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28、三個人與一場戰爭

這一天，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三個人，都出現在了三宅光治的家中，關東軍參謀長把他們叫去，商量如何為日軍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善後——以何種形式對被佔領土地實現統治的問題。商議的結果我們以後再交待，這裡想說說這三個人。 這是一個極具象徵意味的組合，因為沒有這三個人，九一八事變的謀劃、製造、發動甚至結果——一個偽滿洲國的建立，就如同失去主角的連續劇。 石原在進入作戰軍隊前，是一名軍事教官，他富有戰爭理論和戰略思維，是日本軍隊中少有的智庫型人物，他對於自己看準了的東西，就堅持不渝，甚至不惜違反日軍軍令而退出軍界。板垣是一個富有行動力軍人，他是日本少壯軍官一手策動事變的主持者，日後他所率領的師團，也是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一支勁旅。土肥原是一個在中國上層社會中人緣頗為熟稔的中國通，與前兩位熱心於軍事行動的日本軍官不同，從一開始，他就一直肩負著來自日本最高軍事當局的秘密使命，致力於在東北乃至整個中國建立一個受日本操縱的偽政權，當然，這與他身為日本特務的身份是相符的。三人之中，除石原外，其他兩人都是戰後的甲級戰犯，並最終被處以死刑。他們雖然日後的際遇不盡相同，可在九一八事變時期，都是日本少壯軍隊的代表，正是在他們的積極推動下，通過複雜而微妙的主戰少壯軍官、陸軍中央部和日本政府間的互動，日本才以“斷然”的方式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儘管，其侵略中國的方針是既定的。

對於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總設計師”這個稱謂，石原是當之無愧的。他這個日本陸軍大學的高材生，以1918級中名列第二的優異成績，被派往柏林學習歐洲軍事。與其他循規蹈矩的日本軍官相比，他的思維顯得廣闊而深遠，當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時候，有人甚至這樣評價他：“石原的頭腦是陸大創建以來最為出類拔萃的”。後來他曾經到柏林學習，研究歐洲的軍事史，對克勞塞維茨等西方軍事理論的了解，不亞於其他日本軍官對東鄉平八郎或者大山岩著作的熟悉程度。 在一般日本軍官的眼中，也許戰爭就是衝殺與劫掠，可石原卻更傾向於從國際關係和文明盛衰的角度去看待戰爭，甚至認為最終的戰爭是關乎世界命運的。根據他的邏輯，日本是東方精神價值的代表，而美國則是西文精神價值的代表，所以一場關涉兩個文明衝突的日美之間的戰爭是必然的。所以，早年的石原是以美國為最終假想敵，來考慮和設計日本的軍事戰略的。而嚴峻的形勢在於，彈丸之地的日本無法與踞有新大陸的美國相抗衡，於是建立一個包括日本、“滿洲國”和中國在內的東亞聯盟，就成為石原的近期目標。

也許，正是這種思路才是他要求到關東軍來任職的真正原因。只有佔領了滿蒙，才可以向南打開通向中國的大門，同時東北豐富的資源，也可以成為以佔養戰的不竭源泉。所以可以說，石原就是抱著把關東軍打造成佔領中國東北的尖兵的目的而來的。 1928年10月，石原來到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出任參謀，擔任河本大作的助手。那年，他就和河本製定了《攻取奉天城計劃》，提交關東軍幕僚會議討論。計劃立足於以寡敵眾，萬一發生事變的時候要“閃電般的消滅奉天附近軍隊，推翻其政權”。半年以後，河本停職。也許這本來應該成為石原的一次挫敗，可接替河本的竟然是板垣徵四郎上校，他與石原是老相識，在日本仙台時二人就對帝國的命運進行過討論，所談甚為投機。後來日本戰史家說，他們二人是日本對華戰史中的“絕配”。當然，二人策動的九一八事變，也遠比河本上校成功得多，“精彩”得多。

1935年，晉升為少將的石原調任參謀本部任作戰部部長。此時，他的戰略思想發生了變化。隨著蘇聯崛起後，他認為這個近在眼前的敵人，才是日本最大、最直接的威脅，而日本的軍事力量還不是蘇軍的對手。為此他主張，在來自俄國方面的直接威脅緩和以前，應該暫且避免同美國及歐洲列強的關係緊張化。把最後一戰盡可能地推遲下去。 石原思維的上述轉變，也改變了他對中國的想法。他開始拋棄用武力來組成東亞聯盟的設想，而強調要以道義上的勸說和示範作用作為爭取中國參加該集團的手段。在他看來，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國進行持久戰的泥沼，將是極為愚蠢的。這樣的戰爭會給日本真正的敵人蘇聯以可乘之隙。 1937年7月，在日軍全面發動對華戰爭的前夕，石原曾兩次堅持撤銷動員令，他也曾在戰爭爆發前一個月一次外務省會議上說：“只要我還活著，決不讓一兵一卒派到中國去。”他的下屬軍務局長武藤章反唇相譏地說：“這可真奇怪，您不是滿洲事變的肇事者嗎！我們只不過效仿您的事業而已。”此刻的石原，深深感受到了歷史的反諷意味。此後的石原一直在國內批評著在他看來誤入歧途的戰爭，他也漸漸受到日本軍界的排擠，最終不得不淡出日本軍界。

石原胸懷帝國戰略的歷史感，以戰略家的面貌在日本軍界崛起，他曾經有力地推動了日本這台戰爭機器，但終於又被這台已經轉得太快的戰爭機器所拋棄——這是石原的悲劇；但又正是由於石原對戰爭的反省和批評，戰後他沒有受到遠東軍事法庭的戰犯審判——這抑或是石原的喜劇？ 與石原不同，板垣則更多的體現出一個職業軍人的特點，無論是其家世淵源還是其出身本身。他的祖父板垣直作是藩主的講師，神道教徒；他的父親板垣政德受日本儒學影響較深，也是個虔誠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響很深，從小立下了“長大以後當大將”的志向。他先後進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和東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 1904年參加日俄戰爭，任排長。 1913年，又進入日本陸軍軍官的搖籃——日本陸軍大學學習，1916年畢業。 1929年任關東軍某部團長，駐中國瀋陽。當年，河本大作由於炸死張作霖的事情敗露離職，板垣調任關東軍高級參謀。在這裡，他遇到了自己的老相識石原，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二人在仙台時的交談，於是很快走上了既定的道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核心“二人組”一拍即合。

在日本少壯軍官的眼裡，板垣性格包容、待人寬厚、處事果決，是典型的“帥才”；石原以他的深遠的思想使人敬佩，但卻不易接近。但這二人在一起，卻可以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板垣是高級參謀，他既有帶兵打仗的閱歷，又有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經驗，所以對於發動事變而言，是一個合適的主事人。他早年的職務幾乎都與中國有關，長期對中國的研究觀察，使他與土肥原、本莊繁一樣，在日本軍內都贏得了“中國通”的名聲。他對於中國東北的理論是：“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實際上，滿蒙對美、俄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係。” 他與石原合作還不到一年，二人就共同策劃並由他主要組織了足跡幾乎遍及整個東三省的三次“參謀旅行”。以二人為首的關東軍少壯軍官們在哈爾濱乘汽車實地偵察，作進攻前的地形判斷，研究了松花江作戰和占領哈爾濱後的前進陣地。在齊齊哈爾、海拉爾等地的進攻與防禦，興安嶺東側地區可能發生的遭遇戰等，都在他們的腦子中細細地縷了一遍。這三次參謀旅行，為關東軍在東北全境展開軍事行動，做了重要的準備。

事變發生的當晚，他坐鎮奉天特務機關，當河本末守中尉向他報告爆破柳條湖滿鐵成功的消息後，是他第一個向關東軍下達了攻擊北大營的命令，這時，他作為一個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帶過兵、打過仗的日本軍官的“優勢”充分發揮了出來。當然，他還很堅定，據說當日本外交官森島前去試圖阻止關東軍的冒險行為時，他曾撥出軍刀顯示了日本軍隊的行動絕不受外交部門的轄制。 可以說在整個九一八事變中，板垣作為帝國軍人的生命達到了“輝煌的頂點”。後來當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他擔任日本精銳的第5機械化師師團長，但在中國的作戰卻乏善可陳。之後，他還擔任過日本陸相等要職，也於1941年終於實現了少時“當大將”的夙願。不過這一切，似乎都不如九一八事變中的“板垣大佐”來得“光榮”。 1948年12月23日，板垣被押上東京巢鴨監獄行刑室的絞刑架，幾分鐘後氣絕命亡。

與上述兩位相比，土肥原與九一八事變的關係，也許沒有那麼密切，但是，在9月22日三宅光治的家中，畢竟是他第一個提出建立“以日本人為盟主的蒙滿五族共和國”——亦即日本偽滿洲國的方案的，而且，這個方案並非神來之筆，而是他多年在中國從事特務工作的長期目標。 土肥原出生於日本岡山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早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後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後被派往設在北平的日本駐華特務機關——坂西公館，任日本特務頭目坂西利八郎的助理，開始了其在中國長達30餘年的特務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參謀本部部員的身份來到中國的，所以有理由認為他肩負了日本陸軍最高當局的某種秘密使命。 1918年，他調任北洋政府黑龍江督軍顧問，1920年任日軍步兵營長，1920年赴歐洲考察軍事，1923年重返坂西公館——人們已從中隱隱看出日本陸軍當局對他的刻意培養。

據說，土肥原練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國話，還精通四種中國方言，常常身著中國長衫或中山裝，還加入了中國的幫派。他想方設法了解中國的歷史和風土人情，對於中國政界的內幕、官場習氣和各派鬥爭——總之屬於潛規則之類的東西，尤其感興趣。本莊繁、板垣徵四郎這些中國通在他的面前，可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他的家中往往是笙歌達旦，在日本舞伎的輕歌曼舞中，中國方面的情報就流入了他的耳中，因此，他也得到了“東方勞倫斯”的稱謂。 土肥原與閻錫山是日本士官學校時的同學，他於1919年到1920年間多次到山西與閻“敘舊”，閻對這位頗有來頭的日本同學自然是待如上賓。於是他向閻提出要到山西各地“旅行”，閻慨然應允。於是，他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詳細的考慮，對於山西北部要塞雁門關的地理情況尤為留意，詳細測記了重武器可以通過的地點。七七事變後，日軍侵入山西，山西守軍認為雁門關是天險，尤其是關北的鐵甲關更是地形險要，重武器很難施展，故沒有設兵布防。但日軍很快就憑著當年土肥原繪製的地圖，從最為險要的鐵甲嶺越過了雁門關，使中國守軍大吃一驚，直到很晚他們才搞清為什麼日軍會對地形更為熟悉的原由。

九一八事變前夕，土肥原由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調任駐奉天特務機關長。這一調任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在天津時就已經盯上了溥儀，而把溥儀從天津弄到東北，也正是他對日本的滿蒙方略做出的最大貢獻，儘管事變發生時，他並不在奉天，而是在東京向最高當局匯報自己關於“根本解決”蒙滿問題的想法。 多年後的溥儀在回憶他對土肥原接觸的情境時，講述了一個“祛魅”後的土肥原的形象： 那時關於他有種種充滿神秘色彩的傳說，西方報紙稱他為“東方的勞倫斯”，中國報紙上說他慣穿中國服裝，擅長中國方言。根據我的了解，他在中國的活動如果都像鼓動我出關那樣做法，他並不需要傳說中的勞倫斯的詭詐和心機，只要有一副賭桌上的面孔，能把謊話當成真話說就行了。那次他和我會見也沒有穿中國服裝，只不過穿了一套日本式的西裝。他的中國話似乎也不怎麼高明，為了不致把話說錯，他還是用了吉田中太郎充當我們之間的翻譯。 ……他那年是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現了鬆弛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鬍子，臉上自始至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惟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這個真實的土肥原，儘管沒有傳說中的神奇，但卻是“大巧似拙”，僅從“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這一點，就足見這個特務的可怕程度。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晉升為中將的土肥原，也曾擔任師團長，帶兵直接參與了日軍的侵華戰爭。可是約一年後，他又奉調回國，參加由陸、海、外代表組成的“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籌建中國占領區內統一的偽政權，並在上海設立了辦事機構——土肥原機關。可是這一次他卻失手了，他沒能成功地策動吳佩孚出任偽政權首腦，而讓另一個日本特務組織“梅機關”搶了先——他們率先策反了汪精衛。 據說，土肥原在與人交往時，處處以晚輩自居，看上去對世事漫不經心，因而中國的顯要們不僅不對他加強防備，反而是頗有好感。對這種外表忠厚、內藏奸詐的人，中國人是最痛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