，他是搞秘密工作的，我不便問他的名字。我們一起到了南昌市，省委機關設在市內一個小巷子裡面。在那裡我見到了省委書記汪澤楷、劉士奇（湖南人，光頭，後在贛西當了特委書記，還到了鄂豫皖）。汪澤楷看了我帶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藥水寫的，不知寫的什麼內容。他只口頭對我講：'你們在蓮花縣一帶行動。寧岡縣有我們黨的武裝，有幾十支槍，其他的事，信上都寫了。'” 宋任窮在蓮花的陳家坊追上了向南轉移的秋收起義部隊。當晚，把信交給了毛澤東。此時，正是蘆溪遭敵伏擊、衝破敵人的尾追之後。 江西省委帶給毛澤東的這封信，是一個十分重要、可靠的信息。這封信對秋收起義部隊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導向性、決策性作用。這是因為： 第一，信中再次提到了寧岡，指出：“寧岡有我們黨的武裝，有幾十支槍。”寧岡的情況，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上曾聽王興亞講過，已有初步的了解。如今，江西省委進一步明確提出，“寧岡有我們黨的武裝”，這對毛澤東引兵井岡和工農革命軍後來在寧岡茅坪安家，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無疑是有重大影響的。 第二，毛澤東在高灘聽取甘明山、賀國慶的匯報時，根據江西省委的信函內容，又一次對寧岡、永新一帶地形和有關情況作了調查，對於部隊的行動方向心中有底了。 第三，9月26日，工農革命軍打下蓮花縣城後，毛澤東在縣城的賓興館召開了蓮花縣黨組織負責人會議。會上聽取了朱亦岳等人的匯報，根據江西省委信中的囑咐，再一次詢問了永新、寧岡等地的情況，並和蓮花縣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部隊的行軍路線，隨即作出了“引兵井岡”的決策。 由此可見，在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時，毛澤東對湘贛邊井岡山地勢和袁、王的情況，有了一定的了解；秋收起義的失利，造成了退兵“上山”的必然趨勢；至此，中共江西省委的信囑，開始堅定了毛澤東引兵井岡的決心和信心。 1927年9月27日，工農革命軍離開蓮花，經過橋頭，直插九隴山區。爾後，途經永新的九陂村等，於9月29日到達永新境內的三灣村。 三灣，坐落在湘贛邊界的九隴山區，是永新與茶陵、蓮花、寧岡交界處的一個小山村。 在這裡，毛澤東對部隊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為什麼要進行改編？這是由部隊當時的實際狀況和復雜的鬥爭形勢所決定的。 首先，從工農革命軍的狀況來看，部隊的編制和人員從秋收起義時的5000餘人，到文家市集中時銳減為2000餘人，經蘆溪戰鬥後已不足1000人了，出現了官多兵少、槍多人少的現象。 其次，起義部隊中的軍官大多是從舊軍隊過來的，殘存的舊軍閥主義習氣較為嚴重，隨意打罵士兵，官兵待遇很不平等，直接影響了官兵之間的團結和部隊的戰鬥力。 再次，起義部隊由於戰鬥頻繁而迭遭失利，生活又極端困苦，得不到休整和休息，一部分人思想情緒發生悲觀動搖，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一部分人又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產生急躁情緒，主張與敵人硬拼。 對此，羅榮桓曾回憶說：“這支部隊中，雖然有不少黨員，但沒有形成堅強的組織核心，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軍事指揮員大部分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沒有經過更多實際戰爭的鍛煉，指揮能力較弱，舊的一套帶兵方法，妨礙著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於上述原因，這支部隊的戰鬥力並不強。” 賴毅回憶說：“蘆溪受挫後，部隊中瀰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許多知識分子和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共產黨員，也在這時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這真是一場嚴重的考驗。”“部隊中的逃亡現象清楚地說明了：武裝必須掌握在堅定的革命者手裡；另方面，還必須有一個堅強的組織作為核心，並通過它和廣大的戰士群眾發生密切的聯繫，這樣才能鞏固。”賴毅：《毛委員在連隊建黨》。 張宗遜回憶說：“秋收起義後，部隊遭到幾次挫折，戰鬥減員很大，加上長途行軍轉移，病號很多，特別是當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軍心渙散。”張宗遜：《我在井岡山斗爭中的經歷》。 “毛澤東同志恰恰是在這個最緊要關頭，通過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通過研究部隊的政治和思想情況，從而察覺了問題的癥結，採取了堅定的措施。”賴毅：《毛委員在連隊建黨》。 這就是三灣改編的歷史背景。加之部隊已進入山區，擺脫了敵人，原來追剿部隊的江西敵人到萍鄉後未南下，湖南的敵人已陷入“李唐戰爭”，客觀上給部隊提供了休整的時機。於是，在部隊到達三灣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即在三灣的“泰和祥”雜貨舖，主持召開了中共前委擴大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 三灣改編的內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在組織上進行改編，將部隊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 秋收起義後的工農革命軍由於嚴重減員，名為一個師的建制，實際不到千人。因此，三灣改編時“首先是整頓組織，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改稱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實際上只有兩個營七個連。”改編時，根據自願的原則，願留的則留，不願留的發給三至五元的路費。同時，根據幹部多餘的狀況，編了一個軍官隊、一個衛生隊、一個輜重隊。改編後，共700人左右。人員雖少了，隊伍卻精幹多了，都是大浪淘沙後的精英分子。 三灣改編後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最高領導機關仍是秋收起義時中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敵委員會。其組織系統如下： 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 第一團團長：陳皓黨代表：何挺穎 副團長：徐庶參謀長：韓莊劍 第一營營長：黃子吉黨代表：宛希先 第一連連長：員一民黨代表：熊壽祺 第二連連長：劉康黨代表：何成匈 第三連連長：×××黨代表：××× 第三營營長：張子清黨代表：李運啟 第七連連長：陳子風黨代表：孔繁淑 第八連連長：×××黨代表：楊岳彬 第九連連長：曾正平黨代表：羅榮桓 特務連連長：曾士峨黨代表：朱建勝 軍官隊隊長：呂赤黨代表：蔡鐘 衛生隊隊長：曹嶸黨代表：何長工 輜重隊隊長：範樹德黨代表：××× 2.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確定“支部建在連上”的製度。 早在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時，我黨就在自己掌握的軍隊中建立了黨的組織。但是，無論南昌起義軍還是秋收起義軍，黨的組織都是設在團一級，即團為支部單位，而在軍隊的基層組織連隊一級卻沒有黨的組織。這樣，就勢必削弱基層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抓不住士兵。三灣改編時，毛澤東總結了這個教訓，在部隊各級都設立了黨的組織。班有小組，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連以上設立黨代表，擔任黨的支部書記，專門做黨的工作，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導士兵開展群眾工作。從而，確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支部建在連上”，是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建軍原則的一個重要創造。後來，毛澤東曾總結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後來的實踐也表明，“哪一個連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些”，“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 （三）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連以上設立士兵委員會。 反動統治階級的軍隊，沒有民主制度，存在著尖銳的階級矛盾，官兵對立是普遍的現象。工農革命軍的主體是從國民黨軍隊過來的，自然也帶來了一些舊軍隊不良作風的殘餘。為了廢除舊軍隊中的舊制度及其影響，三灣改編時建立了新型的官兵關係。正如羅榮桓回憶所言：“為了掃除軍隊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習氣，毛澤東同志果斷地採取了許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員會就是這時候產生的。為了反對舊軍隊的一套帶兵方法，這就需要進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員會就是實現民主的一個組織形式。那時，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軍官要受士兵委員會的監督。做錯了事，要受士兵委員會的批評，甚至制裁。表面看來，這樣似乎是會鼓勵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的思想，但當時的主要問題是必須堅決反掉舊軍隊的一套帶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關係——階級的團結。部隊的實際情況是民主不夠，而不是什麼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的問題。因此，只有這樣做，才能更徹底更有效地肅清軍閥殘餘。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眾覺悟，才能建立鞏固的集中。” 士兵委員會的組成及其作用，陳毅在1929年9月1日所寫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作了具體的敘述：“在全軍團營連均設士兵委員會，官長同時為士兵委員會。全連士兵大會選舉5人至7人或9人為連士委執委，推主席1人。以全營人數按每5人舉一代表組成全營士兵代表會，推舉11人至13人組織營士執委，推舉1人為主席。按全團人數每10人舉代表一人組織全團代表會，推舉17人至19人組織團士執委，推舉1人任主席。全軍按30人至50人舉一代表組織全軍代表會，推舉19人至21人或23人組織軍士執委，選1人為主席，軍士執委選5人至7人為常委。連無常委機關，軍團常委均設機關於政治部內日常辦公，營常委不設機關。各級士委的任務規定如下：（1）參加軍隊管理。（2）維持紅軍紀律。（3）監督軍隊的經濟。（4）作群眾運動。（5）作士兵政治教育。此外士委與軍事機關的關係，士委只能對某個問題建議或質問，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處理，士委開會須由黨代表參加，等於一個政治顧問的性質。在非常時期黨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開會，另訴諸士委代表會。” 工農革命軍實行的民主主義制度，對軍隊內部實現政治上的團結，對軍事技術與戰術的提高，對乾部的改造與鍛煉，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正如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所說：“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的民主主義。” 三灣改編，初步解決了以農民及舊軍人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這是三灣改編的核心。它為我黨如何建設自己的軍隊進行了最早的也是一次較成功的探索與實踐，標誌著毛澤東建設人民軍隊的思想開始形成。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設，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但歷史表明，三灣改編“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奠定了政治建軍的基礎，對建設為一支拖不垮、打不爛的新型的人民軍隊起了重要作用”。李立：《革命搖籃井岡山》，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回憶資料，1987年。 三灣來了兵的消息，很快傳到寧岡。在“是軍是匪，無人探悉”的情況下，袁文才當即將農民自衛軍從礱市撤至茅坪。他沒有料到的是：三灣村中的“毛司令”卻給他寫來了一封信，信的主旨是懇求與袁部合作，共謀大業。 信是由一位姓李的本地老表送至茅坪的。袁文才當即召集在茅坪堅持鬥爭的寧岡縣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龍國恩及自己身邊的主要頭目一起商討。當時，參加會議的農民軍司書陳慕平告訴袁文才：毛澤東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是我在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時的老師，他前不久在湘東贛西領導了秋收暴動。陳慕平的介紹，引起了與會人員的詫異。他們沒有料到秋收暴動這麼快就失敗了，一時，眾說紛紜。有的表示擔憂，有的支持去接頭，有的提出要提防弱肉強食。袁文才、龍超清認為：毛澤東是黨內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來了信，就理應去接頭。但是，因不摸底細，確要防止“鳩占鵲巢”。於是，袁文才修書一封給毛部，婉言拒絕毛部上山，請毛部“另擇坦途”，並決定由龍超清、龍國恩、陳慕平為代表，去三灣與毛部接頭。 據前幾年新發現的文獻資料，袁文才當年給毛澤東的信是這樣寫的： 毛委員：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大鵬。貴軍馳騁革命，請另擇坦途。敬禮！袁文才叩首。 龍超清一行三人攜信於10月2日到了三灣。毛澤東立即在“泰和祥”店鋪接見了他們。毛澤東閱信後不為所動，仍未改“上山”初衷。他誠懇、耐心地向他們說明了工農革命軍的上山意圖、政治主張。仍表示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開展革命鬥爭。龍超清等也表示歡迎工農革命軍進駐寧岡，可先到離三灣30里地的古城，好安排袁文才與毛澤東見面。事畢，毛澤東見龍超清三人徒手而來，就送了三支槍給他們帶回去。 毛澤東在三灣會見寧岡代表，對以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是毛澤東的“上山”思想至此得到了初步的落實；二是袁文才豁然大度，主動打開“山門”，為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開了一個好頭。在此，不妨援引兩件敵偽資料予以佐證； 一、《寧岡土豪陳家駿等報告該縣紅軍活動情況》雲：“寧岡之不靖也，湘贛之不靖，推原始無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澤東，無毛澤東焉能結合朱德？” 二、《寧岡歷年來慘遭赤禍真相》雲：“……十月問毛澤東突自萍鄉敗來……邑中共黨謝漢昌、陳慕平曾在廣東時為毛之學生，得訊遂介紹袁文才前往接迎。” 毛澤東在三灣會見寧岡三個代表，實際上也是上山前的一次調查。通過會見和談話，毛澤東對湘贛邊界和井岡山的情況有了更深入、具體的了解，才下了“上山”的決心。正如曾參加“三灣改編”、代表士兵的前委委員熊壽祺所言：“毛委員當初帶領軍隊在敵後行軍時，每到一個地方，就要派人到四面八方去打聽情況和聯繫。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三灣時，就派人四處打聽，調查研究，所以才能上井岡山。若不是那樣，倉卒之間，如何上山？” 10月3日，改編後的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員集中在三灣的楓樹坪，準備向寧岡古城進發。出發前，毛澤東代表前委宣布了部隊的建制和新任的干部名單，並作動員講話。他說：“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後面放冷槍，這有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隻腳，我們也有兩隻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干不起來嗎？我們都是暴動出來的。一個人可以當敵人十個，十個人可以當敵人一百，我們現在有這樣幾百人的部隊，還怕什麼？” 毛澤東的講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充滿了信心和希望。戰士們聽後振奮不已，全場充滿歡聲笑語。毛澤東講完話，經過改編、整頓的工農革命軍以新的姿態，高舉獵獵的軍旗，迎著金秋的朝陽，告別三灣人民，踏上了邁向井岡山的征途。 中午時分，部隊來到了寧岡古城。古城，舊稱升鄉。右邊靠山，左邊臨河，原是寧岡縣古縣城所在地，後來被鄉寇汪通所毀，縣城搬至雅崗（新城）去了，此後成了個百餘戶的小集鎮。工農革命軍的到來，受到中共寧岡縣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等組織的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將團部設在村中央的聯奎書院，自己也下榻在書院的後廂房裡。 古城一帶，已是袁文才的活動範圍。工農革命軍在三灣時，毛澤東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改編部隊、如何把革命軍建設成為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上，還頗為擔心袁文才不肯合作，雖然與龍超清等交換了意見，可工農革命軍的打算畢竟未得到“山大王”袁文才的應允。如今，到了古城，則有必要坐下來認真總結一下秋收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研究該對袁文才、王佐部採取什麼樣的方針，並討論決定工農革命軍的落腳點等擺在工農革命軍面前的緊迫問題。 出於這種考慮，毛澤東決定在古城召開一次黨的前委擴大會議，同時邀請寧岡縣委的同志參加，認真研究，具體部署工農革命軍的下一步行動。 從10月3日晚上起，直至5日，中共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在古城聯奎書院的文昌宮裡召開了擴大會議，即“古城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前委委員毛澤東、餘灑度、餘賁民、陳皓、何挺穎、宛希先、熊壽祺以及工農革命軍營以上的干部。參加會議的還有寧岡縣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謝漢昌、肖子南以及袁文才的代表，共40餘人。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總結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確定團結、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隊的方針，著重討論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 毛澤東主持了這次會議。會上，他在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後，首先總結了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指出：秋收起義有幾個仗沒有打好，兵力太分散了，不應該一個團打一個縣，要南北配合起來。三個團集中到修水、銅鼓之間攻打瀏陽就好。秋收暴動雖然遭受挫折，軍事上失利了，但戰略上沒有失敗。他號召大家：我們現在要鼓足信心，放下擔子，輕裝上陣，建立後方。 會上，龍超清向大家詳細地介紹了寧岡和邊界的情況。隨後，毛澤東分析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條件。他認為，這一帶在大革命時是工農兵士群眾大大起來過的地方，都曾有過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寧岡的土、客兩籍革命派相結合，趕跑了反動派派來的幾任縣長，發動了保衛團起義，建立了農民自衛軍，成立了縣政權，控制了寧岡達一年之久，在“馬日事變”後，袁文才、王佐部均各保存了60支槍，寧岡的黨組織依然在堅持鬥爭。袁文才、王佐部還聯合安福王興亞及蓮花的農民自衛軍，大戰永新城，解救了永新縣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關押的革命同志。同時，這裡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盛產大米、油菜、竹木，可供軍需。這裡的山勢雄偉，可進可退，易於藏兵，有迴旋餘地，並且遠離南昌、長沙、武漢等大城市，是反動統治勢力薄弱的地方，而革命的影響不但可以影響湘、贛兩省，而且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 因此，在這樣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長期的武裝割據，無疑是很理想的。與會同志除少數人外，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在這時，袁文才的代表卻提出：……可以接濟工農革命軍一些給養，請革命軍“另擇高山”。袁文才代表的“另擇高山”，同袁文才信中的“另擇坦途”，意思是一樣的。毛澤東見狀，即向袁文才的代表曉以大義，陳述利弊，並靠著龍超清等的幫助，說服了袁文才的代表。何長工：《秋收起義和引兵井岡山》。 古城會議是三灣前委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這次會議初步確定了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策，為我黨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基礎。 對此，何長工說：“從三灣改編到古城會議，解決了軍隊建設和建立根據地的一些重大問題。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點燃起'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熊壽祺說：“在寧岡把傷病員安頓在山上，這實際上已經是上了井岡山了，並且在那時就進行了一部分地區的打土豪。當時有個團長（三灣改編時提升起來的）不願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毛委員向他鬥爭，這表明毛委員這時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的思想已經固定下來了。”賴毅同志說得更加直截了當：“我認為秋收起義部隊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終點就是寧岡古城。因為：一是在這裡確定了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二是古城會議後兵分兩路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活動，如果進軍目的地未到達，部隊是不會分散行動的；三是確定了在茅坪設立後方，在茅坪安家。”韓偉也回憶說：“古城會議後，我們送了一百多支槍給袁文才部隊，接著，我們……於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此外，還有兩件參考資料亦可佐證。一是鐵心的文章說：“工農革命軍來到寧岡的升鄉（即古城——引者註）……我們的毛仁兄召集所有的黨員同那些代表（指寧岡的龍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引者註）開了一次黨的聯席會議。毛仁兄說：袁文才同志是非常革命的，他經營此間已有多年的基礎和經驗，我們決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這個時候，毛澤東才落草井岡山。”二是寧岡土豪於1930年向江西省府的報告：“民國十六年十月間，毛澤東突自萍鄉敗來，始佔其中心古城街……於是，至觀井岡山之險，固足以守，於是伏機始定。”《寧岡土豪陳家駿報告該縣紅軍活動情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參考資料。 古城會議上，毛澤東心誠意篤，說服了袁文才的代表，部隊得以進山。但這畢竟不是“山大王”袁文才親口應允的，事態究竟如何發展，還得聽袁文才的。於是，會後，毛澤東向龍超清提出，明日他想見見袁文才，進一步商談有關問題，請他即與袁文才商定。 龍超清當即趕到茅坪，向袁文才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袁文才當時頗為感動，他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樣的“中央才”，居然這麼謙和。繼而一想，卻提出：應該見面，但地點安排在茅坪與古城之間的大蒼林風和家裡。這是袁文才的精明獨到之處：大蒼會面，一來顯示了自己禮重朋友，親出遠門相會；二來阻擋了毛澤東等進入自己的“巢穴”茅坪，談不成也不至讓外人知道“內情”，三來可試探一下毛澤東是否真心實意，是否有吞併之意。 龍超清沒有挑明袁文才的“妙計”，急忙趕往古城向毛澤東禀報。龍超清沒有料到，等他走後，袁文才卻安排了一出“鴻門宴”。 大蒼，是位於古城與茅坪之交的一個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居住著明末清初從福建遷徙過來的十幾戶客籍山民。林風和是這個村莊的大戶。 關於“大蒼會見”的細節，寧岡蘇區老幹部、當年參加這一活動的蘇蘭春有個回憶，講得很有意思，援引如下： “大蒼會見是寒露前兩天（寒露是10月8日——引者註），毛委員是由古城至龍市，由龍市經茶梓衝進來的。共來了7個人5匹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長衣。毛委員披了一件大衣。袁文才當時不了解毛委員的部隊，心裡有點怕，預先在林家祠堂裡埋伏了20多個人、20多條槍。這20多人始終沒有給毛委員發現。袁文才、陳慕平、邱凌岳、李筱甫等在林家祠門口石橋上等候毛委員，在石橋上可以看得很遠。如果發現毛委員帶兵來，便命令祠堂裡的人馬準備戰鬥，後來見毛委員只帶了幾個人來，便迎了上去，一直帶到林風和家。吳石生在林家門口殺豬迎接毛委員。毛委員和袁文才等在林風和家吊樓上邊吃瓜子花生、喝茶，邊和袁文才等人談話。” “當時正是農民送租上門，佃耕戶要籮上山摘茶梓，林風和家是富家，三棟房子，有兩個門樓，要我們學生把住門樓，不許任何人進來。當時守衛的學生有張祖欽、張漢翅、林鶴庭、蘇蘭春等。” “會見那天，毛委員在林家吃了中飯。他和袁文才從上午10點談到太陽快挨山邊。離開林家時，袁文才給了毛委員1000塊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帶200元，在馬沅坑鍾家借了300元，在林風和家借了500元。毛委員還決定贈送100支槍給袁文才。毛委員離開時是從林家門口一條山路經木雞隴回古城的。” 在“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動亂年代，身為草莽英雄的袁文才，眼見毛澤東慷慨饋贈一百條槍的承諾，不僅深為感動，頓消疑慮，而且立即答應贈送一千銀元給毛部，並表示說：工農革命軍吃的糧食，傷病員的安置，都包在他身上。毛部得到袁部的鼎力相助，方得休養生息，渡過難關。 這事在歷史文獻亦有記載。 1928年6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視察邊界的報告中如是說：“毛澤東部——這部中間有警衛團、平江餘賁民部，瀏陽農軍在湖南秋收暴動失敗後退銅鼓、修水，沿湘贛邊界經萍鄉、蓮花抵寧岡。逃跑的很多，弄得正所謂'扶死扶傷之不暇'，甚為危險，此時幸得澤東及一部分同志的努力，同時得袁文才七八百元的接濟，使他們有短期的休養與整頓，渡此難關。” 毛、袁大蒼會見極為成功，一場“鴻門宴”變成了“同心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