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31、美國心情矛盾地關注著事態
這天，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正式向中日兩國發出備忘錄，要求兩國停止軍事行動，並撤退軍隊。史汀生在召見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時表示：
我一直非常尊重和信賴幣原外務大臣的人格和他的方針，我在倫敦見過若首相，我對他的人格和才能也很尊重和信賴。因此，當這個內閣成立時，我便期待在這個首相之下，只要幣原外相能在位一天，日本將為世界和平而努力。可是，今日發生這樣的事件，我想日本政府一定很傷腦筋，我真希望能早日恢復原狀。最近曾經有一個國家說，想派遣武官前往滿洲從事調查，但美拒絕了這個提議。
國務卿像一個靦腆的青年，即使是想批評別人，也要在表明了十足的讚許和善意後，再一萬分婉轉地提出；國務卿又更像一個精於事故的老者，在“善意”地指出問題之所在的同時，還不忘記送上一份“誠摯的友情”——儘管有人要插手調查九一八事變，但我們美國卻阻止他這麼幹。
同一天，美國駐日大使也向日本政府轉達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代表美國政府就滿洲事件表達的立場，“自瀋陽事起後，軍事行動之擴大，其重大責任似須由日本負之”。但是，美國公使在轉達時聲明，“美國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務，此文不得視為抗議”。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軍事行動儘管引起了美國的不安，但它並不想和日本鬧僵。美國抱著矛盾的心情關注著事變的進程和日本的行動。
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列強眼裡，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一個十足的“異數”。在日本的滿洲戰略中，構想中的與蘇聯在未來的衝突就佔了很重的分量；在歐美列強關註九一八事變的視角中，把日本發動的戰爭引向蘇聯，也同樣是一個重要的支點，美國是這樣，英國和法國也是這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在與蘇聯毗鄰的中國東北發動一場軍事行動，之後揮師北上進攻蘇聯，是所有列強都希望看到的局面，在這個大目標下，日本的行為對華盛頓會議所確立的國際關係原則所構成的損害，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可是在美國人的眼中，問題還有另一方面。當時在世界上，中國是惟一一塊不曾成為殖民地的大片土地，作為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強國，美國在海外沒有大片的殖民地，也錯過了通過殖民地獲得豐厚利益的時代，所以它對中國一貫地持有門戶開放、利益均佔的政策，而日本如果獨占滿洲並進一步南下，就會危及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及其利益。當日軍在1931年底開始進攻錦州時，美國就要站出來說話了。
早在9月17日——事變發生的前一天，日本駐美國大使出淵勝次就與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進行了會談，並達成一項秘密旅遊諒解：美國許諾自己將不過問即將發生的事變（儘管不知道就在第二天），但日本的軍事佔領應限於錦州以北。 9月20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局局長霍恩貝克奉國務卿史汀生之命，召見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對事變的發生只表示了“驚訝”——一個曖昧十足的外交辭令。 21日，困境中的中國政府向美國發出了求救，請求美國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動，是違反《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的。該公約亦稱非戰公約，是在美國國務卿凱洛格和法國外長白里安的倡導下，於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簽訂的，它宣稱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放棄把戰爭作為實現國家政策的工具，承擔以和平途徑謀求解決爭端的義務，並且譴責把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凱洛格還因為對世界和平做出的傑出貢獻，獲得了1929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可是，美國國務院認為沒有必要公開中國的照會，而且也沒有給予任何答复，把中國政府的請求完全撂在了一邊。同日，當國聯秘書長德魯蒙德徵詢美國政府，問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違反《凱洛格—白里安公約》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說，美國並不認為對東北事件進行這種干涉是合適的。 24日，美國政府以內容相同的照會，分別緻中、日兩國政府，對事變表示“遺憾”和“憂慮”。希望中日兩國“各自調處其武裝軍隊”，按照國際公約與國際協定，“達到解決歧見之舉動”。
可是，九一八事變後局勢的發展，很快就開始觸及美國的底線。 10月8日，日本空襲錦州。這一下，美國開始擔心了，它害怕日本向中國關內擴張，以損害美國的在華利益。 10月9日，在美國召開了專門內閣會議上，國務卿史汀生在會上憤怒地指出：日本的行動表明，它已把各項國際條約“視如一堆廢紙”。可是接著，國務卿又充滿憂慮地說，如果美國提出任何針對日本的經濟制裁，都有可能導緻美日戰爭，美國沒有必要冒這個險，所以只能施以外交壓力，即所謂進行“道義制裁”。美國如此對日本在中國東北發動的戰爭一忍再忍，除了下不了與日本撕破臉皮的決心外，還是心存一絲的僥倖——日本人可能馬上就要進攻蘇聯了，也許就在下一星期。
10月下旬，美國總統胡佛發表了這樣的講話：
假使日本人公開地對我們說“我們不能再遵守華盛頓協議，因為……我們在北方已和布爾什維克的俄國為鄰，如果在側面再有一個布爾什維克化了的中國，我們的存在就在受到威脅，所以，讓我們有恢復中國的秩序的機會吧！……”我們是不能提出異議的。
11月初，日軍向黑龍江推進，美國如釋重負，以為它要進攻蘇聯了。於是史汀生於11月5日向日本駐美大使宣稱，美國對東三省事件的態度並未改變。 11月16日，美國列席國聯理事會的特別代表威斯在巴黎發表談話說：“日本為保衛日僑生命財產的安全起見，對滿洲的進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當日軍攻占齊齊哈爾——當時哈爾濱省的首府以後，即與蘇聯通過外交管道溝通，表示對蘇聯並無意採取敵對行動。而且，於11月26日，由日本駐國聯代表芳澤謙吉通知美國，日本準備回師進攻錦州。
於是美國又一次坐不住了，國務院通過駐日大使向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提交一份備忘錄，表示“對此殊為關切”；同時向中國政府發出建議，讓中國向國聯提出建設劃錦州為中立區。但日軍還是於1932年1月3日占領了錦州。對此，美國政府於1月7日向中日兩國發出照會：
鑑於目前的局勢及在此局勢下美國本身的權利與責任，美國政府認為它有義務照會日本帝國政府及中華民國政府，美國政府不能認許任何事實上的情勢的合法性，也不擬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間所締訂的有損於美國或其在華國民的條約權利……包括關於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完整，或關於通稱為門戶開放政策的對華國際政策在內的任何條約或協定；也不擬承認用違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為締約巴黎公約之條款與義務的方法而獲致的任何局勢、條約或協定。
這就是美國的所謂“不承認主義”。 1月8日，美國國務院又發表補充宣言，表示：美國絲毫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合法條約之權利，也不擬過問任何解決事件之方法，但此項方法不得破壞美國在中國的權利。美國政策的基本點是，既利用日本的北進，又限制日本的南擴，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國在華的權益。
美國政策的底線終於露了出來：如果日本佔領了整個東北，並且也無意去進攻蘇聯，那麼只要不損害美國的在華利益，美國政府就準備吞下這枚不怎麼好吃的果子。
從九一八事變爆發至1932年底，美國供應日本軍火價值達1.81億美元。
當希望日本進攻蘇聯的企圖落空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就徹底蛻變為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外交，只要日本不打碎美國在中國的壇壇罐罐，美國甚至願意部分犧牲華盛頓會議所確立的原則和秩序。那時的美國還處於奉行孤立主義的時代，處於新大陸之上的它，還看不出自己有什麼隔著太平洋對日本說“不”的必要。
美國的戰略家們甚至不如石原莞爾深謀遠慮。石原先把日本的假想敵定位於蘇聯——這是一場兼有利益和意識形態衝突的戰爭；後來，石原又把日本的假想敵定位於美國——這是一場重新排定列強座次的戰爭，也是一場石原版的東西方“文明的衝突”。美國走錯了路，也看走了眼。 10年後，在珍珠港的爆炸聲中，美國為它對日本的政策付出了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