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8、不抵抗：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事變發生當晚，從晚上到19日凌晨，張學良只接到從瀋陽打來的兩個電話和一個電報——這就是他判斷東北局勢的所有信息來源。第一個電話是榮臻打來的，他報告說日軍正在進攻北大營。張學良一如既往地指示：尊重和平的宗旨，避免和日本發生衝突。第二個電話是王以哲打來的，再次向少帥請示怎麼辦，張仍下令不抵抗。之後瀋陽方面的電話就打不通了。原來，凌晨2時許日軍就已佔領了無線電台及電話局。榮臻於是用小型電報機再次向張發報說明情況並請示對策。 20日，《大公報》登出這封電報的以下內容： 萬急。副司令鈞鑒：詳密。日兵自昨晚十時許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炮攻擊北大營及兵工廠，該廠至現時止，尚無損失。北大營迫擊砲庫被毀，迫擊砲廠亦被佔領，死傷官兵待查。城內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擊，警士被驅退出，無線電發報台亦被侵入。向日領迭次交涉，乃以軍隊之行動，外交官不能直接製止等語相告，顯係支吾，並云由我軍破壞南滿鐵路之橋樑而起，實屬捏詞。截止本日午前五時尚未停止槍砲。以上等情，均經通知各國領事，伊等尚無表示。職等現均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糜爛，餘續電，並乞轉南京。謹陳。臧式毅、榮臻叩，皓卯印。

電報中第一次出現了“不抵抗”的字樣。張學良將榮臻的電報轉交南京國民政府，並向正在赴南昌督師“剿共”途中的蔣介石做了報告。 張學良立即召來在北平的國民政府要員討論時局，討論一直持續到凌晨6時。著名外交家顧維鈞也來了。顧維鈞提出兩點建議：第一，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聯提出抗議，請求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第二，立刻派一位會日語的人設法去與日本旅順總督和南滿鐵路總裁內田康哉接觸。張學良贊成第一條建議，對於第二條建議，以沒有合適的人前往東北為由推掉了。 上午10點，大批中外記者陸續聚集協和醫院。張學良發表談話稱，“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他說，昨晚日軍進攻北大營，佔領所有交通機關，自己在瀋陽住宅亦有日兵守衛，但“截至上午六點半止，秩序未壞，我方軍民，悉不准備抵抗”。並希望“國民冷靜隱忍，勿生枝節”。這天，張學良還發表一項通電，再引榮臻電報強調，面對日軍挑釁，“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第二天，此通電報遍載全國各大報，張學良和東北軍遂以“不抵抗主義”而出名。

張學良的不抵抗思想是既定的。早在7月8日，張學良闡述對萬寶山事件的處理原則時，又一次提出“對日寇隱忍自重，基於和平手段，依據公理，由東北政務委員會及吉林省政府負責解決事件”。此時，日軍在東北尚沒有大的異動，張學良卻已將問題提到要不要與日軍開戰的高度，可見他已把局勢看得十分嚴重。 張學良的以不抵抗為主調的對日方針，符合中央政府特別是蔣介石的相對政策。 7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表示“此未對日作戰之時”。 13日，於右任電張：“中央現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8月16日，蔣介石在給張學良的“銑電”中說得更明白：“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9月，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又給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發來密令，做出如下指示：

查中日情形之惡化，素有緣由，如該公使之報告，因東三省與日本接壤，交涉案件靡月無之，涉及常駐軍與鮮民之案件尤為重大。此亦被日本方面作為藉口，進行挑戰之藉口，實為橫蠻無理之至。日方雖有任何行動，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致啟戰端。 20世紀30年代，在各地方實力派中，張學良是最忠實於南京政府的一個，他對南京政府寄寓了很大的期望，盼望出現一個統一、強大的政權，來實現國家的富強，也盼望出現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央政權，來作為他抵抗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的堅強後盾。但是，他畢竟是直接下令和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的人。 “不抵抗將軍”的惡名，他背負了好幾十年。這個悲慘的事件影響了他整整一生。 當時的南京政府和張學良本人，對於日本尤其是關東軍準備在東北動武的情況還是有所了解的，同樣是在9月份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給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發來的密令，還提到瞭如下情況：

頃據駐日使領館報稱：“近來日本各政黨，不問當政與否，皆對我國絕對無誠意與親善之態度，反而採取積極之侵略政策。最近，日政府當局，有以我國在東北修築對於滿鐵之並行線、對抗滿鐵特殊權利、我國正規軍隊殺害中村大尉、青島民眾襲擊日本僑民、在東北各地壓迫鮮民、組織排日會為口實，實行挑戰準備之舉。而且，日本陸軍當局已公然通告常備及預備役軍官，必須在滿蒙方面積極地進行作戰準備，並採取如下充實各種實力之行動……查日人對中日各交涉案之無誠意，國人早已洞悉，而且，其對滿蒙之侵略政策亦國人所共知。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滿鐵並行線和鮮人壓迫事件為名，進行挑戰準備充實軍備，我東三省必首當其衝。……滿鐵沿線之常駐軍又有越界演習之舉動，可見其居心叵測。故而，將所探知之情況報告如上，請予注意。”

這是一份內容豐富翔實、有相當眼光和分量的情報，在事變前就擺在了南京最高當局的辦公桌上，張學良也看到了。可是，國民政府包括張學良在內，還是採取了堅持的不抵抗政策。 眾所周知，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是導致不抵抗政策的罪魁禍首，但歷史實際的進程卻要復雜得多。事實上，包括張學良在內的國民政府當局當時有一個普遍性的判斷，那就是對中國發動戰爭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充其量也只是少數軍人的冒險行為，只要中國方面克制、忍讓，不給日軍以可乘之機，到頭來日本最高當局終究是會站出來製止少數日本軍人這種愚蠢的做法的。 事變發生不久，於學忠曾向張學良建議：“日本軍人現仍繼續侵占東北各地，橫行無忌。我們雖避免全面的衝突，但也應集中幾個旅的兵力，犧牲他三團人，給敵人以打擊，以挫其侵略氣焰，並取諒於國人。”但張學良未接受於的意見。張學良表示：“如由余手失去東北，餘心永遠不安。但餘實不願意以他們的生命財產，作餘個人的犧牲，且不願意以多年相隨屢共患難的部屬的生命，博餘一人民族英雄的頭銜。”

事隔59年後的1990年，年近90的張學良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記者訪問時承認自己當年判斷錯誤。那時他認為戰爭不合乎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是不會贊成出兵入侵中國的，事件僅為日本軍部和關東軍的一部分野心家所為。基於這個判斷，他認為日本政府必會約束關東軍的侵略行徑；若他屬下的東北軍不抵抗，避免衝突，則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過，這種判斷與上述中國駐日本領事館報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份報告認為日方很可能在東北發動的軍事行動，是日本的基本國策，也是日本各界的一致的主張。那麼是什麼導致了國民政府當局固執地認為，日軍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又僅僅是一次挑釁呢？ 7月6日，當張學良最早就東北地方當局的對日政策下指示時，電令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1932年1月，蔣介石在一次演講中說：

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及得於24小時內侵占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以我國陸海空軍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3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脈絡悉斷，雖慾不屈服而不可得。 總之，中國打不過日本，與日本馬上宣戰，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這種說法看起來很有道理，畢竟，當時的中國要想獨自憑自己的力量打敗日本，無疑十分困難。可是，不宣戰並不等於不抵抗，一味地屈從於人，不但不能成為談判桌上與對手討價還價的砝碼，反而會誘發對手得寸進尺的貪婪。當然，如果把不抵抗看作是在國際上佔據道義的製高點從而贏得一致同情與支持的代價，那就更加不值，“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英國外交官這一冷血的命題，倒是概括出了國際關係的實質，到“利益至上主義”的國聯去爭取正當的國家利益，而全無實力的保證，是一個更大的天方夜譚。

從另一角度看，可以說正是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成就了日軍的軍事行動。日軍在東北製造事端以觸發軍事行動，並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完整軍事戰略的一部分，而是日本政府、陸軍中央部、關東軍與少壯派軍官四者復雜互動的產物。如果事變成功，那麼一個以佔領整個東北為目標的軍事行動就會迅速展開；而一旦事變失敗，日本少壯軍官們將為關東軍承擔責任，關東軍則為日本陸軍本部承擔責任，而日本陸軍本部將為天皇承擔責任——這也是一個早就計劃好的“退出”策略。加之，當時關東軍的總兵力只有1萬多人，雖然有滿鐵運輸所帶來的快速機動的優勢，但在進攻北大營時並沒有必勝的把握。如果關東軍在東北的軍事冒險受挫，那麼存在於日本政府、軍部、關東軍與少壯軍官間的矛盾就會總爆發，這足以遲滯日本對東北乃至整個中國的侵略步伐。但可悲的是，歷史並沒有真正演出這一幕。

軍事家在面對強敵時，總會巧佈疑兵以掩護大部隊的轉移，高超如諸葛亮者還會用空城計嚇退司馬懿的大軍，而不抵抗政策就猶如兩軍對壘時不管不顧地撒腿就跑，還號稱自己是道義的一方。在這種情況下敵人只會一路掩殺，而逃跑者也只會是一潰千里。