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領導湘贛邊軍民開創的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的史冊上，井岡山素以“中國革命的搖籃”著稱於世，朱德稱之為“天下第一山”，彭真稱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石”。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坐落在江西、湖南兩省之交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區域主體橫跨“六縣一山”，即江西的寧岡、永新、蓮花、遂川，湖南的酃縣、茶陵寧岡縣已並為井岡山市，酃縣現已更名為炎陵市。以及井岡山。井岡山根據地鼎盛時期面積達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餘萬，割據勢力曾擴展到吉安、安福各一小部。萬安、泰和、桂東、資興等縣邊地皆屬根據地的外圍屏障。 井岡山的鬥爭，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新方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是沿著一條獨特的道路走向勝利的。這就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井岡山道路。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和湘贛邊軍民與國民黨反動勢力血與火的搏擊中開闢與形成的。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毛澤東稱之為“奇事”。這裡，且讓我們考察和簡述一下這種“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奇事”所發生的背景及其大略情況。 第一，在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上山之前，湘贛邊的革命鬥爭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構築了根基。 從黨群基礎看，在大革命時期，就有歐陽洛、朱亦岳、陳正人、龍超清、劉作述、劉寅生、陳韶等在湘贛邊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共組織，開展農民運動，發展革命武裝，邊界六縣曾擁有槍械970餘支，並先後奪取了政權。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該地區的革命力量遭受國民黨豪紳的血腥鎮壓，“地方武裝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支壞槍在井岡山附近”。然而革命的火種並沒有被撲滅，贛西農民自衛軍仍屹立在湘贛邊陲，經常出沒於寧岡茅坪和遂川大小五井的莽莽山林之中，堅持時起時伏的游擊鬥爭。從地理環境看，羅霄山脈中段是武裝割據的理想之地。這里山高林密，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便於屯兵，加之物產豐富，民風淳樸，而且距南昌、長沙、武漢等中心城市較遠，敵人鞭長莫及，兩省邊界為軍閥“不管之地”，革命力量有可乘之機，有縱橫自如的迴旋空間。總之，這種良好的黨群根基和極好的地理環境，無疑奠定了建立革命根據地“天時、地利、人和”的客觀基礎。正因為如此，當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剛一上山，就看好這塊“風水寶地”，拍板定策，落腳生根，以圖發展壯大。

第二，毛澤東引兵井岡，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得以創建的決定性條件。 湘贛邊界的工作，是從1927年10月做起的。在此之前，無根據地可言。毛澤東在湘贛邊秋收起義失利後，審時度勢，果斷決策，適時地放棄了進攻中心城市長沙的原定計劃，在文家市作出了“向萍鄉退卻”的決定。從此，中國革命的重心開始了由城市向農村的戰略性轉移。 1927年9月25日，工農革命軍進抵井岡山地境蓮花，得悉江西省委提供的可靠信息，決定引兵井岡，隨後到達永新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部隊獲得新生。 10月初，毛澤東在古城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確定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革命根據地，並獲得寧岡“山大王”袁文才的鼎力支持，工農革命軍始駐茅坪，建立了茅坪醫院和後方留守處。在茅坪，工農革命軍安營扎寨，休養生息，恢復了元氣，站穩了腳跟，並派人與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取得了聯繫，溝通了信息。 10月底，毛澤東會見王佐後，率部進抵茨坪。為了開創“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毛澤東和前委從是年11月到翌年2月用了整整四個月的時間，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暴動和分田鬥爭，同時派出遊雪臣、何長工等改造帶有綠林積習的袁、王部隊，頒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創辦了桃寮紅軍被服廠，恢復了草林集市貿易，並精心組織和部署了三大戰鬥，攻克茶陵、遂川、寧岡三縣城，建立了三縣紅色政權，擊破了贛敵的第一次“進剿”，從而開創了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工農武裝割據”局面。這標誌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已初步形成。

第三，朱毛兩部的井岡山會師，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走向全盛時期。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粗具規模後，由於“左”傾錯誤的干擾，工農革命軍被調往湘南，結果邊界被敵佔領一個多月，史稱“三月失敗”。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農軍萬餘人，移師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寧岡礱市會師。 “紅軍薈萃井岡山，主力形成在此間。”（朱德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從原來的2000多人激增至10000餘人。井岡山會師後，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隨即召開了邊界黨的“一大”，成立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邊界特委，統一領導湘贛邊界紅軍和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鬥爭。邊界特委和紅四軍前委、軍委根據邊界割據鬥爭的實際，制定了“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七條正確政策，毛澤東、朱德還創造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指導紅軍的游擊戰爭。是年五六月份，紅四軍以不足4個團的兵力，在同敵軍八九個團，甚至18個團兵力的搏擊中，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和龍源口戰鬥的重大勝利，擊破贛敵第二、三、四次“進剿”，邊界進入全盛時期。這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擁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並延伸至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茶陵西南部以及吉安、安福各一小部。正當朱毛紅軍準備實施“推進戰略”時，湖南省委不察當時的情勢，派員強行將紅四軍主力拉往湘南，導致令人痛心的“八月失敗”。幸而毛澤東迎還紅軍大隊，回師井岡山，紅四軍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隨後又三戰三捷，收復了邊界失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方日臻鞏固。 10月，毛澤東在邊界黨的“二大”上總結了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教訓，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這一時期，邊界軍民在黨的領導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創辦了軍械廠、造幣廠、印刷廠以及紅色圩場和小井紅軍醫院等，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建設了井岡山和九龍山兩個軍事根據地。是年12月10日，彭德懷率領紅五軍800餘人上山與紅四軍會合。

第四，邊界軍民英勇的後期鬥爭，支撐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紅旗“始終不倒”。 1929年1月上旬，為了打破湘贛敵軍的“會剿”，紅軍主力實施“圍魏救趙”的戰略方針，兵分兩處，紅四軍由毛澤東、朱德率領出擊贛南，紅五軍及紅四軍三十二團由彭德懷率領留守井岡山。由於敵我力量懸殊，1月下旬井岡山失守。隨後，湘贛軍民在邊界特委領導下，改變鬥爭方式，開展游擊戰爭，發展地方武裝，恢復割據區域，開創了以永新為中心的湘贛革命根據地。這時，紅五軍應湘鄂贛特委要求，開往湘鄂贛邊境活動，12月返回湘贛邊界。 1930年1月，紅六軍和贛西紅軍總司令部成立。 2月，在“左”傾錯誤影響下，袁文才、王佐二人在永新被錯殺，釀成根據地的一大悲劇。 “二七”會議後，一場新的土地革命風暴席捲贛西南，邊界鬥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3月，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成立。 7月，贛西南地方武裝主力紅二十軍成立。是年10月4日，紅一方面軍在紅二十軍及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一舉攻克吉安重鎮，贛西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這時，贛西南地域有34個縣相繼建立了紅色政權，蘇維埃勢力擁有縱橫400裡、赤色群眾400餘萬的廣闊區域，紅透半壁江山。 “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井岡山軍民集體奮鬥的結果，凝聚了老一輩革命家和無數革命先烈的心力與鮮血。然而必須肯定的是，毛澤東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毛澤東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 毛澤東不僅在實踐上領導秋收起義部隊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造性地解決了根據地建立和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而且還在理論上對井岡山斗爭的革命經驗進行了科學的概括，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雛形——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 毛澤東在革命實踐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 第一，毛澤東領導文家市退兵，點燃了井岡山斗爭的“聖火”。 文家市退兵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農村轉移的重要舉措。毛澤東在當時秋收暴動受挫、部隊從5000之眾減員到1000餘人槍的嚴峻時刻，鎮定自若，果斷地作出了“保存實力，退兵萍鄉”的決策，徹底摒棄了攻打長沙、奪取中心城市的計劃，從而開拓了從“引兵井岡”到“以鄉村為中心”的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中國的革命者在毛澤東的率領下，從文家市邁出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關鍵一步。

第二，毛澤東領導改造“袁、王部隊”，確定了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決策。 袁文才、王佐是盤踞在井岡山一帶的草莽英雄，是綠林性質的“坐山虎”、“地頭蛇”，沒有他們的許可和支持，工農革命軍是不可能在井岡山安營扎寨、落腳生根的。毛澤東以他獨特而高超的睿智與才能，從三灣投書到大蒼贈槍，從茅坪安家到進駐茨坪，從步雲山練兵到大隴升編，一步步地做工作，曉以大義，真誠相待。對此，袁文才、王佐不僅欣然接納，而且為之折服，袁文才多次聲稱毛澤東為“中央才”。正因為如此，曾經“潰不成軍”的秋收起義部隊得以在井岡山休養生息，站穩腳跟，毛澤東才下決心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的大本營，首創井岡山根據地。 第三，毛澤東領導創建了邊界三縣紅色政權，奠定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堅實基礎。

革命政權是根據地賴以存在的根本。毛澤東從“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出發，在湘贛邊武裝割據的過程中，一直十分注重革命政權的建立與建設。在確定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決策後，毛澤東以極大的精力領導井岡山軍民開展游擊暴動，實行分田鬥爭，發展群眾武裝，推翻反動政權，在取得軍事上三大戰鬥勝利的基礎上，建立了茶陵、遂川、寧岡三縣紅色政權。三縣紅色政權的建立，標誌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初步形成。這是在朱毛兩軍井岡山會師之前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毛澤東獨自領導開闢的。 第四，毛澤東創造性地解決了根據地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確保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沿著正確的道路健康發展。 比如：在黨的建設方面，如何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的農村環境建黨，如何對“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實行“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在軍隊建設方面，如何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何實行軍隊中的民主主義、俘虜政策和革命紀律？在政權建設中，如何克服黨“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的黨政合一現象，充分發揮紅色政權領導群眾的重大作用？在土地鬥爭中，如何分田，實行什麼樣的分田政策？在經濟鬥爭中，如何打破敵人嚴密的經濟封鎖，如何解決“吃飯大難”、“食鹽奇缺”等問題？在紅軍與地方的關係中，如何解決土客籍紛爭中“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問題，如何克服“地方主義”？如何引導地方勢力走上革命坦途？在前進道路上，如何正確回答“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等等。這些割據鬥爭中出現的問題，都是十分棘手而又亟待解決的。毛澤東以他超凡的智慧，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從農村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出發，科學地提出和製定了一系列切合實際、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和舉措，將這些問題圓滿而又合理地解決了，從而創造了“工農武裝割據”的豐富經驗，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雄踞在羅霄山脈中段，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下巍然屹立。

毛澤東在思想理論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 第一，毛澤東提出了“上山”的思想。 毛澤東在大革命失敗後、引兵井岡前，就在“馬日事變”後對湖南的革命者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不久，在主持全國農會工作、制定策略方針時，幾次提出“上山”理念。在參加中央的一些重要會議時，強調農軍要“上山”，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縱然失敗也不應去廣東而應上山”。 “上山”幹什麼？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毛澤東熟諳中國歷史上許多農民領袖和綠林好漢“占山為王”的典故，自然思考和借鑒了歷史上“山大王”的經驗。但毛澤東的“上山”思想與歷代“山大王”的思想是迥然不同的。毛澤東“上山”思想的本質，就是將中國共產黨人的工作重心，從敵人統治力量較強的中心城市，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較弱的農村山區去，就是“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上山，是中國革命從低潮走向復興和勝利的必由之路；上山，是毛澤東創造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基礎思想。

第二，毛澤東提出了構築“軍事大本營”的思想。 軍事大本營是“工農武裝割據”的根本重地和腹心區域。工農革命武裝上山以後，沒有自己的軍事大本營是站不住腳的。毛澤東在以寧岡茅坪為腹心地區而進行的軍事活動實踐中，逐漸認識並明確提出：必須“以寧岡為大本營，其理由有三：（1）此間系羅霄山脈中段，地勢極好，易守難攻；（2）黨在此間是由無組織進為有組織，民眾比較有基礎（赤衛隊、赤色游擊隊組織了），棄之可惜；（3）湘南、贛南只能影響一省並隻及於上游，此間可影響兩省並能及於下游。”毛澤東從寧岡地勢、黨群基礎、所屬影響三方面闡述了理由，由此堅持認為“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毛澤東“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思想，是在“走遍了”羅霄山脈中段後得出的結論，是湘贛邊界軍民堅持武裝割據的根本觀念。離開了大本營，紅軍和邊界就吃苦頭，“八月失敗”就是一次深刻教訓。可見，“大本營”思想在邊界鬥爭中何等重要。

第三，毛澤東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總概念。 從上山——建立軍事大本營——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毛澤東的思想在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一步步得到深化。 “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總概念。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種“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無疑義地是正確的”。他還強調說：“'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由此可見，“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有著豐富內涵並為毛澤東看得很重的思想，是毛澤東創立紅色政權理論的獨創性的根本指導思想。 第四，毛澤東總結並提出了“十六字訣”等紅軍作戰的戰術原則和策略思想。 “十六字訣”是紅軍初創時期游擊鬥爭經驗的科學概陸。毛澤東早在1928年初的遂川、萬安縣委聯席會議上就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字密訣”，後來又吸取了朱德豐富的游擊戰爭經驗，於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以及“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等一套游擊戰爭的戰術原則和策略思想。毛澤東是紅軍“十六字訣”等一套戰術原則的主要奠基人和理論概括者。 第五，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 紅色政權理論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偉大理論的雛形和基石。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學說，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科學地論證了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存在和發展的主客觀條件，這就是：（1）中國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反動統治的縫隙，給革命以可乘之機；（2）第一次大革命的影響為紅色政權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3）全國革命形勢向前發展是小塊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4）相當力量的正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5）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更是“一個要緊的條件”。毛澤東堅持認為：湘贛邊界“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可見，井岡山時期的毛澤東，確實胸懷全局，高瞻遠矚，他在井岡山就把目光投向了日後“全國政權的取得”的宏偉目標了。毛澤東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用和發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獨創性的理論貢獻。這個理論形成的標誌，就是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井岡山的鬥爭》和後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輝著作的問世。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井岡山軍民集體奮鬥的結果，但無論是從實踐上看還是從理論上看，建樹蓋世之功的當首推毛澤東。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創建的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新方向，其所產生的影響是重大而深遠的。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 第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農村實行戰略轉移的光輝典範。 綜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歷史，從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到中共八七會議前，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北伐戰爭從廣州打到武漢，從武漢打到上海；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都在中心城市；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也先後駐在上海、武漢指揮工作。蔣介石、汪精衛在上海、武漢背叛革命後，中國共產黨還能像蘇聯十月革命那樣，再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嗎？顯然，這條道路已經走不通了。中國共產黨如果還繼續把黨所掌握的一點武裝力量投向城市，孤注一擲，與蔣介石國民黨的強大軍隊決戰，那就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毛澤東——八七會議後第一個上山下鄉的中央委員，正是從這種變化了的情勢出發，獨闢蹊徑，引兵井岡，開拓了“工農武裝割據”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將黨的工作重心引入“以鄉村為中心”的正確軌道，才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由失敗走向復興和勝利。 第二，井岡山革命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舉。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武裝奪取政權。但究竟怎樣奪取政權，是“先占城市後取鄉村”，還是走相反的道路？這是必鬚根據各國不同的國情決定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大革命失敗的血泊和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的規律：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深入農村，發動群眾開展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推翻白色政權，建立紅色政權，把落後的農村變成強大的革命根據地，然後波浪式地向前推進，依靠廣闊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去反對依靠城市進攻農村的兇惡敵人，進而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和全國革命勝利。實踐證明，這條中國式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不僅在中國取得了完全的勝利，而且對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的人民革命也是有普遍意義的。中國革命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無疑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貢獻。而中國革命的這一新道路，正是從井岡山開始起步、開始創造的。 第三，井岡山斗爭經驗的理論概括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奠基石。 毛澤東思想是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期開始形成的。這是中央《決議》中的判斷，是從時空而言的。從地空考察，這個時期，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時期。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總結了井岡山武裝割據鬥爭的豐富經驗，並從理論上進行了科學的概括，寫就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井岡山的鬥爭》等光輝文獻，後來在中央蘇區又寫就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主主義》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觀念、路線方針、政策原則。諸如：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提出的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關於農村環境下建設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關於人民軍隊的建設及其作戰原則，關於土地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關於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的思想，關於紅色政權的建設及其策略指導思想等等，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農村根據地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也就是紅軍初創時期活生生的馬克思主義，是“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這些光輝思想及其理論概括，無疑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投下了堅實而厚重的奠基石。因此，完全可以認定，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發祥地。到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框架就開始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顯著標誌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理論，而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原創性思想——紅色政權理論，是在井岡山時期創立的。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作為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對當時的全國各根據地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超時空的，有史為證： 井岡山根據地和朱毛紅軍一出現，全國一些地區的革命者就通過共產黨的地下刊物、文件和國民黨的報刊予以高度關注。當時的中共中央特別是主持中央軍事工作的周恩來，對井岡山斗爭的經驗極為重視，並予以大力推廣。在湘鄂贛根據地，當平江起義後不久，彭德懷便在湘鄂贛邊的特委會議上指出，“井岡山的革命旗幟”，是“湘鄂贛邊區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指路明燈，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我們才有勝利的前途”，而且彭德懷後來還親率紅五軍上了井岡山；在東固根據地，軍民中一直有“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的說法，陳毅並將東固革命根據地稱之為“東井岡”；在閩西根據地，閩西特委在1928年12月初就提出“學習朱毛紅軍'滾雪球'的方法發展紅軍和紅色區域”，“尤應注意朱毛許多戰爭的經驗與他們行動的軌範”；在湘鄂西根據地，前委根據中央關於“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這個經驗可以為你們參考”的指示，接受了井岡山斗爭的經驗，在部隊中普遍建立了黨的組織，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在鄂豫皖根據地，鄂東北特委在1929年春就提出了“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的口號，吸取井岡山游擊鬥爭的經驗，建立和鞏固了大別山軍事根據地；在東江根據地，由於堅持“擁護朱毛的正確道路”，使紅色區域“與朱毛紅軍的游擊及惠屬的工作聯繫起來了”；在左右江根據地，紅七軍很早就提出了“學習朱毛紅軍”、“匯合朱毛紅軍”的口號，後來鄧小平等親率紅七軍到達江西蘇區；在遙遠的陝甘根據地，一些領導人也認識到要“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等等。由此可見，井岡山斗爭的經驗，在當時全國各根據地傳播之廣，影響之大。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大影響，不僅表現在其革命經驗對當時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的指導作用上，而且表現在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形成發展以及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影響上，這種影響較之前者更為重大而深遠。 那麼，什麼是井岡山精神？井岡山精神的豐富內涵是什麼？井岡山精神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是如何得到繼承和發展的呢？ 井岡山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無數革命前輩在革命戰爭年代血與火的拼搏中用生命和鮮血構築、孕育而成的一種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是具有原創意義的民族精神。它是中華民族優秀人文道德精神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光輝體現，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親自培育和倡導的中國共產黨優良革命傳統的積澱。 井岡山精神的豐富內涵大體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實事求是、敢闖新路的精神；二是堅定信念、矢志不移的精神；三是艱苦奮鬥、百折不撓的精神；四是頑強拼搏、無私奉獻的精神；五是依靠群眾、勇於勝利的精神。本書的尾章對此有具體論述。在井岡山精神的豐富內涵中，敢闖新路是核心，依靠群眾是根本，堅定信念是靈魂。這三者是相輔相成，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 井岡山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傳統精神之源。從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長河中，人們不難發現：在革命戰爭年代，從井岡山到延安，從延安到北京，一直滾動、流淌著一股革命精神與革命傳統的洪流。這股洪流源遠流長，其源頭無疑是井岡山精神。井岡山精神是“源”，繼之而出現的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則是“流”，本質上是井岡山精神在新的戰爭環境下的傳承、深化和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井岡山精神同樣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人們熟知的以艱苦創業而聞名的大慶精神，以無私奉獻為核心的雷鋒精神，以頑強拼搏為特徵的亞運精神，以開拓創新為本體的航天精神等等，都是與井岡山精神一脈相承的。隨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入開展，井岡山精神還會不斷地產生新的能量裂變。 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核心一直都十分重視和強調弘揚井岡山精神。毛澤東在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時說：“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鄧小平在1972年11月復出前參觀井岡山時說：“井岡山精神是寶貴的，應當發揚”；江澤民在1989年10月視察井岡山時說：“中國革命的勝利離不開井岡山精神，實行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樣需要發揚井岡山精神。”胡錦濤在2003年8月視察江西時又強調：“偉大的井岡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要結合時代的發展，結合黨的歷史方位和歷史任務的變化，結合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實踐，讓井岡山精神大力發揚起來，使之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中央幾代領導核心的講話，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井岡山精神仍然是我們黨的極為重要而寶貴的精神財富。人們將會愈來愈清晰地取得這樣一個共識：井岡山精神是人們投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所必須具備的精神支柱，是我們黨和國家反腐倡廉的傳家之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銳利武器，也是我們中華民族“脊梁精神”的重要內核。總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要井岡山精神，新的世紀在呼喚著井岡山精神。井岡山精神將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