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十四章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的創立

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在領導湘贛邊軍民鞏固和建設根據地的同時，還以極大精力投入理論上的創造，總結井岡山斗爭的經驗，提出了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 紅色政權的理論，是從“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引申、發展而成的。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有個形成的過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大革命失敗前夕，毛澤東就提出了“上山”思想，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這是“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萌芽。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的“割據”主張和湖南省委“創造農民暴動割據局面”的意見，提出了“湘南割據”的構想，力主“在湘南形成一師的武裝，佔據五六個縣，形成一政治基礎，發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秋收暴動受挫後，毛澤東思考和總結了歷史上農民起義、綠林稱王和軍閥割據的經驗教訓，提出：“李自成為什麼失敗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沒有鞏固的根據地。”“軍閥能割據，我們為什麼不能割據？”“歷史上沒有消滅過'山大王'，我們要到崇山峻嶺中去當紅色割據的'山大王'，'革命的山大王'。”在湘贛邊武裝割據的實踐中，毛澤東的“割據”思想得到了不斷地深化、昇華，逐漸形成了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他明確指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 “'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必須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毛澤東走遍了整個羅霄山脈，認為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因此，他斷言：“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其意義決不限於邊界數縣，這種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的意義的。”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明確而具體地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重大意義、存在條件、割據中心及其發展前途。

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有其科學的內涵，就是“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換句話說，“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就是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總觀念、總概括。其中，武裝鬥爭是“工農武裝割據”的基本形式，土地革命是“工農武裝割據”的主要內容，革命根據地是“工農武裝割據”的奮鬥目標。這三者是互為依存，缺一不可的。沒有武裝鬥爭，就無法開展土地革命，革命根據地就失去依托；沒有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就沒有群眾根基，革命根據地也不可能建立；沒有革命根據地，武裝鬥爭就沒有立足之地，土地革命的成果就難以鞏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正是在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偉大思想的指引下，在妥善處理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三者關係的過程中，不斷開拓和發展的。

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井岡山斗爭的實踐中，日漸為廣大軍民所接受，並形成共識。但是，事物的發展和人們的認識並不是筆直而又筆直的。 “有些同志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悲觀的情緒。”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這種悲觀情緒的突出表現，便是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 1928年“八月失敗”後，邊界形勢十分嚴峻，紅軍和根據地損失慘重。這時，黨和紅軍內有部分同志（包括紅四軍二十八團團長林彪在內）被暫時的挫折所迷惑，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思想上猶豫徬徨，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後來，到1928年冬和1929年初，“敵人的第三次'會剿'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這種疑問的兩度出現和提出，當然不是孤立的現象，實質上是一種右傾悲觀思潮在黨和紅軍內部的反映。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在此，“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可見，“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黨內有，黨外也有；地方上有，中央也有。究其原因，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是因為他們對於一般情況的實質並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的緣故。那麼，如何“科學地加以分析”呢？如何從理論上透過現象“去看它的實質”呢？這就是紅色政權理論的由來。

為了從理論上回答黨和紅軍內“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科學地分析中國小塊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依據，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井岡山武裝割據的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這一理論形成的標誌，就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撰寫和發表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和《井岡山的鬥爭》兩篇光輝著作。此後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則是這兩篇著作光輝思想的深化和發展。 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的基本思想是： 1.科學地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後國內的政治狀況，提出了建立中國紅色政權的總任務、總目標。 毛澤東指出：“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全國工農貧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這種狀況表明，近代中國社會的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買辦和鄉村豪紳階級的主要矛盾依然如故，並沒有得到解決。

正因為如此，“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在此，毛澤東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革命的領導階級，並深刻總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要教訓，就在於“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以至“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在這次失敗中，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受到很大的打擊。然而，革命卻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工農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有組織的“農村暴動”，正在“南北各地發展起來”，中國革命運動雖然暫處低潮，但終歸是要恢復和發展的，“運動的發展是新的事實”，陳獨秀等人那種取消革命的悲觀論調是沒有根據的。 毛澤東在科學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後國內的政治狀況後，明確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毛澤東的這一科學論斷，闡明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內容，就是要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推翻白色政權，建立紅色政權。這實際上就是建立中國紅色政權的總任務和總目標。

2.精闢地論述了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明確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偉大思想。 毛澤東饒有興味地指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緊接著，毛澤東分析了這種“奇事”發生的獨特原因，就在於其存在和發展具備了“相當的條件”。毛澤東根據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透徹地論證和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是： （1）中國地方性的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反動統治的縫隙，給革命以可乘之機。這是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一小塊或者若干小塊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的一塊。由於地方軍閥忙於互相傾軋的軍閥混戰，對邊界“結合部”地帶無暇顧及，鞭長莫及，“結合部”成為軍閥的“不管部”。共產黨就可以利用敵人的矛盾和縫隙，發展革命力量，建立紅色政權。正因為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

（2）有良好的群眾基礎。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存在的地方，主要在1926年和1927年兩年大革命過程中工農士兵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比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地方“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有過農民的割據”，這就為建立革命根據地和紅色政權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3）全國革命形勢繼續向前發展。小塊紅色政權能否長期存在，與全國革命形勢有很大關係。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為取得全國政權的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繼續地向前發展，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4）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這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又一必要條件。如果只有地方赤衛隊之類的群眾武裝，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軍，“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 （5）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這是又一個“要緊的條件”；如果黨的特委和軍委沒有力量，或政策上出現失誤，就會給紅軍和紅色區域帶來損失，井岡山斗爭中的“三月失敗”和“八月失敗”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從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群眾基礎、革命形勢、紅軍存在、黨的力量五個方面，論述了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主客觀條件，從而使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下立於不敗之地，具有可信的科學的理論依據。

在論證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條件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工農武裝割據”的新概念。這是毛澤東的著作和我們黨的文獻中第一次出現和使用的新概念、新思想，是毛澤東在開拓湘贛邊界割據局面、建立蘇維埃紅色政權中的一個重大創造。 “工農武裝割據”這一概念的內涵，我們前面已作分析，概言之，就是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者的統一。毛澤東本人非常看重這個新概念、新思想，認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從理論的角度看，可以認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的核心思想，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

3.扼要地總結了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的重要經驗，並指出了湘贛邊界武裝割據局面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湘贛邊界軍民在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指引下，實施“推進戰略”，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的組織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壯大”。黨和紅軍在邊界鬥爭中，實行了正確的政策，創造了豐富的經驗。這就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等等。正是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上邊界的有利地勢，雖然敵人“以數倍於我”之兵力，幾次“進剿”根據地，然而不但未能破壞此割據，而且“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擴大之勢”。 1928年的“八月失敗”，正是湖南省委及其代表杜修經等人違背了“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的策略，貿然分兵冒進湘南的結果。毛澤東在總結“八月失敗”的教訓時強調指出：必須“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上“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那種把在軍事上主張推進戰略，在地方工作中主張建立中心區域堅實基礎的主張斥之為“保守主義”的錯誤意見，正是紅軍“在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著的”；“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

毛澤東在總結了湘贛邊割據鬥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後，認為“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只要利用正確的策略，前途和希望是很大的。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工農武裝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意義的”。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把湘贛邊界割據的勝利同奪取全國政權的宏圖聯繫起來考慮，並精闢地指出：“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 （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可見，毛澤東身在井岡山，放眼全中國，他已經把井岡山的紅色區域，視為“全國政權的取得”的重要基地和勝利起點。雖然在邊界割據鬥爭中，由於敵人的“進剿”和封鎖，給根據地造成很大的困難，但是，毛澤東認為，“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湘贛邊界“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為取得全國政權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 （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同一篇文章中，曾三次使用“取得全國政權”的字樣，這種深邃的思想和科學的預見，充分地說明湘贛邊工農武裝割據在中國革命奪取全國政權勝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也充分說明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理論在井岡山時期就已見端倪，顯現雛形了。 正因為有這樣的眼光和氣度，所以，毛澤東滿懷信心地指出：“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毛澤東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是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新突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新創造。這一思想理論的確立，為我黨探索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邁出了堅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井岡山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創立了紅色政權的理論，但不等於就形成了完備的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這其中所形成的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 1.井岡山時期在“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基礎上創立的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萌芽階段。 這一階段理論形成的標誌是毛澤東所著《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和《井岡山的鬥爭》的問世。 2.中央蘇區時期是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更廣闊的領域得到發展，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階段。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批評了黨內林彪等人“沒有用這些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明確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這樣，就提出了一個與“城市中心論”相反的結論，即在農村建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紅色區域，促進全國高潮的到來，最後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 1931年秋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成功嘗試，就是新中國的雛形。這一階段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形成的標誌，就是毛澤東所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發表。 3.1936年以後的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成熟發展階段。 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系統地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和經驗，深刻地論述了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戰略地位。他提出：“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藉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敵人，藉以在長期戰鬥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毛澤東還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不能像俄國革命那樣，“先占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即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的這一道路理論的成熟、發展的標誌，則是毛澤東所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和《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兩篇著作的發表。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中國革命的道路理論有了一個完備的表述：“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 從上述三個歷史階段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紅色政權理論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屬於兩個不同的理論概念，既不能混同起來，又不能割裂開來。 二者的聯繫在於： （1）實現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首先必須經過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小塊紅色政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小塊紅色政權，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前提和基礎，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則是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小塊紅色政權的最終目的與歸宿。 （2）“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即紅色政權理論，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理論的基本內涵是一致的，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結合體、總概念。 （3）紅色政權理論與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都是黨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創造出來，並不斷加以深化、發展而日臻完善的，前者是基石，後者是大廈。 二者的區別在於： （1）紅色政權理論主要是回答中國紅色政權存在的和發展的條件問題，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則是回答中國革命的根本途徑問題。 （2）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是“以鄉村為中心”的，這一思想是毛澤東1930年1月在閩西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的。而紅色政權的理論形成在井岡山，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全黨應把工作中心放在鄉村的思想”。 （3）“工農武裝割據”、小塊紅色政權是個地域性的概念，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則是一個全國性的概念，前者是局部，後者是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