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影從臥床上忽然翻身坐起，傾聽著黑暗中隱約傳來的聲音。這聲音聽起來像是呻吟聲，很清晰。
這是一九二零年四月的某個春夜，窗外雨聲滴答。在這種令人心煩的簷水聲裡，上海亞東圖書館的主任被一種突如其來的痛苦的呻吟聲所驚醒。
汪孟鄒仔細聽那呻吟，斷定是陳獨秀的聲腔，就來自他下榻的房間。
亞東圖書館坐落於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規模不大，當街兩扇玻璃門，門一關，裡面就清靜得很。陳獨秀自二月間逃離北京抵達上海後，便一直借住於這位安徽老鄉的圖書館裡。汪孟鄒比陳獨秀長兩歲，但從當年毅然資助“皖城志士”陳獨秀創辦《安徽俗話報》起，一直將陳先生奉為最尊敬的兄長。當年也是陳獨秀積極鼓勵這位汪孟鄒離皖赴滬創辦實業的，汪孟鄒於滬打拼頗獲成功，亞東圖書館效益可觀，現在此巢正可暫棲。汪孟鄒贈了他一個“館外名譽編輯”的銜頭，月薪三百大洋，頓時解了他經濟上的燃眉之急。
汪孟鄒聽見斷斷續續的呻吟聲心裡著慌，急忙抓起枕邊的圓形黑框眼鏡戴上，跳下床，三步併兩步衝到陳獨秀臥房，果見他的這位小兄弟在鐵床上捂肚呻吟。
“哪裡痛？”汪孟鄒慌忙扶起陳獨秀。
陳獨秀點點自己胃部。
“拉肚子沒有？”汪孟鄒按按陳獨秀的肚子。
“沒有。”
“怎麼跟弟的病一樣！仲甫，別急，弟有上好的胃藥。”汪孟鄒急忙去自己房中取來了胃藥，倒了杯水，讓陳獨秀服下。
陳獨秀服藥時神情很乖。胃痛起來，比肚中其他地方痛起來都要命。
“這藥很靈，一忽兒就能雨過天晴。”汪孟鄒耐心地在床邊坐下，“這房間原先是個小書庫，名聲不好。上回一個孕婦來這裡借書，跌了一跤，早產兩個月。看看，這回，兄又肚子痛。”
“你是話中有話。”
“聽出什麼味了？”瘦削的汪孟鄒瞇起眼睛問。
“你想趕我出門。”
“啊，兄說準了！仲甫，不是弟捨不得把這屋子當棧房，而是老兄，該有自家的住房了，該把嫂夫人和孩子都從北京接來了。弟再怎麼噓寒問暖，總不如老婆侍候周全。”
“一個人過，也有一個人過的好，省心。你是知道的，我那老婆嘮嘮叨叨煩人。”
“肚子稍稍好受一點，就說這些沒良心的話！”
陳獨秀仔細按按肚子，臍左側按按，臍右側按按，一下子就高興起來：“什麼靈丹妙藥，如此立竿見影？”
“仲甫，你我兄弟，弟說一句貼己話，兄不動氣吧？”
“說就是了。”
“兄前日去鐵工廠演講，昨日又去小沙渡演講，奔東奔西，飽一頓飢一頓的，鐵打的菩薩也得鬧出病來。能不能有個根本的解決辦法？兄不是老喜歡提根本的解決辦法麼？”
“怎麼個根本解決？”
“能不能不干這個活了？”
“什麼活？”
“革命。”
陳獨秀一愣：“你是說，要我金盆洗手？或者回頭是岸？你當年是怎麼支持我辦《安徽俗話報》的，整整二十三期？你當年呼籲革命喉嚨不比我弱！”
汪孟鄒慌起來，連忙說：“兄別動氣，兄別動氣。”
窗外，簷水一直在響，夾著隱隱約約的敲竹梆子的聲音。那架撐著傘的餛飩擔子不知走在哪條深巷裡。 “孟鄒啊，我不動氣。我肚中唯有胃氣，現在好不容易驅散了，我還能再動什麼？再說，你這勸慰之語，也算是人之常情，我能動什麼氣呢？我老婆也常這麼嘮叨我，我耳膜都起繭了。可是你想想，孟鄒，一個人，靠什麼支撐著才活在世上？睜眼閉眼，也就那麼幾十年，白駒過隙，一忽而已，你說，靠什麼撐著？你說呢？”
“兄說吧，兄一向是弟的先生。”
“無非兩個字，”陳獨秀伸出兩根指頭，“理想。”
“弟當然明白，就如弟亦有理想一樣，一輩子賣書、借書、印書。兄為弟寫的聯推倒一時豪傑，擴拓萬古心胸，弟都帶來上海掛在廳堂上了！弟焉得沒有理想？”
“聽明白了，我所信奉的，就是你的這個理想：賣書。我叫賣的，是主義。我的目的，是要叫全中國都迷上這本書。你我的國家太苦了，知道嗎？你我的民族太苦了，知道嗎？已經苦了多少代多少年了，我見著不忍心，知道嗎孟鄒，我陳獨秀不忍心！我生到人間來，就是為這個才活著的！我先前叫賣的是子彈，因為我參加過暗殺團，造過火藥，後來我明白，一粒子彈，在中國，打穿不了什麼。我明白了這個理之後，我才開始叫賣主義，我覺得主義才是最厲害的火藥。你現在勸我不要幹這碼子活了，就等於給我一根繩子，叫我懸樑，給我一把刀子，叫我割頸！”
“弟明白了。”汪孟鄒站起來，“仲甫，孟鄒既無意給兄繩，也無意給兄刀，今日之言，算孟鄒都是廢話。我這個人，書庫裡待久了，也快迂腐成一條書蛀蟲了。兄別在意，兄安生睡。”
他走到門口，擰滅燈，關上門，忽又在片刻之後輕輕推開門。
“仲甫，”汪孟鄒在黑暗中說，“兄是一個偉大人物，真的，兄一點也不比我書架上的那些世界偉人遜色。”
“又是一句廢話。”
“真的，我們皖人臉面有光了。”
“還是廢話。”
北方鄰國果然秘密地來人了。
京城四月，塵沙大，浮灰和陽光攪在一塊兒暖融融地下來，這就使得街面上有了春意。京城廠甸一帶有幾條吃食街，帶著濃郁京味兒的叫賣聲整日在這裡響成一片。
“豌豆黃！驢打滾！來塊大切糕嘍！”
“糖豌豆來，江米粥！扒糕，涼粉，老豆腐！”
一夥外國男女滿面笑容地走過這塊熱熱鬧鬧的京城繁華之地。連片的吃食攤、風箏店、風車鋪，使這些初到中國京城的人很覺稀奇。就在陳獨秀於上海鬧胃痛的這一天，李大釗在京城誠懇地接待了幾位來自北方鄰國的客人。
他們是秘密來的，身份不是共產黨，是記者。
領頭的是威金斯基，他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往中國的代表團負責人，他在俄共黨員、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來北京接洽李大釗。威金斯基才四十多歲，中國皇城的一切對他都很新鮮。他問李大釗，小販們的這種美麗的吆喝是不是就是中國京戲的一種唱腔。李大釗告訴他，這種吆喝確實很像京戲裡的道白。流動小販們在大宅院門前的吆喝要比在這街路上的吆喝更見悠長，“開了鍋的嘍，炸豆腐呵”，一句長腔，要長到幾層院子裡的太太小姐都能聽個明明白白；而在這街路上的呢，則講究個短促，響亮，讓路人聽了耳朵一振，而耳朵是直接連通胃部的。
威金斯基哈哈笑。
笑完之後，威金斯基便要品嚐小吃，李大釗連連說不成。為人東道，吃炸豆腐，這哪成，不成體統，但是路過一家切面鋪，威金斯基卻是死活不走了，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以及他的秘書夫婦也一齊停了下來，大家一個勁指指點點，看起來都要吃小吃。
切面鋪子不大，門口照例掛一隻竹籮圈，用紅紙剪成的流蘇糊了一圈，給人的感覺又厚道又溫馨。
山東漢子楊明齋再三對李大釗解釋說：“李同志，蘇聯朋友說，他們真的願意吃這兒的麵條。”
“這怎麼行？”李大釗還是覺得過意不去，“太寒磣，太寒磣。前面就是番菜館，有俄式大菜，說啥也總得讓我在像樣的飯館裡做一回東道。楊先生，你再跟他們建議一下。”
楊明齋用俄語嘰咕了一陣，看來不奏效，威金斯基一行仍然表示對簡陋的小面舖有濃厚興趣。於是，李大釗雙手一攤，說：“那就進吧，恭敬不如從命。”
門一推，掌櫃便迎了上來。 “來面還是來餅？”掌櫃在油晃晃的圍裙上擦擦手，笑容滿面，“本店有蔥花餅、大小薄餅、窩絲餅、家常餅、炒餅。”
“麵條呢？”李大釗問。
“炸醬麵、打滷麵、熱湯麵。”
“面式不多。”
“本店還有幾樣炒菜：醋熘白菜、炒麻豆腐、肉丁醬。依在下看，每位先生還是來半斤炒餅，一盤醋熘白菜，一小碗酸辣湯，每份不過銅元五十枚，只合一毛多錢，本號講究的就是這份經濟實惠。”
楊明齋聽得有道理，說：“我看就這麼著，每人再加一碗打滷麵！”
李大釗說：“那就真的太寒磣了。”
“李同志，我告訴你，威金斯基同志說：比起他們攻打冬宮那幾天吃的東西，這兒就算是天堂盛宴了！”
“我發現威金斯基先生很實際。”李大釗笑。
楊明齋小聲說：“威金斯基同志接著要談的話題，將更實際。”
靠窗的座位上，一行人坐了下來。店裡沒別的客人，環境安然，惟聽掌櫃的刀在砧板上的那種鼓點般的敲擊聲。
通過楊明齋的翻譯，威金斯基誠懇地對李大釗表達了以下的意思，溫文爾雅與直言不諱的風格同時體現在這位年輕的俄羅斯人身上。 “共產國際和列寧同志都對中國共產主義者的鬥爭表示極大的欽佩和寄予極大的希望。中國應當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我們渴望能早日見到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
李大釗完全明了對方的意思，說實話李大釗也早就期待著這一次的對談了。 “我可以告訴威金斯基先生，在中國，黨的組建工作，實際上已經在醞釀過程中。黨的名稱，還沒有商定。我建議威金斯基先生儘早與陳獨秀先生見面。”他這樣說。
威金斯基不明白李大釗所薦之人。 “陳獨秀？”他問。
楊明齋說：“我們不清楚陳獨秀。伯格曼同志，還有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偉，都只介紹過你李大釗同志。”
“不，我跟陳獨秀先生還是不一樣。陳獨秀先生是中國最有號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創辦人和主編。”
“我聽說過《新青年》。”威金斯基說。
“我三年之前回到祖國的時候，就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叫做。陳獨秀先生就是通過認識的我。”
“啊，明白了，你說的陳，就像是一隻善於孵蛋的母雞！”俄羅斯人說。
“中國已經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破殼而出了！”
“我明白了。”威金斯基很滿意自己的比喻以及這位李同志對這一比喻的自然引申。他覺得這位面相敦厚的中國同志非常聰慧，同時也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說的“陳獨秀”這三個字的含義。他到中國來，就是為的見這樣的領袖人物。世上再強大的主義也不過是車軲轆，而領袖人物則是輪子，他們才接觸路面。
“來啦！”掌櫃用京劇唱腔喊。
麵條端上來，碗碗冒著熱氣。客人們饒有興趣地用筷子捲著長長的麵條。
楊明齋吃了幾筷，悄聲問李大釗：“真有必要與陳獨秀商談？”
“楊先生，對你，我想談一點我的感想。”
“請講。”
“你很會走路。我知道你十九歲那年就從山東老家闖關東，一闖就闖到海參崴。你這叫萬里投荒，一身是膽。這一回，你又走了萬里路，帶俄國朋友一路從海參崴來到北京。我請求你馬上再走個萬里路，從北京趕到上海去。我知道你特別有膽量走路。陳獨秀先生會在上海歡迎你，你們的想法與陳獨秀先生的想法將很快成為同一個想法。”
“北京到上海，我想，一萬里路，大約是沒有的。”
“不，”威金斯基停止了對麵條的笨拙的轉動，“我同意馬上就去上海。我們既然來中國，就有走長路的準備。中國造座城牆，就有一萬里。你看，李同志，連你們中國的麵條都有一萬里長！”
威金斯基儘管把手舉得很高，他筷子上掛下來的麵條還是頑固地與油晃晃的大碗粘連在一起。
李大釗哈哈大笑，他後來對吳廷康，也就是蘇聯的威金斯基說，你們俄羅斯人打比喻與中國人打比喻一樣頻繁，也一樣傳神。那是他與威金斯基已經很熟的時候說的話。威金斯基幾次去了他的裝飾優雅的圖書館接待室，見了他的諸如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之類的好學生，也散發了《國際》刊物以及英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等書籍。他們無話不談。而當後來李大釗知道了威金斯基曾是學統計學的，於是他更加直截了當地對威金斯基說，你要把十月革命之後蘇聯工農業生產的這些增長數字，統統搬到上海去說，陳獨秀將會更懂這些數字的含義，他會把這些數字製成節拍供自己跳舞。他是中國最為優秀的思想舞蹈家。
一個月之後，楊明齋便帶著威金斯基走入永定門火車站，坐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車。
五月，氣候大幅复暖，午後的車廂暖和和的，夾著些許臭味。
一名鐵路警察見有洋人上車，便立即狐假虎威地喝令男女同胞讓出座位來。 “起來起來！不准坐！”警察以木棍指準一個老頭，“沒見著人家洋大人上車？”
“老總，”老頭嘟嘟噥噥說，“他是人，咱不也是人”
“少給我廢話！”警察劈胸揪起老頭，又對已經靠窗而坐的高君曼惡狠狠說，“你也起來，長耳朵沒有？”
高君曼說：“先生，我帶著孩子”
“你也廢話？”警察瞪眼。
“老總，你看我有那麼多箱子包裹”
“耳朵聾了是不是？”
威金斯基看不下去，指著高君曼說了幾句話，楊明齋立即翻譯給那個警察聽：“洋大人說了，別趕這位女士，大家擠一擠，可以一起坐。擠擠暖和嘛，這是講究世界大同嘛。”
“是，是，”警察賠笑，“洋大人鼻子高，氣就寬。”
鐵路警察隨後又沉下臉，舉起黑色警棍，威嚇高君曼：“洋大人讓你坐著，你就坐著，坐規矩一點，你小心了，說話別衝洋大人的臉，走路別踩洋大人的腳！”
這番話說完不過幾分鐘，情勢便立刻起了變化，起變化的緣由是兩位穿黑袖衫的便衣警察從站台急急忙忙擠上了這節車廂。他們緊盯著已經坐穩的威金斯基夫婦，互相耳語幾句，接著便又與那位穿制服的鐵路警察耳語了幾句。
鐵路警察的表情迅速起了變化，顯得陰沉起來。
“餵，”鐵路警察與兩位便衣一起擠到威金斯基面前，“你們是從俄國來的？”問話顯得很不客氣。
楊明齋代為回答：“是的。”
“俄國的皇上現在叫列寧了是不是？”
楊明齋聳聳肩膀，一時不知怎麼回答。
“你們是列寧派來的？”
“不是，他們是記者。”
“記者？”警察取過威金斯基遞上的記者證，左看右看，沒看懂。 “你們是俄國的過激分子吧？”
威金斯基說：“我們是蘇聯著名報紙《生活報》的記者。”
警察瞪出眼球：“幹什麼來了？”
“我們希望在貴國籌辦一個華俄通訊社。”
“去上海幹什麼？”
楊明齋代為解釋：“上海，那是人最多的地方，他們想去看看。”
“找誰？”
楊明齋火了，裝出高等華人的派頭，拖個長腔：“人家是外國人，你們囉唆什麼？”
“找誰？”兩個便衣警察擠上來逼問，氣勢洶洶，毫不客氣，臉拉得很長，“找誰？你們一定有誰要找！”
楊明齋說：“找誰還不一樣？採訪嘛。”
便衣不依不饒：“你說，老毛子要找誰接頭？”
坐在一旁的高君曼忽然高聲說：“別問個蘿蔔不生根，他們是找我丈夫去！”
警察一愣：“你？”
“你丈夫是誰？”便衣盯上來。
高君曼尖著聲音說：“我丈夫姓高，上海辦大報紙的！我丈夫請他們去上海走走，犯了哪家子法了？他們一不偷，二不搶，坐坐火車還不成嗎？徐大總統不樂意了是不是？”
三個警察一下子都被這個潑辣的女人鎮住了，不由得面面相覷。
高君曼又尖叫：“火車都誤點了，你們還磨蹭什麼？你們不趕路我們還得趕路呢！”
這時候旅客們都開始聲援了，左一撥儿右一撥儿的都在說：“都誤了點兒了！這是乾嗎呀！”
三個警察撐不住了，開始撤，一邊踢著邊道上的籮筐和藤箱，一邊罵罵咧咧。
在火車開動之後，楊明齋湊近車窗，小聲地對高君曼說：“這位大嫂，謝謝了。”
高君曼沒有理睬，只是看著窗外。窗外的樹木跑得越來越快。
黑子爬上母親的膝頭，細聲細語問：“媽媽，爸爸姓高了？”
火車入津浦鐵路，渡長江後又入滬寧鐵路，一路走走停停，跑了兩天一夜才到上海北站，弄得高君曼疲憊不堪。出站後她就坐上了汪孟鄒早就叫好的馬車。喜子還依稀認得汪孟鄒，在母親的提示下叫了一聲“汪伯伯”。
馬車在離開北站之後，便一路小跑，叮叮噹當，進入法租界。
汪孟鄒指點著前方馬路，對高君曼說：“轉個彎就到。這是霞飛路，你以前常逛的。那幢房子我看真的很合適，仲甫一定能談下來。”
“租金不知貴不貴？”
“都是安徽老鄉親，陳獨秀又是他老部下，能敲竹槓嗎？”
馬車剛到門口，喜氣洋洋的陳獨秀就奔出門來。
黑子跳下馬車撲了上去：“爸爸！”
喜子也撲了上去：“爸爸！”
陳獨秀說：“租下來了！租下柏公館了！樓上臥房裡什麼都有，大鋼床，紅木櫃子，大書桌！他們甚至說不收我租金！”
高君曼笑了，連聲說：“來搬東西呀！”
汪孟鄒說：“仲甫兄，夫人接到了，孩子接到了，弟也該歸還令箭得勝返朝了吧？”
他笑著跳上馬車就走了。
還沒等汪孟鄒的馬車在亞東圖書館門口停下，老門房便推出玻璃門，大驚小怪地衝馬車報告：“有洋人等著！俄國來的！”
威金斯基夫婦和楊明齋都坐在營業房裡等汪孟鄒。櫃檯上擺著的三杯茶已經涼了。楊明齋說：“您就是陳獨秀先生的房東汪先生？這兩位是俄蘇記者，專門來上海見陳獨秀先生的，有要事相商。李大釗先生的親筆信在此。”
汪孟鄒半信半疑地接過李大釗的親筆信，一瞅，嚇一跳，趕緊拉開玻璃門，衝到街上，大聲招呼那輛正在松韁離去的馬車。
“馬車！回來，馬車！”
他叫了一輛，又叫了另一輛。
兩輛馬車嘚嘚地趕到了老漁陽里。剛由柏公館改為陳公館的這幢二層宅邸此時卻是靜悄悄的。汪孟鄒幾次大呼仲甫，均不得回音。
於是汪孟鄒便輕輕走上樓梯。臥房的門閉著，他唯見黑子和喜子趴在門外光滑的地板上打玻璃球。所有從北京帶來的箱籠和包裹，還堆在門外沒有打開。
“爸爸媽媽呢？”汪孟鄒蹲下來。
黑子點點緊閉的臥房門，一邊繼續認真地用大拇指擊球。
汪孟鄒敲臥房門：“仲甫兄！仲甫兄！”
不見動靜。
汪孟鄒心裡苦笑笑，下樓，對客廳裡坐候的白皮膚男女客人說：“陳先生可能不在家。”
楊明齋奇怪了，一再說：“汪先生不是說過，陳先生剛搬入這間新居麼？”
“那那我再去找找。”汪孟鄒復又上樓，躊躇一番，終於又開始敲臥房的門，他這回勁兒使大了一些。
“仲甫兄，我是孟鄒，我知道你們都累了，”汪孟鄒壓低聲音說，“有客人來拜見你！遠道來的！”
房裡終於傳來陳獨秀瓮聲瓮氣的嗓音：“叫他明天來！”
汪孟鄒下樓梯，走了幾級，想想不對勁，復又猶豫著上樓，衝門縫輕喊：“是北京李先生介紹來的。”
“哪個李先生？”
“李大釗先生。”
“怎麼不早說！”陳獨秀聲氣很粗，一會兒就開了門。他赤著腳，披掛一件條紋睡衣。 “人呢？”
“在下面。”
“信呢？”
“在下面。”
看陳獨秀急步下樓，汪孟鄒急了：“仲甫，你這樣子？”
陳獨秀也覺得不妥，復又上樓，數分鐘後才整整齊齊下樓。他彷彿根本沒看見客人，先問汪孟鄒要信。
“信呢？”他大聲說。
汪孟鄒取出信函。
陳獨秀讀罷，眼睛便爍爍地亮。他非常明白李大釗的用意。這是一種契機。北京的李大釗從心底里感覺到了這種契機，而希望上海的陳獨秀同一時間用肩頭來感覺它。
於是陳獨秀凝視著威金斯基的藍眼睛，以英語說：“威金斯基先生，我就是陳獨秀。可以說，我早就盼望著你來了。我期待著我們之間的討論和合作！”
“這是我最願意聽到的一句話。”威金斯基立即像大鳥一樣展開雙臂，與陳獨秀做了一個擁抱的動作。
隨後，陳獨秀便優雅地吻了吻威金斯基夫人的手。剛吻罷手，樓梯上就出現了容光煥發的高君曼。而這位女士的出現，則頓時叫威金斯基夫婦和楊明齋目瞪口呆。
楊明齋一時口吃：“陳獨秀同志，這位是是您夫人？”
“賤內，剛從北京來的上海。”
“啊！”威金斯基大笑著說，“在沒有與陳同志合作之前，我們已經與陳夫人緊密合作過一回了！”
下樓的高君曼笑得抿緊了嘴巴。她認出了火車上的朋友。威金斯基夫人衝了上去，一下子就與高君曼緊緊摟抱在一起了。
當夜，陳獨秀睡不著。在孩子們的輕微的鼾聲裡，他對著高君曼的耳朵說：“你知道有一種繩子，能夠同時與二十四口銅鐘牽在一起嗎？我聽人說過，俄國有一個教堂，東正教的教堂，就有這樣一條大繩子，那繩子復雜得簡直就像一件繩衣，穿在敲鐘人身上。那敲鐘人手也動，腳也動，屁股也動，如同跳舞，一跳，就扯得二十四口鐘一齊噹噹響。”
高君曼撫著丈夫的厚墩墩的肩膀。她不明白他說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
“我覺著，”陳獨秀又把熱熱的風吹到高君曼耳朵裡，“那個敲鐘人的面相，那種模樣，就是今天那個威金斯基。你別奇怪，我感覺著就是這樣。”
“睡吧。”妻子說。
“威金斯基真是個跳舞的人。他的繩子很長。上海有口鐘，他也牽著了。”
“睡吧。”妻子說。
半夜時分，高君曼又被雪茄煙霧嗆醒了，她看見枕頭上方有煙頭明明滅滅。
“他也不是那個敲鐘人。”她又聽見丈夫這麼說。
“敲鐘人是誰？”
“列寧。”丈夫說。
高君曼第二回醒來的時候，已是黎明。海關大樓方向傳來了隱隱的鐘聲，裡弄口也有了刷馬桶的沙沙聲。陳獨秀站在露台上，背影黑黑的，雪茄的青煙一陣陣地籠罩著他的後腦勺。
高君曼嘆息一聲，走上露台，拉陳獨秀回房。
陳獨秀紋絲不動。
“想什麼呢？”
“想我自己。”
“不只想你一個人吧？還在想什麼人吧？”
“你說什麼？”陳獨秀回臉。
“你在上海，是不是有女人了？昨日你跟我親熱的時候，我就有這感覺。”
“你感覺奇怪，問得也奇怪。”
妻子不做聲。妻子知道丈夫在北京期間去過許多不該去的地方，起碼是一個大學教授不該去的。小報上老登這些花邊新聞，陳獨秀見著這些花邊從來不以為然。
女人對陳獨秀而言，如同空氣一樣不可缺少，而且空氣還要求新鮮。高君曼知道這一點。
“女人，雖然重要，”陳獨秀說，“但是對我而言，君曼，你要記住，我來這個世界，從根本上說，不是為女人而來的，是為理想而來的。”
高君曼為丈夫披上衣服。陳獨秀盯著東邊的晨曦，又說：“人生一世，一副皮囊幾十年，若不緊著為國人謀利益，徒活而已！”
“你這個人呀，不是叫女人神魂顛倒，就是叫女人心驚肉跳。”
“威金斯基來了，鐘聲響了，往後，你心驚肉跳的日子還有呢。”
“我也常納悶，捏捏耳垂子，肉也不薄，怎麼就這麼沒福氣！我自己沒福氣，倒也罷了，只是想著孩子們可憐。”
“此言差矣，君曼，你要知道，孩子們並不可憐！做陳獨秀的子女，是一種福氣！”
“做陳獨秀的女人，也是一種福氣，是不是？”
“就我所知，君曼，你已經多時沒說過有志氣的話了，就這句話，見了志氣。我不管是坐牢，還是砍頭，你都要當做一種福氣來享！”
“你說瘋話？”
“我沒瘋。我只不過想告訴你，我這個人，命裡就不安分，是會永遠直接行動下去的。不過，這一回，這個人不會再做孤膽英雄去上街撒傳單，他是要結成一幫同黨，群體行動，以馬克思學說為宣言，拯四萬萬同胞於水火！這件大事要做成了，就驅除國家黑暗而言，無異於日出東方。”
“我發現我越來越聽不懂你的話了。”
“啊哈，你說出了應該由我對你說的話。”
“你這人好沒良心！”
“威金斯基太太，就是那個漂亮女人，她就永遠不會這樣罵她丈夫。”
高君曼無言。高君曼就這樣重新開始了上海的生活，實際上她從第一天開始就處在一種莫名的緊張之中，無論是對陳獨秀的主義，還是對陳獨秀本人。
這種感覺一直伴隨到她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上海去南京。她去南京之前，已經從陳獨秀身上，明明白白地聞到了另一個女人的氣味。
陳獨秀確是敏於行動之人。在與威金斯基交談數次之後，他決定立即組建上海的共產黨組織，藉以推動全國各地共產黨組織的建立。
那是五月，五月的一個早上，三個西裝革履的男人就興致勃勃地來敲陳宅的石庫門了。
敲門的是一個性急的中年人，手裡拎著一瓶日本清酒。此人便是上海《星期評論》的創辦人之一、前兩年當過浙江省議會議長的沈玄廬。
在他身後的一位，則是提著一隻小藤籃的年輕人，面皮黝黑，顴骨凸出。他對清晨的強行敲門似乎感到不安。 “太早了吧？”此人惴惴地對沈玄廬說。他叫陳望道，原是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語文教師。
“好事不怕早！”沈玄廬嘴上的兩撇小鬍子翹了起來。他嗓門大，手上勁也大。
另一個就是戴季陶，陳宅常客了，他安慰陳望道說：“不用擔心，仲甫哪怕要發火，迎面一個喜訊，也不怕他不樂。”
陳獨秀穿著睡衣下樓，臉上果然不悅。他昨夜握筆撰文了，一寫就沒個停，一直熬到雞叫。
“什麼事？一個個都屬公雞的，天不亮就嚷嚷！喲，這不是陳望道先生嗎？”陳獨秀認出來了。
陳望道說：“陳先生！”
陳獨秀心裡明白了，臉上頓起笑容：“好好好，我已經知道沈玄廬為什麼提著酒了！”
沈玄廬哈哈大笑。
陳望道進門入院，便急急打開手提藤籃，規規矩矩取出一冊英文書籍，遞給陳獨秀：“完璧歸趙。”
“這叫完璧歸陳！”戴季陶笑瞇瞇糾正，“還有一冊，要完璧歸戴！”
陳望道果然又取出一冊書，恭恭敬敬說：“歸還戴先生！”
戴季陶收下書，對陳獨秀解釋說：“我給他的是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是我從東京帶回的。他主要是根據日文版翻譯。你那本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供他譯時做重要之參照。仲甫，你知道不知道，陳望道先生可是躲到他義烏老家，挑燈夜譯，一間柴屋、一張板桌、一盞油燈，實足三個月工夫，苦死了喲！陳先生，快取譯稿，給仲甫兄過眼！”
陳望道從藤籃中小心翼翼捧出一大沓譯稿。
沈玄廬讚歎：“仲甫，我這位浙江老鄉可謂是不負眾望！”
陳獨秀掀稿而念：“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啊，啊，僅讀幾行，便知陳望道先生譯筆之漂亮！來來，客廳坐！”
沈玄廬坐下，手指陳望道說：“仲甫，陳望道先生這一回來上海，就不回浙江了，我已經同季陶商量妥當，聘他為《星期評論》編輯！”
陳獨秀喝一聲：“酒呢？”
沈玄廬說：“在呀！”
陳獨秀跺腳：“怎麼不喝？”
高君曼出現在樓梯口，頭髮蓬蓬亂亂：“當家的，你這兩天血壓高！”
陳獨秀說：“共產主義幽靈進家門了，血壓再高也不能不舉杯！喝！”
沈玄廬樂得大叫：“喝！”
陳獨秀說：“君曼，快上酒杯！櫃子裡有五香花生米！我昨日買的！”
高君曼端來了白瓷酒杯，叮叮咚咚排開，眾人一一斟上。
陳獨秀舉起手中酒杯說：“一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二為陳望道，三為專門借我這冊英文版的李大釗，四為貢獻出日文版的戴季陶，五為誠聘陳望道來上海共事的沈玄廬，乾杯！”
眾人聽得高興，齊喊“乾杯”，正待痛飲之時，只聽陳獨秀急喊一聲：“慢！”
陳獨秀說：“我今日興奮，再多說幾句。這本《共產黨宣言》，可以說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聖經。起始是德文版，後來出了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在中國，一直沒有全譯本。北京南京報章上，斷斷續續譯出一點章節的，倒是不少。我與守常先生不止一次談起，什麼時候才能有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呢？我南下上海之時，李守常專門借來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託我到了上海之後找人翻譯，爭取付梓出版，後來，我就找到了這位浙江義烏人氏！我給了他英文版，季陶給了他日文版。啊哈，虧得你陳望道是義烏人氏啊，義烏人素以骨頭硬朗著稱啊。當年戚繼光抗倭，專門招募義烏人組成戚家軍，攻無不克。你陳望道看來也是攻無不克，必是戚家軍之後。望道，你今日立下大功了！你為全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望了道了！來，來，為中國共產主義者有了自己的全譯本聖經，乾杯！”
沈玄廬馬上扯扯陳獨秀衣袖，小聲問出版經費問題，一本書要問世，繞不過一個錢字，他知道陳獨秀手中無錢。陳獨秀告訴他洋人肯出錢資助，沈玄廬聽不懂，問是哪方洋人，陳獨秀說了一句威金斯基，沈玄廬便明白了，同時也放了心，不然，他這個小財主是少不了要慷慨解囊的。
眾人都為書稿的翻譯和出版不成問題而開心，一齊舉杯，正待暢飲，忽又聽陳獨秀豪情萬丈地說了一聲“慢”。陳獨秀環視大家，說：“還有一句重要之言，必得先說。”
沈玄廬大大地不滿意了，說：“唉，這杯酒怎麼這麼難喝。說到底，還不是你陳家之酒，是我沈家的酒！”
陳望道想笑，不敢笑。
陳獨秀激情難抑地說：“你陳望道既已譯了《共產黨宣言》，就是半個共產黨人了。你戴季陶你沈玄廬雖為國民黨員，但向以《星期評論》為喇叭鼓吹社會主義，又聯合翻譯了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第一次向國人介紹了馬克思的《資本論》，這麼說，也該是半個共產黨人了。既為同道，便是同黨，我們上海的共產黨組織也該應運而生了！”
還不等大家接口，忽有一戴眼鏡者闖門而入，連呼：“這個主意好！這個主意好！”
李漢俊來了。李漢俊也是考茨基那部書的譯者之一，也算上海《星期評論》的創刊人，三個月前《星期評論》編輯所從愛多亞路新民裡五號搬到了他的白爾路三益裡十七號私宅，他更成了這本明星雜誌的中堅，陳獨秀常去白爾路，他也常來漁陽里，雙方都是直進直出，不拘禮節。高君曼趕緊補送一隻酒杯，沈玄廬為李漢俊斟了酒。
李漢俊說：“共產主義信仰者若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實際行動，只是做文章說空話，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仲甫兄昨日還跟我說過這個意思。”
陳獨秀大笑，拍拍李漢俊的肩，說：“什麼我的意思，中國要成立無產者之政黨，最早還是你漢俊的意思嘛！”
陳獨秀記性好，說的沒有錯，李漢俊確實是中國最早提出需要成立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人。去年秋天，李漢俊從日本人手中翻譯了《世界思潮之方向》後，就在譯文中寫下了“人家叫我民黨或革命黨，我應該有切實的打算”，陳獨秀讀過譯文本《世界思潮之方向》，體會得到譯者李漢俊的激動，實際上他當時在北京讀到李漢俊的這句話的時候，心裡也是一動的。
李漢俊說：“仲甫既然拿了主意，我豈有不來嘯聚的？”
陳獨秀於是問：“那麼，諸位意下如何？”
沈玄廬嚷：“這還用說？我們以舉酒代替舉手，先把這杯酒干了吧？”
見酒杯一隻只舉起來，陳獨秀又把手一揮，說：“慢！”
沈玄廬愕然了：“你還慢、慢、慢，你今天存心不讓我們有口福，是不是？”
陳獨秀說：“一個黨的取名，如同一個人的取名一樣，必得響亮。名亮則路寬，路寬則人眾，人眾則事成。我們既然組黨，必先要取一個亮堂堂的名稱。”
“啊，也對，也對，”戴季陶說，“就如安慶有亮堂堂的獨秀之山，安慶人就有亮堂堂的獨秀之名。”
陳望道說：“我們按不按馬克思的取名呢？”
陳獨秀斟酌一番，說：“那就取名中國共產黨，如何？”
李漢俊贊同：“我看可以。”
“依我看，不妥。”戴季陶表示了異議，“中國信仰共產主義者並不多，鳳之毛，麟之角，還不如取一個更易於大眾理解的稱謂，比如：中國社會黨。”
“更是不妥，更是不妥，”李漢俊搖手，“天津的江亢虎就成立過中國社會黨。”
沈玄廬尋思半天，說：“體膚為社會黨，骨肉為共產黨，也是一法。”
陳獨秀說：“茲事體大，我還是寫封信去北京，與李守常商議之後再定。”
沈玄廬忽然大叫：“管他什麼名，先把這杯酒干了好不好？舉得手都發酸了！仲甫，不准你再說慢了，你敢再說一聲慢，沈某人跟你拼了！”
陳獨秀說：“幹！幹！”
酒杯互碰，叮噹一片，眾人終於喝成了酒。沈玄廬帶的酒還是好酒，“月桂冠”牌，陳獨秀避難日本時就喜歡喝這牌子。
陳獨秀當夜就噴著酒氣，提筆給李大釗寫了封長長的信。
這一天的暮色之中，李大釗走入後閘胡同，一推進家門，妻子趙紉蘭就迎了上來。 “這麼遲才回來？開會了？”
李大釗說：“復了一封長信，很緊要，寄上海的。”
趙紉蘭猜出來了：“給陳先生的？”
李大釗接到陳獨秀的長長的信函後，旋即也復了一封長信，鄭重建議中國共產主義政黨的名稱，還是叫中國共產黨為好。
趙紉蘭為丈夫換上拖鞋。李大釗說：“仲甫在上海已經開始行動了，我在北京也須加快步伐。明天我就想找幾個人談談，好在湖南的毛潤之為驅張之事也在北京。”
趙紉蘭一拍手：“啊呀，忘了告訴你，那個毛潤之前兩天來家裡找過你。”
“他來過了？”
“說是辭行來的，他要去上海，有一批湖南青年要去法國勤工儉學，他說要趕去送行。”
毛澤東挽起褲管，把自己的光腳放入溪泉中。
這裡是山東曲阜孔廟，松柏長得密密麻麻。
毛澤東在南下上海途中，特意在山東的泰山和曲阜等地停留。來曲阜，自然是想看看孔子的故居和墓地。
毛澤東揩乾淨雙腳，穿上黑面布鞋，徑往大成殿而去。
入了空無一人的大成殿，迎面便是孔子塑像。毛澤東覺著了一陣陰涼，頓感氣氛莊肅。孔子的面相發黑。
毛澤東觀視塑像良久，末了，一屁股坐下來。
他一時覺得有滿腹的話，閒坐無事的孔子恰可以做他的對談者。
“孔老夫子啊，孔老夫子，三千年前，你的弟子在樹下躲了雨，我毛澤東今日也在孔府的樹下躲了雨；你的弟子洗了腳，我毛澤東今日也洗了腳。既已濯足，便為弟子，不管你相認不相認，我毛澤東自今日始，算是你孔老夫子的弟子嘍！”
說到此處，毛澤東前傾彎腰，鞠了一躬。
“去年這個時候，北京大呼要打倒你的孔家店，我在湖南，也揮拳高呼砸爛孔家店。如今想一想，你老夫子開過店嗎？你不是開店之人，你當不了掌櫃的。你就是開店，也開不出一家好店來！你呀，老夫子，你無非就是一匹馬，一輛車，坑坑洼窪到處走罷了。你既未開過店，我們為什麼要跟你這個假店主過不去呢？你想過這個道理沒有？看來你沒有想過。我倒是想過了，我今天告訴你，其中之關鍵，是你的文章沒有做好。”
孔子沉悶不語。毛澤東搖了搖頭。
“你雖述而不作，但是你之所述，其實，也並不漂亮。大約是你老了，所以蠢話很多。你用你的語言搓了一根繩子，這根繩子本來是掛你的店牌的，你卻沒有去掛，反而拿來束縛國人的手腳，尤其是我們青年人的手腳。這一縛，就縛了兩千多年。須知束縛是有代價的。既有束縛，便有反抗。所以我們這些晚輩就認定你有一家店，便要用石頭來砸你這個店。我小名石三伢子，我這塊石頭雖不大，也是砸著見痛的喲！”
說到這裡，毛澤東笑起來。
“但是你不要怕，”毛澤東又說，“你連個店號也沒有，你怕什麼？如今要怕的，倒是我們這些石頭，包括我這個石三伢子。我們砸了你的店子，我們又開什麼店呢？我們能賣什麼東西呢？其實，老夫子啊，我們也沒個店號，我們再怎麼盤算，也盤算不出有哪一票紮紮實實的貨於今可以賣給國人。所以，沒法子囉，我毛澤東今天還是願意跑來這裡，來你老夫子麵前洗一回腳，做一回你的弟子！好歹你還有個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我願意聽；你還有個有教無類，我願意聽；你還有個未知生，焉知死，我願意聽！我這麼說，你老人家該滿意了吧？”
毛澤東等了半天，沒聽孔子言語，便長嘆一聲，起身，袖子一揮，走了。
大成殿前松柏搖動。毛澤東一步步踱於松柏之下，神思凝重，凝重之間還頗有些愴然。中國叫孔夫子擺弄了這麼多年，什麼東西都集“大成”了，積重難返，要改變一點什麼，真個是難，但是一個民族總是要有新路擺在眼面前的，孩子一代一代生出來，路總是要不斷地走下去的。孔夫子之後，該走什麼路呢？中國總不能再走死路吧？雖說死路兩旁一直是松柏常青。
毛澤東到了上海，到處打聽陳獨秀，都沒結果。
他來上海，其目的，除了送別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之外，就是想求教陳獨秀。他覺得陳獨秀應是孔夫子之後的“集大成者”，雖然還沒見陳獨秀端出自己的完完整整的主義，但是站在其身旁的兩位先生，一位賽先生，一位德先生，卻早已在中國知識界深入人心了。
而陳獨秀這一時期卻沒有多談這兩位“先生”，他談工人，他現在已經明白去年李大釗老是談工人的意思了，他連續幾天都忙於在上海紡織工人集中地小沙渡作演講。中國產業工人的人數雖還有限，但其覺悟和組織程度，已越來越為此時的陳獨秀所關注。
講台下人頭攢動，剛下班的滿臉疲憊的紗廠女工們慢慢匯聚在這裡，一齊睜大眼睛聽陳獨秀演講。
“諸位工人師傅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嗎？”陳獨秀現在的演講，握拳頭的動作越來越多。這裡是滬西小沙渡工人補習學校前面的露天講台，陳獨秀面對的是密密麻麻的紡織女工的眼睛。這些眼睛總是明亮者少，灰暗者多。 “我們扯山海經的時候，總是說，我們不過是個小小的工人，能有什麼力量呢？工人師傅們，你們是有力量的！你們看看四周，我們每一個人穿的衣服，不都是你們紡的紗、織的布？要是沒有你們，所有的人不都要活活凍死麼？商人還能做生意嗎？兵士們還能打仗嗎？小孩子還能長大嗎？街上還有人走嗎？”
一個小個子工人慌慌忙忙擠進人群，又擠到演講台邊上，看他那副緊張如滿弦的神情，十有八九隱藏著壞消息。果不其然，當他把李漢俊召下演講台耳語幾句之後，李漢俊的臉色也頓然變了。
李漢俊跳上台，捅捅陳獨秀后腰，低聲示警：“警察馬上要到，停止演講！”
陳獨秀不睬，繼續打手勢，他正在興頭上。
“你們要懂得，這世界，本來就是你們創造的！沒有你們便沒有世界！但是，你們創造了世界，世界卻仍舊叫你們受窮，你們辛辛苦苦，起早摸黑，餓了，吃不飽！冷了，沒衣穿！病了，缺錢抓藥！生下孩子，念不起書！工友們，兄弟姐妹們，你們要團結起來，改善自己的境遇啊！”
工人們聽得專注，許多眼睛在慢慢亮起來，而李漢俊心裡的鼓點此時也越來越響，細細密密的冷汗從他的額上滲了出來。他摘下眼鏡擦一擦，擦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手指在打抖。他很不滿意陳獨秀的故作鎮靜，這不是革命者應有的風度。
“仲甫，還是走吧？”他又悄悄伸手，扯陳獨秀的西裝衣襟，扯得很有力。
陳獨秀煩了，一把將他搡開，繼續大聲說：“工人兄弟姐妹們，你們要想改進自己的境遇，不結成團體，那是不行的。但是，我要告訴你們，像上海的工人團體，就是再結一萬個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裡面出風頭，舊的工會公所裡面，一大半也是店東工頭在那裡包辦。他們不會給你們謀取任何利益！覺悟的工人呵，你們要另外聯合起來，組織起你們真正的工人團體！你們要用自己做工的雙手，替自己謀利益！”
“對！”人群中有人喝彩，“陳先生說得好！”
陳獨秀大聲喊：“工人兄弟姐妹們啊，團結，就是力量啊，五指捏攏，就是拳頭啊”
話沒講完，李漢俊一把扯住他，就往台下跑。陳獨秀正待發火，卻已經聽見有人驚叫“警察”，人群嘩的一下開始大亂，女工們一齊發出尖喊聲，這喊聲猶如幾百塊窗玻璃同時碎裂。
李漢俊迅速翻過講台後邊的一堵圍牆，有工人託了他一把。然而陳獨秀卻不行，接連爬了幾下，雖手上都是青苔，卻還是沒有翻過圍牆。陳獨秀心裡罵，屁股底下這五六雙手怎麼都輕綿綿的，還不如高君曼那雙手，他家廚房裡那扇窗子那麼高那麼窄，他還是能像條魚一樣鑽出去。就在這麼想著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經像朵雲一樣飛了起來，接著便與小半堵牆一起轟隆而墜了。他覺得屁股痛，而一動彈，又覺得右腳比屁股還痛。他喊李漢俊，沒回音，不知是被接走了還是被抓走了。
“過激分子跑了！翻牆了！”牆隔壁有人喊，並且有警笛嘟嘟響。
陳獨秀咬著牙站起，一瘸一拐奔逃。他想，再痛也得忍著，不逃不行，上海警察不見得比北京警察心腸軟。但是在翻過一道黃泥土牆之後，他只感到腳踝鑽心般痛，剛想喘氣，忽又聽見警察的沙啞的喊聲：“在這裡！”
陳獨秀心裡急，想使勁跑，又想乾脆不跑了，娘的，站下來不跑，又怎麼樣呢？正在猶豫當中，忽然耳邊響起一個女人的聲音：“快進這兒！”接著他就感覺到有一隻手狠狠拉了他一把。
這是一個暗黑的門洞。陳獨秀聞到了女人的氣息。這個女人在暗黑之處使勁按著他的頭，不讓他動彈。
門洞外響起紛亂的腳步聲，間雜著警察的大呼小叫聲，如同一股濁流，嘩嘩而來，又滾滾而去。陳獨秀在暗黑之中抬起眼睛，想看清一個人的臉，但是他看不清，只感覺這個人臉很白。
“你是誰？”他問。
“醫生。”
“醫生？你是醫生？”
“我是醫生。”
“為什麼我傷了，就會有醫生出來？”
“我一直在聽你演講。你說話真是有力。你的腳扭傷了，你該用點藥。”
女人說話的聲音很柔，耐聽。陳獨秀再不言語。幾分鐘後，她扶著他穿過一個門洞，又穿過一條窄窄的里弄。陳獨秀現在才看清了她，她一張臉很漂亮，眼睛和眉毛都很細，鼻樑挺挺的。陳獨秀一直沒有吭聲，任憑那女人叫了一輛黃包車，坐了上去，幾個彎之後，他又被扶進了一間舊舊的平房，平房裡都是質地很沉重的家具，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藥水味兒。
按照女人的吩咐，陳獨秀倒在一張竹躺椅裡，然後把右腳高高架起。
女人叫他忍住痛，脫了他的舊皮鞋，又脫了他的濕漉漉的襪子。濃濃的臭味從空中一陣陣散開出來。女人聞著，也不迴避，也無表情。她先用毛巾，再用酒精，淨了他的腳，然後調和著一種褐色藥膏，仔細地為他敷抹。陳獨秀齜牙咧嘴，感覺到又涼又痛，但是他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他在心裡已經確認她是個醫生了。醫生這種職業，他一向是敬佩的。女人問他痛不痛。陳獨秀說：“稍微有一點。我在北京也翻過一次牆，腳也扭過。”
“那就是陳傷了。”女人說。
一個男孩探進頭來，四五歲的模樣，臉很圓，頭髮蓋在眉毛上。他看看陌生人，又看看女人，說：“媽，我要吃番薯。”
“自己去鍋裡拿，乖！”女人說。
孩子走了。陳獨秀問：“你先生呢？”
“別提他。”
為什麼別提呢？陳獨秀木然，後來又搖搖頭。
女人笑一下，說：“我是一雙他穿過的鞋子，說扔就扔。扔了都五年了。”
陳獨秀瞧著自己的光腳丫子出神。
“你叫什麼名字？”他問。
“施芝英。”
“聽我演講，什麼感覺？”
“沒聽你講話之前，我是這個感覺。”施芝英伸手，按熄電燈，房間頓時一片灰暗。 “聽你一番講話，就是這個感覺。”
她復又打開了燈。
陳獨秀覺得這女人聰明。
“書生之言，不會有這番功用吧？”陳獨秀淡然地說，一邊說，一邊心裡振奮。他始終明白自己講演的那種衝擊力。
施芝英的回答態度誠懇：“不然，我也不會救你。我一個棄婦，敢背你敢扶你麼？”
陳獨秀盯著這位穿著碎花兒布衫的女醫生，仔細盯著，長時間盯著。這時候女醫生就發出了一聲笑，笑聲碎碎的，同時，她的笑容很嫵媚。
就在這一刻，相隔四個街區的上海半淞園裡，站在九曲橋邊的毛澤東興致也很高。
“諸位，諸位，”毛澤東高高舉手，搖著，招呼眾人，“離別時分，大家來合個影！你們到法蘭西，我留在岳麓山，又要幾度春秋不見故人嘍！”
一群來自湘江岸畔的男女青年在上海半淞園聚會。幾天后，其中的六位就將登輪赴法留學。
“潤之！”赴法留學青年蕭子璋忽然舉起雙手，按在毛澤東肩頭，兩眼直瞪，“你說實話，你是不是捨不得拋下你的楊開慧？”
“哪裡話！”
“那就橫下一條心，走！兩天之後，跟我們一起登船，到法蘭西喝咖啡去！那名單上，本來就有你毛潤之嘛！”
有人附和，都說要毛澤東同去。毛澤東笑，擺擺手，他是鐵了心不留洋的，於是他這樣大聲說：“第一，毛澤東不懂洋文，怕到了法蘭西受氣。子璋，你忘了？那天跟你學法語，三天沒記準一個詞。第二，大家都走了，總還要留個把人看看家吧？開開窗呀，掃掃地呀，看看這個很不干淨的家到底還得怎麼打掃呀，家裡弄乾淨也很要緊啊，你們日後就不回湖南老家了？”
“有理，有理，”好幾個人笑，“潤之說話總是強詞奪理。”
“我毛澤東還有幾句話要說。”毛澤東的表情有點嚴肅起來。
“講！講！”大家點頭。
“大家在湖南，學習很誠懇。到了法蘭西，好學風務必不要丟掉。我有個建議，無論到什麼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會員，就要組織起學術談話會，交換知識，養成好學的風氣。”
蕭子璋說：“這一條，我們能做到！”
“既然如此，”毛澤東說，“我還有個請求。”
“講！講！”
“你們遠涉重洋，為的是西天取經。我在家中守門，是就地打坐念經。大家一個目的，都是苦苦探求救國之真理。我希望諸位遊僧發現了什麼，悟到了什麼，必得來封信跟我這個在家和尚通通氣，大家一定要互相啟示，一齊得道，共同成佛！”
眾人覺得這句話說得好，於是一起鼓掌。
“那麼，八方和尚，一起拍照了！”毛澤東再次指揮，把大家喚在一起。
眾人剛站齊，聞得咔嚓一聲之後，便又聽得一聲尖利利的叫，那是一位年輕人跑進了半淞園，把手揮得像風車一樣。
“毛潤之！”那人喊，“你要找的人，在印刷廠！”
毛澤東果然在印刷廠見到了陳獨秀。
找得好苦，總算見著了。他發現陳先生瘦了一圈，不僅瘦了，腳也有點瘸，毛澤東後來知道，這是他爬牆摔的。
陳獨秀緩步走在機器旁，毛澤東從一旁扶著他。印刷機在滾動，機聲嚓嚓。
“腳上不要緊吧？”毛澤東問。
“上了藥膏，過幾天就好。今日封建軍閥扭了我的腳，明天我們就會喚起民眾扭下他們的脖子！”陳獨秀一說起傷腳，就有點咬牙切齒。
“陳先生的言談和文章，始終犀利如青鋒。”
“世間最犀利者，”陳獨秀說，“莫過主義。”
“對，對，”毛澤東興奮起來，“我近一個時期啊，一直在苦思這個問題。我到處追尋陳先生之足跡，就為的討教主義之問題。”
陳獨秀聞言，笑了，扭頭問他見過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沒有？毛澤東說見過零散的章節，還是幾個月之前在北京那座破喇嘛廟裡看的，很覺新鮮，但因難窺全豹，所以也沒有特別的感覺。
“那麼，”陳獨秀手指印刷機，“你看看我今天特地來校印的東西是什麼？”
毛澤東的視線落在印刷機上：“《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來，介紹一下，這位就是立下大功勞的翻譯家陳望道先生。”
陳望道從機房走了過來。
“久仰先生！”毛澤東微鞠一躬。
陳獨秀說：“該久仰！該久仰！十多年前，同盟會員劉師培在日本辦的《天義報》上，譯過《共產黨宣言》。不過，只譯了個序言。去年四月，我們在《每週評論》第十六號上，刊登過《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這一回，可就要全文出版了，陳望道先生真的功不可沒喲！”
“哪裡，哪裡！”一向斯文的陳望道照例斯斯文文說，“潤之先生的《湘江評論》期期拜讀，文氣磅礴，才是久仰！陳先生，你們那邊去談，校樣出齊，我來叫你。”
陳獨秀把毛澤東帶到又新印刷廠西頭的一個紙品倉庫裡，一坐落便直接問他：“潤之為什麼不去法蘭西？”
毛澤東想一想，說：“陳先生，說不想去，假的，我其實也很想去，只是，若是大家都走了，中國的虎豹豺狼，誰打？你看湖南張敬堯，至今還在吃人。最起碼，驅張成功，我毛澤東再去法蘭西！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學會有理，人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我偏不信。我這人好鬥，我就不信我毛澤東今生今世一定鬥不倒他張敬堯！”
“人不可無傲骨。革命家更不可無傲骨，我看你很自信。”毛澤東的這種脾性，陳獨秀很是欣賞。
“見笑於先生了。”
“不不，我喜歡這脾氣。你我性靈，彼此相通。毛潤之，你知道我加入過暗殺團嗎？”
毛澤東不甚了了。
“也就是你這個年紀，不，比你還小兩歲。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擺弄炸藥，發了誓，要刺殺慈禧太后。此時聽來，好笑吧？僅憑一身熱血，要挽天下之危。這就叫只見個人，不見社會，不見階級。從那時候起，我陳獨秀留洋，辦報，坐牢，奮鬥，實足摸索了十七年，至今才算徹悟，明白救國之路，別無他途，惟馬克思主義，惟俄式革命！”
陳獨秀這麼明確地讚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倒也是沒有想到。陳先生與李先生所思所想，看來是一樣的。
“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讀過沒有？”陳獨秀果然又這樣問。
“讀過兩遍。”
“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讀過沒有？”
“已經借得，尚未就讀。”
“要讀。還有，日本人河上肇寫的《馬克思唯物觀》，亦可一讀。再有，這一套《共產黨宣言》全譯本的校樣稿，你可以帶回去，先睹為快。”
“謝陳先生。”
陳獨秀不顧腳痛，還是站了起來，走了幾步，他的激情來了：“潤之，我已經抱定一個信念，四萬萬中國同胞要站起來，所倚仗者，必馬克思主義無疑！我們中國的腳，像我一樣，已經扭傷了，在世界上已經站不直了，不趕快倚仗一種堅實可靠的主義，很難走路。你記住我陳獨秀的話，中國，唯有倚仗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迎來德先生，才能迎來賽先生，才能使四萬萬中國人迎來永久之光明！”
毛澤東凝神看著陳獨秀，胸中似有閘門漸漸升啟之感。
十六年之後，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還回憶起了一九二〇年在上海的這次不平凡的會見。這次會見確是一次具有震撼力的談話。毛澤東說：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還說：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自己也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當晚，毛澤東便在上海的下榻之處，細細讀了宣言之全文。第二天，太陽照著這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號的時候，毛澤東還沒有睡意。他看著東昇的太陽照在門前“湖南改造促成學會”的油漆木牌上，熠熠發亮，他想，湖南也可能要亮起來了。這種亮，可能會很快，而且這種亮，跟張敬堯在不在湖南，可能並沒有關係；而且跟湖南是否一省先行建國，可能也沒有關係。
這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就在他這麼細細琢磨著的一個月之後，張敬堯終於被逐出了湖南。張敬堯並不是被民眾的抗議聲所驅逐，而是在直皖軍閥之間的混戰中敗走麥城的。身居上海的毛澤東在獲知這一消息時，卻顯得格外沉著。他已經不再相信湖南只走一個張敬堯便會出現新氣象，而深信唯有動員民眾參與革命，工農坐了天下，湖南才能真正亮起來，亮如旭日中天。
毛澤東買好了去長沙的船票之前，又專程去了一趟老漁陽里。不巧的是，主人又不在家，這一回，依舊是女主人高君曼給客人沏上一杯茶。
之前，毛澤東在彎起手指敲門的時候，門外還有個身材修長的藍旗袍女人，悄悄地閃在了一邊，毛澤東當時並沒有註意到這個女人，他進屋之後，只注意到沏茶的女主人神色有些憔悴。
“我是來辭行的。”毛澤東對高君曼說，“請陳師母轉告陳先生，湖南之事，務請他放心。我回湖南之後，第一，馬上就創辦一個文化書社。湖南人現在腦子飢荒實過於肚子飢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的書社願以最迅速的辦法，把救國之主義介紹給他們。師母，你在聽我說嗎？”
他發現女主人的眼睛老是瞄著窗外。
“我聽著，毛先生。”
“第二，我打算組織一個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再發行一份《俄羅斯叢刊》。師母，我覺得，俄式革命的研究，對中國而言，實在太重要了！”
“哦，哦。”高君曼心不在焉。
“第三，我要派湖南青年去俄羅斯實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儉學，就是法蘭西，我於今特別推崇俄羅斯。師母，是不是門外有客人？”
“別去理她。”
“是誰呀？好像有什麼事？我去開門。”毛澤東站起來去開門。高君曼想攔，沒來得及攔。
開了門，他便見著了那位身材修長的藍旗袍女人。 “請問你找誰？”毛澤東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