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政局

對於中國革命來說，1927年是個異常嚴峻的階段。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4月18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在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支持下，在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南京“國民政府”，與還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一時間，全國出現了武漢、南京、北京三個不同性質的政權互相對峙的局面。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革命向何處去？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嚴峻問題。 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總結了過去的工作經驗，決定了黨在緊急時期的任務，接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於1926年12月通過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並根據這一《決議案》的精神，對陳獨秀的右傾退讓錯誤進行了批評，通過了幾項決議。但由於黨還處於幼年時期，缺乏政治經驗和鬥爭鍛煉，對如何爭取領導權，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總問題，沒有提出任何切合當時實際的對策。大會對陳獨秀錯誤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對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也缺乏應有的認識，因此大會仍選舉陳獨秀任黨中央總書記。而這時的陳獨秀並未真正認識和改正錯誤，會後又繼續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黨的“五大”以後，武漢地區的形勢急劇惡化，反革命活動極為猖獗。 5月17日，武漢政府所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在宜昌叛變；5月21日，駐長沙的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又發動了“馬日事變”。一時，大批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倒在敵人的屠刀下。繼湖北、湖南之後，江西軍閥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轉向反動，宣布南昌戒嚴，禁止工農運動，把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禮送”出境。 為了挽救危難中的中國革命，時任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主席的毛澤東，連續發表通電和文件，揭露敵人的罪行，號召各地農協團結廣大農民，嚴密組織，加強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的武裝挑釁，並主動要求回湖南工作。他在擔任湖南臨時省委書記後，立即組織革命群眾進行反擊。豈知10天后，陳獨秀就把他調回武漢，指責毛澤東妨礙了國共合作。繼而，陳獨秀又以避免給反動軍官口實為藉口，決定解散武漢工人糾察隊，以表示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

鑑於反動勢力的日益囂張和陳獨秀的步步退讓，共產黨人蔡和森、任弼時等，都曾提出意見和措施，建議作出軍事計劃，以革命暴動對付反革命暴動，卻被陳獨秀以家長式的作風否定了。 陳獨秀的右傾退讓錯誤助長了汪精衛集團的氣焰。 6月29日，駐武漢的反動軍官何鍵在汪精衛等人的授意下，發出反共訓令，宣布與共產黨分裂，拘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宣布與共產黨決裂，徹底背叛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隨後，汪精衛集團與蔣介石集團如出一轍，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至此，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歸於失敗。隨後，“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

大革命失敗以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和江浙金融勢力的支持下，在全國建立了新軍閥的獨裁統治。他們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壓迫工農群眾，同舊軍閥的反動統治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而且比舊軍閥更富於欺騙性、買辦性和殘酷性。 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投降賣國，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勢力迅速增長，無論是對華的資本侵入或是對華的商品輸出，都創中國貿易史上的新紀錄。各帝國主義列強在財政、金融、交通、工礦企業等方面，逐步控制了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命脈，繼而進一步控制了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政治大權。中國不僅未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殖民地化趨向日益加深。 在新軍閥的統治下，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利益的矛盾，直接導致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和頻繁不息的軍閥混戰。無數人民在戰亂中流離顛沛、家破人亡。

在蔣介石新軍閥的統治下，工農群眾在大革命時期爭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被完全剝奪。在城市，原有的各級工會被解散、封閉，工人領袖和積極分子遭到逮捕、迫害和殘殺，大批工人失業，工作時間延長，工人稍有反抗，即慘遭武力鎮壓；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失學失業，完全失去民主、自由的權利。在農村，革命時期被打倒的豪紳地主，瘋狂地向農民反攻倒算，農民協會被解散，農民領袖和積極分子被屠殺；減租減息轉為加租加息，土地日益集中，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農業生產日益萎縮，廣大農村餓殍遍野，一片淒慘的景象。 與此同時，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處境也每況愈下。由於各種苛捐雜稅，手工業和小商人的負擔過重，處境悲慘，日趨破產。在大革命中退出革命營壘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不僅在政治上沒有得到什麼好處，而且在經濟上也日益處於破產和半破產的境地。

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大革命失敗以後，“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 “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由於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實行“清黨”和“分共”，把共產黨視為“洪水猛獸”，蓄意製造了一起起血腥慘案。 1927年3月6日，蔣介石密令其爪牙、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倪弼等，用亂槍殺害了江西省總工會執行委員、贛州市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3月16日，蔣介石用武力解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南昌市黨部，並解散了江西省學聯，封閉了國民黨左派的《貫徹日報》；3月17日，蔣介石解散了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市黨部委員和工人多人；3月23日，蔣介石指使反動分子搗毀安徽省總工會、左派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安慶市黨部等，不僅打傷數十人，而且強拉他們遊街。就這樣，蔣介石從贛州、南昌，一路殺向南京、上海！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反動軍隊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埋伏在寶山路三德里附近，向當時行進到此的上海工人群眾的遊行隊伍開槍。頓時，寶山路血流成河，當場打死100多人，受傷者無數。緊接著，蔣介石下令解散上海市總工會，查封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者。從4月12日到15日，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300多人，被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在這次大屠殺中，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英勇犧牲。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廣東的反動派按照和蔣介石的密謀，於4月15日在廣州製造了“四一五”慘案。被捕殺的共產黨人和工人積極分子達2100多人。我黨的優秀黨員蕭楚女、熊雄等慘遭殺害。 繼“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之後，蔣介石的爪牙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汕頭、重慶等地，先後進行了殘酷的反革命大屠殺。無數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犧牲在蔣介石反動派的屠刀下。

與此同時，北方軍閥也遙相呼應，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血腥屠殺。 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公然踐踏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逮捕了蘇聯外交人員和在使館內避難的李大釗等60餘人。接著，奉系軍閥不顧人民群眾的抗議和社會輿論的譴責，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先驅、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李大釗秘密絞死，將范鴻、謝伯俞等20餘位革命者秘密槍決。 此外，在5月17日的夏斗寅叛變中，在5月21日的“馬日事變”中，在7月15日的“分共”逆流中，又倒下了無數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其中有趙世炎、陳延年、向警予、夏明翰、郭亮等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幹部。 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大江南北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竟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在反革命高壓下，一些在革命高潮時入黨的不堅定分子，有的聲明自動脫黨，有的自首叛變，共產黨員由近6萬銳減到1萬餘人，工會會員由300萬人銳減為幾萬人。這個時期，“中國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慘的白色恐怖的國家”。

大革命失敗的陰霾烏雲，大屠殺的腥風血雨，使得中國的政治局勢發生了巨大的逆轉。這時，反革命勢力大大超過了共產黨所領導的有組織的革命勢力，全國革命由高潮轉入低潮。 但是，在蔣介石、汪精衛瘋狂屠殺革命人民的黑暗日子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為了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採取了一系列的對策與措施。 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機關的指示，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即五人政治局），陳獨秀被停職。常委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

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 《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嚴正宣布：鑑於武漢國民黨中央已背叛孫中山的根本主義與政策，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但中國共產黨不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仍將與一切誠實的堅決的為實現三民主義、三大政策而奮鬥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 7月13日以後，中共中央從漢口遷到武昌，連續召開會議，決定聯合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將黨領導和受黨影響的北伐部隊開回廣東建立根據地，繼續進行革命；決定在共產黨力量較強、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四省舉行秋收暴動，獨立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並派遣中央委員和黨的負責幹部去指導秋收起義；決定召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退讓錯誤，重新確定黨在新形勢下領導革命運動的方針和政策。

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的成立，結束了陳獨秀右傾錯誤在全黨的統治，在大革命失敗的緊要關頭，開始領導中國革命走上了復興之路。 按照中央五人政治局的原定計劃，1927年7月19日，李立三等一批黨的重要幹部，到達黨的力量較強的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第四軍、第十一軍駐地九江，做部隊移師廣東的準備工作。此前，中央軍委已派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前往九江聯絡部隊。 7月20日，陸續到達九江的李立三、譚平山、惲代英、鄧中夏、聶榮臻和駐軍九江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等一起召開碰頭會，對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作了分析，認為張發奎在武漢“高唱擁汪”，態度已經右傾，原先準備依靠張發奎返回廣東的計劃，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第四軍、十一軍很可能在南進的途中，被朱培德的第五方面軍第三軍、第九軍和正向南昌移動的程潛第六軍所包圍而處於危險境地；即使僥倖回粵成功，還是受制於張發奎、汪精衛，勢必在他們的利益紛爭中成為犧牲品，不可能實現回廣東建立新的根據地的計劃。因此，必須拋棄依靠張發奎的政策，實行獨立的軍事行動。於是，九江碰頭會決定：把共產黨所掌握的部隊集中南昌，並動員賀龍率領第二十軍一起參加，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 碰頭會期間，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中共第五屆中央常委瞿秋白，改組後的中央常委張太雷以及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等正在廬山。會議之後，李立三和鄧中夏即趕赴廬山，向瞿秋白等作了匯報。瞿秋白等表示贊同，並由瞿秋白將會議意見帶交中央五人政治局決定。 碰頭會後，形勢顯得越來越緊張。此時，張發奎仍未到九江，其態度更加右傾，國民黨武漢政府也加緊了在軍隊中的“清黨”活動。這時譚平山已將南昌起義計劃告知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第二十軍軍長賀龍，賀龍對起義極表贊同。接著，時在九江的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領導人舉行會議，具體研究了起義的計劃、政綱諸問題，決定軍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起義，並急電請示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接到九江同志的急電後，完全同意並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將起義的決定報告了共產國際。同時，中央還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負責這次起義的領導。 軍情急如火。 7月26日，周恩來在陳賡陪同下，從武漢趕至九江，向李立三等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舉行南昌起義的決定，並討論部署了有關事宜。 就在這時，敵人也加緊了“清黨”活動。 7月24日，張發奎秉承汪精衛的旨意，正式通知葉、賀到廬山“開會”，並將所轄部隊移駐德安。正在第二方面軍第四軍任參謀長的共產黨員葉劍英，得知汪精衛策劃廬山會議“清共”的內情后，立即從廬山趕到九江面晤葉挺。當日，葉挺、賀龍、葉劍英、廖乾吾在九江甘棠湖心的小劃子上舉行秘密會議，“決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葉、賀不去廬山；第二，部隊不去德安，開往牛行車站，到南昌去；第三，葉、賀部隊分別於25日和26日乘火車開赴南昌。這是一項關係全局的重大決策，確保了起義主力的順利到位。 7月27日，周恩來抵達南昌。這時，準備參加起義的部隊和大批黨的干部亦已匯集南昌。是日，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在南昌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委對有關起義的重大問題進行了討論，作出以下決定：起義於7月30日晚舉行；為統一指揮起義部隊的作戰行動，由賀龍任第二方面軍代總指揮，葉挺任前敵代總指揮；成立有國民黨左派參加的國民黨特別委員會，以商討起義中出現的有關問題。 7月30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達南昌。他根據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主張一定要得到張發奎同意後才能起義，“否則不可動”。周恩來等一致反對這個意見，爭論未決。 31日晨，前委會再次開會，這時，因葉、賀未去廬山開會，張發奎來電說8月1日要來南昌。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才不得不同意舉行起義。於是，前委在31日中午決定：起義於8月1日凌晨4時舉行。 31日晚9時左右，因二十軍的一個副營長投敵告密，前委當即決定：提前兩小時起義！ 舉行南昌起義的時間雖因張國燾的到來而推遲了一天，但是起義的準備工作卻一直沒有停止。會後，根據前委的決定，賀龍發布了起義的作戰命令。葉挺、賀龍在起義前夕分別召開軍官會議，具體佈置作戰任務。為了保證起義時能更有效地消滅敵人，各部隊對進攻目標都進行了全面偵察。 31日下午，起義作戰命令逐級下達，同時規定了起義部隊的識別標誌和當晚的口令。起義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7月31日午夜剛過，震驚時局的南昌起義的槍聲打響了！ 當時，駐在南昌的敵軍有：第五方面軍警衛團，第三軍二十三團、二十四團，第六軍五十七團，第九軍七十九團、八十團等，共約6000餘人。 我方參加起義的兵力是：賀龍率領的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朱德率領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部分學員，再加上準備動員參加起義的蔡廷鍇第十師和計劃在起義後趕到南昌的第四軍二十五師，共約2萬餘人。 當時的作戰分工是：葉挺指揮的第二十四師的主要任務是殲滅天主堂、貢院、新營房等處的敵人，攻占敵衛戍司令部，佔領敵人設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彈藥庫。賀龍指揮的第二十軍進攻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消滅大營房駐敵，解決省政府守衛部隊，並負責警戒昌北水陸交通要塞。朱德率第三軍教育團尚未分配的一個營監視其駐地附近的敵情，協同友軍作戰。 起義的口令規定為：河山統一。起義軍的標誌是：白天在脖子上佩帶紅領帶；晚上在頸項上加系白毛巾，馬燈和手電筒的玻璃上都貼紅十字。南昌起義總指揮部設立在南昌江西大旅社。 戰鬥從一開始就進行得非常激烈。但各路起義將士英勇奮戰，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戰，全殲守敵3000餘人，佔領了南昌城。 8月1日中午，聶榮臻在馬回嶺得知南昌起義已經取得勝利後，立即發動了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的起義，將該師大部分部隊爭取過來，並於8月2日趕到南昌。 起義勝利後，成立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宋慶齡、鄧演達、賀龍、周恩來、譚平山、葉挺、李立三、郭沫若等25人為委員，以宋慶齡、賀龍、鄧演達等7人組成主席團。並以宋慶齡等人的名義發表《中央委員宣言》，聲討蔣、汪，號召一切革命者堅持三大政策，團結一致，為反對帝國主義和開展土地革命繼續奮鬥。 南昌起義，猶如黑暗中劃破長空的閃電，使敵人震驚和恐懼，給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起義勝利後，8月3日，起義軍按照中共中央在起義前的決定，開始撤離南昌。當時，中共中央考慮到長江流域及北方系反革命勢力混戰之地，不利於革命勢力立足和發展；相比之下，廣東卻地理條件優越，工農運動基礎好，經濟豐裕，交通方便，因此決定起義軍南下廣東，建立新的根據地，並佔領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新舉行北伐。豈知，勞師遠征，事與願違，起義軍陷入不利境地。 起義軍南征，正值南方酷暑季節，悶熱難當。這時，敵人早已通電各縣，進行反動宣傳，起義軍沿途得不到群眾幫助，加之南下行動倉促，宣傳教育工作未跟上，士兵對起義的意義認識不足，一時軍心動搖，逃兵甚多。從南昌出發不久，蔡廷鍇第十師便離開了革命隊伍。接著，第二十軍參謀長陳浴新及二十軍五團約700人叛逃。但起義軍到達臨川時，陳毅及其他數百人日夜兼程趕上了起義部隊；肖志戎、李井泉率領部分農軍和學生參加了起義部隊。 起義軍的南征之舉，使廣東的國民黨軍閥極為驚恐。 8月8日，敵人在韶關成立了以“討共”為目的的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敵錢大鈞率4個師、黃紹竑率2個師，從粵北分兩路入贛南堵截。起義部隊進至瑞金地域後，即與敵軍展開激戰。 8月25日，起義部隊擊潰了敵人，乘勝佔領瑞金。 8月30日，前委部署了會昌戰役，激戰數日，殲敵4個團。連戰皆捷，大大鼓舞了全軍的士氣。會昌戰鬥後，起義部隊退回瑞金。 在瑞金，前委總結了近一個月行軍作戰的經驗教訓，研究並決定了新的行軍計劃，確定改道長汀、上杭，入東江、取梅縣，再取潮汕。在瑞金，前委還批准了賀龍、郭沫若等同志入黨。 9月18日，起義軍經一路苦戰，取道福建到達廣東的大埔縣。南下廣東，是早已確定的進軍目標，到了廣東，起義軍上下都認為是到了家。然而，起義軍到廣東後所面對的並非事先想像中的那麼美好，等待起義軍的卻是一場空前殘酷的鏖戰。曾經被起義軍打敗的錢大鈞部、黃紹竑部均得到喘息、補充，廣東軍閥李濟深已從容地在東江地區集結重點。當起義軍剛進入福建長汀時，李濟深即判斷起義軍將經過長汀、上杭進入廣東，便調整其第八路軍的作戰部署，由贛南及粵贛邊界轉兵東江地區。這樣，李濟深集結在東江一帶的兵力計7個師，共2萬人以上。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9月19日，起義軍搶占了地處梅江、汀江、韓江的匯合點、東江地區的交通樞紐——三河壩。這時，起義軍第二十五師的2500人還在上杭開往廣東的途中，進入廣東的有8000餘人，其中作戰部隊只有6000餘人。為此，前委在三河壩決定分兵：由朱德率領第九軍和第十一軍的二十五師2500餘人留守三河壩，葉、賀主力8000餘人直趨潮、汕。 9月28日，起義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和第二十軍的第一、二師約6000人，在湯坑與敵15000餘人激戰三晝夜，殲敵3000，起義軍亦傷亡2000多人，彈藥告絕，第二十四師下級幹部傷亡殆盡。 9月30日，起義軍向揭陽退卻。駐守潮、汕的第二十軍第三師，在強敵進攻下，亦於當日失守潮、汕，10月1日晚退守海陸豐。 10月2日至3日，留守三河壩的第九軍和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在朱德、周士第率領下，與敵錢大鈞三個師激戰兩晝夜，因糧盡彈絕，於10月4日撤出三河壩地區。 在形勢急趨險惡的情況下，中央代表張太雷於9月30日到達汕頭。他向前委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央關於拋棄國民黨旗幟、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決定，提出起義部隊應撤出潮、汕，轉移海陸豐。 10月3日，起義部隊主力從湯坑撤退到普寧的流沙鎮。前委在流沙召開了有前委、革命委員會成員和其他軍政負責幹部會議。會議決定武裝人員突圍去海陸豐，非武裝人員由當地農會護送，分批從海上撤退。當部隊行進到烏石地區時，遭到敵人伏擊，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1200餘人）突圍轉移到海陸豐。起義軍主力失散後，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領導人在汕頭地下黨的護送下，轉赴香港。賀龍、李立三、周逸群、郭沫若等領導人也轉移到香港、上海，踏上新的征途。 在此危難關頭，朱德在饒平的茂芝全德學校召集周士第、李碩勳、陳毅、王爾琢、周邦採等各路負責人開會，緊急商議對策。朱德指出：反動派在東江地區陳兵數万，隨時都有向我撲來的可能。現在前方主力已完全失利，原來的希望成了泡影。在這群龍無首的局面中，起義軍只有迅速脫離險境，保存有生力量，另尋出路，才能圖謀新的發展。朱德毅然向大家表示說：我是共產黨員，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種子保留下來，把這支隊伍帶出去，和大家團結奮鬥，將革命進行到底。會後，朱德率部向閩、贛邊境轉移。 南昌起義軍餘部進入贛南山區後，孤立無援，情況越來越嚴重。部隊雖然擺脫了大股敵人的追踪，但仍不時遭到地主武裝、反動民團的襲擾。此外，天氣逐漸寒冷，官兵們卻還是穿著起義時發的單衣，經常性的森林露宿，疾病陡發，又沒有醫藥治療，傷、病人員日益增多。寒冷、飢餓、疾病，嚴重地威脅著每一個人。人們思慮的是，在革命處於低潮之際，革命還有沒有前途？部隊一無供給，二無援兵，出路在哪裡？一些經不起考驗的人，有的不辭而別，有的叛變投敵，還有整班、整排、整連自行離隊，自尋出路去了。部隊進入安遠天心圩時，竟從2000餘人銳減至1000餘人。部隊到了非整頓不可的時候了，於是有了“贛南三整”的發生。 1.天心圩整頓。其時，第二十五師領導人為尋求與黨的組織取得聯繫先後離開了部隊。千斤重擔壓在朱德肩上。在部隊進駐天心圩的晚上，朱德召集軍人大會，講理想，講前途。他首先分析了形勢，卓有遠見地指出：“別看敵人跟著我們後面追，但是這些軍閥之間是有矛盾的，蔣桂戰爭是一定要爆發的，蔣馮戰爭也是一定要爆發的。軍閥不爭地盤是不可能的，要爭地盤就要打仗。現在新軍閥也不能不打，他們一打，我們就可以發展了。”他還提出：“願意繼續革命的跟我走，不願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他動員大家：“無論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他回答了大家心頭鬱結的問題，說：“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等於一九零五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一九零五年革命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一九一七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現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樣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實力，革命就有辦法，革命就能成功。”“一九零五的革命失敗了，留下來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幹。我們這次就等於俄國的一九零五年，我們只要留得一點人，在將來的革命中就要起很大的作用。過去那麼搞法不行，我們現在要'伸伸展展'來搞一下。” 陳毅也在危難之中挺身而出，積極協助朱德穩住部隊。他當時是第七十三團的指導員，是師團級政工幹部唯一留下來的。陳毅誠摯地開導大家說：“南昌起義是失敗了，南昌起義的失敗不等於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還是要成功的。只有經過失敗考驗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們要做失敗時的英雄。” 朱德、陳毅的講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展示了革命的前景，極大地堅定了官兵們的信心，對穩定部隊起了重要作用。 2.大餘整編。 10月底，部隊到達大餘。這時，朱德在天心圩的預言得到了證實：寧漢戰爭打起來了。粵、桂、湘系的大小軍閥都捲入了這場混戰，顧不上追擊起義軍了。朱德、陳毅即利用這一時機，在大庾對部隊進行了整編。首先，整頓黨團組織，成立黨支部，並且發展了一些新黨員，將黨團員分配到各連隊中去，使軍隊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同時，把已經成為空架子的軍、師建制撤銷，將所有的人合編為一個縱隊，下轄三個支隊，使部隊充實、精幹多了。從此，部隊真正穩定下來，雖然只有七八百人，但都是經過考驗、大浪淘沙保留下來的精英。 3.上堡整訓。大餘整編後，11月上旬，部隊轉戰來到崇義山區的上堡。經過三個月的艱苦轉戰，這時才初步算是站穩腳跟。朱德又領導部隊進行了20多天的整訓。這次整訓，首先是整頓紀律，規定募款和繳獲的物資要全部歸公，設立了沒收委員會專門負責。其次是進行軍事訓練，每隔一兩天上一次大課，小課則天天上。並且“提出新戰術問題，主要是怎樣從打大仗轉變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擊戰的問題”。三是開展群眾工作，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分散活動，發動群眾打土豪鬧革命，開展游擊戰爭。在上堡，南昌起義餘部與湘贛邊轉移到崇義的張子清率領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三營會合。從此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發生了聯繫。 朱德領導的“贛南三整”，分別從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對部隊進行了整頓、整編、整訓，大大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部隊面貌煥然一新。 “贛南三整”與毛澤東在向井岡山進軍途中的“三灣改編”，幾乎是同時間進行的，雖然具體內容不盡一致，但其指導思想、建軍宗旨方面都很接近。因此，它在我黨我軍的建設與發展史上，同樣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應予以充分肯定。 南昌起義爆發後不久，為了審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於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到會者有中央委員12人，候補中央委員3人，團中央委員5人，共產黨的地方代表2人，共22人。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陳喬年、羅亦農、蔡和森、毛澤東、李振瀛、王荷波等出席了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 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等重要文件。許多同志在會上發了言，批評黨中央在處理國民黨問題、農民土地問題、武裝鬥爭問題等方面的錯誤。 會議著重批評了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的右傾退讓錯誤。會議選出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臨時政治局。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為政治局委員；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為候補委員。會後，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被推選為政治局常委。 八七會議為處於嚴重危機中的中國共產黨指出了繼續鬥爭的目標。會議堅決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退讓錯誤，撤換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會議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繼續進行革命戰鬥，並且決定派調堅強的、有鬥爭經驗的干部到各主要省區去組織和領導農民起義。八七會議的這些舉措都是十分正確的，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革命從此開始了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正如黨的六大《政治決議案》所指出的：八七會議“將黨從機會主義的泥坑之中救出來，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同時，卻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 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針對陳獨秀領導時期的黨中央放棄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全面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光輝思想。他在會議上說：“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註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的話，實事求是，切中時弊，特別是“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閃爍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光輝。中國革命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才不斷地反敗為勝，反弱為強，走向復興和勝利的。 在八七會議上，中共中央再次作出了秋收暴動的決策。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決定舉行南昌起義的同時，就決定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粵、贛四省發動農民秋收起義，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 8月7日中央緊急會議通過了《最近農民鬥爭的決議案》，再次強調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受命改組湖南省委並籌備秋收起義。 湖南省委改組後（彭公達任書記），毛澤東即到長沙縣清泰鄉板倉做農民土地問題調查去了。 他是八七會議後第一個上山下鄉的中央委員。毛澤東是我黨從事農民辦運動的專家，擔任過中共中央農委書記、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常委、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對農民問題頗有研究且極為關心。 1927年2月6日向中央寫了一份長篇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黨內引起極大反響。這次板倉之行後於1927年8月20日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這回從長沙清泰鄉（親到）、湘潭韶山（有農民五人來省）兩處鄉村的農民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於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調查會結束時，一位教師問毛澤東：“今後行踪，作何打算？”毛澤東回答說：“準備走遍四府，建立數万精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致中央的信中，還明確地提出“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口號，並“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 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昇華，是他長期從事農民運動，注重社會調查，充分了解國情、民情的結果。具有如此鮮明的觀點，在當時黨內是獨一無二的。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秋收起義爆發後，才有別於南昌起義，公開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勇敢地向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公開的挑戰。 為了貫徹八七會議的新策略，部署湖南秋收起義計劃，改組後的湖南省委於1927年8月18日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舉行第一次會議。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出席了會議。 會議在討論秋暴計劃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在農民的土地問題、暴動後的政權問題、秋暴的區域問題上，毛澤東同彭公達、易禮容、夏明翰、賀爾康等人既有爭論，也有共識。 中共湖南省委製定了以長沙為中心的暴動計劃後，請示中央決定。中共中央8月23日即復函說：“你們決以長沙為暴動起點的計劃，在原則上是對的”，但仍然要求“湘南、湘中的暴動，盡可能地同時發動”。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最後討論“決定湘中暴動”，並致函中央進行解釋。同時決定：“公達到中央報告計劃，澤東到瀏、平的農軍中去當師長，並組織前敵委員會。”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會議結束後，毛澤東肩負組織秋收暴動的重任，當晚從長沙出發，乘火車抵達株洲。對株洲地區的工作作了指示後，隨即前往江西安源。 9月初，毛澤東到達安源。即在張家灣工人補習學校召開了部署秋收起義的軍事會議。到會的有前委書記毛澤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安源市委書記蔡以忱，安源市委委員寧迪卿，安源市委委員兼宣傳部長楊駿，安福縣農軍負責人王興亞等。毛澤東在會上傳達了八七會議的精神，以及湖南省委改組，他自己回湘、秋收暴動的決定、暴動準備情況等。 會議經過討論，確定了湘贛邊秋收起義的編制，部署了起義的進軍路線。決定參加起義的武裝力量組建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副師長余賁民，參謀長鍾文璋，下轄三個團。第一團駐在修水，以盧德銘警衛團為骨幹，由平江工農義勇軍和崇陽、通城農民自衛軍組成，團長鍾文璋（兼），計2000餘人；第二團駐在安源，由安源工人糾察隊、安源礦警隊和安福、永新、蓮花、萍鄉、醴陵等縣部分農民自衛軍組成，團長王興亞，計1600餘人；第三團駐在銅鼓，以瀏陽工農義勇隊和警衛團一個營組成，團長蘇先駿，計1600餘人。共產黨員盧德銘從漢口回部隊後任起義軍總指揮。全師共計5000餘人。 會議確定起義部隊分三路向長沙進攻：第一路（第二團）進攻萍鄉與醴陵，向長沙取包圍形勢，但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萍鄉、安源，以防敵人斷絕自己的退路，同時要株洲區委發動株洲工人擾亂敵人後方，配合醴陵農民暴動；第二路（第一團）從修水向平江進攻，並發動平江農民在全縣暴動，奪取平江後再向長沙推進；第三路（第三團）由銅鼓向瀏陽進攻，並發動瀏陽農民在四鄉暴動，直逼長沙。 會上，正式組成以毛澤東為書記、以各路軍主要負責人為委員的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通過王興亞的介紹，對井岡山有了初步了解。王興亞曾任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他在會議上介紹了安福、蓮花、永新、寧岡四縣農軍的狀況，以及在1927年7月間攻打永新縣城的經過。他還向毛澤東建議：如果起義失敗，可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們在寧岡、遂川均保存有槍支人馬。王興亞的介紹和建議，對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利後引兵井岡的決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是一次貫徹落實中央八七會議和湖南省委會議精神，具體部署湘贛邊秋收起義行動計劃的極為重要的會議，也是毛澤東獨立主持和領導中國革命武裝鬥爭的起點。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後，毛澤東即寫信將情況報告湖南省委。 9月5日，湖南省委收到毛澤東安源來信，隨即作出決議，於9月8日發出《中共湖南省委關於奪取長沙的命令》：“令各地趕緊動員，限於本月16日會師長沙，奪取省城，建立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分會。”“鄂南決於9日發動，安源決於11日發動，自岳至長至株鐵道9日起破壞，各縣農運亦應特別加緊工作，限於11日齊起發動。” 9月6日，毛澤東得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關於秋收暴動日期的決定後，立即以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名義向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三個團下達秋收起義的行動部署，要他們積極做好暴動準備。在安源工作安排就緒後，毛澤東即同潘心源等從安源出發，急赴銅鼓第三團駐地領導起義。 從安源到銅鼓的路程有200多里。豈料，正當這位新任前委書記風風火火趕往目的地大展宏圖時，卻在瀏陽的張家坊被地主武裝團防隊抓住了。所幸毛澤東聰慧，機智脫險。 9月10日，正是農曆的中秋節。毛澤東到達銅鼓，在縣城蕭家祠會見了第三團負責人蘇先駿、張啟龍等人，隨即召開第三團幹部會，傳達了黨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改組情況，闡明了目前湘贛邊的形勢和黨的任務。最後，毛澤東以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名義宣布：立即舉行湘贛邊界秋收暴動，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 隨著中共湖南省委的一聲總攻令，分處修水、安源、銅鼓三地的暴動隊伍沸騰了。起義前夕，一面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軍旗亦由何長工、楊立三設計、製作出來了。 1927年9月9日，起義總指揮盧德銘在修水縣城向起義部隊授旗，各地開始破壞鐵路，震驚全國的湘贛邊秋收起義爆發了。 但是，由於敵強我弱、收編的邱國軒團叛變、二團領導人指揮失當等原因，工農革命軍三路人馬在起義中均處被動局面，一團在金坪失利，二團在瀏陽潰散，三團在東門受挫。 “軍威因是不振”，“竟致潰不成軍”。 正當起義軍面臨全軍覆滅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於9月14日黃昏率第三團從東門撤至上坪，並於當晚在上坪陳錫虞家召開了三團連以上乾部緊急會議，研究部隊行動問題。毛澤東根據各路起義軍迭遭失利的情況，審時度勢，提出了“退萍鄉再說”的主張，果斷地放棄原定會攻長沙的軍事計劃，並以前委書記的名義，命令各路部隊前往文家市會合。同時，毛澤東還派人送信到長沙，向湖南省委報告了工農革命軍主力在平、瀏受挫的情況，建議省委立即停止毫無勝利把握的省城暴動。 上坪會議適時地改變了秋暴前不切實際的攻打中心城市的計劃，為文家市會合及向農村進軍的偉大決策邁出了重要一步。 文家是湖南瀏陽與江西萬載、萍鄉交界的一個山區小鎮。這里地處邊陲，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群眾基礎較好。 9月19日，秋收起義部隊一團、三團與第二團餘部在文家市會合。 文家市會合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它保存和集中了秋收起義失利後的有生力量，為中國革命實施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戰略轉折奠定了組織基礎。 文家市會合後，當晚，由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在里仁學校後棟的教室裡，召開了有師團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前委會議。盧德銘、蘇先駿、餘灑度、餘賁民等均參加了會議。 關於這次前委會議的情況，目前僅有的文獻記載，是餘灑度1927年10月19日的報告，且極為簡略：“十九日抵文家市，距瀏陽城九十里，度仍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當時取瀏有把握）。後以前敵委員會決議，以保存實力，應退萍鄉，次日部隊即向萍鄉退卻。” 關於文家市前委會議的回憶資料很多，何長工等老同志都講到：前委在文家市開了會，且有爭論，會議最後決定退卻。 在文家市前委會議上，出現了不同意見。分歧集中表現在“攻”與“退”的問題上。一種是前敵委員會的集體意見，主張“以保衛實力，應退萍鄉”；一種是師長余灑度的意見，“仍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圍繞著“攻”與“退”這個焦點，毛澤東和余灑度都在會上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何長工回憶說：“9月19日晚，前敵委員會在里仁學校裡的一個大教室開會，我和楊立三作為會議工作人員，有機會了解一些會議情況。會開了一整夜，爭論得很激烈。餘灑度等人堅持打長沙，他認為不打長沙就沒有出路。毛澤東同志不同意，他堅決反對打長沙，主張將部隊轉向山區和農村。他分析了形勢後說，情況變了，我們的計劃也要變，不變就要吃虧。他從學校借來一張地圖，指著羅霄山脈中段說：我們要到這眉毛畫得最濃的地方去當'山大王'。當時有些人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覺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這叫什麼革命。毛澤東同志耐心地說服大家。他說：我們這個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武裝。中國政治不統一，經濟發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們要找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毛澤東同志的話，通俗易懂，包含著極其豐富而深刻的真理。盧德銘同志堅決擁護毛委員的主張，他說：毛委員講得對。現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們佔領的地方，如果攻打長沙，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經過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的戰略退卻意見，得到了盧德銘、蘇先駿、餘賁民等多數前委委員的支持。師長余灑度雖持不同意見，但少數服從多數，會議最後以前敵委員會決議的形式，作出了“向萍鄉退卻”的正確決定。 餘灑度在湘贛邊秋收起義迭遭失利的情況下，“仍主張取瀏陽直攻長沙”，固然是十分錯誤的，但這種錯誤主張實際上是當時中共中央濃厚存在的“左”傾盲動主義思潮的反映，而不僅僅是一兩個人的錯誤。 所幸的是，身負領導秋收起義重任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在關鍵時刻，頭腦清醒而又冷靜，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與氣魄，不唯上，不唯書，審時度勢，果斷決策，適時地改變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會攻長沙”的原定計劃，作出了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的決策，並取得了盧德銘等多數前委委員的支持，從而統一了工農革命軍的步調與行動，為處於困境中的秋收起義部隊找到了一條新生之路。 那麼，文家市退兵，究竟向哪裡退？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具體向哪裡進？這個問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過去，有個傳統的提法，叫做“向井岡山進軍”。實際上，這個提法是不准確、不符合史實的。文家市會合時，毛澤東雖然在安源會議上通過王興亞的介紹對井岡山略有所聞，但沒有產生向井岡山進軍的確切概念，文家市前委會議上也沒有明確提出上井岡山。所據如下： 張啟龍回憶說；“從文家市到井岡山是逐步明確的，當時在文家市還不明確，不知道有個井岡山，我記得毛委員在文家市向部隊講話時，沒有明確說到井岡山去。” 張宗遜回憶說：“有人說毛主席在文家市那個時候就看準了要到井岡山搞根據地。根據我的回憶不是這樣。在文家市集合部隊後，沒有提出到井岡山搞根據地，部隊的實際行動也沒有向井岡山進軍，當時還是想往主力（即南昌起義部隊）靠。” 熊壽祺回憶說：“在文家市沒有提到要上井岡山，也沒有提到要搞根據地。” 賴毅回憶說：“在文家市沒有提上井岡山，只是說到羅霄山脈那個地方去。至於井岡山，可能是毛主席沿途邊走邊調查研究才搞清楚的。”何長工後來也回憶說：“當時只說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後來才逐漸明確為向井岡山進軍了。這也是在實踐中一步步認識到的。” 可見，在文家市會合時，並沒有明確提出向井岡山進軍的問題。文家市會合及其前委會議決議的具體進軍目標是——“向萍鄉退卻”。文獻依據是餘灑度1927年10月19日的原始報告：“第一團整理後……至中途毛澤東以前敵書記名義來信，囑度即將部隊改道退萍鄉再說。”“19日抵文家鄉……後以前敵委員會決議，以保存實力，應退萍鄉，次日部隊即向萍鄉退卻。” 在文家市前委會議上，以毛澤東為書記的黨的前敵委員會，目睹秋暴嚴重受挫的現狀，冷靜地分析了形勢和敵我力量的對比，毅然決斷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即“向萍鄉退卻”，從而徹底摒棄了攻打長沙奪取中心城市的原定計劃。這一退兵之舉，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1.文家市退兵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典範。 湖南秋收暴動、會攻長沙的計劃是當時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決定的。但在暴動舉事的實踐中，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工農革命軍嚴重受挫，如果機械地執行這一“既定方針”，勢必造成全軍覆沒的悲劇。毛澤東在文家市提出的退卻主張，正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正確決策，是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正是靠著這種實事求是的勇氣和精神，中國革命才由弱變強，逐步走向勝利。 2.文家市退兵是中國共產黨人把戰略退卻與戰略進攻相結合的創舉。 從當時秋收暴動的戰略目標看，是奪取中心城市長沙，目的未果而退兵，當然是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但這個退兵之舉又不是盲目的、消極的，而蘊藏著自覺、積極的因素。如果是盲目的，則定要“直取長沙”；如果是消極的，在戰事失利、部隊從五千之眾減員到千餘人槍之際，則會流散各地。退一步，進兩步；退，是為了更好地進。這是革命的辯證法。退兵之後，部隊沒有一蹶不振，而是重整旗鼓，勇往直前，踏上了新的征途。正是文家市的退兵之舉，才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開闢，才有中國革命新的戰略進攻。 3.文家市退兵是我黨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的關鍵。 大革命失敗後，是繼續在中心城市搞暴動，還是到廣大農村和山區去建立根據地，這是一個根本方向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八七會議之前，一直是照搬蘇聯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蘇聯的十月革命在城市，巴黎公社革命也在城市。中國的北伐戰爭，也是在城市，從廣州打到武漢、上海。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還能繼續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嗎？無數共產黨人都在探索這個問題。毛澤東的文家市退兵之舉，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新路。他沒有繼續把大革命失敗後的這批寶貴的武裝力量，去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強大正規軍作殊死的較量。他看到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有幾億農民，廣闊的農村和山區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果斷提出“保存實力”、“應退萍鄉”的戰略決策，從此開拓了“以農村為中心”的中國革命新道路。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如果沒有文家市的退兵之舉，哪有中國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道路的勝利？因此說，文家市退兵是一個戰略轉折，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關鍵一步。 9月20日清晨，工農革命軍1500餘人集合在里仁學校的操場上整裝待發。毛澤東在會上宣布中共前敵委員會關於不打長沙轉兵向南的決定。他說：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這次秋收起義，雖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的武裝鬥爭剛剛開始，萬事開頭難，幹革命就不要怕困難。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支持，只要我們團結一致，繼續勇敢地戰鬥，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講到這裡，他打了個比喻說：我們現在的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打破蔣介石那口大水缸。最後，毛澤東著重指出：秋收暴動，原計劃要去打長沙，大家也都想進長沙。長沙好不好呢？長沙好。可是長沙打不下來，目前長沙那樣的大城市，還不是我們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們要到敵人管不著或難管的地方去，去發動農民群眾，進行土地革命，文家市不是久留的地方，要找個合適的落腳點，去當“山大王”。 工農革命軍戰士聽了毛澤東的話，很受啟發和鼓舞，心情也豁然開朗了。 隨後，毛澤東同盧德銘、餘灑度率領工農革命軍，從文家市出發，沿羅霄山脈南下，向萍鄉進發，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轉移。 22日，部隊到達萍鄉所屬的上栗市。原打算經過萍鄉去安源，這樣既可收集二團在瀏陽潰散回家的兵士，又可以與安源工人力量相結合，而後繼續南下。但是到了上栗市，聞知萍鄉有重兵把守，部隊只得折回小梘，繞道蘆溪。 23日拂曉，部隊即從蘆溪出發，以陳皓為前衛司令官，毛澤東隨前衛營行動，師部居中，蘇先駿第三團為後衛，向蓮花前進。當行進約十里許時，突然從後面傳來槍聲。江西軍閥朱培德部江保定特務營的一連敵兵向指揮所衝來，為掩護部隊後撤，總指揮盧德銘騎著白馬通過一片開闊地時，不幸中彈，英勇犧牲，年僅23歲。蘆溪折將，毛澤東和全軍將士悲痛不已。 盧德銘的忠骸，從此安臥在江西的紅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