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24、中共對事變做出反應

9月20日，秘密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向社會公開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 30日，又以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名義，向黨內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聲明事變的性質是“日本帝國主義和積極殖民地政策之產物，是日本武裝佔領整個滿洲企圖的露骨的表現”，並響亮地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立刻撤退佔領東三省的陸海空軍！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 上述中共中央對九一八事變做出表態的兩個文件，是由王明起草的，也有材料說是博古（秦邦憲）根據王明的指示起草的。此時的中共中央雖然還在上海堅持著，但已經很難正常開展工作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1931年4月顧順章的叛變。顧順章原系中共情報工作的負責人，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在上海高層領導人的情況，他都知道，其叛變為中共中央所帶來的危害可想而知。雖然，由於錢壯飛機智勇敢的果斷行動，將顧順章叛變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境遇已變得極為凶險。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領導人王明和周恩來到蘇聯去，並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下成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進入中央負總責。 9月20日，正當王、週二人準備動身前往蘇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很快，上海、南京的民眾們紛紛走上街頭，掀起了反日愛國運動。已長時間處於革命低潮而備感艱難的中共領導人一下子興奮起來——“現在這樣忙，怎能離開？”於是王明決定盡快起草上述文件，表明中共中央對事變的態度，並指導全黨新形勢下的工作。 11月27日，剛剛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表對外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反對日本的侵略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中共滿洲省委指示各地黨組織，加強同群眾的抗日義勇軍的聯繫，並組織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開展抗日鬥爭。中共中央又先後派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趙一曼等到東北，加強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巴彥、南滿、海龍、東橫、寧安、湯原、海倫等游擊隊相繼成立，逐漸成為東北的主要抗日武裝力量。

此時，形勢擺到黨面前的問題是，如何認識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國內階級關係發生的深刻變化，從而把握中國革命的方向和主動權。但此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已取得統治地位。中共臨時中央不能正確地認識並處理這些問題。它作出的一系列決議，使“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實際工作中進一步得到具體運用和發展。 當時，共產國際認為日本侵占東北主要是“向反蘇戰爭又前進了一步”。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共臨時中央也亦步亦趨地照搬共產國際指示，認為“現在帝國主義實行佔領中國東三省，不過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必須在擁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這種說法完全脫離實際情況，自然難以為中國人民所接受。

對日本侵略引起的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中共臨時中央也沒有正確的認識。他們看不到中間派因要求抗日而產生的積極變化，也看不到國民黨內部正在發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認為中間勢力“是幫助國民黨來維持他的統治，來使群眾不去反對與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因而“這些派別是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這樣做，只能把一些原來可以成為朋友的中間力量推向蔣介石一邊去。 他們沒有在新的形勢下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而是強調國民黨政權同蘇維埃政權之間的對立，作出這樣的判斷：“國民黨統治的崩潰，正在加速進行著”，“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 他們在領導城市工人運動時，採取冒險主義的方針，如要求上海等處“盡量用全力來準備各個企業的總罷工”，“'工農武裝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應該是黨目前的中心鼓動口號”，拒絕採用合法形式來組織工人鬥爭。他們不顧客觀條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黨組織，通過發動兵變和工農運動，立刻“創造出北方的蘇維埃區域”。

他們在作出這些武斷的規定後還十分自信地寫道：“中央堅決的相信：各級黨部必定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百分之百的把這些緊急任務完成起來！” 根據這一形勢，黨在這次事變中的中心任務是： 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無情的革命鬥爭上來。抓住廣大群眾對於國民黨的失望和憤怒，而組織他們引導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抓住一切災民、工人、兵士的具體的切身要求，發動他們的鬥爭走到直接的革命鬥爭。領導群眾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的奴役和侵略，反對進攻蘇聯和蘇區，擁護蘇維埃，武裝保衛蘇聯，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而鬥爭。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共臨時中央雖鮮明地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圖謀，也通過滿洲省委對抗擊日本侵略做出了實際的安排，但在王明“左”的思想指導下，沒有抓住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後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不但沒有提出抗日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反而片面誇大革命的大好形勢，繼續主張走城市暴動的錯誤路線，所以，其主張在民眾中的影響是有限的，也沒有對當時時局的發展起到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