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29、蔣介石告訴張學良：一切要聽中央的

事態在一天天地擴大，南京除向國際輿論呼籲、向國聯申訴外，對在北方首當其衝的張學良的態度和應對方略自更密切關注。 這一天，張學良派東北邊防軍副司令萬福麟和鮑文樾飛赴南京，晉謁蔣介石，請授機宜。 連日來，在北平的張學良也是頻頻召集僚屬商議對策。 19日上午，張學良召集東北外交委員會商議對策。這個委員會是在8月間當中日兩國間的空氣因為所謂滿蒙問題的各種懸案而黑雲壓城之際為，研究東北外交成立的。其成員有些是北洋政府時期的外交頭面人物。那天的會上，自北洋時代便在國際間折衝樽俎而享有盛譽的資深外交家顧維鈞建議，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國聯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顧維鈞分析說，國聯絕不願看到日本的勢力坐大而妨礙列強機會均等的原則，就算國聯對中日事件不能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訴諸國聯，也可以引起世界輿論的注意，間接給日本某種壓力。前不久剛從日本回國的湯爾和也力主此議。他說，根據他在日本的觀察，日本內閣正抑制軍部勢力，不願使東北的事態擴大，如用國聯的力量來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內閣便於對付軍部。會上，顧維鈞還提議，可以派人去東北了解日本負責人的意向，由相互妥協來解決中日間的幾個懸案，以緩和氣氛，從而鋪平全面解決的道路。這樣做會涉東北當局與日本單獨交涉之嫌，張學良沒有明確同意，但經顧勸說，覺得派人去探聽一下日本到底準備走多遠倒也無妨。

21日，張學良又在順承王府邀集平津名流和在北平的東北高級官員，磋商東北問題。出席者有李石曾、胡適、朱啟鈴、曹汝霖、陸宗輿、王克敏、王揖唐、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等平津名流，以及東北高級軍政官員王樹翰、劉哲、莫德惠、於學忠、萬福麟、王樹常、戢翼翹、鮑文樾等27人。出席者也“均以依靠國聯，聽命中央為是”。 張學良本人的態度和應對方略不光是為南京方面所關注，國內輿論也深為關注。 21日的《盛京時報》刊出了該報記者參加19日下午張學良在協和醫院召開的記者招待會後發回的新聞稿，報導張在招待會上所陳述的對事變的主張，“此時務須持鎮靜態度，當通飭關內外各機關，嚴肅紀律，勿得輕舉妄動，一切經過真相，均經報告中央在案”，云云。但也注意到“惟此案性質，迥異中村事件，所以是否以東北單獨之立場而從事解決，此時尚難言明。”

22日的《北平晨報》也報導了該報記者參加張學良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時的印象。張稱，“日軍現已開釁，但中國無意以武力待之。中國方面惟待世界公意之判決，並希望而期待對此事件將有公正之判決。”對於日方究竟“欲占至何地及其目的”，張稱他也不明白，因為“全部事件均係非常”。於是有記者問及“將來交涉係由中央抑由東北地方進行”的問題時，張氏答稱，“此系全國一致之問題，當由南京解決。” 張學良在公開的場合的所有表態與南京方面並無矛盾之處，但鑑於此前中日雙方在交涉諸如中村事件之類的懸案時，中方已出現過中央與東北地方雙重交涉的跡象；況且，縱觀中日“邦交”的經歷，識者不難看出，以日本多年來慣用之伎倆，此次事變若能由中日雙方交涉解決而不訴諸國聯，自然對日本有利；而在與中國交涉時，若能與東北地方當局直接交涉而不與中央交涉，對日本更有利，這與日本多年來欲將滿蒙地區“特殊化”的意圖是相符的。所以，對於東北當局會不會單獨與日本人交涉，國人顧慮，媒體關注，並非全無道理。

不獨輿論有此顧慮，即便是南京的蔣介石也未嘗沒有此種擔心。日本人從未掩飾過它視滿蒙地區為自己禁臠的意圖。對這點蔣介石看得真切。 1927年那次下野後東渡日本，與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秘密會晤時，田中勸阻蔣介石進一步的北伐計劃，毫不隱晦地強調日本在東北地區的特殊權益。至若驚動世界的所謂“田中奏摺”，即令不是田中本人所親撰，但觀其對滿蒙地區策劃之系統嚴密，亦可知其決非空穴來風，確可代表日本國內有相當勢力主張要對滿蒙地區採取斷然措施。對於近年來諸如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之類的所謂懸案，兩國輿論紛紛擾擾，但對於日本人在此類懸案背後的真正意圖，蔣介石是心知肚明。只是中國國內尚處分裂狀態，南京與廣州兩個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另外，中共雖然發表了抗日的宣言，但被國民政府軍隊團團包圍的紅軍，也終歸不可能派出一兵一卒對日作戰。九一八之後，蔣介石一直幻想通過訴諸國聯喚起國際輿論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迫使日本軍方退回到事變前的狀態。

近年來國際上的一些新動向，使蔣介石的這一線希望放大。 1928年8月27日，由美、法兩國政府倡議美、英、法、意、德、日等十五國締結了《非戰公約》，公約規定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自1928年起，國民政府施行革命外交，在爭取列強承認國民政府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1928年間，從美國開始，德、意、荷、英、法等主要國家先後都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因著這段經驗，蔣介石對訴諸國聯解決這次事變抱有一線希望。他擔心的是，如果東北方面與日本單獨交涉的話，那就有可能墜入日本人的轂中，而使大局壞掉。就算張學良不受日本人威脅或利誘，東北其他的軍政官員呢？ 所以，當萬福麟和鮑文樾肩負張學良的使命來南京向蔣介石請授機宜時，蔣介石告以“外交形勢，尚有公理，東省版圖，必須完整。切勿單獨交涉，而妄簽喪土辱國之約，且倭人狡橫，速了非易，不如委諸國聯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雖敗猶榮也。”蔣特地囑咐萬、鮑二人說：“你們回去告訴漢卿，現在他一切要聽我的決定，萬不可自作主張，千萬要忍辱負重，顧及全局。”

萬、鮑返回北平後，張學良又召集戢翼翹、於學忠、王樹常、王樹瀚商議。於學忠建議：雖訴諸國聯，避免全面衝突，也應集中數旅兵力，給敵以還擊，以求取諒於國人；同時令吉、黑兩省軍事負責長官返回防地，掌握部隊。 當時東北軍尚有近20個旅留在關外，這些部隊在事變發生時原本就群龍無首，又都因接到“不抵抗”的命令而人心動搖，在日軍的進攻和誘降下，有分崩離析之勢。如能像於學忠建議的那樣，集中部分兵力組織一戰，並加強對部隊的掌握，不僅可以向國人表示東北軍的抗日禦侮的決心，亦可振奮軍心，增強凝聚力，使部隊不至於瓦解，這樣今後無論是戰是和，都便於掌握形勢的主動。但張學良以榮臻已率部隊撤下，吉黑兩省的軍事長官也都不願返回原防為由，未予採納。

不過，下述原則在張學良心中確是漸漸地堅定下來：東北各地方政府在日本暴力之下，不得直接與日本交涉；外交交涉聽從南京中央政府指揮；取不抵抗主義政策乃為防止日本人挑釁而不授其以柄，以證明我方之酷愛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