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17、半途而廢的督師“剿共”

東北的緊張局勢並沒有捆住蔣介石的手腳。當把國民政府一些事務安排妥當後，他第二次離寧赴贛，到“前線”督師“剿共”——那裡的戰事如何，才是這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製定者最關心的。 蔣介石是乘著永綏艦離開南京的。這名曰永綏的砲艦是一艘內河裝甲運兵船，1931年前後蔣介石只要沿水路出行，幾乎都乘坐它，使它儼然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水上的“空軍一號”。那一年因為發大水，長江的河道也變得更加深闊，永綏艦在這樣的河道裡跑得倒更帶勁了。 隨行的還有周佛海，他那年34歲。 週佛海是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位很有意味的人物。 1897年5月，週佛海出身於湖南省沅陵縣一個偏僻的山村。在不能算長的51年人生路途中，他經歷了三變：一變成為中共黨員和一大代表，二變成為國民黨員，擔任國民政府要職，三變投入日本人的懷抱，墮落成中華民族的罪人。週佛海的“人生三變”，卻都與日本有某種若隱若現、千絲萬縷的關聯。

1917年，20歲的周佛海在好友和所在學校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留學。與許多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恰恰是在日本接到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開始信仰共產主義。 1921年夏，週佛海利用暑假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從而成為資格最老的中共黨員之一。 1921年11月初，他攜戀人楊淑慧离滬返回日本讀書。許多熱衷於政治的青年都有如下特點——火熱的政治激情與政治信仰的多變性相生相伴，週佛海亦不例外。第二次東瀛之行，不但沒有把他塑造為一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相反，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漸漸動搖起來。不久後，他實際上與黨組織就脫離了關係，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 1924年秋，中共中央看到週佛海去意已決，准其脫黨。幾乎就在他與共產主義漸行漸遠的同時，他結交了另一位同樣有深深“日本情結”的國民黨人戴季陶，二人相見恨晚，週對戴十分推崇，以之作為自己的榜樣。在戴的大力舉薦之下，他投入國民黨陣營，後來幾經波摺機緣巧合，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文膽”。 30年代初的周佛海儼然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1931在國民黨四大上，由於蔣介石的提攜，他當選中央委員，且得票最多，號稱“狀元中委”。

1930年9月18日的永綏艦上，週佛海與蔣介石在一起，二人並排站著，幾乎肩並著肩，人們不可能看到二人之間有任何的罅隙。可當事件被時間沉澱為歷史時，從這幅圖景中卻透出了濃厚的反諷意味：10多個小時之後，柳條湖的爆炸聲響起，中日兩國無可避免地走上了戰爭之路；六年後，蔣介石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和被他“圍剿”了五次的中國工農紅軍的合法地位，開始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七年後，蔣介石身邊那個穿著中山裝的人背叛了國民政府，他和汪精衛一起，投向了日本侵略者的懷抱：歷史的分分合合，人與人之間的敵敵友友，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蔣介石把共產黨和紅軍看作自己的心腹大患，也是其來有自。到193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暴動，在偏遠的農村山區建立根據地，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全國工農紅軍發展到10多萬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和廣西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根據地，其中，江西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根據地，最大也最重要。這些根據地大多建立在幾省交界的地方，國民政府的中央軍鞭長莫及，而地方實力派則因為既缺乏幾方協調的機制，又缺乏“圍剿”根據地的迫切需求，也沒有能對根據地的擴大、紅軍的發展做出有力的遏制。

可是蔣介石不能坐視紅軍力量的發展。 1930年11月，也就是中原大戰剛剛結束才兩個月，蔣在國民黨的三屆四中全會上，就把“剿共”確定為急務，他在大會上做報告說“匪共之禍不除”，將“貽舉國以莫可收拾之大患”，並聲稱，“期以三月，最多半年，限令一律肅清”。蔣介石的“剿共”行動比他的“剿共”宣言還要早些，同年10月，第一次“圍剿”就開始了。可是不到三個月時間，“圍剿”失敗了，那時蔣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豪言壯語”，也許才剛剛被傳達到一些偏遠的地方。蔣介石看到地方軍隊不中用，又調集20萬大軍，派黃埔系的大將何應欽總攬全軍，自己還跑到南昌督師。可是在5月16日至31日的半個月間，與紅軍接戰凡五皆敗，損失3萬餘人。第二次“圍剿”又失敗了。

蔣介石很快又在第二次“圍剿”失敗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就發動第三次“圍剿”，這是蔣介石聽從了德國的軍事顧問喬治·魏采爾的建議。 中德兩國的軍事合作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入了“蜜月期”：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工業品、軍火的市場，她所擁有的豐富的戰略物質——鎢、銻、錳等，更是德國稱霸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蔣介石則醉心於德國的軍事化、工業化、集權化製度，他希望能從德國輸入軍隊的管理方法、先進的戰略戰法、戰鬥技能，尤其是讓那種“德意志精神”灌輸到他麾下軍隊的脊髓，建立起一支強大的軍隊。於是德國軍事顧問就應運登場了。十年間，共有135位德國顧問在華任職。他們積極地參與了中國的“安內”與“攘外”，幫助國民黨政府訓練軍隊、採購軍火、出謀劃策。這些對後來的抗戰也有巨大的影響，例如法肯豪森總顧問就擬訂過抗戰的總藍圖。一二八抗戰中，德國顧問親手訓練的87、88師打得威風八面。而八一三抗戰，更被日軍稱為“德國式的戰爭”。

魏采爾是蔣介石的第三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來中國前他的職務是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作為一名參加過一戰的名將，他擬訂作戰計劃、實施作戰指揮的能力很強，也是在作戰方面對蔣幫助最大的一個顧問。魏采爾認為，與紅軍相比，國民軍的優勢在於裝備、兵力和給養，所以應趁紅軍剛打完大仗，尚在各地休整而未完成集結的情況下，以優勢兵力，閃電般地驅軍長入，從各方向直插蘇區腹地，佔領廣昌、寧都等中央根據地的心臟地區，從而贏得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動。蔣介石認為德國專家說的有理，於是調動30萬大軍，主力部隊由蔣的嫡系5個師共計10萬人組成，親自擔任陸海空軍總司令，於7月對紅軍發動了第三次“圍剿”。 開始時，第三次“圍剿”的確給中央蘇區造成了不小的壓力，毛澤東後來評價到這是“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那時，毛澤東和朱德手握指南針，親自帶領部隊穿插前進，這種緊張和慎重的情境，在以往和後來的紅軍的作戰行動中，都是很少見的。

可是，第三次“圍剿”並沒有能對紅軍造成太長時間的壓力。紅軍對國民黨軍隊作戰取得的最大勝利發生在9月份。此間，廣州國民政府利用蔣軍主力深陷江西之機，正向湖南衡陽進兵，對蔣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脅，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下令正在捕捉紅軍主力的國民黨軍隊後撤。紅軍抓住戰機，全殲蔣鼎文部一個師，韓德勤部一個旅。 正是在這種“剿共”不利的局面下，蔣介石決定再次赴南昌督師。就在永綏艦行至鄱陽湖水域時，他接到九一八事變發生的電報，還沒到達南昌，就不得不掉轉船頭，馬上趕回了南京。 歷史行到此處，“剿共”與抗日無可避免地不期而遇了。 中原大戰之後，蔣介石擺平了地方實力派，“攘內”的主要對象，自然地成為了共產黨和紅軍。在當時，不光是蔣介石，許多國民政府的大員都這麼認為。張學良表示：“不安內，使不能攘外，要安內，必先剿滅赤匪，只有在撲滅赤匪以後，全國上下才能結成一致的對外戰線，才能收復失地。”國民黨宣傳干將劉健群也認為：“'攘外必先安內'，這是事實。國內社會不安定，政治不上軌道，當然沒有力量去抵抗外侮。”

但是，在民族危亡面前，如何化解國內政治衝突，形成統一對外力量，國民政府作為國家最高權力代表，有責任考慮，也必須考慮。 1933年1月，丁文江在《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中提出，應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這篇文章當時在全國激起很大反響，質言之，就是“和內始能攘外”。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認為，取消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充分發揮各黨各派及全體人民的力量，中國才有出路。否則，“政府懷疑民眾，民眾也懷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國民黨怕被共產黨利用，共產黨也怕被國民黨利用”，中國將無藥可救：胡適這麼說。當然，丁文江與胡適都是自由派知識分子，而對於更有革命傾向的知識分子例如陶行之等，則直言不諱地批評蔣介石說：“蔣君介石說，攘外必先安內，孫君哲生（孫科）說，救國必先救黨。我的見解恰恰與蔣孫兩君相反：安內必先禦外，救黨必先救國。”

可是蔣介石不這麼認為，雖然，他也是一個有著民族主義精神的人。他認為對中共做出妥協於時事無補，因為在那個時期，他還不認為日本會發動一場全面的對華戰爭。他固執地堅持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把共產黨作為自己的對立面，而對國內日益高漲的停止內爭、一致對外的呼聲充耳不聞。 歷史最終還是捉弄了蔣介石。 1936年正是他在又一次的督師“剿共”中，被已決心聯共抗日的張學良、楊虎城“兵諫”，而不得不做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決定。歷史是嚴肅的，也是無情的，對於失去歷史性機遇的人，無異於錯過了最後一班地鐵的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